11/17/2005

顏色

大概是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在安徽合肥地方,有兩個小女孩子,是一對好朋友。其中一個,是大戶人家的小小姐。另一個,則是小姐家裡供養的盲眼小比丘尼。儘管身分不同,兩個小姑娘年紀相近,互相作伴,玩在一塊兒。盲眼的那一個,經常要她明眼的朋友描述各種事物給她聽。

看到了什麼呢?看到一艘船?船上有個人?那人是什麼樣子,正在做什麼?
除了這些,她也問顏色。樣樣東西的顏色。
可是,這小比丘尼是生下來就瞎的,從沒看過一朵紅色的花或綠色的葉子,怎麼可能會了解她朋友口中的顏色?有一天,當小小姐提出了這個疑問,比丘尼回答:
「我本來是沒有見過,不過我會把各種顏色都分得一點不錯。只要你一提到紅的,我再也不會想到紫的。我也時常會發急,譬如你說你的衣服是紫色的,我伸手來摸,假如你騙了我,我也摸不出。又像我的引磬,柄是黑紫檀,磬是黃銅的,誰要把它們各塗上另外的顏色,我也不會知道的。顏色雖同我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我要知道,我希望多曉得兩種顏色比多誦兩卷經還熱切。」
我在《合肥四姊妹》裡讀到這樣一段敘述,一個小比丘尼的願望。當她的朋友努力搜索詞彙,嘗試描述一種顏色的美麗時,小比丘尼究竟是如何想像那些色彩的呢?在與生俱來的黑暗裡,她的宇宙如何構成?她是否格外敏感於聲音的大小,空間的遠近,溫度的冷熱?她曉得,在這些之外,另有一種她所不懂的語言,即是顏色。不可觸摸、無法聽見的顏色。對盲人彷彿不存在,對明眼人卻真實不虛。
我覺得,好像可以理解,小比丘尼為什麼拿誦佛經來比喻她對顏色的好奇。
比如《妙法蓮華經.妙音菩薩品》,虛空中忽然生出了八萬四千朵寶蓮花。每一朵寶蓮花都以閻浮壇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石為蓮鬚,顏色鮮紅如同鸚鵡嘴的甄叔迦寶石為蓮臺。我們這些明眼人,不是也同樣看不見,這另一層次的世界嗎?我們不也在字面上揣摩、猜測著,「閻浮壇金」,「甄叔迦寶」各是什麼樣的顏色?就像盲眼的小比丘尼,想要知道穿在她朋友身上的青、某個特定日子天空裡的藍一樣。
也許,對這小比丘尼而言,她之想要理解顏色,是為了多接近一點宇宙深刻的奧義,那觸摸不到的真實。就如我閱讀佛經一般。
《合肥四姊妹》一書記述安徽合肥的名門世家,張家四姊妹的故事。她們出生在二十世紀早期,曾祖父在清代太平天國之亂時,是李鴻章麾下的一名大將。因平亂有功,受到朝廷重用,後來官至直隸總督。張家就在那時,奠定了可供子孫數代花用的財富。

到了四姊妹的時代,清朝已經覆亡,新中國在鉅變動亂中掙扎著誕生。直到今天,「新中國」仍是被當成一個現在(甚至未來)式的辭彙來期待著。這或許正說明了,它的誕生過程是多麼的漫長。當時張家已經沒落了。但是家鄉的地產、田租,還是相當可觀。四姊妹生長於優渥的物質環境,接受的是大戶人家的教養。她們分別由各自專屬的保母帶大,家庭教師啟蒙,而後上了女子中學和大學。她們都極愛崑曲,拜過師學身段唱功,也能上台票戲。她們的父親給予相當大的空間,也讓她們自由戀愛結婚。三姊妹中的老大張元和後來嫁了崑曲演員顧傳玠,老二允和嫁語言學家周有光,老三兆和嫁作家沈從文,老四充和嫁給漢學家傅漢思。張元和與顧傳玠的婚姻,突破了階級的界線,在當時特別不尋常。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從這四姊妹誰嫁了誰來評價她們,而是想看看當時女性的愛情與婚姻處境。那時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已逐漸有了變化,但還不到社會價值全盤改變的時候。除了四姊妹之外,書中還有許多年輕女性的側影。她們有的和愛人私奔了。有人未婚生子,把嬰兒丟旅社。有人終身不嫁,卻抱走別人的女兒。有人因嫁作側室而發了瘋。有人被丈夫拋棄而窮困潦倒。有人恐懼失節。有人猶豫著不知能否相信「愛情」這個新觀念。
一個新時代,新的不只是政治上的主義。連愛一個人的方法也是新的。廝守的方式也是新的——得一起流離,或是分頭面對革命的狂風暴雨。這些女性們得為自己謀出一條路來。她們當中有多少人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呢?恐怕,許多人是在事過境遷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到底做的是什麼樣的選擇,最終造就了一齣怎樣的戲碼。
張元和在丈夫死後,有一次上台演《長生殿》裡的「埋玉」,也就是唐玄宗埋楊貴妃的一折戲,驚覺自己其實是在傷悼丈夫顧傳玠。張兆和,則在沈從文死後,整理信件與遺稿,第一次感到理解了他生前承受的壓力。
時間,自然會為故事補筆,一點一點地顯透出事物的顏色。
我想,那盲眼的小比丘尼是對的。顏色確實充滿魅力。顏色甚至是神祕的——物質凝縮,聚合,顯相為我們所眼見的這一切。只是,她看不見,所以好奇。
我們這些明眼人,也有我們的盲目。我們看著看著他人的故事,總要看到事後多少多少年,才明白前此種種的意義。而我們甚至還沒開始,領會自己的故事呢。
雖然,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那些一時的執著,遲不放手的愛恨,終究也就像是傍晚的天空裡,變幻無常的顏色。那麼就安靜坐下來,沖一杯茶,平淡地看著自己,像看台上鑼鼓正密的一齣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