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

大概是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在安徽合肥地方，有兩個小女孩子，是一對好朋友。其中一個，是大戶人家的小小姐。另一個，則是小姐家裡供養的盲眼小比丘尼。儘管身分不同，兩個小姑娘年紀相近，互相作伴，玩在一塊兒。盲眼的那一個，經常要她明眼的朋友描述各種事物給她聽。

看到了什麼呢？看到一艘船？船上有個人？那人是什麼樣子，正在做什麼？
除了這些，她也問顏色。樣樣東西的顏色。
可是，這小比丘尼是生下來就瞎的，從沒看過一朵紅色的花或綠色的葉子，怎麼可能會了解她朋友口中的顏色？有一天，當小小姐提出了這個疑問，比丘尼回答：
「我本來是沒有見過，不過我會把各種顏色都分得一點不錯。只要你一提到紅的，我再也不會想到紫的。我也時常會發急，譬如你說你的衣服是紫色的，我伸手來摸，假如你騙了我，我也摸不出。又像我的引磬，柄是黑紫檀，磬是黃銅的，誰要把它們各塗上另外的顏色，我也不會知道的。顏色雖同我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我要知道，我希望多曉得兩種顏色比多誦兩卷經還熱切。」
我在《合肥四姊妹》裡讀到這樣一段敘述，一個小比丘尼的願望。當她的朋友努力搜索詞彙，嘗試描述一種顏色的美麗時，小比丘尼究竟是如何想像那些色彩的呢？在與生俱來的黑暗裡，她的宇宙如何構成？她是否格外敏感於聲音的大小，空間的遠近，溫度的冷熱？她曉得，在這些之外，另有一種她所不懂的語言，即是顏色。不可觸摸、無法聽見的顏色。對盲人彷彿不存在，對明眼人卻真實不虛。
我覺得，好像可以理解，小比丘尼為什麼拿誦佛經來比喻她對顏色的好奇。
比如《妙法蓮華經．妙音菩薩品》，虛空中忽然生出了八萬四千朵寶蓮花。每一朵寶蓮花都以閻浮壇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石為蓮鬚，顏色鮮紅如同鸚鵡嘴的甄叔迦寶石為蓮臺。我們這些明眼人，不是也同樣看不見，這另一層次的世界嗎？我們不也在字面上揣摩、猜測著，「閻浮壇金」，「甄叔迦寶」各是什麼樣的顏色？就像盲眼的小比丘尼，想要知道穿在她朋友身上的青、某個特定日子天空裡的藍一樣。
也許，對這小比丘尼而言，她之想要理解顏色，是為了多接近一點宇宙深刻的奧義，那觸摸不到的真實。就如我閱讀佛經一般。
《合肥四姊妹》一書記述安徽合肥的名門世家，張家四姊妹的故事。她們出生在二十世紀早期，曾祖父在清代太平天國之亂時，是李鴻章麾下的一名大將。因平亂有功，受到朝廷重用，後來官至直隸總督。張家就在那時，奠定了可供子孫數代花用的財富。

到了四姊妹的時代，清朝已經覆亡，新中國在鉅變動亂中掙扎著誕生。直到今天，「新中國」仍是被當成一個現在（甚至未來）式的辭彙來期待著。這或許正說明了，它的誕生過程是多麼的漫長。當時張家已經沒落了。但是家鄉的地產、田租，還是相當可觀。四姊妹生長於優渥的物質環境，接受的是大戶人家的教養。她們分別由各自專屬的保母帶大，家庭教師啟蒙，而後上了女子中學和大學。她們都極愛崑曲，拜過師學身段唱功，也能上台票戲。她們的父親給予相當大的空間，也讓她們自由戀愛結婚。三姊妹中的老大張元和後來嫁了崑曲演員顧傳玠，老二允和嫁語言學家周有光，老三兆和嫁作家沈從文，老四充和嫁給漢學家傅漢思。張元和與顧傳玠的婚姻，突破了階級的界線，在當時特別不尋常。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從這四姊妹誰嫁了誰來評價她們，而是想看看當時女性的愛情與婚姻處境。那時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已逐漸有了變化，但還不到社會價值全盤改變的時候。除了四姊妹之外，書中還有許多年輕女性的側影。她們有的和愛人私奔了。有人未婚生子，把嬰兒丟旅社。有人終身不嫁，卻抱走別人的女兒。有人因嫁作側室而發了瘋。有人被丈夫拋棄而窮困潦倒。有人恐懼失節。有人猶豫著不知能否相信「愛情」這個新觀念。
一個新時代，新的不只是政治上的主義。連愛一個人的方法也是新的。廝守的方式也是新的——得一起流離，或是分頭面對革命的狂風暴雨。這些女性們得為自己謀出一條路來。她們當中有多少人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呢？恐怕，許多人是在事過境遷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到底做的是什麼樣的選擇，最終造就了一齣怎樣的戲碼。
張元和在丈夫死後，有一次上台演《長生殿》裡的「埋玉」，也就是唐玄宗埋楊貴妃的一折戲，驚覺自己其實是在傷悼丈夫顧傳玠。張兆和，則在沈從文死後，整理信件與遺稿，第一次感到理解了他生前承受的壓力。
時間，自然會為故事補筆，一點一點地顯透出事物的顏色。
我想，那盲眼的小比丘尼是對的。顏色確實充滿魅力。顏色甚至是神祕的——物質凝縮，聚合，顯相為我們所眼見的這一切。只是，她看不見，所以好奇。
我們這些明眼人，也有我們的盲目。我們看著看著他人的故事，總要看到事後多少多少年，才明白前此種種的意義。而我們甚至還沒開始，領會自己的故事呢。
雖然，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那些一時的執著，遲不放手的愛恨，終究也就像是傍晚的天空裡，變幻無常的顏色。那麼就安靜坐下來，沖一杯茶，平淡地看著自己，像看台上鑼鼓正密的一齣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