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西安,唐代的長安城舊址,發現了一千多年前一名日本遣唐使成員的墓誌銘。這個名叫井真成的日本人,在史書上並沒有記載,他的身世與生平,至今仍是個謎。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刻在墓石上的一百多個字。「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才稱天縱,故能銜命遠邦,馳騁上國…」。
如同許多的墓誌銘,簡短的一百多個字並未能給予我們井真成生前的完整輪廓。在日本飛鳥時代、平安時代的遣唐史紀錄中,也沒有出現過井真成這個名字,因此有人推測不是本名,而是入唐之後,依唐土風俗改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應是和阿倍仲麻呂一起入唐的遣唐使成員之一,不幸客死異鄉長安,把這出使的繁華唐京城,作為了埋骨的所在。
於是這個一千多年前的日本人,曾經存在的證據,單薄地附著在一個沒有官方紀錄的名字之上。我們對他一無所悉。正如同他如果還在死後世界裡向這人世回望,同樣也會感到陌生吧。
但即使如此,墓誌銘發現之後,在中國與日本都引起了注意。去年,東京博物館才剛辦過空海和尚赴唐取經學法的一千二百週年紀念展覽,今年夏天又再度舉辦了「遣唐使與唐之美術」展。其中,作為展覽切入點的,就是這新發現的井真成墓誌銘。刻有墓誌銘文的墓石,被從西安運往了東京展出,進行了它的主人在一千多年前未及完成的那趟返鄉之旅。墓石是井真成人生的終點,但在博物館的展示廳裡,它又成了一個起點,帶領二十一世紀的參觀者進入那個中世唐帝國與日本間文明交流的世界。
井真成這個連姓名都無法確知的人物,之所以引起這樣多的注意,大概是因為他觸動了我們對古代旅人的想像。在他的墓誌銘中,有「形既埋於異土,魂庶歸於故鄉」的文句。
那是作墓誌銘者對一個死於異鄉者的猜想。它並不能多告訴我們關於井真成的什麼,卻重疊了我們對故鄉與他鄉的想像。因為,我們不都也曾這樣千里趕赴一個未知的遭遇,然後發現自己回不去出發的地方嗎?
最近,讀著歐陽修的詞選。
北宋歐陽修,大概是井真成之後三百年的人物。如同那個時代許多在朝為官的文人,歐陽修也因政治的風向而多次受到貶謫。每一次的貶謫,當然都意味著遷徙。從原來的作息被拔起,割斷在一地長久生活形成的種種牽絆與關係,向一未知的地方移動而去。
作為遷徙、離去的一方,歐陽修的許多詞卻是擬想那個留了下來的人,而且往往用一個女性的聲音,來說別離這件事。像是「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以及「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從留在原地的女性的角度,看見懸念之人漸漸遠去。那是一個自己無法參與的世界,頂多在樓頭遠望向地平線的另一端,揣想那個難以理解的天地。旅人與女性等候者的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一個空間是天高地闊,一個是被圍牆曲曲折折地遮掩界分。宋詞裡的女性等候者,她們的世界由各種瑣碎精緻的物事構築,簾幕、鞦韆、羅衣、金釵、香爐、闌干…。那是被物件分割占據的小天地,對比於旅人移動中的風景。
為什麼歐陽修詞裡的別離常是用女性的角度來書寫?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這些詞是寫來唱的,而唱的人總是女性。她們是在別離之中被留下來的人。文人雅士來來去去,她們始終在同一個命運裡定居。
但另一方面我忍不住想,就像定居的人對旅人寄託以浪漫的想像,旅人也同樣需要定居的人,需要等候者,需要那些百轉千迴地思念著自己的人。如果沒有,也要自己用文字創造出來。他們那樣著意地描寫,為相思所苦的女性精緻的居所,用許多小小的事物,填滿她們所在的空間,簡直有戀物的傾向。但那究竟是誰的戀物呢?是女性等候者的戀物?還是填詞的文人對自己即將別離的事物之依戀,卻假托給那個等候的人?莫不是,他們在詞裡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想像的居所,一個挽留與等待著自己的所在,那是他們無緣長久停留,卻在每一趟旅途中一再地想像。若非如此,怎能在這廣漠的世界裡尋獲一點安慰?
我想對你說的就是關於這些古代的旅人。沒有飛機和火車,他們旅行的世界比現在更廣大,更被未知所覆蓋。離別像是眼見著對方被廣闊無邊的空間吸收了。音信與歸期同樣杳杳,於是懸念就這樣抽絲生長了起來。
10/13/2005
遣唐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