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憶說話的時候

從科學的角度，時間是條單向的射線。我們可以用計時器將時間劃分為分鐘、秒鐘，甚至更小的單位。每個小單位時間一樣長、一樣平等，一樣可以在算式中操作。

但當記憶對納博科夫說話的時候，自過去的暗影中開始湧現：一種香皂的氣味，一回神祕的落日，一隻從潮濕的野生菇蕈跌落的尺蠖，一個瀰漫著茉莉花香、蟋蟀狂叫的小車站…。時間偏離了牛頓古典力學的宇宙。細節折射、繞生出更多細節。從那早已逝去的一分鐘，無止盡地衍生了更多的時間。
於是，死去的人活了過來，消失的世界重新打開，暮色中莊園的窗戶一扇接一扇亮了燈，等待著今晚賓客的到臨—那場使得訪客無法赴宴的戰爭，從未發生過。
幾週前我才在專欄談到過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他的回憶錄。這幾天又把書重讀了一次，覺得還有些話說。
俄國貴族出身的納博科夫，要是生在另一個時代，應該會繼承龐大的家產，住在祖傳的莊園裡度過一生吧。就算他還是寫作了，寫出的作品也不會是《洛麗塔》。要不是俄國共產革命使得他舉家流亡，就不會有我們今天讀到的那些納博科夫作品了。當個人的際遇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掌捺入集體歷史的肌理，人便像呼吸潮濕的空氣般呼吸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以及它在生活中留下的氣味。
這樣說來，好像人是被動地受著歷史事件的擺弄？但又不盡然。在寫作回憶錄《說吧！記憶》時，我覺得是世界的大歷史為納博科夫肅靜了。
他以高度的細膩與詩意，呈現一個被劇烈世變剷平的昨日世界。乍看之下，書中所陳述的一切，是時間從納博科夫身邊奪去的。但人並非只是時間的受害者。納博科夫不只一次聲明「我不相信時間」。而他也確實不受時間的線性結構所囿，一任畫面、氣味、聲音湧現。或許這正是他的方法，用以對抗單向、科學律的，一去不返的時間。大量細節豐富的不只是過去，作為讀者，我們也交出一部分的未來由他塑造。這是納博科夫的時間魔法。

倘若《洛麗塔》是一齣時間的悲劇（在那個故事裡，戀童癖的主角亨伯特痛苦地追索著他的小戀人洛麗塔，而她正無可挽回地長大、平庸地蒼老了），則《說吧！記憶》是納博科夫對時間的回答。
「記憶若運用得巧妙，就可把在過去浮懸、飄蕩的聲音聚合起來，促成內在的和諧。我喜歡透過想像，使不和諧的和絃得到解決、變得完美。」
面對時間強大的壓縮作用（即使是一個世紀的歷史，時間也能使它迅速扁平化，成為一個晚上閒聊的談資），記憶亦有其放大、縮小、組合、整理的作用，使壓扁了的時間膨脹起來，充盈與活絡。
我想試著用以下這個例子，猜測記憶如何對納博科夫說話。
納博科夫曾寫到他父親小時候製作的一個蝴蝶標本，「其中有個感人的細節」：蝴蝶標本的一隻翅膀彈起來了，那是因為當初製標本的時候，有人過早把蝴蝶從固定翅膀用的板子上取下所導致。
稍微粗心的讀者，很容易會略過這件小事不察：為什麼這是個「感人的細節」？
當納博科夫看見這個單隻翅膀彈出的蝴蝶標本，他同時看見的是，曾有一雙好奇的手忍耐不住，在翅膀還沒固定之前就將它取下—而那個迫不及待取下蝴蝶的人，或許就是當時年幼的、納博科夫的父親？這個帝俄末期為自由主義喉舌，最後死於他鄉柏林的貴族知識分子，在生命更大的風浪尚未捲來之前，曾是個好奇的、熱愛蝴蝶的少年。一個蝴蝶標本的小瑕疵，像家庭相簿一樣，在納博科夫眼前呈現了他父親幼年時的一個剪影。他在標本身上，看見了時間中發生過的事：當時他稚幼的父親，難以抵擋內心的興奮騷動，正把手往標本伸去。
細節之所以感人，是因為其中往往收藏著、揭示著，關於這世界過去與未來的身世—時間被壓縮，封存在蝴蝶標本中，是記憶與書寫將它釋放。

但細節的意義，並不是對所有人都平等開放的。要不是納博科夫的暗示，誰會知道這個標本背後的故事？
或許，納博科夫的天賦與悲劇性都源自於此。他所看見的細節，帶著過往存在的痕跡；痕跡的意義，則來自他失去的世界。對於生命經驗不同的人而言，那些細節太容易被忽視不顧了。就像莊園領主難以理解僕役的觀點，成長於二十一世紀的人難以體會兩百年前文化遺產之幽微。就像納博科夫曾說用英文寫作乃是他「個人的、與他人無關的悲劇」。作為一個異鄉人，流亡者，他在世界這本大書裡，處處讀到壓縮的時間密碼，但能翻譯、註解出來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洛麗塔》的尾聲，有一場著魔的追獵。當洛麗塔跟男人出走了，亨伯特駕車追趕，唯一的線索來自沿途旅館的房客登記簿。他的敵手也知道後有追兵，遂變換編造的假名投宿，在名字中暗藏著字謎，戲弄、撩撥那絕望的捕獵者。
《說吧！記憶》裡也處處有納博科夫埋下的字謎，為我們的閱讀增加不少障礙。
但謎語及障礙，其實是一種訴說。那彷彿倨傲的聲調、知識的戲弄，其實是給素未謀面的讀者留下的線索。為了讓我們感受他所看見的世界、記憶對他說話的方式；也為保護那些記憶，不被時間壓扁，不在俗常的敘述裡平板化。像是高手過招，電光火石的劍招一出，其實是種交談—各自表述著武功的來路，經歷的鍛鍊。
記憶從失落的世界向納博科夫說話。他留了後門，開給我們一條小徑，接近那些不曾親歷的事物。沿途拒馬般的字謎，亦是他留給我們既疏離又盛情的邀請。

冬城

我最近經常想起愛丁堡。
可能是冬天到了的緣故，使我想起那個寒冷的城市。但想起愛丁堡時，記憶幾乎都侷限在從宿舍到圖書館的一段路。其他的地方，有時連路名都想不起來了。這個城市我住了三年多，但自從離開的那天起，有關它的記憶卻迅速風乾縮小。

在愛丁堡的期間，最常走的一段路，是從宿舍到國家圖書館。有時也會為了特定的資料，改去大學總圖或神學院圖書館。我喜歡圖書館，尤其老圖書館厚重的木頭桌椅，沉靜的氣氛和古書味。但每天最盼望的還是我給自己訂下的休息時間——下午三四點時到對面的大象咖啡館喝杯咖啡，吃杏仁牛角麵包，看報紙。那家咖啡館有一面窗正對著峭壁上的愛丁堡古城。從溫暖嘈雜的咖啡館遠望冷峻的城堡，好像一種提醒。城堡的歷史以千年計，峭壁以萬年計，眼下我以時日計算的時間不過是零頭。
二十幾歲的時候，人和城市的關係是有目的性的，有了目的就偏頗。你去到一個地方，心裡清楚它並不是終點，只是為了完成些什麼，然後又收拾行李往別處去。例如留學，每個留學生的心裡都有一張時間表，底限是完成學業回家的時間——而那往往和獎學金的年限有關。懷著這張時間表生活，每一天都不是獨立的日子，「現在」不只是現在，是朝向日後而存在，日子長長地投影在未來。
那是一種生活在他方。只是當時不覺得匆忙，往後回想，才看出其中的風塵僕僕。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攜帶著單一的目標去生活是件挂一漏萬的事。二十幾歲時銳意求知，要到稍晚才學會，那個尖銳的姿態，同時也是狹窄的。

這些年來常有人問我，為什麼當年沒把博士念完。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我很可能依當時的心情給過幾種不同的答案，有些訪問或介紹會說我是為寫作而棄學術，這解讀其實和我的本意還是有距離的。真要說，我想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正過著一種狹窄、片面的生活，我認識的世界是不完全的，而當時的我不知道要如何在學術裡得到解答。我絕不是說學術研究是窄仄的，恐怕是我的方法錯了。
後來我才發現，當初那模模糊糊的、想要變得更完整更全面的渴望，像一道寫在體內的程式，是一直在運算中的。它使我走上了現在的道路，還將繼續質問著我。無論我在哪裡，做著什麼事，當獨自一人的時候，我總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今年來到上海時，我想，三十幾歲時來到一座城市，該是和二十幾歲不同的。我問了身邊的朋友，她們也有類似的感覺。在這兒是工作，不是讀書，物質條件比當學生時候來得寬裕，也不再有什麼時候該念完書、寫完論文的時限，整體而言，比二十幾歲時更有條件從容地生活與認識一座城市。並且，離開學校後的社會經歷，也已經使你認識到，生活並不總按規劃發生，所以也不再那麼地眼望未來、朝向他方而活。
弔詭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所來到的上海，卻是個眼望未來的城市。計程車上的小電視播放著二○一○上海世博會的短片，滿街的廣告牌和標語都像為一個美好的明天而效力，工地圍籬裡進行著新地鐵新大樓的工程……。

冬天來的時候，梧桐樹的葉子開始掉落，城市的色調變得灰暗。我才剛開始初嘗這城市冬天的厲害，北京的朋友都警告我上海因會下雨，感覺更冷。我的書房朝北，有時夜裡讀書，房東配備的冷暖氣機不大夠用，遂給自己添買了個燃油小暖爐。開了幾次，發現暖爐把空氣烤得太乾，反而難受，倒是用來烘怎麼晾都晾不乾的衣服正好。
從有上海這個城市，冬天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但對一個初來乍到者，還是從頭適應。我想繁華也是的。一個城市對未來的張望也是的。或者說生命裡所有的命題都是的。總歸是面對面地去處理，無始以來無數次的死生得失當中，落到你命中的那一次。
一個月前，我到音響店買接iPod的喇叭。用我iPod裡最常聽的歌試遍店裡的喇叭，最後選定一對。
店員始終微笑在一旁。待我選定付錢時，他說：「女孩子買這種喇叭，我還是第一次見。」
我放來測試喇叭、那些我最常重聽的歌曲，基本上都停留在愛丁堡的時期。當年，Oasis正紅火，The Verve發了最後一張專輯The Human Hymns後解散，Radiohead剛出OK Computer，不久Travis出了The Man Who。這些年來我也買新的CD，也聽其他音樂，但最後總會回到這幾個團、這幾張專輯。
大概他們算是我某種意義的同時代人吧。當年我正要離開愛丁堡，他們正站上舞台的中央，此後各自江湖闖蕩，但凡聽到有關他們的新聞（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他們後出的專輯，總覺得很親切似的——你會聽出他們也經歷了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過程，遂有一種遙遠地參照作用。最近Radiohead的主唱Thom Yorke出了個人專輯——我想我肯定還是會買的。
這是從一個冬城，對另一個冬城的聯想。

大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以「深海採珠人」比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特別是指涉本雅明對「引文」的喜愛∣∣本雅明熱中於組構從過去文本中搜集而來的引文，且似乎不介意一定程度的斷章取義。漢娜‧鄂蘭分析本雅明這個喜好背後的思考：

「引導這種思考的乃是這樣一種信念：雖然生命必定受時間之衰敗的支配，但是衰敗過程同樣也是結晶的過程，在大海的深處，曾經存活的生命沉沒了、分解了，有些東西『經受了大海的變化』，以新的結晶形式和模樣存活了下來，保存了對腐敗的免疫力，彷彿它們只是等待著有一天採珠人來到這裡，把它們帶回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作為『思想的碎片』，做為某種『豐富而陌生』的東西，甚至可能是作為永不消逝的原現象。」
在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畫面。曾被說出的話語，藏在書頁裡的文字，流向無以名狀之大海，於人們的遺忘中沉沒到海底，沒有時間的世界。不知過了多久（「多久」只是人世的計量），一束光線投了過來，深海採珠人用他隨身攜帶的光源照射、檢看著海底，在那光照的有限範圍裡，事物被重新賦予了形狀。他的動靜驚擾了深海不能感知光線的魚群，拂開浮游在海水中曖昧不明的物質，帶著找到的珍珠浮出水面，回到他的時代。
在這個關於深海採珠人的譬喻中，有三個重要元素：一是採珠人。二是珍珠。三是茫茫無際之大海。三者當中，最令我著迷的是大海。
採珠人是像本雅明一樣，於靈光中尋找珍珠下落的人，他們在歷史、在思想的碎片中找出了某些珍貴的片斷，溼漉漉地冒出水面，給世界帶來新的光芒。珍珠是那些在混沌未知中長久沉寂著的事物，或許是早在歷史中寫就的篇章，在海水的作用下變化結晶，直到被採珠人帶進另一個時代去煥發光采。
但大海，大海是什麼呢？它是淹沒、解消，也是滋生、長養的力量。它無邊的黑暗阻斷了人們的視線，使他們看不到珍珠藏在海底的什麼地方。一切都被接受，被吞入它的底部。它收納被人們遺忘的事物，護守著未成熟的果實，直到砂礫轉化為珍珠的過程完成。它是廢墟，它是墓場，但對採珠人而言它是果園。它或許就是生命的真貌。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開始寫這個專欄，是在西元二千年。也就是說，已經持續有六年的時間了。

六年來發生了很多事。即使從空間上看，這些專欄稿子的發生地，也是跨距很大的。我帶著筆記型電腦旅行，曾在不同城市發出這些稿子，在西雅圖寫楊牧的傳記時，住舊金山、紐澤西、上海的期間，或是短暫旅行到東京、去香港演講，在倫敦聽演唱會時。有時，我在寫作之外還做著另一分工作，因工作而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有時我不工作了，於是安靜的生活與閱讀變成了主調；這些體會必定也都進入了文章裡。六年來我的生活一直不缺少變化，我總是在朋友中開玩笑但不無根據地說：「真是漂泊命啊。」但每週一次的交稿是一個定錨點，於是無論漂得多遠，身在何方，始終會返回檢視自我。我也經歷過沮喪與絕望，這一年來更多的是平靜。生活像大海一樣。始終容納著我。無論到了哪裡，經歷什麼。
我們與生活的關係就像大海與採珠人。即使是遺忘了的、不願面對的、痛苦或甜美的回憶，大海都照單全收，往後在需要的時候將寶藏回吐給你。年輕無知的時候我們抵抗大海，其實大海的完整，正因其是不可抵抗的。
我的朋友莎莎和小斯對我的人際關係有兩句很準確的評語，叫做：「門檻低，升級難」。意思是說，我很容易和人交上朋友，但要建立深入的交情卻很難。會造成這種人際關係，我覺得寫作是有一定影響的。它使我經常性地在自己的生活裡，當一個旁觀者。我的朋友們都已經習慣、縱容（雖說有時也會抱怨），我在眾人的談話當中忽然便沉默了，好像退回一無聲的匿名位置。並不是有意地疏離，而是我往往不感到非要當場說出些什麼。眼前發生的事件之於我，往往在一個週末的寫作中才完成。我把事情留到一個人靜處的時候，反覆思考的過程中，等待成見瓦解，意義完整地顯現。我喜愛那過程。
但這時，坐在對面吃飯的莎莎和小斯就說：「喂！來聊天嘛！」試著把我拉回對話。我要是相應不理，她們會鬧個不停：「很難相處耶！缺乏社會經驗喔！」實在是很囉唆。但其實要感謝她們，這些朋友也為我在現實中起了一定的定錨作用。
那些未完的聊天，我總是在這個專欄裡完成。經過獨自潛入意義大海的打撈，擴展，延伸，自我反駁與辯證，成了文字的模樣。所以，閱讀這個專欄的人，是我另一種意義的聊天朋友。

至於採珠人與大海的關係，讓我也學習本雅明對引文的愛好，再一次借用漢娜‧鄂蘭另一個出處的文字吧。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這段出自《黑暗時代的人們》（Men in Dark Times）的譬喻，與前面引用的採珠人的比喻，彷彿是互相參照的註記。一個採珠人所能帶到海底的光，唯一的可能便是他們自身生命的亮度。以一己的經驗、取徑，以其看似隨機、但或許是必然的探看海底的角度，找到了他所能看見的那顆珍珠。
當漢娜‧鄂蘭取用「黑暗時代」這四個字時，大多數人直接的聯想是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所帶來的破壞，不折不扣當得起黑暗這形容詞。但我想，與二十世紀中葉的人相比，我們時代的差異只在於：我們不知道自己身處於黑暗。在城市夜空的光亮霓虹照耀下，便忘了未知的環伺，這實際便是我們時代的黑暗∣∣畢竟我們所知道的，比起不知道的，始終是一粒鹽與大海那樣的比例；我們已經在黑暗中，與未知相處，但從中採珠的方法對每個人都不同，需要以自身的微光去發現。
這個專欄即將在年底前結束，老實說我有點寂寞的感覺，好像要告別「另一種意義的聊天朋友」了。而且我和莎莎、小斯說話時分心神遊的藉口又少了一條，這下可糟了！但總歸還在大海中，相會自然有期。所以讓我這篇文章送給你吧，我的朋友，所有走向生活的大海的人。

納博科夫的蝴蝶

我最喜歡的二十世紀作家，其中之一是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他出生於聖彼得堡，一九七七年他死於瑞士。
如果只看起點和終點，人的一生也就是這麼簡單的一行字。稍微進入細節，便看到從起點到終點之間，多一些的曲折路徑，一些流離失所一些身不由己。納博科夫出身貴族之家，一九一九年俄國共產革命，舉家流亡歐陸，他那原為國會議員的父親後來在柏林一場政治集會中被槍殺，他的母親藏在爽身粉紙盒中帶出的祖傳首飾逐個變賣以為流亡之資。離開俄國那年納博科夫是二十歲，他到劍橋完成大學教育，之後在柏林與巴黎生活了十八年。二次大戰爆發前，許多流亡的俄國知識分子聚居在這兩大城市，在緊張氣氛逐漸升高的環境裡過著難以逆料明天的生活。納博可夫靠翻譯，教英語、教網球，編語言教材，幫報紙發明字謎維生，偶爾也用筆名寫作。二戰爆發後，他帶著妻兒，再次流亡到美國，在大學教書，改用英文寫作，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洛麗塔》（Lotita）。

一九七七，他死去的那一年，柏林圍牆還沒有倒下。他還沒有回到故鄉的希望。《洛麗塔》是他的作品中相對好懂的一部。另一些作品如《幽冥之火》（Pale Fire）則更晦澀，難懂，字裡行間藏匿著隱喻與典故。
我在納博科夫的回憶錄裡讀到這樣的童年瑣事。少年時期的納博科夫有一個特殊的愛好：喜歡研究蝴蝶和蛾。有一回家教O小姐走進他房間，龐大的身軀不偏不倚地坐在他的標本盒上，壓壞了他自己抓到的珍貴的變種蝴蝶，包括一隻左雄右雌的雌雄同體蝶，還有他特別從昆蟲標本公司訂購的來自西西里島、和法國西南比亞里茨地區的蝴蝶。這位家教O小姐第二天專程去了一趟聖彼得堡，晚上回來的時候送給他一隻用石膏板固定的普通燕蛾。
但是對納博科夫而言，他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他特別強調那隻雌雄同體蝶。那個標本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同一隻蝴蝶的左右兩邊翅膀分屬不同性別的特徵。但是在家教老師漫不經心的一坐之下，蝴蝶解體了，兩邊翅膀和身體分開了，再也沒有人能證明那兩片翅膀曾經屬於一個身體。大自然展示給納博科夫一個小小的意外，而他也認出了其中的變異，珍奇，但這隻蝴蝶存在過的痕跡被破壞了，無法舉證了。
家教老師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她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在被她坐壞的標本，和她買回來的燕蛾之間，有什麼差別。多年後納博科夫還記得把這件事寫進回憶錄，可見他當年有多麼不甘心。而家教老師企圖用一隻普通燕蛾來代替他的珍藏，對他而言恐怕比壓壞標本還要荒謬，寫到這家教老師時他的語氣總是刻薄譏誚的。另一個有關蝶和蛾的童年故事，也有類似的主旋律：他在一次出國度假前，將一個罕見品種的蛾蛹交給醫生保管，旅途中他收到醫生的信，說蛹順利孵化了，但當他度假回來，卻只看到幾隻最普通的蛾。原來那個珍貴的蛹，很可能是被老鼠咬壞了，或是為了什麼原因弄丟了。醫生隨便抓了幾隻蛾來充數，以為都是一樣的。

實話說，如果當年的小納博科夫就在我們眼前，我們八成會覺得，真是個難相處的小孩啊。他著迷於翅膀上的紋樣，欺敵或隱身的擬態，每一品種每一個體的差異。對一個不感興趣的人而言，那不過就是蝴蝶啊。為什麼一隻被壓扁的標本值得他哀號，另一隻被買來賠給他的燕蛾卻不值一顧呢？
納博科夫的回憶錄，當寫到弟弟之死於集中營，父親之死於槍殺，都以寥寥數語簡單帶過。但對於童年回憶中的氣味、光線，從泡澡用的英國香皂的質感，桃花木浴缸上方蒸氣散發的微光，在海濱度假勝地遇見過的小女孩，在潮濕的森林裡看見的兩隻藍目天蛾，到某一天的日落景象……，這些印象與記憶，則不厭精細，以極溫柔的筆調描寫。
他曾經將必須拋棄俄文，而用英文寫作，稱為他「個人的、與他人無關的悲劇」。或許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所寫的每一行英文中，用不上的是他母語的哪些動詞或名詞，哪些微妙的字義和音節，就像是一隻他眼中的珍奇蝴蝶被燕蛾所取代。就像《洛麗塔》裡的亨伯特知道，為什麼他只能愛洛麗塔，只能愛那個年齡的少女——那是一種「與他人無關」的，悲劇的命運格式。

我在想，納博科夫後來那些晦澀的書寫，玩弄謎題與典故的文字，是不是像一隻蝴蝶，竭盡所能的華麗擬態。那彷彿是對命運位置的一種回答，在位置的四周布起迷宮，旁人看起來沒有差別，唯有他知道。以這高傲的姿態，護衛著曾經存在的、如今已經消逝的種種。他少年時受的教養，英法俄三語的文化養成，優渥物質環境裡訓練出來的感官，加上二十世紀的人生經歷，流離故鄉與失去親人……，這些，即使他不直接地描寫，也藏匿在他書寫背後「個人的悲劇」裡。整個二十世紀，整個他的個人史，像是俄國黑森林的濕潤環境，餵養出納博科夫這隻蝴蝶蝶翼上的斑斕擬態。
「存在不過是一條光縫，稍縱即逝，前後俱是永恆的黑暗。」這是納博科夫自己寫下的句子。「……然而，我不甘心如此。我急欲大力反抗，圍堵自然。我使出全力，在我生命兩頭冷冷的漆黑中尋找那一丁點屬於我自己的光和熱。我認定那黑暗不過是時間之牆造成的；牆的這邊是我和我那瘀青的拳頭，另一邊是永恆的自由的世界。」
你瞧，其實他是知道的。再華美的擬態，時間到了仍是要抹去。但他如此描寫那些失去的聲音與光影，彷彿賣火柴的小女孩，凝視著一根火柴的光亮中，顯現的種種幻象。
宇宙，靜靜注視著我們，劃亮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