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城

我最近經常想起愛丁堡。
可能是冬天到了的緣故，使我想起那個寒冷的城市。但想起愛丁堡時，記憶幾乎都侷限在從宿舍到圖書館的一段路。其他的地方，有時連路名都想不起來了。這個城市我住了三年多，但自從離開的那天起，有關它的記憶卻迅速風乾縮小。

在愛丁堡的期間，最常走的一段路，是從宿舍到國家圖書館。有時也會為了特定的資料，改去大學總圖或神學院圖書館。我喜歡圖書館，尤其老圖書館厚重的木頭桌椅，沉靜的氣氛和古書味。但每天最盼望的還是我給自己訂下的休息時間——下午三四點時到對面的大象咖啡館喝杯咖啡，吃杏仁牛角麵包，看報紙。那家咖啡館有一面窗正對著峭壁上的愛丁堡古城。從溫暖嘈雜的咖啡館遠望冷峻的城堡，好像一種提醒。城堡的歷史以千年計，峭壁以萬年計，眼下我以時日計算的時間不過是零頭。
二十幾歲的時候，人和城市的關係是有目的性的，有了目的就偏頗。你去到一個地方，心裡清楚它並不是終點，只是為了完成些什麼，然後又收拾行李往別處去。例如留學，每個留學生的心裡都有一張時間表，底限是完成學業回家的時間——而那往往和獎學金的年限有關。懷著這張時間表生活，每一天都不是獨立的日子，「現在」不只是現在，是朝向日後而存在，日子長長地投影在未來。
那是一種生活在他方。只是當時不覺得匆忙，往後回想，才看出其中的風塵僕僕。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攜帶著單一的目標去生活是件挂一漏萬的事。二十幾歲時銳意求知，要到稍晚才學會，那個尖銳的姿態，同時也是狹窄的。

這些年來常有人問我，為什麼當年沒把博士念完。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我很可能依當時的心情給過幾種不同的答案，有些訪問或介紹會說我是為寫作而棄學術，這解讀其實和我的本意還是有距離的。真要說，我想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正過著一種狹窄、片面的生活，我認識的世界是不完全的，而當時的我不知道要如何在學術裡得到解答。我絕不是說學術研究是窄仄的，恐怕是我的方法錯了。
後來我才發現，當初那模模糊糊的、想要變得更完整更全面的渴望，像一道寫在體內的程式，是一直在運算中的。它使我走上了現在的道路，還將繼續質問著我。無論我在哪裡，做著什麼事，當獨自一人的時候，我總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今年來到上海時，我想，三十幾歲時來到一座城市，該是和二十幾歲不同的。我問了身邊的朋友，她們也有類似的感覺。在這兒是工作，不是讀書，物質條件比當學生時候來得寬裕，也不再有什麼時候該念完書、寫完論文的時限，整體而言，比二十幾歲時更有條件從容地生活與認識一座城市。並且，離開學校後的社會經歷，也已經使你認識到，生活並不總按規劃發生，所以也不再那麼地眼望未來、朝向他方而活。
弔詭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所來到的上海，卻是個眼望未來的城市。計程車上的小電視播放著二○一○上海世博會的短片，滿街的廣告牌和標語都像為一個美好的明天而效力，工地圍籬裡進行著新地鐵新大樓的工程……。

冬天來的時候，梧桐樹的葉子開始掉落，城市的色調變得灰暗。我才剛開始初嘗這城市冬天的厲害，北京的朋友都警告我上海因會下雨，感覺更冷。我的書房朝北，有時夜裡讀書，房東配備的冷暖氣機不大夠用，遂給自己添買了個燃油小暖爐。開了幾次，發現暖爐把空氣烤得太乾，反而難受，倒是用來烘怎麼晾都晾不乾的衣服正好。
從有上海這個城市，冬天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但對一個初來乍到者，還是從頭適應。我想繁華也是的。一個城市對未來的張望也是的。或者說生命裡所有的命題都是的。總歸是面對面地去處理，無始以來無數次的死生得失當中，落到你命中的那一次。
一個月前，我到音響店買接iPod的喇叭。用我iPod裡最常聽的歌試遍店裡的喇叭，最後選定一對。
店員始終微笑在一旁。待我選定付錢時，他說：「女孩子買這種喇叭，我還是第一次見。」
我放來測試喇叭、那些我最常重聽的歌曲，基本上都停留在愛丁堡的時期。當年，Oasis正紅火，The Verve發了最後一張專輯The Human Hymns後解散，Radiohead剛出OK Computer，不久Travis出了The Man Who。這些年來我也買新的CD，也聽其他音樂，但最後總會回到這幾個團、這幾張專輯。
大概他們算是我某種意義的同時代人吧。當年我正要離開愛丁堡，他們正站上舞台的中央，此後各自江湖闖蕩，但凡聽到有關他們的新聞（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他們後出的專輯，總覺得很親切似的——你會聽出他們也經歷了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過程，遂有一種遙遠地參照作用。最近Radiohead的主唱Thom Yorke出了個人專輯——我想我肯定還是會買的。
這是從一個冬城，對另一個冬城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