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織

那個下午在我面前舖開了的，是一些來自東南亞的織品。
P教授與G教授，一一指認著織品上圖案：龍，蛇，鱷魚，鳥，獅子，船，房屋，樹木，花卉，人物…。這些圖案，因為適應織機的編造技術，都已經幾何圖騰化了。然後一組組圖案首尾相續，不斷重複、互相衍生，直到布滿整匹布的為止。「屋宇圖案是常有的，但從某些細節的差異看得出來，怎樣的會是柬埔寨，怎樣的又是泰國…」這樣的討論在學者間交互進行著。然後我們來到一件sarong之前，從上而下有孔雀，寺廟，以及人物騎在馬上，「可以說是從天界到地面的一種秩序…」。但這件sarong到了最後的五分之一，卻忽然變成完全不同的圖案。

「她把圖案用完了。」P教授說。
我一時會意不過來，什麼意思，把圖案用完？那些幾何化了的紋樣，不是可以無盡連綿首尾相續地織造下去嗎？那不就是幾何圖案之不同於寫實，因為它們將事物單純、象徵化，乃至趨近於永恆？
後來才想起，盛行於東南亞地區特殊的織布方式，一種叫做Ikat的技術。棉線或絲線必須按照預想的圖樣先染好色，然後才上織布機去織。雖然，理論上一種圖案可以無盡地綿延下去，但實際上當為一種特定圖案而染的棉線用完，那種圖案的編織也就無以為繼了。那個下午攤開在我們眼前的一匹布，這個一百多年前的紡織者，她染好的線在還沒織出希望的長度前就用盡了。可她並不想提早結束她的紡織，也不想用單色線織出一段沒有圖案的布來。她或許是順手拿來他人用剩的染線，接在已經完成的布後面繼續織下去。於是就形成一截突兀的，完全不同的圖案。孔雀、屋宇、騎士，忽然就讓位給菱形的格紋。
「而且她在這裡犯了個錯誤。」P教授指著兩種圖案交換之前的地方，原本連續的圖案到那裡出現一道雜訊般的斷裂。她一定是接錯了經線，以致於圖案錯開了彼此，隔了一公分半的距離後才又接了回來。
一次失手。為了什麼事情心慌意亂的失了神，那失神就永遠地留在那兒了。在那分成兩段的圖形，截斷了的孔雀尾羽、建築屋簷中斷的傾斜、騎士未完成的衝鋒之中。編織者也許在當下就意識到那無可挽回的差錯，幾何化圖案的寧靜秩序裡出現的一個謬誤，一次無法彌補的錯過。
這也被封存在時間裡了。
這是我最近想跟你說的一件事。
這一年，我買了好些東南亞織品的書籍。我尤其喜歡看印尼臘染，繁複纖細的線條裡頭，色彩紛紛的纏枝花卉。我也喜歡看Ikat的織布，那些通常是女性用極為簡單的傳統織機製作出來的極複雜紋樣，令你想像她們坐在織機前的盤算與計量。她們採用了哪些圖案，怎樣讓它們井然對稱地分布。然後在少數的情況下，也許是像前面說的一個錯誤，讓你忽然意識到這個織者的存在。她的一次意外被織進布裡，將她的一天永恆地留下來了。

P教授與G教授指給我看一隻鳥雀，牠嘴喙的尖端多了一道直線呈九十度下垂。她們說那是常見的一種紋樣，可以連結到《羅摩衍那》的故事。《羅摩衍那》是流行於東南亞的神話。故事裡一對戀人羅摩與希塔在他們的冒險裡失散，希塔受了反派角色的欺騙，以為羅摩死了。這時一隻鳥叼來果實作為信息，表示羅摩仍然活著。
鳥就在那裡，在紅色的底色之上，重複地出現，活著牠黃色的輪廓。一隻正叼著什麼的鳥。（在幾何化了的圖案裡，牠嘴裡叼的東西被簡化為短短的一段直線與菱形。）當活在一百多年前的這位織布者，在腦中決定了這個圖案時，她應該很清楚這個熟悉的神話故事，與其中指涉的種種吧。關於訊息，關於愛情，關於生或是死——那是在沒有手機的時代試圖傳送一個簡訊的故事。當她操縱著織機來到那個圖案，她便又一次講述了那個故事。
我們大概早就有了失散的預感。那預感如此栩栩逼臨遂變得比現在更永恆，在它還沒被實現前的時空裡一再重演。我們便是如此受著未來的介入，它在化為真實之前就已經比現在更搶先一步地真實著。
（我多想告訴你這不過是一場幻影般的棋局哪。但我們畢竟還是讓那些預感決定了大多數的事。）
有時候，我想做一件我不可能會做的事。那樣我便會從自己被編織在其中的那些經緯線中站起身。像個圖案脫離了布匹。像那隻永恆地叼著一幾何化的果實的鳥，忽然就拍拍翅膀，從紅色的底色之中抽身，飛走開了。

扮演一場戰爭

我在雜誌上看到一篇報導，說是美國近年出現一波重構南北戰爭歷史記憶的風潮。在維吉尼亞州，當年戰爭最慘烈的地帶，一次重演一八六四年「斯波遮尼亞（Spotsylvania）戰役」的活動，聚集了四千人。這四千人天還沒亮就來到當年斯波遮尼亞戰役戰場的附近，分別穿著北佬、南佬的制服，配備著假的來福槍，躲在戰壕裡，等待拂曉的攻擊行動。
這樣的熱情真令我大吃一驚。四千人呢。他們可能是推銷員，中學生，老師，普通上班族…，到了週末分別自日常生活中脫身，穿著一個半世紀前的服裝，趴在戰壕邊端槍瞄準（跟他們一樣是上班族偽裝成的）敵軍，然後又倒在草地上演中彈身亡，或是被假砲彈硝煙弄得灰頭土臉，流汗比流血多。

真是驚人啊。想想看，四千多名自願臨時演員在清晨的原野上，重演一場戰役…這算是一種集體的「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嗎？不過，不同於電影∕小說《鬥陣俱樂部》裡，普通上班族聚集在某個酒館的地下室，拉下領帶揮拳相向，這種戰爭的歷史重演還多了：制服，旗幟，軍號聲，你的同袍以及敵軍。戰爭是一種集體的事件。在鬥陣俱樂部中每個人為自己而戰，互扁，然後各自承擔自己的鼻青臉腫。在戰爭重演中則創造了一種遠超越個人規模的處境，勝戰或敗戰，一種共同參加了歷史的感受。
維吉尼亞州的斯波遮尼亞地區，曾發生歷時四年的南北戰爭中最慘烈的幾場戰役。一八六三年五月在一處被稱為「斯波遮尼亞血腥角」（Bloody Angle of Spotsylvania）的地點，南北軍雙方沿著壕溝與防禦工事在傾盆大雨中混戰了十八個小時，留下遍野的屍體。據曾親歷戰場的荷爾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描述，附近的林樹因嵌滿了子彈而閃閃發著銀光。
我在雜誌上讀到的那篇報導，解釋南北戰爭之所以至今受到那麼多人緬懷的原因，是因為那是場「自由與奴役之戰」。真的是這樣嗎？我有點懷疑。如果，人們只是用自由與奴役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理解戰爭的兩個陣營，那麼如何解釋來自南方各州、飾演南軍陣營的人，也以同樣的熱情投入這場戰爭的紀念？難道他們會說自己認同的是奴役的一方嗎？
所以，與其說那些重演戰爭的人，試圖重構的是戰爭理念層面的意義，不如解釋為更單純模糊的懷舊驅力。那些努力想保存古戰場原貌，不讓它們被速食店、便利超商、連鎖賣場取代的人。那些穿著復古制服，坐在古董錫版照相機前，留下褐黃色影像的人。活在二十一世紀，卻藉由一次扮演，將自己向一八六三年延伸，接上另一個時代。原始部落的巫師們披上動物的毛皮以獲得超自然的力量。二十一世紀的人扮演一場他們不曾經歷的戰爭。我們或許都是這樣，無意識地向某個傳統借取著能量。
路易斯．曼南德（Louis Menand）的《形上學俱樂部》（The Metaphysical Club：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重構幾位影響現代美國的思想家，以及塑造這些思想家的美國歷史事件。其中一位，就是前面引述的荷爾摩斯。

一場殘酷的戰爭，對人產生的撞擊力道，像是劇烈搖晃一株秋天的樹，抖落一切既有的認識與信念。經歷過後，世界再也不是同一個了。
戰爭爆發前，荷爾摩斯是哈佛的學生。一八六○年四月，林肯發表宣言召募志願軍時，荷爾摩斯立即從哈佛休學從軍去了。然而往後戰爭的血腥殘酷遠超過這年輕哈佛學生的想像。我們從荷爾摩斯寄回家的一封封家信，讀到這個年輕人所經歷的疲憊與挫傷。
經過四年，從戰場回來時，荷爾摩斯完全地改變了。戰爭使荷爾摩斯意識到原本波士頓、知識貴族、精英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全宇宙的運行法則。後來，戰爭結束之後，荷爾摩斯的思想特別重視超越地域的區別，規避偏見，與地方主義的痕跡。（今天的戰爭重演者則懷抱著一種對地方史的熱愛，不願戰場被全球經營的連鎖商店所占據。）
那是一八六三年，已經轉調後勤的荷爾摩斯在十八個小時的戰鬥結束後來到血腥角現場，明白那是又一天、又一次挑戰他忍耐限度的殘酷景象。二十一世紀的戰爭重演者們倒臥在地上想像當年死傷遍野的規模。荷爾摩斯巡視著死者當中呼吸尚存喘息呻吟著的生者——在這裡失去了最好的同袍之一，也更遠離過去相信的一切。那是一百多年後，那些努力保存戰場原貌的熱誠南北戰爭重演者們，無法真正重演的傷痛。
在晚餐的席間，我與一位來自澳洲的學者聊起，她說在澳洲，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反而比二次大戰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澳洲仍受不列顛母國的統領，許多年輕人被送往歐洲打仗。或許因為戰火是遙遠的，踏上征戰之途，顯得更像是年輕人們的一次壯遊。相比之下，二次大戰對日軍的戰役，以及戰俘營的經驗，顯得迫近而殘酷許多，反而是人們不願回顧的記憶。每年，一次大戰的紀念日，許多澳洲年輕人專程到土耳其，一處曾有許多澳洲士兵喪生的戰役地點去參觀。在他們心中，模糊地想加以紀念的，也許並不是戰爭的本身，而是某個他們未及參與的，青春與壯遊的時代。雖然，在戰爭的親歷者身上，青春已經完全地改變了。

老鼠過冬記

整理花的時候，特意戴上了塑膠手套，還是在手上留下好幾處刺傷。上個星期買的香水玫瑰，插在瓶裡不過三天就萎謝了，所以這星期還是買了一般的品種。另外，也給過年時的櫻花枝換水，它在沒有土壤的情況下還是抽出嫩綠色的新葉。即使當初的粉色花朵都已經乾燥，一碰就紛紛地掉落下來，每換一次水就掃一次地。
所以，春天畢竟來了嘛。今年年初密集送來寒流的冬天，已經過去了呀。
下午，朋友在電話裡給我講了一個老鼠過冬的故事。說是在他兒子的童書繪本上看到的。

有一群老鼠，每年春天、夏天、秋天的時候，都忙著為冬天儲存糧食。只有一隻小老鼠什麼也不幹。當別的老鼠幹活時，牠躺在草地上曬太陽，不然就無所事事到處閒晃。別的老鼠問牠為什麼不工作，牠就說，「我在蒐集陽光」，「我在蒐集微風」，或是「我在蒐集花的香味」…。
這樣到了冬天，老鼠們在地洞裡，靠著一整年存下來的糧食過活。但是這年的冬天特別漫長，在陰暗又寒冷的地洞裡，牠們逐漸耗損著糧食，冬天卻像是永遠到不了盡頭。眼看著糧食越來越少，老鼠們在黑暗中喪失了信心，覺得再也撐不下去了。
這個時候，那隻在春夏秋三季無所事事的小老鼠，開始對著牠的鼠伴們描述陽光曬在身上的感覺，空氣中花粉的氣息，與清晨露水的涼味。彷彿牠真的在那三個季節裡儲存了無形的收藏，這時掏出來使用。其他老鼠們在黑暗中諦聽。小老鼠的描述重新給了牠們希望。牠們撐過了那個冬天。
「童書裡會有這樣的故事啊？」我覺得有點不可置信。
「對啊。很不錯吧。」他說。「另一個啟示是，老鼠的社會其實還滿寬容的，可以容忍那隻小老鼠什麼也不幹，還吃大家的過冬糧食。」
其實我們人類也曾經實驗過共產社會啊，只是搞砸了而已。可能我們人類沒有老鼠寬容吧。
不知道小孩子們讀到這故事時，有什麼感覺。我們又期望他們有什麼感覺呢？他們能夠想像那樣沒有希望的冬天嗎？這故事讀起來像說故事人的自我合理化，他一定曾經覺得必須為自己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打起領帶去上班、存錢買股票，做一些可以清楚看出目的與收穫的事，進行一番解釋。告訴在他周圍皺眉頭的人，想像力也是很重要的，什麼都不做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無所事事發呆的人可能會拯救世界喔。

而對於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那些才剛來到世界上，摸索著觀看與參與世界的小孩子們而言，這個故事也許同時說明著兩件事：
一、這世界是有可能嚴酷到讓人失去所有的希望的。像是掉進在地洞裡沒完沒了的冬天。並且問題可不只是口袋裡沒有暖暖包而已。而是一種侵入了心裡的寒冷，每一天都更減損一些的希望。好像黑暗永遠不會有盡頭似的。
二、那樣的嚴酷又是有可能度得過的。憑藉想像，與記憶。在地洞裡想起某一日的陽光，並且在那樣的回憶裡獲得一種安頓。外在的嚴酷，與內在的記憶，好像是完全不成比例嘛。然而生活最嚴酷的處境，最終給予了小老鼠那些微小事物以力量。絕望與希望互相補位。如同一個銅板的兩面。
當我們把這樣的故事寫進童書裡時，我們在告訴小孩子們什麼事呢？我們是不是想要他們學會，這世界既是充滿絕望又是充滿希望，而且希望總是在絕望時才顯出用處來？
並且，與其說這是我們教導他們的事，不如說，是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的事。藉由他們的相信，我們才能再一次這樣向自己確定。
我的朋友為什麼想到在一個週末的下午，跟我說這個故事？也許他察覺了，我經常是，搖搖晃晃站在絕望與希望鄰接的界面上。
有時我想起另一個世界的繁華。
那種繁華的距離，是彷彿夜間三點醒來，發現關去了聲音的手機面板，正因一通電話而閃爍。你看著那在床邊的冷光撲朔，如同漂浮在海中的一朵水母。
直到冷光熄滅，又只剩下來自窗外的微微的光。
決定不去接那個電話。
那電話來自的場所，可能是夜店。或是一喧鬧的宵夜餐廳，那些地方的燈光總因對比於外面的夜空，而明亮到慘白。什麼人忽然在那裡想起你來，便打了這麼一通電話。
決定不去接那個電話。在那個決定之中，你與這個世界的另一面，遂有了一種距離的關係。一層沉默的包覆。
有時我感覺，想說的話已經不發生在這個世界上了。語言採取了另一種形式。更完整的言說，包藏在全然的靜默裡。比如一個下午，心裡的湧動。你能說什麼呢，能說什麼而不形成曲矯與累贅。於是只能安靜下來。
世界與我的鄰接關係，微妙地變化了。
又或者，在某一個可能的時空裡，你接起了那通電話。然後聽見，刮過露天無人的停車場，風的聲音。

革命前夕

入夜之後我們到城區看了一場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有關切．格瓦拉在二十三、四歲時從事的那次走遍南美洲的旅行。
我還記得一九九七年，格瓦拉是那年空氣裡的關鍵字，說出口就打開了某種傳奇與想像。街上販賣著以他戴著貝雷帽的俊美臉孔製成的各種商品。愛丁堡王子街花園的冰淇淋車，招牌邊貼著他的海報，像安迪沃荷的瑪麗蓮夢露那樣，套成許多不同的顏色。
那一年他的骸骨出土。已經是他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被捕，遭到處決之後的三十年。那些行刑的人將他的遺體拍照，且剁下雙手送交他的革命舊友——古巴的卡斯楚。經過這樣有如黑社會般的殘酷處刑與示威後，他的遺體被草草掩埋，在一處少有人知的墳塚裡度過歲月。彷彿再也不會有人想起了，當革命已經不是流行的字眼。然後忽有一天墳塚又被打開，幾個考古學者往挖出來的土坑裡探，他們的影子與日光一齊投射在白骨之上。他又回到這個光亮與暗影並存的世界。一九九七年。

格瓦拉出身阿根廷一經濟寬裕的醫生之家。後來他自己也進入醫學院就讀。在電影，以及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中記述的，其實只是他幾次長途旅行中的一次。一九五○年他曾經單獨騎摩托車旅行阿根廷北部。一九五三又有第二次的環南美洲之旅，那次旅程的最後，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卡斯楚。旅程的終站轉變為革命志業的起點，格瓦拉從此成為卡斯楚並肩作戰的戰友，一同在五九年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大政權。
格瓦拉自己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這本書的〈後記〉裡，描寫的那個沒有名字的人是誰呢？應該不是卡斯楚。但那看起來像是，兩個各自攜帶著不明而巨大能量的革命與流浪之人，一次命運預示的交會。格瓦拉對那次會面的描述，是這樣的：
「小山城的夜空佈滿星光，四週的然與寒意驅走了黑暗。好像——我不知如何形容，好像一切的物質實體都消融了，都遁入了太虛，把所有物體的個性都抹去，把我們吞噬，使我們陷入無邊的黑暗裡。夜空中沒有一絲雲可以讓人藉以辨認空間的遠近感。我身旁幾公尺外的一盞昏黃燈光也在黑暗中失去了力量。」
「這個人的臉在陰影中，看不清楚，我只能約略看到應該是他雙眼的亮光和他前排四顆牙齒的閃光。」
這個格瓦拉沒有寫出名字的人，與他在一個不知名的山城中初次見面。兩人都是離開了自己出身的城市與國家，一再地流浪與冒險。忽然，這不知名的人吐出謎一般，但對照後來的事態發展、卻又帶有預示意味的話來：「革命是一件不涉個人的事；革命會奪走這些人的性命，甚至奉這些人為典範或工具，用以馴化繼起的年輕世代。…你將會死得慷慨激昂，成為仇恨及鬥爭的完美呈現，因為你不是一個符號，而是未來會被毀滅的社會裡的真正一員；你的言詞及行動將會展現出一群人的精神。你和我一樣有用，不過你不會知道，對於那個將來會以你作為犧牲的社會來說，你的用處會有多大。」

我們這些從T恤、手錶、海報、商品上認識了格瓦拉的人，現在再一次從電影螢幕與傳記中認識他多一些。但是一切浪漫化的革命與旅行想像，背後其實是游擊生活的慘烈殘酷。匱乏的補給，與山林之外那個以優勢武力包圍及偵測著游擊隊的、巨大機器及秩序的對抗。看著友伴一個個倒下。在飢餓與疲乏中消耗。被捕時只剩不到二十人。
那是浪漫傳奇隱去不談的部分。確實如格瓦拉的〈後記〉中那沒有名字的人所言，格瓦拉不會知道，他的游擊革命徹底地失敗犧牲後三十年，他的名字竟又在二十世紀結束前重新被憶起，成為理想的象徵。因與果之間，往往不是邏輯正面的承接。不是你想做一件事，它就造成了你預想的後果。不是的。格瓦拉不知道這個以他為犧牲的世界，如何受了他的影響。如同我們也永遠不會知道，他隱身叢林中那些飢凍的夜晚，為我們承擔了什麼。
那麼還是，讓我們看看在格瓦拉的革命還沒開始之前，他走上的那趟旅程吧。那個年輕、大膽、有時不負責任的小夥子。身無分文，雙眼發亮，在飢餓與疲倦之中前進，到處結交朋友，這趟革命前夕的旅程，彷彿後來游擊生活的一次早期的演練。
「錢幣已經拋了起來，正在翻轉當中，有時轉到頭像那一面，有時轉到字那一面。我將要透過我的嘴巴，用我自己的語言，重述我雙眼的所見。」
他這樣走完了。那個無關乎成敗、無法預知的「用處」，就成立了。

後來，格瓦拉與卡斯楚帶領八十一人的游擊隊攻堅登陸古巴。八十一人當中只有十二人生還。這是什麼樣的數字比例，那又是什麼樣的經驗，看著與你一同作戰的年輕同志一個個死去？也許像這個沒有名字的人說的，「革命是一件不涉個人的事」，不僅死去的人無算，即使是存活者，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將會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什麼樣的犧牲獻祭，實踐了什麼樣的，「用處」。
格瓦拉在〈後記〉中，這段有關他與一位不知名的革命者會面的描述，文字中充滿了模糊氤氳的氣氛、實體消融的無邊黑暗，彷彿他早已經直覺，這次相遇的奇幻時刻，乃是深深包含於歷史的不可捉摸與難測之中。
在古巴革命成功後，卡斯楚成為古巴的統治者，但格瓦拉仍不放棄游擊隊的生活，繼續向世界輸出革命。他似乎一直是個在路上的人，從沒改變生命作為一次長征般的摩托車旅行。一九六六年他潛入玻利維亞進行游擊戰。次年被捕，第二天立即於當地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