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士

有時，在歷史事件的中心，英雄是出奇地安靜。
一九四三年五月，滿洲國最高軍事顧問楠木實隆到富錦視察五頂山要寨途中，遭到一名為常隆基的勤務兵以手槍近距離射殺斃命。混亂中常隆基藉地形掩護逃逸亡走，打算越過邊境潛往蘇聯。但追兵隨即掩至，常最終投松花江而死。

這於二次大戰期間刺殺了一日本中將的「五頂山事件」，自然鼓舞了無數的抗日分子。但是常隆基是誰呢？這個後來成為了英雄，在富錦一地立起了銅像的勤務兵，在那個決定性的片刻，於狹窄的山路上，忽然亮出藏在袋裡的手槍，直面中將的頭顱。幾秒鐘之內，以一種手術醫師般的決斷，快速地將一個人從世上剜去了。
後來，當開始追蹤這個常隆基的形象，我們所能獲得的線索並不多。常隆基在被徵兵之前出身農家。並不是抗日小說或電影裡的知識青年志士角色，也沒有留下任何訣別手信或思想論旨。事情自發生之日起，便沒有過一言半語來自當事人的說明。它就像大部分的事情一樣發生得毫無交代，所有的交代與解釋都是後來的。
反而是後來發生的事，更為清晰明白。在歷史的地平線上英雄突然出現又消失。造就這個英雄的事件，從事發到投河，不過兩三天。然而事情的餘緒卻一直留到了「多年以後」。近年，常隆基的故事拍成了電影，編成了舞台劇，在《南方周末報》上有一篇深入報導，訪問了跟常隆基有關，尚在人世的一些老人。歷史往往令人驚異，短短兩三天的事，如何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

例如，常隆基在逃亡路上，受了一對高家父女的幫忙。在一本虛構小說裡，這段情節被大加渲染，成了常隆基與高姓女子共度數夜，為常留下了後代。記者訪問了高姓女子的丈夫，他沒好氣地指著自己的兒子說，哪裡像常隆基？另一個在松花江邊向日本人密告常隆基，導致常投河殉死的人物，則是後來在文革中遭鬥。幫助常的高家父親被日人抓去，在牢裡關了好久，不斷受到騷擾劫奪，從此家道中落。他們本來都是極為平常的小人物。忽然就捲入世界消滅一個中將、與產生一個英雄的吐納過程，一輩子與這實際只占人類歷史兩三天的事件脫不了干係了。
但是在這一切事件的中心，英雄是出奇地安靜。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照片。他似乎是個極為硬氣的人。也是個沉默的人。後來不聲不響幹出這麼件大事來。除此之外我們所知極為有限。我們並不擁有一個清晰的人物形象，可以在傳記裡被研究學習的那種。我們有的其實只是一個事件，策動了事件的人彷彿背光的輪廓看不清楚。事件的中心空缺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圍繞著這虛幻的核心運轉。
其結果是後人不斷地往裡頭填補。比如填進一段老套的愛情故事，意識形態正確的政治指涉。彷彿以為歷史會因為不受到這些餵養而饑餓。或者我們自己是饑餓的。我們多麼恐懼得不到解釋。寧願有一個八點檔連續劇般，離奇難信的解釋，也不肯放任它的空白。

我一再想著這個故事。大概也是因為對那空白核心的猜想。關於死士，以自身的一死去刺殺，擊破這世界的某個節點，從此改變了世間的某些路向。關於這樣的人，我為什麼總是感到迷惑與好奇？幾乎是從少年時候讀〈史記‧刺客列傳〉起。且無論是在歷史的哪一面，常隆基，或是有一次在紀錄片中看見，日本的神風特攻隊殉死之前，以無線電與日軍軍中廣播連線，於是在大和艦上的人會聽見神風飛行員最後決絕地高喊：「現在要俯衝了！」
那樣地淒厲。
也許只是一種隱喻的關係。
有時這世界令我失望。種種粗鄙，無知，諂媚，自我欺騙，他人對我的惡意，我對他人的惡意，都令我失望。並且因為看見自己身上也有這些同樣醜陋的品質，而加倍失望了。然而我對這人生卻始終沒有發展出一種死士般的關係。如果有，或許那專注的片刻，時間與空間凝止的尖銳刺點，將足以切斷或改變些什麼。那是一種，將自己交託出去作為一把利刃，成為你不知是誰的那種力量手中的工具。不多，也不少。我相信這是死士的真義。
我始終沒有與世界發展出這樣一種死士般的關係。那或許是因為我感到，容納著我與令我失望的這世界的，乃是同一種蠢動與共振。我無法將自己從其中劃分開來。

春琴

關於美，我以為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是最好的教本。

這是一個發生在日本明治年間的故事。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九歲因眼疾雙目失明。她在彈奏三味線上展現了極高的音樂天賦。一方面才高氣傲，一方面父母與教琴的師傅都對她極為寵溺，或許也有失明後種種不便產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春琴竟長成了一個冷漠，任性，苛刻之人。即使如此，她的才華與美貌仍然不斷受到讚嘆，是人們口中傳奇的美麗盲眼琴師。
在這位美麗琴師的身邊，有一位如同影子般的人物。就是從小服侍春琴，對她忠心耿耿的僕人兼學生佐助。佐助本是春琴家裡找來專門負責牽著看不見的春琴進出，代替她的眼睛，伺候她種種雜事的僕人。後來春琴把他收做學生，教他彈三味線。十一歲少女收了十六歲少年做徒弟，而且動輒嚴厲責罵。但佐助對春琴是既當成主人，也當成師傅，那樣全心地孺慕。春琴傲慢的脾氣與種種頑固的偏好，只有佐助最為明瞭，雖說受責罰是常有的事，仍無微不至地盡力伺候著。
這樣的主僕／師徒，年長後又多了一層男女之間的關係，卻不是對等的關係。春琴仍然將佐助當成小廝使喚，佐助也仍然卑微地對應。這樣一直到春琴三十七歲那年，發生了她美麗臉容被毀的事件為止。
大概春琴的傲慢性格使她暗中與人結怨。一個夜裡，不知什麼人潛入春琴的住所，將熱湯潑往她臉上，毀了她自幼引以為傲的容貌。從此以後春琴日日以頭紗覆臉，再也不公開露面了。美貌一夕之間轉為醜陋，對春琴而言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不但對外保密，也擔心身邊貼身服侍她的佐助日子一久難免會看見她的臉。
於是佐助就刺瞎了自己的眼睛。

佐助刺瞎眼睛的舉動，可以做兩種解讀。一是他為了讓師傅放心，不看師傅的臉而繼續服侍她。另一種解讀，是其實佐助也是害怕的。春琴害怕被看見，佐助則害怕看見。從小仰慕春琴的佐助，簡直是將春琴當做「美」在人間的具體化身而侍奉著。主人／師傅無處無事不美。即使她那暴戾的脾氣，也毫無怨尤地承受下來。現在他所愛慕效忠的「美」，就在眼前毀壞了。這對於佐助的打擊，恐怕不亞於對春琴本人的傷害。
害怕看見的人，其恐懼一點都不亞於毀容事件真正直接的當事者春琴。藉由刺瞎自己的雙眼，佐助竟得以阻斷外在現實對內在認知的干擾，將他對師傅的印象永遠封存在尚未毀容前，最美麗的時候。谷崎潤一郎描述，佐助失去視力的時候，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由於失去了外界的眼力，代替之下竟打開了內界的眼力。嗚呼，這才真正是師父所住的世界啊，這下漸漸感覺到可以和師傅同住在一個世界了，在他已經衰敗的視力之下，已經無法分辨房間的模樣，也無法看清春琴的身影了，不過只有繃帶所包裹著的容顏所在還朦朧地映在昏白的網膜上，他感覺那並不是繃帶，而是兩個月前師傅圓滿微妙的白皙容顏，在混沌的明亮光圈中如同來迎佛般浮現著。」
這段動人的描述，我一再讀了好幾次。佐助失明的瞬間，在光影逐漸消融當中面對師傅漸漸模糊的臉孔，竟像是見到來迎接死者靈魂前往淨土的阿彌陀佛哪。

在這裡，谷崎潤一郎將失明的經驗比擬為死亡。死亡不是結束，而是打開另一個世界的通道。修佛者藉由死亡進入死後的世界，往生阿彌陀佛淨土。佐助則藉由刺瞎雙眼，關閉了外界色彩形象的世界，進入內在，與師傅共同的空間。（如此說來，確實師傅的臉孔就如阿彌陀佛般來迎，將佐助接納進入她的世界。這也印證在事件發生後春琴對佐助態度的轉變，他們終於是同一世界裡平等的兩人了。）刺瞎眼睛看起來像是毀滅的動作，實際卻是一次轉換的發生。若不是斷然放棄外在的視覺，不可能進入內在的純粹—一個「美」得以永久留存，不受時間或他人殘害而壞毀的世界。像是在外界現實的步步進逼圍剿中，忽然遁地而走，重獲自由。
谷崎潤一郎在小說的末尾，假托一位僧人之口，為佐助的作為做出總結性的評語：「能於轉瞬間斷絕內外，使醜轉回為美，其禪機可嘉，庶幾達人所為。」
後來，春琴與佐助這對盲人，繼續相依為命至春琴過世為止。經此事件，春琴深受感動，兩人之間終於有了愛情的可能。即使有旁人以為的種種不便，兩人卻彷彿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這樣說來，佐助的刺瞎雙眼，確是一瞬間轉醜為美，化不幸為幸福的立斷之舉。

這本篇幅不長的小說《春琴抄》（中譯本扣除註腳及譯者後記，不過八十多頁），我認為是二十世紀日本極精極好的小說，也是谷崎潤一郎最好的作品之一。其中充滿了層次豐富的象徵與寓意，它帶給我最重要的體會之一，即是有關「美」的領悟。
現世中的「美」，並非一究竟之道。它會消失，會變質。它會令依附它而生的人因落空而痛苦。
我以為，重點並不在佐助是否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而在那個動作帶來的「轉化」可能。
生存在這個高度謳歌外在美麗的時代，我們很少問自己是否擁有與醜陋共處的能力。無論是自己內在不為人知性格暗處的醜陋，或是外間刺目的現實。各種美麗如煙花般騰空又殉落，起落之間也有著無數打開轉化之門的可能。化醜為美，化短暫為永遠。然而五色使人目盲，繁華世界人云亦云的美麗，阻礙著我們用另一種眼睛看待世界的方法。
佐助在斷絕視覺之後，才終於溝通了他先前卑微地仰慕著的春琴的美。春琴在失去她自傲的美貌之後，才經驗另一種幸福，音樂的境界也更上層樓。藉由一決斷的轉化之舉，美的喪失，竟創造了另一種更高層次的美。這正是僧人口中的禪機吧。我讀到這裡，幾次將眼睛閉上，尋索有形世界經常令我們遺忘的，內在的視覺。

身不繫

蘇東坡六十五歲那一年，結束他在海南島三年的謫居時期。三年前他因朝廷的人事變動，在黨爭勢力消長之間，被以「譏斥先朝」的罪名遠派到海南島。一直要到宋哲宗過世，才被召還。死了一名皇帝，來自遙遠京城的一紙誥命，使他再度整裝踏上旅程。

在這趟漫長的返京之旅中，他路過金山寺。在那裡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張像。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畫像一直被留置在金山寺裡，而竟果然等到了蘇東坡的歸來。他於是在畫像上題了一首總結自己生平際遇的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晚年從流放之中歸來，走進一寺廟，卻見到了自己的畫像。我覺得真是太戲劇性的一幕。最近，重讀蘇東坡晚年詩，不住揣想這一生三次遭貶謫，一次比一次遠的詩人的生命際遇。我們習慣以為流動與變化是二十一世紀人獨特的專利，輕易就遺忘了古人也擁有深刻的變動經驗。
往往，在中央朝廷政治勢力洗牌的時候，以科舉入仕的文人們得把命運交出去，像骰子一拋拋在了在中國廣闊的國土地圖上。各自走出京城的城牆，四面八方地去體驗什麼叫遙遠。
那是在沒有現代通訊器材的時代。貶謫與遷徙意味著許多難測的聚散。當蘇東坡從惠州出發往海南島時，他的弟弟蘇轍也正要從筠州轉往雷州。兩人在互不知道對方消息的情況下分別上路。蘇東坡到了梧州，才知道蘇轍剛剛路過該地，計算著路程，幾天之後就會遇見了。
幾乎是以人類學家收集口傳神話一般的方式，忽然在旅途上撿拾到一個與自己相近的形象。「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這樣聽見了弟弟在居民的口說言談之中被提起。幾天前才路過此地呢，他們說，那人正像你一樣留著白鬍鬚，紅臉色，身高也相當。一個與自己血緣最親的兄弟，與自己一樣地流離，在這極南之地，就要相遇了。但這時還沒見到，還只是聽說。這詩正寫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上，將見而未見，也許懷著盼望，藏著許多見面時要說的話，在言語流傳中印證兩人多年不見仍然保存的相像。
於是我想起，那個以有形的地理場所與時間支架起來的，詩的空間。場所是五湖四海，因為貶謫流離而如不繫之舟般飄盪遊歷過的各地。中國是太大的一個國家，距離與遙遠的概念總是對應於際遇的。而時間則在一生的窮達起落間，如此衍生了聚散因緣之種種。

在蘇家兩兄弟晚年於嶺南重聚之前，他們已四處為官，聚散多年，有時只是遠遠地聽到對方的消息。元祐初年蘇轍奉派出使北方的遼國。蘇東坡人在杭州，以一首詩遙寄他的弟弟：「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河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從沙漠到清禁（京城宮中），河山到武林（杭州），迢遙的距離是以「看」、「夢」這兩個動詞來填補的。那是一種虛想的填補。但詩也在虛想之中產生。
恐怕在那個時代，遷徙不只是多買幾個行李箱的問題。蘇東坡本來有幾個妾，在他被貶謫的四五年內相繼辭去，只有一位名叫朝雲的，一路跟著他到南方。那個時代「家庭」的概念，可能和我們是很不同的。一個妻妾子嗣眾多的家庭，一旦男主人被貶謫到遠方，說不定真是得就此解散的。廣陌天地，距離是一種迫近的現實。出發上路前，有人決定留下，有人決定離去，家庭被迫重組為比較機動適合遷徙的人口數。這個國家遂以它廣大的空間感消化著、改編著它許多被流放的文人。

但當六十二歲那年，蘇東坡再次被貶到海南島時，唯一留在他身邊的朝雲也已經過世了。對於這晚年的遷徙，他已經預見了此去無回的可能。在信中他對友人說，「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那是一趟最終的旅程。所謂「最終」，指的不是他從此定居不再遷移，而是那一次、再次、三次的流放，遠、再遠、更遠，終於遠至了極南的海南島，已將蘇東坡推往了暮年極限之境。在那裡，他做好了死亡的準備。
蘇東坡終於還是回了中原，路過了金山寺。這是一次舊地的重遊。早年在杭州任官時，他曾在金山寺寫下「江山如此不歸山」的句子，雖然那時他還不明白，此後的一生真是會如他所說，那樣地歸期杳杳。
讓我們再回到這篇文章的開端吧。多年的流放之後，在金山寺，他終於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幅像。彷彿埋藏在時間裡的一則線索。出自故人之手，這幅畫像與畫中人長期以來乖隔兩地。終於見到時，也許會像是與舊日自我的一次面對面對質吧。感慨系之，遂以三個空間上的地名，一個比一個遠地，三疊唱般涵括了一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多少文人在帝國疆土廣漠的空間裡消磨著命運，但蘇東坡何嘗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把不如意的三次貶謫，化為一生重要的體悟，平生的功業。於是，流離遠放不再是空間消化了詩人，而是空間為他所消化。
見到那幅畫像後兩個月，蘇東坡便過世了。

快餐店裡的蛋炒飯

蛋炒飯有一種很奇妙的特性。比如說，你覺得蛋炒飯是中餐還是西餐呢？

在大多數國外的中國餐館裡，蛋炒飯絕對是中國菜的代表性名物。差不多是跟糖醋里肌、雲吞湯並列的明星商品吧。而且外帶點餐率應該是相當高，很方便就可以盛裝在外帶餐盒裡帶回家邊看電視邊吃（在美國常用的是那種上寬下窄的方形紙盒。在英國則是用錫箔盒，上頭再用一硬紙蓋壓實扣緊）。總之它幾乎是跟外帶披薩一樣，適合星期五晚上的懶人電視餐。
可是我有另一種對於炒飯的記憶。曾經有一段時間，它在我們這個城市裡，是被當作一種西餐來對待的。在西式的咖啡店裡，往往會有這樣一、兩道火腿蛋炒飯或青椒牛肉炒飯，排在牛豬雞排的後頭。由打著小領結的制服服務生送來，裝在圓形白瓷盤子，用湯匙而非用筷子吃。餐前附玉米濃湯，餐後附加糖的冰咖啡或冰紅茶。
雖然台北沒有普遍地發展出香港那種「茶餐廳」文化，但也不難找到一些經營了二、三十年以上的老式快餐店，賣早餐蛋、漢堡、炸雞、火腿蛋炒飯、青椒牛肉炒飯、三明治的那種。香港的茶餐廳有三明治、乾炒牛河、公仔麵。台北的快餐店則經常有炒飯。說來奇怪，但好像也很順理成章，炒飯就這樣臥底般地潛入了「西餐」的菜色行列裡。在六、七○年代的台北，對許多人而言，那說不定是門檻最低的一種西餐。口味熟悉，價格相對便宜，而且不需要動用刀叉極盡辛苦地把牛肉和骨頭、明蝦與蝦殼分開。
所以，在國外被視為中國菜代表的炒飯，其實有那麼一段時間，在我們剛開始生長出咖啡廳與西餐文化的城市裡，是被當成一種咖啡廳裡的餐點的。如此炒飯遂奇妙地具有種亦中亦西的品質，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中國菜，台北人卻在西餐廳裡吃它。

炒飯作為西餐的歷史，其實是因應一特定的時空而生，即是城市接受外來飲食文化的早期階段，所衍生的中介食物。一道熟悉的菜色，隨都市與文化風景替換挪移，獲得一微妙的詮釋位置。那幾乎是我們身邊諸種事物在時間層層積累的過程裡，不斷衍生、轉化，產生種種歧義的例證之一。
說來這菜單的越界也不是只發生在台北的快餐店。越南菜裡有用法國麵包配牛腩或咖哩。日本則有整整一系列的和風洋食菜單：炸豬排、可樂餅、蛋包飯等等。當初是文化間對話撞擊過程裡偶然的產出，卻從此天長地久地留在了味覺的倉庫裡。
在天母一家老快餐店裡，我點了火腿蛋炒飯和薯條，他點了杏力蛋（omelette）和烤吐司，用吸管喝裝在玻璃瓶裡的可樂，討論窗外的街樹。快餐店的裝潢很老舊，刀叉上都是刮痕。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老快餐店。它有一種家常的氣氛。像是小時候爸媽會帶你去的店—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吃，而是因為三明治、薯條，與裝在盤子裡的炒飯對你是新奇的，口味是簡單的，而且因為是西餐，不是天天吃到的中國菜，就使得去快餐店有了那麼一點節慶的味道，很適合當做給小孩子的犒賞。當然那是遠在台北還沒有麥當勞以前的事。
吃著老快餐店的食物，我和我的朋友聊起了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關於西式的食物，我們最喜歡的都是早餐。煎蛋、培根或火腿、吐司這一類的東西。在美國就一定有盛在馬克杯裡過淡的咖啡。在英國就一定有裝在金屬茶壺裡一不小心忘了撈出茶包就濃到難以入口的茶。要真從美食的標準講究，實在是沒什麼可說的，但我們都覺得最有意思。可能因為吃那種早餐的日子，往往是難得悠閒的周末上午。或是到哪兒玩了一夜的次日早晨，重見日常的天光。也可能，是跟我們對小時候台北那些西式快餐店的記憶有關？

正當我的朋友為這共同的早餐記憶而興奮，開始說起他在美國讀長春藤名校的那幾年，常去的一家早餐店時，我忽然想起，其實我們都是徹底地被留學的那段時期改變了。幾乎一無例外地。我所有在國外待過的朋友，我自己，或是屬於另一個世代的，一些長輩。
七○年代出國的人會說，他們當年出國念書，絕對不敢想沒拿到學位這種事。有人出國了一、兩年，學業不順利，讀不下去了，有一天忽然就下落不明，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直到多年之後出現，原來當時他們竟是決絕地去了中西部，或者南方，什麼城市或小鎮打工，開中國餐館。自我消失，切斷一切聯繫，寧願如此也不肯在學業不成的情況下返鄉面對親友。我們較晚的一代，沒他們那們悲壯，卻也是各自在自我的孤島上，吸收著各個面向的異鄉經驗。
像這樣的故事，不知為什麼幾乎沒有形成記憶。大家好像對留學都保持極固定表面的一種想像，以之為某種美好康莊大道的起點。那想像太強大，以致於曾經有過異鄉經驗的人，不知道如何詮釋自身的過程。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被那經驗改變了，卻說不出是怎麼回事。
這世界是多麼地輕信。那輕信又是多麼的牢固。
雖說是牢固，但當多年之後你終於看懂，那牢不可破的羅網也就如馬奎斯《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鎮一般，在風中灰飛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