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店裡的蛋炒飯

蛋炒飯有一種很奇妙的特性。比如說，你覺得蛋炒飯是中餐還是西餐呢？

在大多數國外的中國餐館裡，蛋炒飯絕對是中國菜的代表性名物。差不多是跟糖醋里肌、雲吞湯並列的明星商品吧。而且外帶點餐率應該是相當高，很方便就可以盛裝在外帶餐盒裡帶回家邊看電視邊吃（在美國常用的是那種上寬下窄的方形紙盒。在英國則是用錫箔盒，上頭再用一硬紙蓋壓實扣緊）。總之它幾乎是跟外帶披薩一樣，適合星期五晚上的懶人電視餐。
可是我有另一種對於炒飯的記憶。曾經有一段時間，它在我們這個城市裡，是被當作一種西餐來對待的。在西式的咖啡店裡，往往會有這樣一、兩道火腿蛋炒飯或青椒牛肉炒飯，排在牛豬雞排的後頭。由打著小領結的制服服務生送來，裝在圓形白瓷盤子，用湯匙而非用筷子吃。餐前附玉米濃湯，餐後附加糖的冰咖啡或冰紅茶。
雖然台北沒有普遍地發展出香港那種「茶餐廳」文化，但也不難找到一些經營了二、三十年以上的老式快餐店，賣早餐蛋、漢堡、炸雞、火腿蛋炒飯、青椒牛肉炒飯、三明治的那種。香港的茶餐廳有三明治、乾炒牛河、公仔麵。台北的快餐店則經常有炒飯。說來奇怪，但好像也很順理成章，炒飯就這樣臥底般地潛入了「西餐」的菜色行列裡。在六、七○年代的台北，對許多人而言，那說不定是門檻最低的一種西餐。口味熟悉，價格相對便宜，而且不需要動用刀叉極盡辛苦地把牛肉和骨頭、明蝦與蝦殼分開。
所以，在國外被視為中國菜代表的炒飯，其實有那麼一段時間，在我們剛開始生長出咖啡廳與西餐文化的城市裡，是被當成一種咖啡廳裡的餐點的。如此炒飯遂奇妙地具有種亦中亦西的品質，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中國菜，台北人卻在西餐廳裡吃它。

炒飯作為西餐的歷史，其實是因應一特定的時空而生，即是城市接受外來飲食文化的早期階段，所衍生的中介食物。一道熟悉的菜色，隨都市與文化風景替換挪移，獲得一微妙的詮釋位置。那幾乎是我們身邊諸種事物在時間層層積累的過程裡，不斷衍生、轉化，產生種種歧義的例證之一。
說來這菜單的越界也不是只發生在台北的快餐店。越南菜裡有用法國麵包配牛腩或咖哩。日本則有整整一系列的和風洋食菜單：炸豬排、可樂餅、蛋包飯等等。當初是文化間對話撞擊過程裡偶然的產出，卻從此天長地久地留在了味覺的倉庫裡。
在天母一家老快餐店裡，我點了火腿蛋炒飯和薯條，他點了杏力蛋（omelette）和烤吐司，用吸管喝裝在玻璃瓶裡的可樂，討論窗外的街樹。快餐店的裝潢很老舊，刀叉上都是刮痕。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老快餐店。它有一種家常的氣氛。像是小時候爸媽會帶你去的店—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吃，而是因為三明治、薯條，與裝在盤子裡的炒飯對你是新奇的，口味是簡單的，而且因為是西餐，不是天天吃到的中國菜，就使得去快餐店有了那麼一點節慶的味道，很適合當做給小孩子的犒賞。當然那是遠在台北還沒有麥當勞以前的事。
吃著老快餐店的食物，我和我的朋友聊起了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關於西式的食物，我們最喜歡的都是早餐。煎蛋、培根或火腿、吐司這一類的東西。在美國就一定有盛在馬克杯裡過淡的咖啡。在英國就一定有裝在金屬茶壺裡一不小心忘了撈出茶包就濃到難以入口的茶。要真從美食的標準講究，實在是沒什麼可說的，但我們都覺得最有意思。可能因為吃那種早餐的日子，往往是難得悠閒的周末上午。或是到哪兒玩了一夜的次日早晨，重見日常的天光。也可能，是跟我們對小時候台北那些西式快餐店的記憶有關？

正當我的朋友為這共同的早餐記憶而興奮，開始說起他在美國讀長春藤名校的那幾年，常去的一家早餐店時，我忽然想起，其實我們都是徹底地被留學的那段時期改變了。幾乎一無例外地。我所有在國外待過的朋友，我自己，或是屬於另一個世代的，一些長輩。
七○年代出國的人會說，他們當年出國念書，絕對不敢想沒拿到學位這種事。有人出國了一、兩年，學業不順利，讀不下去了，有一天忽然就下落不明，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直到多年之後出現，原來當時他們竟是決絕地去了中西部，或者南方，什麼城市或小鎮打工，開中國餐館。自我消失，切斷一切聯繫，寧願如此也不肯在學業不成的情況下返鄉面對親友。我們較晚的一代，沒他們那們悲壯，卻也是各自在自我的孤島上，吸收著各個面向的異鄉經驗。
像這樣的故事，不知為什麼幾乎沒有形成記憶。大家好像對留學都保持極固定表面的一種想像，以之為某種美好康莊大道的起點。那想像太強大，以致於曾經有過異鄉經驗的人，不知道如何詮釋自身的過程。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被那經驗改變了，卻說不出是怎麼回事。
這世界是多麼地輕信。那輕信又是多麼的牢固。
雖說是牢固，但當多年之後你終於看懂，那牢不可破的羅網也就如馬奎斯《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鎮一般，在風中灰飛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