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繫

蘇東坡六十五歲那一年，結束他在海南島三年的謫居時期。三年前他因朝廷的人事變動，在黨爭勢力消長之間，被以「譏斥先朝」的罪名遠派到海南島。一直要到宋哲宗過世，才被召還。死了一名皇帝，來自遙遠京城的一紙誥命，使他再度整裝踏上旅程。

在這趟漫長的返京之旅中，他路過金山寺。在那裡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張像。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畫像一直被留置在金山寺裡，而竟果然等到了蘇東坡的歸來。他於是在畫像上題了一首總結自己生平際遇的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晚年從流放之中歸來，走進一寺廟，卻見到了自己的畫像。我覺得真是太戲劇性的一幕。最近，重讀蘇東坡晚年詩，不住揣想這一生三次遭貶謫，一次比一次遠的詩人的生命際遇。我們習慣以為流動與變化是二十一世紀人獨特的專利，輕易就遺忘了古人也擁有深刻的變動經驗。
往往，在中央朝廷政治勢力洗牌的時候，以科舉入仕的文人們得把命運交出去，像骰子一拋拋在了在中國廣闊的國土地圖上。各自走出京城的城牆，四面八方地去體驗什麼叫遙遠。
那是在沒有現代通訊器材的時代。貶謫與遷徙意味著許多難測的聚散。當蘇東坡從惠州出發往海南島時，他的弟弟蘇轍也正要從筠州轉往雷州。兩人在互不知道對方消息的情況下分別上路。蘇東坡到了梧州，才知道蘇轍剛剛路過該地，計算著路程，幾天之後就會遇見了。
幾乎是以人類學家收集口傳神話一般的方式，忽然在旅途上撿拾到一個與自己相近的形象。「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這樣聽見了弟弟在居民的口說言談之中被提起。幾天前才路過此地呢，他們說，那人正像你一樣留著白鬍鬚，紅臉色，身高也相當。一個與自己血緣最親的兄弟，與自己一樣地流離，在這極南之地，就要相遇了。但這時還沒見到，還只是聽說。這詩正寫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上，將見而未見，也許懷著盼望，藏著許多見面時要說的話，在言語流傳中印證兩人多年不見仍然保存的相像。
於是我想起，那個以有形的地理場所與時間支架起來的，詩的空間。場所是五湖四海，因為貶謫流離而如不繫之舟般飄盪遊歷過的各地。中國是太大的一個國家，距離與遙遠的概念總是對應於際遇的。而時間則在一生的窮達起落間，如此衍生了聚散因緣之種種。

在蘇家兩兄弟晚年於嶺南重聚之前，他們已四處為官，聚散多年，有時只是遠遠地聽到對方的消息。元祐初年蘇轍奉派出使北方的遼國。蘇東坡人在杭州，以一首詩遙寄他的弟弟：「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河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從沙漠到清禁（京城宮中），河山到武林（杭州），迢遙的距離是以「看」、「夢」這兩個動詞來填補的。那是一種虛想的填補。但詩也在虛想之中產生。
恐怕在那個時代，遷徙不只是多買幾個行李箱的問題。蘇東坡本來有幾個妾，在他被貶謫的四五年內相繼辭去，只有一位名叫朝雲的，一路跟著他到南方。那個時代「家庭」的概念，可能和我們是很不同的。一個妻妾子嗣眾多的家庭，一旦男主人被貶謫到遠方，說不定真是得就此解散的。廣陌天地，距離是一種迫近的現實。出發上路前，有人決定留下，有人決定離去，家庭被迫重組為比較機動適合遷徙的人口數。這個國家遂以它廣大的空間感消化著、改編著它許多被流放的文人。

但當六十二歲那年，蘇東坡再次被貶到海南島時，唯一留在他身邊的朝雲也已經過世了。對於這晚年的遷徙，他已經預見了此去無回的可能。在信中他對友人說，「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那是一趟最終的旅程。所謂「最終」，指的不是他從此定居不再遷移，而是那一次、再次、三次的流放，遠、再遠、更遠，終於遠至了極南的海南島，已將蘇東坡推往了暮年極限之境。在那裡，他做好了死亡的準備。
蘇東坡終於還是回了中原，路過了金山寺。這是一次舊地的重遊。早年在杭州任官時，他曾在金山寺寫下「江山如此不歸山」的句子，雖然那時他還不明白，此後的一生真是會如他所說，那樣地歸期杳杳。
讓我們再回到這篇文章的開端吧。多年的流放之後，在金山寺，他終於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幅像。彷彿埋藏在時間裡的一則線索。出自故人之手，這幅畫像與畫中人長期以來乖隔兩地。終於見到時，也許會像是與舊日自我的一次面對面對質吧。感慨系之，遂以三個空間上的地名，一個比一個遠地，三疊唱般涵括了一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多少文人在帝國疆土廣漠的空間裡消磨著命運，但蘇東坡何嘗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把不如意的三次貶謫，化為一生重要的體悟，平生的功業。於是，流離遠放不再是空間消化了詩人，而是空間為他所消化。
見到那幅畫像後兩個月，蘇東坡便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