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

宋代王安石有一首著名的〈詠梅詩〉：「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故宮的山腳下有一棵梅樹，就位在最多遊客下車拍照的地方。不過觀光客拍照的目標是山下的牌樓與山上的宮殿形建築，少有人注意到路邊的梅樹。在白天，它看起來很不起眼，周遭花圃在台灣這亞熱帶的冬天照常開著更鮮豔搶眼的花卉。有幾次我跟朋友從路邊經過，指給他們看：「這是一棵梅樹喔，你瞧。」常常換來的是驚訝的叫聲，「真的耶」，有的甚至還說，「什麼？梅花原來這麼小朵啊。」這樣說的人都是被華航飛機尾翼的大商標、或是國慶日牌樓上的幾何化梅花符號騙了，還以為梅花每朵都像碗一樣大。其實梅花不過指尖大小，花瓣薄如冰晶。白天在陽光下、在過於喧鬧的景色裡，你不容易看見它。到了晚上，在月光下，它清冷的美感就顯出來了。但那美感的分際極為幽微，你之所以能夠檢證它異於白雪的存在，憑的只是空氣中無可捉摸的香氣暗湧。
當然王安石這首詩，也帶有以花比人的擬喻。有人說王安石是因為尋訪高士未遇，而寫下這首詩。其實那尋不到的高士，未嘗不是詩人自己的投射。冬夜獨開的寒梅，隱隱暗香的存在，花瓣透明清淨的質地，提供了文人附加的想像。中國歷代文人詠梅花的作品，所要訴說的不外是一種孤冷的心志，清潔的精神。梅花一方面成為文人自我投射的鏡像，另一方面也就成了這些文人自語的對象。它既有著疏遠的距離感，又在清冷的月夜裡安靜地諦聽，也就成了理想的聽眾。
與王安石同時代的蘇東坡，生命裡便曾有過一株特定的、偶遇的梅花。元豐三年，蘇東坡被貶謫到黃州，路經春風嶺，在那裡見到一株生長在野草叢中的梅樹。我們不知道那是一株什麼樣的梅樹，但當時在謫放途中的蘇東坡，顯然把梅花當成了朋友，寫了兩首頗似自問自答的詩。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前一首詩用人的角度看花，後一首卻是從花的角度看人。前首人看花隨東風席捲狂飛；後首彷彿花也對人回望，在山谷中開得無聊，不如一路送行詩人，陪蘇東坡到黃州。也許為了旅途孤單的緣故，蘇東坡在心裡，已經把它當成同行的友伴帶上了。
這春風嶺上的梅花，後來蘇東坡還寫了好幾次。彷彿是梅花真的一路跟著他走了，他一直帶在心裡。蘇東坡一輩子歷經幾次貶謫，在帝國的秩序裡，一個文人的際遇升沉伴隨著地北天南的遷徙。在廣大的空間裡，一株遠方的梅花成為這個詩人年年想起、時時詠嘆的對象，那株梅花也就成了一種座標，使他能在時間與空間的遷徙流離中，以記憶指向某一年某一地作定位。一首十四年後的詩，題為〈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當時蘇東坡又貶到惠州去了，看到惠州的梅花，還是使他想起春風嶺。
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詩中蘇東坡說「豈知流落復相見」，其實他在惠州看到的梅花當然不是和春風嶺上的同一株，再度相見的念頭是一廂情願的想像。我們其實不知道，蘇東坡究竟有沒有機會再舊地重遊、再看見過春風嶺的梅花。那棵梅花已成為詩人心頭的一個暗記。
千百年來梅花受著文人的託付，扮演他們心目中那個孤高的自我兼朋友，安慰著他們的孤獨與冷清。則到了近代，時代的變動竟派給了梅花另一種角色。毛澤東有一首詠梅的〈卜算子〉：「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梅花從一枝獨開，變成在花叢中與眾花同笑；從寒夜裡的暗香浮動，變成報春使者，果然是共和國時代的詩。我們這一岸，唱的也是「梅花梅花滿天下」，也不是孤高的一樹梅花，而是一片花海似的遍滿普天之下。
花仍是一樣的花，典範與象徵卻轉換了。人間的變化悄然發生，從現實政治更進入象徵的領域。已經不是一個追求疏冷美感的時代了。

這麼說著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中學的時候，有一次我跟妹妹在西門町的一家自助咖啡廳喝點飲料。妹妹端果汁回座位的路上，不小心把果汁濺在一個女生的外套上。那個女生帶著她的粉紅色外套氣沖沖地過來質問，要求留下電話號碼，說等她把衣服送洗後要向我們要洗衣費。
那是我們剛開始擺脫了父母的陪伴，出入城市的各種場所。我們才剛開始學會，這樣的自由也意味著必須自己處理在各處遇見的種種狀況。城市無聲地形成了各種規矩，與人的距離、應對的空間。如今在百貨公司美食街之類的地方，人們端著熱騰騰的食物在狹窄的走道互相擦身而過，彼此閃避又能維持平衡。大家都是從什麼時候起學到這麼一門絕技的呢？如此經濟有效地運用空間，乃是我們不知不覺間被訓練出的一種必備技能。
回到王安石的詠梅詩，我覺得這首詩寫的不只是花，也不只是香氣，而是距離。在「為有暗香來」一句，香氣不是直撲人來，是經過了空間，在傳送浮動中由明轉暗，變得隱約了。詩人投射梅花以象徵。卻是空間，最終成就了這一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