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假

上班的日子，眼前隨時有一張時間的地圖。這一天，一個禮拜，一個月，一年，所需要完成的事、達成的目標，都必須換算成時間，像是一枚枚的彩色圖釘標示在地圖上。而且，還不只是自己的時間。我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團隊合作，大部分事情不是自己做完就成了，你不是一個單獨的人，而是組織網絡裡的一個環節。各式各樣的事務必需被理解，處理，討論，決策；各種不同職位、不同背景的人，必須進入這個決定的過程。所以你需要把別人的時間一起考慮進來，像是在手中握著許多時間的線團，交錯但是不能打結。

不上班的日子，時間相對單純些。倒不是說就沒有事情忙（我不上班的日子常常事情還不比上班少），但閱讀、寫作的時間基本上都是越不被打斷越好。而且你不需要把別人的時間計算進來了（雖說催稿的編輯可能是一直在計算著你的時間），從多個毛線團回到一個毛線團，多條時間軸回到一個時間軸——回到這個房間裡，你和一本書，一篇文章之間，極個人極隱祕的一種關係。
我正處在兩種時間的交界。應該說，是在重新調整兩種時間的比重。我幾乎一直都是同時兼顧上班和寫作，穿行於上述的兩種時間之間。有時這邊多一點，有時那邊多一些。最近我要辭掉工作了，於是我的兩種時間，繁複的、多線頭的那一端漸漸收攏，回到一人的、單軸的時間。
我常常被問，你是怎麼看待工作這件事呢？會問這種問題的人，通常是把我認知為一個作家，而不是工作上的同事。他們問這個問題時，是有一種納悶不解——作家不是就在家裡寫文章就好了，幹嘛去上班啊？至於工作單位的同事，很多人是在一起開過許多會，討論辯論過許多次，合作解決許多難題後，才有一天忽然發覺似地問我：「妳是不是常常投稿？我的太太（或鄰居、或小學同學、或巷口麵包店老闆）說很喜歡讀妳的文章耶。」
所以說，我的世界、我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循著「寫作＼工作」這條軸線分裂成兩個。（我不是故意的。）我接觸的人（以及他們和我的關係）大致可以區分成上述兩種：第一種把我看成作家，第二種把我看成上班族。對於我要辭職這件事，兩個族群的反應各不相同。前者好像是認為我這「迷途的羔羊」終於回家了，有些基於關心我的立場，還忍不住流露一種「看吧，瞧妳浪費了這幾年啊」或是「社會險惡上班不容易啊」的口氣。後者呢，則非常擔心我會失業，他們會說：「妳辭職了要去哪？啊？不工作？…（皺眉沉默了五秒）那…先休息一陣子也好啦。」唯一無法依這個標準歸類的是我媽，她又把我看成是作家，又擔心我失業，完全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我上班還寫作，不過媽媽總是這樣的，哎。

我同時受到這兩種關切、兩種同情，是一件幸運的事。不過也很難讓這兩個族群的人了解，這幾年，上班和寫作對我是一樣地重要。我從來沒有因為是作家，就覺得可以不認真工作。我用週末的時間閱讀寫作，一星期兩天的靜處時間對我非常重要。沒有週末的自我整理，不可能在每個星期一重新投入壓力與時效性都緊迫盯人的事務。
這幾年，我在工作裡學了很多。很多在工作上認識的人，教給了我重要的道理。
我覺得工作也完全可以當成是像寫作一樣，是需要高度運用創造力的事。在那些看起來最枯燥、無味的事務裡，其實都有創作的空間。我甚至挺喜歡開會。會議可以被看成一種推動改變的契機，像是小說裡故事即將峰迴路轉的瞬間。在那個瞬間，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將被解決，往左、或是往右傾斜之前，定止的時刻。
開會前，我們知道事情有怎樣的條件，卡在哪些環節。理想的會議，是要把問題解決，以便可以從卡住的地方鬆開，進入下一階段。也就是說，在開會前的A點，和開會後的B點，兩點之間需要一個橋段。會議就是那個橋段。鬆開卡住的環節，協調好後續的方向，像是小說或戲劇中，把角色的命運推向另一個高點。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作為業務單位的人呢，必須提供充分的資料，讓與會各方可以清楚認識眼前的處境，而不是在一片渾沌中做決定。並且，有的人不習慣在會議上表達真正的意思，但他們的顧忌若是沒有受到正面的處理，後續的事務推展會很棘手，所以必須察覺到，與會者沒被說出的意圖，主動引導希望他能說出來。從某一個角度來看，也像是讓小說中的角色充分醞釀，為他們鋪出橋段，發展出內具的能量來。
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層次，我在工作的場合得到很多體會。
今年放年假前的最後一天，走出辦公室的時候，覺得是久違地輕鬆了起來。這個年過得跟過去三年不太一樣，沒有帶檔案回家，也沒計算放假幾天能多做多少的工作。年假的最後一天，也不急著想明天有哪些人要聯繫，哪些事情要簽辦。整整一個禮拜，只發了一封跟年後台北國際書展有關的email。
時間開始有了另一種度量的方式。
這幾天我老想起石濤的兩句詩：「大叫一聲天地寬，團團明月空中小。」世界的寬敞或狹隘，事物的龐大或渺小，時間的漫長與短暫，可以在一瞬間、一次覺知中逆轉。對於我這始終是最奇妙而真實的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