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牌

「腳趾又長又乾癟，有點像猿猴哩。你知道…每次看到這醜陋的腳趾，我總是毛骨悚然。妳那隻白嫩的手連那兒都按摩到了。給我脫襪子的時候，妳沒嚇一跳嗎？」

川端康成的小說《湖》的主角，是這麼一個生著難看腳趾的男人桃井銀平。越是在意自己的腳趾難看，卻越停不下來地去想它、用語言符號去言說它。連對初次見面的澡堂按摩女郎，都要這樣一再地詢問：妳看到我的腳，沒嚇一跳嗎？那腳趾似乎象徵著一種恥辱與不潔，平日隱藏在鞋襪裡，不為外人所悉，但主人自己卻是心知肚明。一種無法逃避的存在，自我身體卑賤的場所，像個黑洞般，不斷貪婪地吸納著符號與言說。
或許我們每個人也都有那樣一種隱藏的恥辱與不潔。只是在這個百分之五十對五十的社會裡，恥辱是向外投射的。藍與綠互將對方視為自己的暗影，象徵了一切人生的不如意，不可控制的變因，掌握不住的處境，說不通的道理。
在喧噪的政治新聞裡，竟傳來了袁哲生自殺的消息。我和哲生在一家報社短暫地同事過，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從沒有發展出同事之外的友誼。因此我這時想起他與其說是出於懷念或悲傷，不如說是基於更自私些的理由。那個週末，他的死突然連結起其他我不明白、不理解的事。霎時令我感到，這個世界果然是既空落又窄迫的，而他們（包括那些以開玩笑的口氣說起「你們這些寫作的人是怎麼搞的」的人，那些在電視上侃侃而談的人，那些從來不曾懷疑過人生的人），他們果然就是不會懂的。他的死亡像一面凸透鏡放大著我對這個世界的懷疑，結晶為許許多多的「果然」。那被放大的邊緣歪曲的影像籠罩在我所見的一切事物之上。最核心的內裡，是一種模糊的恥辱感。提醒著，其實我並不是那麼準確地嵌合到這個，說著漂亮笑話的世界。
但那之後，我畢竟還是規律地上班去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搭朋友的車下山。她隨手接了一通手機，於是我們就被警察攔下了。忙亂中她找不到保險證與行照，於是警察開始念出各條的罰則，所有的句子都以「依法我有權…」開頭，並表示要扣她的車牌。「這是妳的車嗎？」「當然是啊。」警察瞪著她：「不是這樣回答！」那一刻我真的以為他就要控告我們侮辱警察了。

其實那是很一般的情況。違規了，被罰，也沒什麼。但對話當中卻有某種暴力的關係。警察的處置是合法的，但他很不友善，言必援引法條，將自己保護在正義合理的位置。在那位置之上，有什麼正扭曲著。他口中的法律不是用來告知你犯了什麼錯，而是作為一種壓迫的姿態拋出的，一種攻擊性的防衛。不知怎麼這樣的暴力就成立了。我看著我的朋友慌亂地翻著置物箱，打電話回家問東西放在哪，被迫到了一處看不見的牆角。警察一刻也不停地繼續說著，妳要扣駕照呢還是扣大牌，扣大牌我依法有權給妳四十分鐘讓妳開回家，如果妳去別的地方那後果自負，扣駕照妳就最好不要被抓到。好像我們一定會繼續違規，無照駕駛似的。
我的朋友試圖發出一點抗議：我是個規矩人哪，你實在沒有必要這樣。「不是這麼說。」警察說。「你們這裡有人，長得也是斯斯文文的，開口就幹譙我，連我媽他都玩，我媽可以讓他玩嗎？我就讓他知道，什麼叫做尊重警察！」
不久我們就繼續上路了。我卻仍止不住地感到沮喪。仔細想來，這其實沒什麼，我們做了一件違規的事，便該被處罰。何況警察最後（在發洩了他與他母親受到的侮辱後）並沒有扣下朋友的駕照或大牌，所以我應該沒什麼好抱怨的。但沮喪感卻壓制不住地，隱隱有擴散的態勢，威脅著要和其他不愉快的事情連結在一起。這種雙方都不是壞人，卻不知為何就成立了的暴力關係，總令我感到難過。警察受了之前某個我們不認識的人的氣，鏈鎖效應地，他把氣出在我們身上了，合理的執法因此添上了粗暴憤怒的因子。而那個幹譙他的人又發生過什麼事呢？誰在遠處推倒了一張骨牌，它帶著前一張骨牌的推力向我們倒來了，壓過我們往看不見的地方繼續倒去。
那時我忽然想起某個遠方的友人。如夜間行過靜巷，遭逢一陣突如掩至的香氣般地，想念起他來。這真是毫無道理。像是在心理醫生面前洩漏了一則沒有表面邏輯可循的自由聯想。克制不住地，我拿起手機傳了一則簡訊。螢幕上閃著：簡訊送出。而我想那或許又是，另一張骨牌倒地。

旅行的意義

我的旅程在夜間三點開始。少見地失眠了，爬起床寫了下幾個句子，又倒回床上去。一些念頭在心裡反反覆覆地來去，我像看一部陳舊的電影般冷眼看著它們。起來上了三次廁所，倒了兩杯水。下定決心天亮以後要做一件什麼事，卻在清晨掀開被子時感到，再也無所謂了。
這樣的一個幻影幢幢的夜晚，覺得自己走了那麼遠，好留在原來的地方，好在白天穿上天光，像個正常人般地出門上班。一夜長途跋涉，我的腿都痠了起來。

陳綺貞的新單曲發行了，歌名叫做（旅行的意義）。這其實是她以獨立發行的方式出版的第二張單曲，不見於主流唱片行，只在特定的一些咖啡館能買到。在網路上的一段錄音裡，陳綺貞說明了這樣獨立發行單曲（而不是等到寫足了數量的歌後才發專輯）的原因：「有時候做完一張唱片，說了很多東西，反而把每一首歌單純想說的東西沖淡了。」單曲的形式，可以「把每一首歌先說完，單純是那首歌的想像力、當它被放在專輯裡時可能顯現不出的魅力。」從創作者的角度，這當中牽涉到創作節奏的自由；從聽者的角度，則一首歌就只是一首歌，而不是專輯中的第三首或第四首。全長四分零五秒的這首歌結束後，你又在週遭的寂靜裡了。就在那裡停了下來，而不是被下首歌搶拍出現的前奏趕著跑。於是你和那首歌遂有一種唯一的關係，耍賴般地停留在它為你創造出來的單獨時間，並且也，單獨地承受它結束之後的抽空。
於是我在那樣單獨的、與一首歌的關係裡，想起我的一些旅程了。那些被我週期性發作的想離開、想跑到個什麼地方去的劣根性所教唆的旅程。（那不就是（旅行的意義）這首歌的主題嗎？）在愛丁堡有一年我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去了紐約。在台北的某個秋天我飛一趟倫敦只為了聽Coldplay演唱會。當然還有更多沒有成行的旅程。那年無論如何都要去日本，卻被各種紛至杳來而來的事件解消了決心。還有明明早說好了，我們的新加坡朋友麗萍結婚時大家都到那兒集合，我卻臨時卡在什麼情緒裡，覺得自己哪裡也去不了，甚至連邀請函都沒回。
那些旅程竟然都過去了呢。我是怎麼到了紐西蘭的基督城的，在河邊的咖啡館裡寫著長長的信。另一次，明明是狂熱地談著戀愛的時候卻忽然把自己抽走，到西雅圖住了幾個月。（後來果然就回不去了。）還有離開愛丁堡的那一年，不管旁人怎麼說，都一定要回台灣。帶著最後的行李坐上往機場的計程車時，住了三年多的城市在窗外變得那麼不真實。

在博物館遇見來自俄羅斯的歐嘉。她說起有一次從北京搭火車，穿越西伯利亞大草原，一共花了六天，抵達莫斯科。「好棒啊！」不用照鏡子我都感覺自己眼睛在發亮了。「好棒？」歐嘉的眼睛不但沒有發亮而且還往上翻：「第一天、第二天很棒，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真—想—死—。」
想想也是。在狹窄的車廂裡關上六天，每天在鐵軌上鏗啷鏗啷地移動。恐怕有好幾天窗外是一成不變的風景吧？但不知為何我們總對那樣長程的移動有種迷戀的想像。為什麼那移動的意象，帶有一種力量的感覺，彷彿是自由的。也許就像陳綺貞的新歌說的，離開就是旅行的意義。截斷連貫的生活，把自己從時間的河流裡打撈出來。即使混身濕淋淋還滴著日常的習慣，卻希望著孤身前往個什麼地方，讓陌生的太陽把自己曬乾。曬到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張開，曬到乾渴地想望一條河流為止。
如果，這個失眠的晚上就只是一個晚上，並不連結到第二天該做什麼，怎麼做，把自己從一張專輯還原到一支單曲。我在心裡默默為自己許著旅行的願望。一趟無形的旅程。並不真的去什麼地方，不是那麼外在地逃離。只是醒來以後，不想再懷著現在的這些念頭了。然後我忽然意識到其實我已經擁有那麼多的旋轉門。一個下午到別人家去溺愛他的貓。以MSN拯救這一秒的無聊。躲進一本小說。從一個劇場出來。跟著朋友走進她的研究室去借用那窗邊的位置。長久以來我都是，一趟又一趟地從自己走開。

浮躁

最近空氣裡可能有某種病菌，搞得大家都非常的浮躁。我打開電腦寫不了兩行字就開始上網，每分鐘檢查一次MSN看有誰掛在上面。最後乾脆放棄地跑去打電話給我的朋友，在念博士班的小銘。他也正覺得定不下心來念書，這陣子不時有朋友打電話跟他聊政治，情節嚴重些的還要約吃飯繼續講。小銘一天要接好幾通這種兩人組全民開講的電話。我想這種時候博士班學生真是最可憐的人了，大家都覺得你反正不在上班，沒別的事做，聊天隨傳隨到，一悶就打電話來串門子。剛這樣表達完同情，忽然想起我自己也是打電話來串門子的，趕快草草收尾速掛電話。

在這樣浮躁的氣氛裡，畢竟還是好好地看了場影展電影。真是沒什麼好說嘴的。台北電影節開始前就對著片單想，要看這個，要看那個…。等到影展開始了卻忙東忙西地只看了這麼一部。這幾乎已經是我看影展片的固定模式了。原來各大影展除了放電影，還有這麼一種功能，一再提醒你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免費加映，自由入場。
總之，看了一場法國電影，中文片名叫做《我是男我是女》，原文呢，是希臘神話中雌雄同體的Tiresia。一個男子，懷著某種詩意的偏執，夜間驅車進入一位在樹林邊，有許多阻街女郎招客的地帶。我們從他在車子裡的視角，看見那些身體的展示。她們傾身朝向車窗，說哈囉，打開外套衣氅，裸露出乳房。幾乎是不可能看清楚臉的。車燈光照的範圍很不均勻，只有淡色的頭髮與色彩鮮豔誇張的衣飾才能足夠地反光，得到顯影的機會。便使得那些身體與靈魂彷彿只是零件，你看著黑暗中浮出一件紅色馬甲，亮片短褲，廉價的塑膠皮馬靴，白金色假髮…，其他的部分，繼續隱藏在黑暗之中。
在這樣破碎的視覺感裡，那男子卻看見了其中的一名女郎。她一個人，可能暫時遠離招客的行列去上個廁所什麼的，在樹林裡小聲哼唱著歌。一首他聽不懂的葡萄牙文歌。他帶她回家。
那阻街女郎就是泰瑞莎。她還沒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從此走向她從沒想過的方向。男子把她帶回家，並不與她做性交易，只是把她鎖在房間裡，說：妳要和我一起生活。
經過一段時間的撞門，咒罵，哭泣，泰瑞莎畢竟也安靜下來了。他們甚至可以像尋常的同居人那樣，坐下來吃一頓飯了。可是，她開始長出鬍子。她原來是個變性人，長期注射賀爾蒙以維持纖細的女性外表。

如果那囚禁的房屋，是男子為自己創造出來的理想空間（在路上找一個人，移植盆栽般地把她移到他的空間裡，要她留在那裡跟他一起生活，這樣人工地創造出來的理想空間），那麼這個空間正在崩潰中。一點一點地，每一天，沒有賀爾蒙，泰瑞莎變得越來越像個男人了。她正在跨越性別的邊界，而那是無法被阻斷的時間之流。事實無望地展開，男子的理想空間從一開始就是個幻境。
也許是無法面對這個空間的崩潰。男子竟刺瞎了泰瑞莎的雙眼，將她丟棄在荒野。那不正是同一部車嗎？不久前帶泰瑞莎來，囚禁她，創造他的理想空間。這時又用來棄置。泰瑞莎來的時候坐在駕駛座旁的位置，去的時候被關在後行李箱裡，像個不合用的零件那樣地被拋棄。他要的其實是個天堂，停在絕對的一秒，容納不下時間的毀污。
瞎了的泰瑞莎被小女孩救起。看不見自己的外表，也不再在乎自己是男是女了。在對自己與外界完全目盲的同時，他竟有了靈視的能力，美麗的句子與意象自動發生在腦中，預言著村人們的未來，禍福吉凶。
這是一個關於神聖的故事。令我想起馬奎斯的一篇短篇小說。死了一個小女孩，她的屍體很奇妙地竟不腐壞，如同沉睡一般。她的父親相信那是因為女兒已經成了聖徒，於是寫信給教廷，希望得到教宗的正式認定。然而聖徒申請案件很多，教宗不會特別去注意這件小事。於是父親帶著盛裝有女兒小小不壞屍身的棺木來到梵蒂岡，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在那裡等待，向過往路人說明，展示屍體給願意看的人。教廷的聖徒認證遲遲無望。但那父親將一輩子投入了這個他堅信不疑的信念，使他自己成為了聖徒。
時間，我總是為它的力量而迷惑。或許時間原來是神聖的途徑。電影中那男子發現自己又一次地殺死了泰瑞莎，成為完成泰瑞莎神聖轉化的工具。一開始我們彷彿以為泰瑞莎是弱者，受擺布的，被男子任意地強迫放置進他的理想空間裡，又被丟棄。後來我們卻發現男子更像是個零件，他的存在只是促使這一切的發生。耶穌會的創立人羅耀拉這樣寫過：「任何人都不應該使用任何東西，好像這東西是他私人擁有的一樣。」男子原來並不擁有自己的使用權。最終每個角色都如容器般地盛裝著時間帶來的一切。無論主動，或是被動。如同我們此時也都共同盛裝著，這四月的浮躁。

春雨

這個季節，連夜飄雨的話，早晨出門時我就有點期待了。到了我工作的那位在山邊的博物館時，會看見怎樣的山色。會讓霧氣給罩住了嗎，遠遠，遠遠地在飽含濕度的空氣中透出形影來。顏色與輪廓在進入眼睛之前，被空間中的水分子重重疊疊地掩蓋了，遂顯得近在眼前卻不可穿透。好像你一直甜蜜地誤解著的一個人。

這樣春雨的季節，總覺得有些什麼解釋不清的。曖昧地存在著，等你去看懂，卻也不推搡，不逼迫你的理解。就只是以它模糊的形貌與你並存在那兒。或許不過是心裡的一些影子罷了。要說小說的話，這時節適合讀口一葉。
口一葉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小說家。從她二十歲發表第一篇小說〈闇櫻〉，到二十四歲那年病逝，只有四年的創作時間。但家境貧困，居住生活於東京庶民城區的口，生活在販夫走卒之間，肯定是通透地注視著過眼的現實吧。
我特別喜歡她寫藝妓的兩篇作品〈比肩〉與〈濁江〉。〈比肩〉寫一處繁華的街町，不但大人們做著各種的營生，孩子們也受了家境貧富，父母職業高低，住所位置的影響，而形成各種的小群體。當中有家裡是寺廟的信如，大街殷實的商戶田中屋的孩子正太郎，想跟正太郎競爭領導權、無奈卻因出身後街而矮人一截的長吉。這些孩子在由大人規範的世界裡，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出一種權力競爭的緊張關係，半像遊戲，卻也半帶有粗暴的認真。
在孩子們當中，似乎在茫然懵懂間逐步被推向大人世界的，是少女美登利。美登利的姐姐是街町上當紅的藝妓，因此寄住在藝妓屋的美登利也備受寵愛。
零用錢多，又常拿到姐姐的恩客們送的各種新奇小禮物，美登利過得就像尋常富裕人家的小女兒似的，絲毫不意識到那是姐姐以青春換來的酬報，而且自己遲早也是要像姐姐一樣步入風塵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段看來平淡的描述。經過一夜歡愛宴飲，這比其他地方晚起的街道，總也有人開始打掃了。這時，來自異地的藝人，打鼓唱歌的，演傀儡戲的，也紛紛地來了。也許是為了接下來的夜晚，或是為那些藝妓們消磨白日時光吧。在街町像卸去濃妝般褪掉了黑夜的保護色，素顏暴露於日光之下時，經過此地的藝人們，不知從哪裡來，還要往哪裡去。街市的人們站在商店門口，好奇地指點觀看。美登利聽見文具店老闆娘讚嘆那經過的太夫，便說：

「…『伯母，我去叫那太夫過來。』便叭苔叭苔跑過去，拉著那人的袖口，也不知道她到底放了甚麼東西進去，笑而不言。沒想竟讓那女太夫唱了一曲〈明烏夢泡雪〉的歌。唱罷嬌聲道謝：『承蒙照顧。』這可不是隨隨便便點唱得來的哦。『喲，那是小孩辦得到的事嗎！』眾人不禁目瞪口呆，不看那唱歌的太夫，反倒盯住美登利的臉哩。『真想把走過這兒的藝人們攔住，三弦琴，笛子，皮鼓，叫他們唱歌、跳舞，熱鬧熱鬧，教大家開開眼界！』」
這是十三歲，還是個孩子的美登利，一次不知輕重的展示。在她眼前是藝人們穿梭流動，走馬燈般的世界，她以孩子的天真，大人的手法，使其中一名太夫為她而停留了幾分鐘，唱了一支曲。她哪裡知道這當中的交易關係，很快也會是她即將操持的行業法則。她跑上前抓住太夫的衣袖，輕淺地介入了眼前世界流轉的腳步，卻終也要加入構成那流轉的一部分。孩子們的競爭遊戲漸漸散了，有的要再去學校修習，有的開始幫助家裡的生意。有一天美登利忽然就被梳了成人的髮型，隱約感覺到自己即將脫離孩子的行列了。我們這才意識到原來口一葉寫的原來是時間。這時間是在街町的日與夜之間，一點一點，不被覺察地推移。孩子們是最不意識到時間變化的人，在玩耍與競爭中不知不覺便給帶到大人世界的門口。開始面對一些模糊的情愫，模糊到還說不出那是愛情或是別的甚麼。（也許本來所有的情愫都是模糊的。要不是我們都被電視劇帶大，以致於習慣了那幾種粗糙的感情分類，急著像辨認昆蟲標本那樣去分別：這是愛情、這是親情，那人只能做朋友啦…！）
這個〈比肩〉，我覺得，就是一個發生在像這幾天這樣春雨季節裡的故事。所以清早起床聽到雨聲時便又想起，從書架上抽出來翻看，再一次地進入那個綿細輕緩，卻不可挽回的時間裡。故事在美登利在收到一朵紙製的水仙花後結束。那匿名的送花人，悄沒影蹤的信息，全都模糊地，消散在早春的雨氣裡。

時間之窯

有些事情已經過去，但還沒完全變成回憶。還沒完全變成回憶，你就總以為還能對它做些什麼，還該對它做些什麼。想到也許應該要打一通電話，發一則簡訊，或是坐下來寫一封信。可是再想一想，實際是什麼也不能做的。該說與該做的都已經錯過了時機。於是整件事在可以成為回憶前就只是懸著。甚至也還不到能對人說的時候，說出的話總是遺漏多於捕捉。這樣的事一下一下在心口上磨，直到，（也不知道被打磨了的是自己還是事情）有一天形狀漸漸清楚了。想起它的時候就只是想起，而不會想到還得做什麼。於是它就不再那麼懸在心口上了。彷彿放棄的同時也被接納，那一瞬間，它被送進了回憶裡。

德勒茲論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失去的時間不只是過去，也是浪費掉了的時間，無跡可循的時間。記憶中的事情，在某種意義而言，總是被耽誤了的，錯過了的。無論是自己放棄了改變事情，還是別的外力將它從你手中拿走。在你與事件之前不再存在著清晰的路徑，你不能站起來便去介入它、改變它。
於是，只剩下追憶作為唯一的介入方式。去整理，去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時候，看見書店裡有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想著等回程時再買。四天後，在同一個地方轉機，走進同一間書店，卻只有經作者補充修改，牛津大學出版社印行的《最後的貴族》了。雖說基本上是同一本書，且作者在自序中說，這更換了書名的繁體字版更加完整，沒有刪節。但因為四天前曾經站在同一個地點，拿起過那冊《往事並不如煙》，卻又放下。這時總覺得若有所負，彷彿對四天前的那本書失了約似的。
上飛機後我開始閱讀，就此停不下來。真好，寫得真好——除了這樣的讚嘆，更多時候是說不清的巨大觸動。本來，懸在我心裡的那些事，上飛機前困擾著我的個人記憶，現在彷彿被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一個我不曾經歷的時代裡的另一些回憶給撫順了，納進了一條更大的河流裡。它們安靜下來，傾聽著自遙遠處傳來的聲音。
章詒和是「民盟」領袖章伯鈞的次女。一九四一年，在二次大戰尚未結束，國共隱然對峙的態勢之下，國共兩大陣營之外的一些政黨，於一九四一年結盟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參與創建民盟的靈魂人物，許多是曾留學國外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段歷史台灣的讀者普遍並不熟悉。我們幾乎不曾知道，二十世紀的中國有過這麼一群知識分子，致力於在非國即共的零和陷阱之外，發出另一種聲音，建立制衡的第三黨。
這些國共之間的第三勢力，這群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在政權不穩時或許還是統治者爭取支持的對象，政權穩固之後卻也是第一受到壓制的人。五○年代的反右運動，民盟幾名重要領袖紛紛被打成右派，其中就包括了從此被戴上頭號大右派帽子的章伯鈞。章詒和從小在父親往來的「右派」叔叔伯伯阿姨當中長大，《最後的貴族》裡她回憶了幾位敬重的長輩，寫他們每個人不同的性情，淡泊或熱烈的友誼，被出賣時的憤怒，被孤立時的寂寞，最最熱望又最不可及的自由。他們當中有作家，有政治人物，也有什麼都不是，只想按著自己的方式過日子的人。但外在環境並不容許他們總是自由，他們幾乎一無例外地被檢驗，被要求交代，在日形逼仄的天地裡調整著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把這本書讀成一種政治的控訴，傷痕的文學，或是什麼名門之後的回憶錄。《最後的貴族》之所以令我感動，原因全不在此，是因為它那樣彰顯了「人」這個主題。控訴很容易與它所控訴的對象一樣，淪為一時，但對人的體會與凝視卻可以超越這限制。《最後的貴族》裡談到的人，他們的境遇是令人扼腕的。從部長而右派，從作家而囚犯，從名門公子而幾乎下放農村。他們是現代中國最有才情學識的一群人，遭遇卻也最為可歎。但因為作者對他們的認識不是一時的，我們也隨著她的回憶見到了，在時間中舒張開來的這一個個人完整的面貌。這些提醒了我們，人不只是時機、際遇的組合，還有作為一個人的質地。一個質地堅韌的人，在逆境之中，不是只受到磨損，而可能釋出另一種光澤。
不久前，我與一位法國陶藝家談話。那天他剛去一私人收藏家處參觀了一些陶瓷器皿。上車後他放鬆而開心地說，見到了許多美麗的，與有趣的東西。然後，彷彿擔心我錯過了這簡單的英語句子裡所涵藏的訊息，他補充地說：最美麗的，並不一定就是最有趣的。
「什麼意思？」我問。
他說，勉力用他不流利的英語解釋著，有些東西並不真的美麗，但從那些奇妙的釉色變化，他看出了在窯裡發生的事。一件器皿像是一本打開的書，解開的祕密，你朝它望進去，看見曾經發生在它身上，在那高溫的窯裡，火焰與化學元素的對話。
車子衝上高架橋。天氣極好。我轉向前去面對大片的天空，心裡竟說不出地激動。
人作為一種技藝，它的內涵是那樣深邃。即使天地逼仄，時不我予，最終，當你在記憶裡回望，去完整地認識一個人，猶如辨認一件瓷器在窯中經歷的種種。那過程並不全然令人欣喜，人世間的醜惡總是比美麗更多。但人的某些最美好質地，竟然是在最醜惡的環境下顯現，如同瓷器燒出罕見的釉色。沒有人願意見到悲劇重演，但悲劇竟也使我們睜開眼，看出了那些其實，或許，一直都在的人的質地。
時間是一巨大的窯爐。鍛燒著每個人經歷的種種，一些循環往復的主題。分離。想念。困頓。得意。遺忘。以及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