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陀螺

他會說起他從前的工作月薪多少，比起來現在的待遇是如何的不足道、工作又是如何的人微言輕。他說他的同學都已成了多麼有成就的人，彷彿他受到了重大的虧待。你把這些話當了真，安慰他幾句，他又說：「那些不重要啦。」表面上說待遇不重要，可要真是不計較，就不會一天到晚這樣提了，所以畢竟還是介意的。介意而又說「那不重要啦」，就是在把你勸他的話往外推了。
他會以一種半像忠告，半像尋找聽眾的語氣說：「如果你有時間，願意聽，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事。」彷彿許多事情正在發生，悄悄地影響著全局，而你卻愚鈍地渾然不覺。他會暗示，某人對你其實是不滿的。說時刻意掩去了那個某人的姓名，又欲蓋彌彰地加上幾句形容詞，讓那人的身分明顯到根本不必猜。

其實，恰是以這種語氣說話的人，知道得最少。他們對世界有種茫然的不明就裡，總以為有些什麼陰謀正在進行著，因此非得想著要多知道點什麼，就顯得時時在刺探似的。他把透露訊息給你（誰誰誰說了關於你的什麼話啦，誰誰誰想占你的這個職缺啦），當作是一種友好或恩惠。但那可真是不輕鬆的恩惠哪，因為他懷著胸有成竹的成見來講述這一切，甚至已經幫你編派好一個角色。即使你全不答話，也不可能置身事外。那些成見移植攀附而來，將你綁架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對這樣編派到頭上的劇情，你能說什麼呢。你試圖說服他事情並不全是如他以為的那樣。你試圖告訴他，他過多的言說與舉證無助於澄清真實，只是在把世界講成他一個人相信的樣子。不久你就開始失去耐性了。「我幹麼非得知道誰對我不滿呀！」這些他主動當成情報滲露給你的訊息，那種施恩的說話方式，給人一種污穢黏膩的感覺，你不大領情。「不滿？就算真的不滿又怎樣？讓他們去不滿好了。」這樣想時既是不耐的，又帶著隱約的驕傲，慶幸自己不必那麼躁動，像一隻長毛狗對著任何人脫手丟出的皮球追逐而去。你幾乎要有點同情他，要想對他說，你並不像他那麼有興趣窺探這些瑣碎的事跡，你有別的事忙。更追根究柢你其實是想對他說，拜託你長大吧。
不久你聽說他（又一次地）在工作的場合鬧得很不愉快。你收到他寄來的電子郵件，接到他的電話，裡頭充滿了躁亂的情緒，堆疊的線索，老在哪些人對他做了說了什麼話上打轉。你試圖勸他幾句。但話一出口你就明白了，他從來沒有，現在也不會，聽進你的話。他使你想起一句布賀東（Andre Breton）的話：「在人的一生中，主觀與客觀不斷相互爭鬥，爭鬥中，前者通常很快悽慘落敗。」你想這話似乎不大適用在他身上。經過這麼多爭鬥他的主觀依然頑強地欺壓著客觀，像一個高明的柔道壓制動作。並且你遺憾地發現，原來你只是失去耐性，現在還更進一步失去了信任。你想他為什麼總在刺探與傳話？他的形跡如此接近他指控旁人的罪名。

那彷彿是個老盯著暗影看的人，最終成了暗影的一部分。長期懷疑著有什麼陰謀正在進行，就變成了陰謀的本身。
帕慕克（Orhan Pamuk）那部描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細密畫家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重複出現著這樣的描述：所有優秀的細密畫家最後都會失明。長期伏案工作消耗的眼力，隨著年紀漸長，恢復的速度也越來越慢。直到有一天，黑暗如預言般悄悄地降臨了。對於窮盡一生心血，只換得失明的結局，畫家們卻另有解釋。他們以為一切繪畫不過是擬仿真主阿拉眼中的世界。畫家的失明，是他進入了阿拉的黑暗，也是進入藝術的另一個層次。「一位細密畫家必須花五十年的時間，不停地練習畫馬，才能夠真實地描繪出阿拉擬想並期望的馬匹。他們聲稱最完美的馬圖畫應該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因為一位真正的細密畫家在經過五十年的工作後，必然已經失明，但歷經一些練習的過程，他的手將記得如何畫馬。」
因此，在這部懸疑的小說裡，最精美的繪畫是與黑暗比鄰的。失明彷彿是獎賞而非不幸。是畫家在一輩子的努力之後，終於能夠不再去看外界的事物，專注凝視內在輝煌的黑暗。那是一種歸返，回歸母體般地回到阿拉之中。當雙眼不再為外在的世間所染污，這時看到的只有黑暗中浮現的記憶，完美的典型，畫家被容納進入了阿拉的視野之中。
我認識一個像他那樣的人。他總是被外在的線索弄得那樣混亂，混亂到在連番的刺探與窺視之後，卻還承認自己一頭霧水。有時我想，也許他那些不斷的關於他人的講述，是出自一種強大的編造世界的慾望。非得欺身靠近，非得挪動些什麼，甚至非得抓住一個比他有權力、有位置可以做點什麼的人，把他主觀看到的世界嫁接給對方。當遭受拒絕時，他便陷入憤怒與惶惑，陰鬱暴躁地在迷宮裡來回行走。（我開始慶幸作為一個寫作者的編造，是種有距離的編造——是要從現實退後一步的，讓開一點空間以便可以看得清楚些。）
我想我看到的是一個舛舛不安的流亡者，沒有終極的黑暗可歸返。因此越是蒐集眼見的所有片段，就越是遠離真實。他對現實的背離如此粗糙顯見，使我容易以為自己有權利嫌惡他的頑固與愚昧。其實不是的，誰也沒有這樣的權利。當他陀螺般地打轉，從那轉速睜開眼睛窺看，唯一看得見的，便是這撩亂的世界越來越像個串供好了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