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兆之城

幾乎每個人都沉默地坐下，在暫時屬於他的那個座位裡。好像走進這車廂的時候，就把聲音留在外面了。他們都是些穿著大衣與套裝的，上班族模樣的人。身上的顏色一逕是黑與灰與深藍。有些人開了座位上方的頂燈，繼續閱讀從辦公室帶出來的報告書。還有五分鐘發車。這裡是紐約。我在一班即將駛離市區的客運車上。

我其實是不到下午四點就累了。坐在大都會博物館面向中央公園的咖啡館裡，給我一個睡袋我可以當場模仿展館裡的木乃伊。如果是在台北，這樣的疲倦很容易解決。跳上捷運或者公車，最多二三十分鐘，出了捷運站再走幾步路大不了轉趟公車，就可以到家躺平。可是這裡是紐約，唯一可以躺平的那張床位在哈德遜河另一側的我姐家。即使搭上從紐約市開往紐澤西的客運，四十五分鐘後在最接近我姐家的一站下車，從下車處到家之間的距離也不是走路可以走得到的。出了城市捷運系統覆蓋的範圍，美國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在這種時候舉例說明空間距離是怎麼回事——是種沒了交通工具就無處能收容的狀態。我必須按照計畫，搭六點從紐約市開往紐澤西的那班車，然後我的姐姐才能在下班的路上，到公車站接我回家。
這就形成了一種空間與時間之間的換算關係。空間膨脹了，時間也跟著固定下來，不能像在小地方那樣容易機動調整。我發現自己多出兩個小時在大都會博物館的咖啡店裡。這都是因為距離的關係。在沒有車的情況下，我不能想回家就回家。距離變成一件沒得商量的事，紐約不會讓你那麼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去，像我們在台北時總以為自己可以的那樣。如果你逛累了你必須好好地，跟你的疲倦待上一陣。這不是個那麼好說話的城市，你不能隨時走進它的繁華又隨時轉身離開。
每天，許多通勤的人進入與離開紐約這城市的儀式，發生在時代廣場附近的Port Authority公車總站。那幾天我把自己混入他們當中，搭早上九點的班車進城，六點的車回家。Port Authority是我見過最大的公車總站，數百個發車口，像機場登機門一樣編上號碼，用路標指引。把人從城市四周帶來，又帶走。像一個巨大的幫浦。每天我乘坐客運通過荷蘭隧道，覺得自己不過是一顆渺小的血球，上午與其他陌生的乘客一同被匯流到城裡，晚上又疏散回到城外冬季難以穿透的黑夜，各自散入一望無際的地景上那些錯落的屋子當中。

這使我想起一個看起來很平常的句子。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在《我曾以為父親是上帝》（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的序言中說：「我們都有內在的生命。我們都覺得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卻又像是由這個世界流放出去的。」晚上六點，客運從總站發車，帶著我和這一群我一無所悉的，穿著套裝戴著眼鏡拿著公事包的上班族模樣的人，開始了我們這一天背向這個城市的，流放的過程。我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始閱讀保羅奧斯特的新小說——Oracle Night。（後來我停不下來地在機艙黯淡的燈光下把這本書讀完，以致於接下來幾天眼睛難受得不得了。）
我總覺得，保羅奧斯特是個真正知道生活的不易的作者。並且清晰地看見那不易，直到了詩意的程度。你隨時可能失足，一腳踩了空，下一個浪頭又順著你腳下的虛浮把你往前推了。Oracle Night的主角席德是個小說家——是出過幾本小說，有一群固定的讀者，評價過得去，雖然能以寫作維生，但絕對談不上暢銷的那種。他剛生完一場大病，因而負了一筆債——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就從席德正逐漸復原，重新建立生活秩序，並試著開始寫作的時候寫起。
他走進一間神祕奇特的文具店。他的寫作一開始順利卻又突然地停滯住了。他的妻子似乎隱瞞著什麼。他不意闖進中國城一隱密的特種營業場所並受了誘惑。他的家被小偷闖入偷走了所有有紀念價值的東西。他開始猜測事情最難以消化的真相，關於妻子過去的愛情。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暗示著背後有什麼更大的真相正被隱藏。那些看不見的、無法說出口的過去，才是影響當下最決定性的因素，在隱瞞與沉默中它的力量正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過去推擠著未來，直到一場災難迫在眉睫。

保羅奧斯特讓席德在他的書裡寫著一本書中書。而在席德正寫作的書裡，又還有另一層的書中書。關於出走，關於背叛。關於想像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其實你早已知道自己的惡夢。直到你在無意識之中想像了它，才終於把它化為現實。
天已經黑了。我在第六大街上匆匆走著尋找地鐵站的入口。我已經晚了。恐怕今天搭不上六點的車。稍晚我必須用手機聯繫我的姐姐，以免她久等，以便我們的時間環節都還是可以接得上。週五的Port Authority車站比平日更為擁擠，售票窗前排著長長的隊。但人群之中少有交談。每個人都已經完整地被包覆在他們的離去裡了。
那時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作為一種預兆般，幾天後當我回到台灣，接到了他的電話。）忽然彷彿可以看懂，他那一步接著一步，毫不容許踏空的生活方式，以及包藏在其中，一種偶發的軟弱與任性。那時，我在離開紐約的車上，比後來更清楚地明白地想起這些。有如另一個，遙遠世界的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