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及其所創造的

雨下得最大的那天我搭飛機去嘉義。台北的天空安靜晴好，完全沒想到嘉義機場正因豪雨而關閉。臨出門前接到手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飛喔」，聽到從嘉義那邊傳來這樣的消息。
還是到松山機場去等。機場商店的報紙都賣光了。機場候機室塑膠椅上，每幾個人默默共看著一份報紙，形成一種臨時性的共讀會。終於在報紙幾經轉手被無聊揉縐以前，航空公司的職員宣布可以登機了。

之後果然就在不穩定的氣流裡高高低低地飛行著。從機場往市區的道路兩旁，洶湧著泥濁的地表逕流。雨停過後行經一蔗田邊的高爾夫球練習場。除了擊球的平台外，整個練習場幾乎都泡在水裡。不過嘉義人真是好氣魄，面不改色如常練球，把球打到水裡，噗通噗通。「咦？高爾夫練習場淹水改成釣魚場，用球把魚打昏耶……」我窮極無聊開始亂講。倒還有一小塊草地露出水面，「當那是果嶺是吧？」忍不住又這樣胡說一通。果然嘉義鄉親們技術都很不錯，綠油油的「果嶺」上竟然有不少小白球哪。
暴雨過後寧靜的下午，路上沒什麼車，我們在灰暗的天色裡四處張望。這是個逐漸轉型中的區域，土地在都市計畫地圖上被劃定為各種的專用區。周遭的蔗田，有些已經休耕了，不久後便會改作其他的用途吧。被高樓覆蓋的土地，很快也被覆寫了記憶也許。改寫就從人與地的關係開始。農人離去，工人與機具進駐，首先過渡地變更為工地，用鐵皮圍籬包裹起來，挖掘地基，直挖到那塊地有史以來從未被挖掘過的深度。終於有一天拆開圍籬，嶄新的樓房敞開大門。農業的時間讓位給工商業的時間。許多對這塊土地歷史一無所知的外地人進入，居住。在一個曾經隨一年節氣循環的地方，改用打卡鐘上的八小時計算時間。

（不久後高爾夫球練習場也會遷走。那時不知會不會還有人記得，有個豪雨過後，球場淹水的日子，他們對著一整片汪洋積水，練習揮動一支八號杆。）
回台北時又是大雨。入夜了車子在雨中高速前進，好讓我還能趕上飛機。在雨中急速後退的車窗景裡我有種不真實的感覺。這些身邊的風景，不知什麼時候，正發生著一次又一次地覆寫。我們這島嶼歷史無多，已經到處充滿創造出來的新城區。那些被設定了新規格的地域，忘卻了土地的歷史，屢屢按下了reset鍵般，重新開始積累著往事。
星期六晚上，雨下下停停，陳俊志拷了他的紀錄片《無偶之家，往事之城》來給我。我下樓去，看見他正站在機車旁摺疊著雨衣。好久沒見他了，還是那樣笑著招呼，「一點都沒變呀你」，我說。
我和俊志不算太熟的朋友，見過的就只有這樣笑笑的俊志。但我想一定還有其他的俊志，我比較不了解的，沒看到過的，比如紀錄同志運動、而在警局裡被脅迫洗掉影像的俊志。他似乎正為了下個禮拜紀錄片要上映而緊張，連夜燒拷VCD，分送給我們幾個被他戲稱為「七仙女」的，有機會先睹為快的特權觀眾看。（後來這個特權觀眾名單擴充為「十姊妹」，再後來又變成「十二金釵」，害我覺得自己的特權漸漸變稀薄了哎……）。

看了片子我才知道，在久未聯絡的一段時間裡，俊志忙些什麼去了。這次他到西門町一家老牌同志三溫暖去「蹲點」。原來計畫拍攝的主要對象是三溫暖的台客中年同志。豈料故事自行現身而來，蹲點期間遭遇了兩段死別的愛情往事：阿生與阿煙，怡謀與種生，兩對因為一人早逝而落單的戀人。因而最終選擇以這兩段死別愛情為影片敘事的雙主軸。
作為紀錄片導演，陳俊志是相當介入的。他總是長時間和拍攝的對象相處，形成一種姐妹情誼。或許正是由於他的這種特質，我感覺往事在他的鏡頭前獲得了延伸。例如因為片中提到同性戀、愛滋等對保守人家而言禁忌的話題，為了讓種生的家人同意，他到靈位前擲筊，竟就神而名之地擲得三個成筊那一幕，確實冥冥乎，彷彿往事有靈。忽就令你感到過去不只是過去，那個被述說被懷念的逝去者，仍然是未曾遠離地，參與著當下的敘述。於是故事便繼續說下去了。它從敘述者的口中延伸出來，到了被記錄、被觀看的當下。

我對俊志說你知道嗎，有時聽到同志朋友說感情，就像是片裡的阿嬤啦蔣姨啦那樣笑著說往事，常常都是夾雜著戲鬧；或是看他們在KTV唱歌，口白作工樣樣到位地，把芭樂歌唱得極其入裡，卻又留著諧謔的餘地。也許這些情愛之事之所以能禁得起玩笑，乃是因為說者早已看穿了其不能天長地久的本質。俊志說，當他拍到片尾那段三溫暖同志姐妹淘合唱〈流浪三兄妹〉時，是很震撼的。「作著一個流浪兒，也是不得已」的歌詞，彷彿是同志的寫照——作為感情的流浪兒，並不是自願的選擇哪。我說我想到片中蔣姨與阿華在西門町，一路走一路閒聊，過往風花雪月，在路過店家開闔的自動門、門內流瀉而出時大聲時小聲的芭樂情歌當中，就這樣輕描淡寫地，給說透了。
已經有太多往事的中年、前中年同志們，或許沒有「美麗少年」的青春無敵。在多年感情的流浪中，也都經驗過各自的生離與死別了。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在西門町老城區那三溫暖的廚房裡，飯菜飲食閒聊玩牌的家常場景中，這許多背負往事之人竟隱隱然共有一種不必明言的相互理解。相濡以沫，後天的家族血緣。或許那正是往事的力量。我們每個人，正是往事所創造。

末代稻農

雖然說國片不景氣已經不是新鮮事，最賣座的電影往往是好萊塢大手筆投資，砸下高額製作及廣告預算的全球大片。可是最近幾年，在那些大院線片之外，也持續有一些台灣獨立製作的紀錄片，默默發揮著影響力。這些影片幾乎都只能跟電影院爭取到一兩個星期的單廳放映，也不可能有預算打廣告。基本上是藉著影展、網路傳播與口耳相傳，吸引到一小眾的觀眾群。而促使每一個看過片的人會到網站上留言、發email向朋友推薦的原因，當然是影片本身足以令人動容。
我就是這樣聽說了《無米樂》這支片子的。
《無米樂》是兩位記錄片導演顏蘭權與莊益增，紀錄、呈現台南後壁地方幾個老農人一年的生活。這群老農人都已經六七十歲了，他們年輕時曾經眼見後壁地方作為稻米集散市集時的繁華，現今存留的老式磚瓦房仍隱約見證當時的盛況。但如今農村人口外流，年輕人都到外地去了。只有這些老人家留了下來，捨不得土地荒蕪，還是天天到田裡去耕種。

插秧，除草，噴灑各種的農藥，結穗的季節小心不讓稻株倒下，一直到收成，曬榖，這些對都市年輕人都嫌粗重吃力的工作，對這幾個老人家卻是家常便飯。雖然米價是前所未有的低，辛苦勞動一年下來，夫妻兩人每個月等於只賺一萬多塊。老農人們卻是驚人地樂天與知命，說話時呵呵地笑著，那是你在都市人臉上極少看見的豁達笑容。
「大自然是不會讓你反抗的。」片中的一位老人崑濱伯這樣說。颳風，下雨，乾旱，都不是人力可以反抗的事，而偏偏農人的生計就是這樣日日依賴著這些不可反抗的，無處投訴的自然變化。背著沉重的機器，在烈日下噴灑農藥；收成的前一天，卻下起了大雨…。你在大自然的面前吃了虧，是無法打電話向媒體報料，或是按鈴申告控訴什麼人的。這樣，老農竟從一天一天艱苦的日子裡，得出了自己對生命的體悟：「禪，就是不讓你反抗，甘願受苦。」
這看似簡單的幾個字，是老人們一輩子在農地裡體會與自然相處，得出的智慧。所有的老人說得出WTO三個英文字母。笑著用極不標準的英文發音說，因為WTO啦、WTO有關係啦，所以米價這麼便宜。WTO，我這才第一次知道，每天在報紙上看到沒感覺的W、T、O三個字，對老農人而言是這麼實際的影響。雖然米價這樣賤，種一年稻等於白做一年，農人們卻不願休耕。老人描述他對土地的感情，說土地就像心愛的女人，她如果愛漂亮，你就想買口紅給她搽；土地也是一樣，去田裡走走，就知道土地想要什麼，該除草了，要插秧了…，他捨不得看見土地荒廢。
我覺得全片最可愛的一幕，是老農寫毛筆字的那一景。當收成季節到來，而米價跌到了民國七十幾年的標準，老農感嘆著：像我們這樣用人工種稻，大概是最後一代了吧。這樣想著，回家竟然還興味盎然地用毛筆在紅紙上寫下橫幅的「末代稻農」四個字。一筆一畫像小學生寫作文一般整整齊齊，認認真真。老農的妻子在旁邊吐槽：「『滅農』了啦，什麼『稻農』。」兩個人就鬥起嘴來：「稻農啦」，「滅農啦」，「稻農啦」，「滅農啦」這樣，你一句我一句，最後是老農讓了步：「也對啦，農走到這一步，是差不多要滅了…」即使如此，仍然樂呵呵地笑得極開朗。
怎麼會有這麼艱苦的生活、卻又這麼開闊的人生觀呢？電影散場，我想所有默默起身的觀眾心裡都是這樣的疑問吧。

我忽然想起一件從朋友那裡聽來的事。這個朋友的祖籍是江西。他祖父年歲大了之後，決定住回江西的老家去了。於是每年過年，或是他祖父生日，他們全家就到江西去陪老人家過節。那是江西南部的農村地方。於是每年總有那麼幾天，我朋友離開他在台北的生活圈子，一屋子的CD，跑到江西的農村，過上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農村裡的有一天，我的朋友清晨早起，決定到外頭走走。在田野邊他遇見了一個孩子，其實也已經是少年了，如果是在都市裡的話，也許已經穿上嘻哈風的垮褲了。但在那農村，那年紀的少年卻還穿著開襠褲。隔著一段距離，我的朋友說他能清楚地看見，那少年勃起了。清晨，就站在田邊，對著日出勃起。
那少年回頭看了我的朋友一眼，繼續轉過臉去面對著日出的方向。並沒有露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對那勃起也沒有一點情慾的表情。彷彿是件不與他相干的事，我的朋友也是個不相干的路人。在他面前是廣闊一望無際的田野，以及一輪正從田野彼端緩緩上升的旭日，他就站在那裡，極自然地，彷彿事不關己地，勃起著。
當我的朋友跟我講述這件事時，語氣裡帶著一點點促狹，所有男孩子說起生殖器時都不免要帶上這種表情。但也就只是一點點。從他的講述，我可以感覺到，在那淡淡的促狹語氣之外，他其實是敏感地體認到，其中潛藏著一種與我們在都市裡習慣了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對身體、對情慾、對自我、對他人的種種心態，在那片土地之前，在那個少年毫不防範掩飾的姿勢之前，全都遭到了解消。
那景象對在都市長大的我們而言，實在太怪異了。但一切好像都是自然的。我們很清楚，那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們，很難想像的一種生活形式。

後來，我在余華的散文集《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讀到了這樣一段話：「我覺得土地是一個充實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個祖父，是我們的老爺子。這個歷盡滄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驚喜和憂傷都不會打動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麼都不說，只是看著，看著日出和日落，看著四季的轉換，看著我們的出生和死去。我們之間的相愛和勾心鬥角，對他來說都是一回事。」
我想《無米樂》的老農們是最熟悉土地的人。正是在與那沉默的，看著時間轉換與人世更迭，卻從來不被打動的土地長期地相處當中，他們被土地所接納，也接納發生在土地上的一切。
我知道許多受到這影片感動的人，是和我一樣完全沒有農村經驗，比我更年輕的都市孩子。幸好有人拍了這麼一部紀錄片，讓我們知道台灣消失中的農村，那種接近終點、「末代」的生活方式裡，蘊藏著一種與土地相處得來的生命態度與智慧。他們活得不比我們輕鬆，卻比我們寬廣。

博覽會裡的長毛象

剛從日本回來的朋友說她去了愛知博覽會：「時間都花在排隊排隊排隊，累死人了。」
一方面想，難得的假期不應該是專程跑到日本去，盯著隊伍前頭那個人的後腦勺苦等（等得實在是太久，前面阿伯的頭好像比剛剛更禿了），不如還是先去比較冷門，沒人排隊的那些館看看吧。
可是，正要離開隊伍時，又想：都已經來到愛知了，要是連長毛象、機器人秀都沒看到，回台灣怎麼向父老交代啊？（幾乎都可想像那樣的畫面了，一回到家馬上有人說：「你從愛知博覽回來了啊？好棒喔！機器人樂隊棒嗎？超大萬花筒是不是很炫？」而你卻得回答：「我沒看耶」的時候，應該覺得遜到不想認自己了吧。）

就這樣，一下子想隨俗在最熱門的幾個大館前排隊，一下子又想轉身離開……，猶豫不決天人交戰間，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這次博覽會，在各種未來科技與創意的展示當中，被視為明星中的明星的，卻不是來自於未來，而是來自過去，而且是一萬八千年前的過去。那是在一萬八千年前長埋於西伯利亞雪地裡的一頭長毛象。二○○二年，西伯利亞當地居民意外發現牠在冰層與永凍土中仍然保存完好的象牙與象頭，消息傳開後，不知道是誰竟然想到把它與將於二○○五年舉辦的世界博覽會連結起來（我個人覺得這聯想真是滿不可思議的），而開始把博覽會當成一個時程點，積極進行挖掘工作。花了兩年的時間，把整個象身都挖掘出來，克服搬運等技術問題，長毛象終於來到愛知博覽會的現場。
自從一八五一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博覽會一直都具有某種新時代與新世界探索及展示的意味。人類似乎需要用這樣定期的展示，來為自己證明時代進步到了哪裡。日本在一九七○年舉辦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也有一個明星中的明星，即是登陸月球的阿波羅太空船，從月球上帶回來的一顆石頭。
月之石與長毛象，時隔三十多年的兩次萬國博覽會，不同的明星展品，相比之下似乎說明了些什麼。博覽會這樣的展示場域，尋找的是能夠立即引發觀者好奇的新奇物件（object of curiosity）。但是，什麼樣的物件最新奇？則是一個受到當時時代氣氛，參觀者心態影響的問題。
一九七○年代，那個朝向太空探索、冒險的時代，所有人守在電視機前面，等待看阿波羅號登陸月球傳送回來的畫面轉播，太空人成了少年們心目中最想成為的職業第一名。（還記得八○年代第一位華裔太空人王贛駿來台灣演講的時候，風靡一時的情景嗎？）確實沒錯。「月之石」正是那個時代的象徵，最具有科技與未來感的物件，所以也是最能在萬國博覽會這樣的場合吸引全球目光的磁鐵。
二○○五年的今天，我們已經從當年的太空熱裡退燒了。太空還是留給星際大戰系列電影去演，讓絕地武士拿螢光棒砍來砍去好了。這回，愛知博覽會的主辦者挑出的明星不是來自外太空，而是就在我們生存的地球上。一種滅絕的生物，來自古老的年代。彷彿是暗示著，如今探索與冒險的新邊界，不在是向外去克服空間，征服未知的太空。而是探索我們這個星球的過去，上溯時間，找到還沒被人類人口占滿前的地球，與當時消失的物種。
這讓我想到浦澤直樹的漫畫，《二十世紀少年》。漫畫主角是一群成長於七○年代，如今已經邁向中年的男子。這些七○年代的少年們，擁有許多屬於二十世紀共同的記憶，比如搖滾樂，比如《小拳王》之類的漫畫。（大概就像我們的五年級生，把科學小飛俠和無敵鐵金剛當成共同語言吧。）一九七○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也是其中之一。當年這群住在東京的少年，從電視和報紙上看到大阪博覽會的種種，眼睛發亮地相信那就是「未來」。

到了二十世紀的尾聲，「未來」到底有沒有實現呢？這些當年的兒時玩伴，因為一名老同學的喪禮而重新聚集在一起。一個個都遠不是當年的模樣了。玩樂團的早就放棄了搖滾樂，乖乖繼承家裡的雜貨店；說要打擊邪惡的，也成了普通上班族。他們都已進入前中年期。回憶起兒時相信的種種，恍然有一個世紀早已流逝之感。
但是不要忘了，這可是浦澤直樹的漫畫，有他極擅長的那種懸疑、複雜的結構，不僅只是懷舊而已。這群前中年的好友，發現他們的童年並沒有離去，而是以一場惡夢的形式逐步實現。小時候，那個太空熱的七○年代裡，他們曾經想像出一個外星人、機器人攻擊地球，而他們挺身而出拯救世界的遊戲腳本，現在竟一步步按照著腳本實現。有人偷了他們的遊戲，照著遊戲設定的步驟毀滅世界，他們真的得從平凡的、前中年期的生活脫離出來，奪回遊戲腳本的敘述權，想辦法拯救地球了。
這部目前出了十七集，還沒畫完的《二十世紀少年》，我個人認為是咱們二十一世紀到現在為止最好看的漫畫了。其中包含著善與惡，遊戲內與外等等的主題。正像小孩子在遊戲時，為了扮演英雄，必須先想像壞人做的壞事——而且是越壞、越毀滅越好；這本漫畫裡的反派，也是先一手導演了惡，再包裝自己成為善人。原本已妥協於平凡人生的中年主角們，在這毀滅性的惡之前，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與熱情。善與惡，彷彿光與暗的雙生，DNA螺旋般互為正反面。每個人在裡面，尋找自己的腳本與角色。
大概大凡進了博覽會的東西，就一定得跟未來扯上關係。聽說科學家們不打算讓長毛象只屬於過去，而是想要複製長毛象，讓長毛象的基因在地球上復活——也就是說，把牠帶進未來。我想到已經被安樂死的桃莉羊，牠在一九九七年出生後，就被發現有生理早衰的跡象。我學生物的朋友解釋說，因為是拿老羊的細胞來複製的嘛，複製出來的羊當然也是老的囉。我不知道學理上是不是這樣，不過桃莉羊好像不折不扣是個老靈魂老身體，後來只好安樂死希望牠回歸安樂。
如果複製長毛象真的成功了，長毛象誕生的那一刻，距離牠的最後一隻同類從地表上消失，最少都有幾千年了。極圈的冰原，也已經在全球暖化效應下縮小，冰層與永凍土都變得鬆軟了。牠是誕生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裡。
牠有沒有可能明白，這一切都是從一次博覽會開始的？當時，人們排著長長的隊，走進展覽館，去建構他們相信的未來。
有些走進博覽會的人們相信，未來就在一隻曾在冰層裡沉睡了上萬年的長毛象身上。因此，那隻長毛象，牠捲曲的象牙，巨大的骸骨，就像現在剛剛誕生的牠一樣，承受著四面八方打來的鎂光燈，如同消失的古老冰原，折射著白燦燦的陽光。

迫近的繁華

那次在半島酒店住的房間，入口是一玄關。衣櫃，行李架，洗手間，浴室之後，再進一隔間的房門，才是沙發，書桌，與床舖。
當早上整理房間的婦人來按門鈴，你就知道了那玄關的作用之一。她把鑰匙插進鎖孔旋動門鈕，你在裡頭應聲，她立即警醒地說：「抱歉，我待會回來。」然後你聽見門被關上，來人已經退場。

這短暫的交會，彼此都沒看見對方。僅透過一些響動，作為訊號，察覺一個他者的存在。如此，無論房中的人是更衣中，還是尚未起床，迴轉空間的阻擋作用創造了隱私性。它阻攔掉一些目光，一些照面。把人與人的關係規範在純粹的機能性上。
城市往往，即使在我們沒有察覺的時候，依賴著這樣的一些空間安排在運轉。半島酒店作為當年殖民時代象徵況味的地標場所，或許在空間的語言裡還透露著某種特定的講究，使它的房間不似其他更新穎的高級飯店那樣一味追求闊朗，而在曲折間隔中維持著階級的身段。
香港總是令我感到奇妙。它的繁華是迫近的。從九龍尖沙咀看維多利亞港對岸香港島的燈火，比起從紐澤西望向哈德遜河對岸的紐約曼哈頓，則香港的繁華要顯得更為炫目耀人。更亮，也更近。
從空間上說，一來維多利亞港在寬度上小於哈德遜河的河面，因此對岸也就顯得近。彷彿隔開一段距離好讓你看清楚它，但又不肯遠到讓你可望不可及，而是要把你捲入，讓你以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另一方面，維多利亞港灣水岸與人的關係，又比哈德遜河更親近些。灣邊除了飯店，還有搭乘小渡輪的碼頭，近年新規劃的星光大道，在入夜之後仍然熱鬧非凡，擴音器大肆放送廣東話的流行歌，觀光客拿對岸的燈火當背景拍照片。紐約在這方面就顯得冷硬多了，哈德遜河岸遠不是入夜遊蕩的場所。曼哈頓城與河面之間是多線道的快速道路。只宜匆匆趕路，不宜逗留，不宜與橋下黑暗處所投來的目光交接。把車子當作移動的城堡，呼嘯便過，不多問，不多想。
對岸距離近，灣岸空間的可親性高，這樣就使得同樣是隔水眺看對岸高樓群構成的光燦夜景，香港的夜色要比紐約更人間，更臨場感。SARS之後為了發展觀光，香港島的大樓群每天晚間八點整演出燈光秀向你招呼。繁華降低姿態來靠近你，於是也就更不可抗拒。更不用說那些超大尺寸的霓虹招牌，櫥窗廣告，因為香港街道大多是狹窄的，它們也就不時挨貼在你身邊，或懸在你頭頂。四面八方的一個紅塵之網，彌天蓋地密不透風罩下來。
這是香港特殊空間語言所訴說的繁華。雖說亞洲的城市，比起歐洲，更具有某種亂序的生命力。但我想即使曼谷、東京，都沒有香港的迫近與臨在感。像是中環沿著山丘坡度興建的高樓，不是平面地等你走過去一探究竟，而是直豎成一個立面地展現在你眼前，不能不看見。
但對我這樣的遊人而言，如果能夠在日間夜間的瑣事都已結束、與朋友的吃飯聚會也都完結之後，一個人走回飯店去，那還不到飯店的那一小段路，才是我最喜歡的時刻。那時已經晚了，雖然天空還因城市光害而覆蓋著一片紫霞，但街道開始變得清冷一些，有些招牌燈關了，使周遭的光度稍為暗下一點（雖然香港是永遠不會缺少光的）。街上人少了，你與人群終於脫離開來。那時繁華就不顯得那麼迫近，不那麼無時不刻刺激你的感官。
它仍是在的。但安靜下來。如同要檢視自己，結算這一日的希望與失望。

我的朋友帶我離開熱鬧的蘭桂坊一帶，轉上荷里活道，從長長的階梯岔進巷裡，找到一家小酒館。那是被周遭高樓建築環抱，以至於與外面更熱鬧的街廓隔開的地段。彷彿是被遺忘在高樓背面，靠廚房與浴室的那一側。高樓裡的許多住宅亮著燈，但誰也沒有多管這位在他們腳底的小酒館。
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在於它一面發展著正面的繁華，一面暗地裡生成許多歧義的空間。因為位在熱鬧街道的反面，被忽視的角落，那小酒館就比較接近是跟朋友去的地方，而不像蘭桂坊那麼充斥著各國的觀光客，盛裝的男女，觀看者與被觀看者…，被這城市的光亮吸引而盤桓，服膺著它的行為密碼的人們。雖說最多的人總是聚集在最熱鬧的所在，但有些空間的存在彷彿就是為了迴避，避開過剩的目光，避開城市想加諸於你的規則與符碼，然後才有一個可以安靜下來，面對自己，說幾句心裡話的所在。
即使是香港這樣迫人的繁華，終於也會生成各種不同的，與繁華的關係。在那光與色最妍麗，熱度最高的所在，你冷下來看它，也是一種方式。走過一個城市，總會看見各樣的空間，與繁華的中心分別是各種程度的脫離。各種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或游離或安居的方式。我們便是這樣，一日一日地在城裡生活下來。

夏天的顏色

我是從小在城市裡長大的。父親出生在宜蘭的小鎮，到台北讀大學、工作，而後在城市裡定居下來。我則屬於完全沒有小鎮生活經驗的一代。說不定我和父親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就在這裡，在於父親擁有一個位在他方的故鄉，我則是整個地在城市的培養皿裡被養大的。這使得我對父親偶爾提及的，或在年節時候隨他回去的，那個所有人家沿著一條鐵軌分布的小鎮，只能有模糊的觀察與想像，而完全沒有真正生活其間的經驗。說起來，台灣社會正是在父親來到台北的那幾年裡，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化歷程，快速地將許多人從鄉間吸收到城市，從而改變了一整代人家族、家鄉、家庭的組構方式。
因此我想談談台灣年輕作家許正平的小說。

閱讀許正平的作品時，我常常想起那個父親有過，而我從來沒有經歷的小鎮世界。許正平的散文集《煙火旅館》中描寫的，是從離開者的角度書寫、與看見的小鎮。使那小鎮不只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性的，它封存在過去、在回憶裡。但無論是在有形的空間，還是無形的時間之中，它都是阻絕，無法靠近的。書寫者只能從一個距離之外回望。
我想，正是這回望的距離，勾引出那許許多多的書寫。書寫源於差異。彌補著距離，又突顯著距離。記憶。想念。失落。迷途。那距離原是無可彌補，回不去的，正因回不去所以必須一再被書寫。
後來，在他的短篇小說集《少女之夜》裡，同樣的小鎮，也構成許正平小說背景色的一部分。即使描寫的是城市，彷彿也總在文字裡看見角色身後那層筆觸淡淡的輪廓：夏天，被遺忘的老人們，遠處傳來的海潮聲，停止的時間。像經常存在我們腦中的那些下午，蟬聲與高度的日照使一切都過分清晰，卻在記憶裡泛白成一片光影，稀薄模糊不忍細辨。
那些真的是回憶嗎？還是一種回憶的模擬？逐漸地，像海綿一樣吸收了所有不可復返的事物，心底那些說不清楚的情緒……而終究成為一無可歸返之地，一切錯過事物的代名詞。
近年，媒體與商品市場如同返祖現象般，熱中於炒作五年級、六年級童年裡的無敵鐵金剛、小甜甜、王子麵、吉利果、棒棒冰……，與其說是回憶，其實更接近一種對回憶的著意擬仿。回憶與擬回憶是繞不出來的。它們的作用就在繞不出。
通往童年∕家鄉∕小鎮的路徑已經阻斷，於是童年∕家鄉∕小鎮便得以免於當下時間的加速與腐化。在那無何有之鄉，我們把一部分的自我安全封存於其中，以期免於當下的混亂與失序。
這些回憶∕擬回憶的核心，乃是一種剝離的經驗。離開小鎮，前往大城台北，那離開的經驗彷彿自此植入成為基因的一部分了。離去創造出一個「家鄉」，卻也同時使那「家鄉」變成回不去的所在。這一切寫入你的程式裡，你從此掛念一種不復存在的生活。
當許正平描寫這一切時，他格外抓住了那種小鎮上的人想去城市，城市的人想離開的流離之感。有時，出走帶有童話般的顏色，〈大路〉裡的男孩女孩像費里尼電影裡的角色般流浪到台北，〈夜間遷移〉裡男孩錯過了一班客運車後竟搭上馬戲團的便車，從此被嫁接到另一種人生去。從生活逃離與逸出，有種公路電影般浪漫自由的色彩，永遠「在路上」的狀態。
問題是，上路最大的威脅，在於最終發現自己原來無處可去，他方原來不如預期的美好，閃亮的「出口」標誌背後是被封死的逃生梯。

又或許，我們所失落錯過的不只是小鎮而已。這本小說集中，有幾篇作品碰觸到五年級由學運青年而上班族的變形過程。（雖然許正平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六年級。）〈嶄新的一天〉裡的久經失業的上班族，與〈少女之夜〉裡一夜情的中年男，都回憶著年輕時候在廣場上度過的青春。那彷彿也是一種在路上的冒險之旅，一趟壯遊。
在廣場上，所有人一起吶喊與行進。最熱烈的理想，最美好的愛情都發生在那時候。但終於，就像少年必須離開出生的母鎮一般，五年級世代從學運的集體經驗中剝離，千篇一律地成了上班族。
於是，〈嶄新的一天〉裡的上班族，這樣在捷運車廂裡認出了那些與他同世代的學運青年們：「失散已久的兄弟姊妹們不約而同和我搭上同一班捷運，進城。不只這一天，以後每天，我們也會繼續這樣在早晨一起搭捷運，上班去，在傍晚回到家，太太或先生與孩子們都回來了，週休二日，年假幾天，幸運的話，日子會一天一天過著……」
我覺得，許正平的文字很溫柔。有一種講述童話故事般的筆調。寫到失落時，只是悶悶的，「那種明明知道自己丟了東西卻又說不出是什麼的氣惱」。像是不忍心太怪責這個世界，也像世界加諸於他的氣惱或心慌，是喊都無法大聲喊出來，只能一個人面對的荒涼。這樣，當他描述這個這個世界時，始終看到的都是夏天的顏色。
但是，如果你是與他攜帶著相似的基因，與他在捷運上相見卻無法相認的兄弟姊妹們，你會認出在那夏天的顏色背後，密碼般地存在著另一套世界的圖像。那淡淡的夏天顏色裡，隱藏著我們以懷舊或鄉愁，回憶或擬回憶，層層構築而成的，另一走不出的世界之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