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心於分心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那將是父親的最後一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並肩而坐。


我的一次難忘的閱讀經驗，也是一次中斷的閱讀。開始閱讀的起點是一個冬天，在國際班機的機艙裡。結束閱讀是夏日的晚上，我的客廳。

那是一本披頭四的傳記，杭特戴維斯（Hunter Davis）寫的。披頭四唯一正式授權傳記。我在一年半前開始讀這本書，後來忽然中斷，一直沒有讀完。書頁裡冒出一小截紙片，標示著一年半前中斷的地方，其實已經很接近結尾了，大概只剩十幾頁吧。那被我用來充當書籤的，其實是一張名片，有人在背後寫了e-mail和電話。我老是有這種隨手拿名片夾進書裡的壞習慣，以致於要找電話的時候常常找不到。

一年半前，我把這本書塞進背包裡，搭晚上的飛機去舊金山。一直以來我都喜歡旅程中的閱讀。尤其是在飛機上。機艙的空間，在飛機起飛後，照例是送飲料用餐點的一陣忙亂。整個機艙鬧騰騰的，倒不見得真有多少分貝噪音的吵鬧，而是一種尚未安頓下來的浮動感。

終於靜下來時，燈暗了，許多人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一小方螢幕上，不再走動交談。你讓空姐把你手上的杯子收走，跟她多要一條毯子以便把自己裹成蠶繭狀，東挪西挪個三十秒確認最舒適的姿勢，然後便拿出隨身帶的那本小書，打開頭頂專屬於你的那盞燈。對我而言這已經是個固定的過程了。念書的那幾年，每飛一趟台北到愛丁堡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正好看完一本平裝本小說。

再沒有像飛機艙這樣奇怪的，既公眾又私密的場所了。它的所有設計都是要在狹窄的空間裡塞進最多的人，同時又使所有人盡量忽視他人的存在。每個人用自己的耳機，看自己的螢幕。同在一個場所，卻不分享聽覺與視覺的經驗。等週遭暗下來，飛機引擎隱隱的噪音裡，就是最私人的閱讀空間。

睡與閱讀的輪替

通常我在機艙裡只做這幾件事：吃喝，睡，以及閱讀。其中睡和閱讀的輪替非常重要。因為在機艙裡讀書很容易忘記時間，而眼睛會很快就疲累。披頭四傳記裡冒出頭的書籤位置，我很清楚那記號意味著什麼。一年半前我在那裡中斷了閱讀。並且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打算重新接回閱讀的線索。

我帶著它從台北飛往舊金山，又從舊金山飛往紐約。在往紐約那段路上，父親坐在我的身邊，他就像平日一般，不打擾我的閱讀。他那一代，台灣所有鼓勵小孩念書的中產家長都有這種習慣——對閱讀中的孩子過度地寬容。偶爾我轉過頭去看他，他對我笑一笑。（那是一種有話要說的笑嗎？是一種想說話但又怕打擾我閱讀的笑嗎？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呢？後來，有段時間我一直這樣問自己。）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那將是父親的最後一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並肩而坐。我只是專心地，看著那四個小夥子作出各種的傻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為耽於閱讀，忽略了身邊父親的訊息，也許，他曾經想對我說些什麼？
一直都是這樣的。閱讀為你創造出一個半封閉的世界。使你隱身。使你忘記身邊的人，週遭的事。使你彷彿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但也縮小了那一刻其他的感知能力。你專心。但對他人而言你是永遠的分心者，眼望那個他們不明白的世界。

中斷‧接續

這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桌邊坐下來，繼續讀這本書。就從書裡名片標示的位置開始，那個我在一年半前停下閱讀的時刻。因為倏然降臨的死亡，而中斷了的時間。

已經是戴維斯在1985年補上的後記的最後幾頁了。那時披頭四早已解散。約翰已經死去。戴維斯寫完了林哥與喬治在1985年的最新狀況，剩下的就只有保羅──披頭四解散之後經營得最為成功，但長久以來一直背負解散披頭惡名的保羅。

我就這樣慢慢讀完了那最後的十幾頁。讀了保羅麥卡尼的長篇牢騷。約翰一死就被神聖化了，保羅得面對披頭迷的指責，他和約翰生前任何一點細小爭吵都被放大處理。他和約翰既友好又競爭的關係，互相激發也互相傷害。有時彼此依賴，有時彼此都相信對方是混球。他一定沒想到約翰會忽然死去，留下他在那個來不及和解的瑣碎爭吵裡，一肚子沒處發的牢騷。

一年半前中斷的閱讀就這樣接上了。平平淡淡讀完了他人的人生。從我客廳的窗戶望出去，看見巷子裡人家的燈光。這也是一個極平淡的閱讀場景。沒有旁人會感興趣的中斷與接續。我的又一次專心於，自這時間之流分心之事。


from 網路與書18《閱讀的所在》

暗示

我聽說了發生在你身上的改變。很奇怪不是嗎？住在這同一個城市裡，我們卻是怎樣互通音信的呢？本來也可以直接拿起電話。但不知不覺就變成是如此輾轉間接地，通過一個他人又一個他人的轉述，而知道了面對面時沒說出的事。說不定你也不時聽見跟我有關的消息吧。透過共同的朋友，無關的揣測，真實或虛構的種種是非，所搭建起來的這條信息的管道，是這城市裡不可見卻恆久存在的網絡之一。

所以那種種改變已經發生了嗎？我所聽聞的，有關於你，他們說是因為愛情的關係，而做的種種改變。幾年前，當我和你們一起坐在咖啡館裡聊天的時候，我一點都沒有意識到，你們兩人間成形中的那種關係，有一天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我想你也同樣沒有意識到吧。那個晚上，當我們三個人捧著白瓷杯子，被笑話嗆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並且不斷挨隔壁桌的白眼）…那一天竟是逐漸地朝向後來發生的種種而鋪設的一小段棧道嗎？
這個週末我讀著莫泊桑的小說。
莫泊桑晚年受精神疾病所苦。晚期一篇題為〈奧爾拉〉的小說中，他這樣提出心中的疑問：
「是什麼神祕的力量使我們由高興轉為沮喪，由信心百倍變為無比憂傷？空氣、看不見的空氣中似乎充滿了不可知的力量，冥冥中它就在我們身邊。我醒來時滿心高興，真想引吭高歌。為什麼？我沿著河邊走，稍作散步，然後回家，卻突然感到憂愁，彷彿有什麼不幸的事正在家中等我。為什麼？莫非是因為打了一個寒戰，它在擦過我的皮膚時，使我的神經受到牽動，使心靈蒙上陰影。莫非是因為雲彩的形狀、日光的顏色、物體的顏色，它們如此多變，以至在我眼前流過時使我思想混亂？」
莫泊桑是敏銳的。他深知人生充滿了瑣碎的意外，但往往是這些意外，在一不經意的場所，就此決定了這個人此後一生的腳本。在他的故事裡，經常是精妙地寫出了存在於一個人周圍的種種暗示，社會性的、生物性的、時間性的、空間性的…，人在這種種暗示中採取了行動——經常是粗心大意的——卻就此被導引至他不曾預期的處境。
就像他晚年時困惑地猜疑，空氣中是否存在著不可知的力量，主導了我們一時的高興或不幸，其實一直以來他的小說早已多次演練，存在於社會關係當中的種種無形的暗示。他筆下的角色，各種社會階層的人，貴族，農場主人，水手，妓女，商人…，無一不是接收與放送著他人無意間傳遞的訊息，從而走上生命中隨處皆是的意外岔口。在你毫無所覺時，便已經走在一條無可返回的路上了。

還是以他最著名的中篇傑作〈羊脂球〉為例吧。一八七○年法國在普法戰爭戰敗了，莫泊桑親身經歷普魯士人長驅直入占領法國國土的戰後時期，眼見並耳聞的一切，經常出現在他的小說裡。〈羊脂球〉的故事便是關於一輛從普魯士軍隊占領的盧昂城出發的驛馬車。驛馬車中的乘客包括三對富有的夫婦，兩名修女，一名主張民主共和的男子，與一名綽號叫羊脂球的妓女。顯然在十名乘客當中，羊脂球是社會地位最低的一人。一開始，其他乘客自恃身分，不與羊脂球交談。但隨著馬車受風雪所阻，來不及在預定時間抵達旅店，而羊脂球又是車上唯一隨身準備了餐點的人，這些自認尊貴的旅客受不了飢餓的折騰，接受了羊脂球好意遞來的食物，這才打開了談話。
等他們抵達了旅店休息一夜之後，卻發現當地的普魯士軍官不打算放行，除非羊脂球願意與他發生關係。羊脂球很有愛國心，嚴峻地拒絕了敵軍軍官的要求。於是整車人就困在旅店裡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便是車上那些尊貴的貴族與富人，為了能夠啟程離開，開始用各種計謀勸誘羊脂球答應普魯士軍官的要求。包括用各種花俏的語言，扭曲或偽造的歷史、宗教故事，闡述犧牲與奉獻的精神。運用他們社會地位所具有的權威感、偽裝的友誼，來打動羊脂球。

莫泊桑讓我們看見的事，在他筆下創造出來的虛構旅店裡，整整三天的時間，一種暗示逐漸累積升高的過程。富人們有計畫地、一點一點地向羊脂球灌輸「那件事不但算不上什麼，甚至還很偉大呢」的觀念。我們於是看見羊脂球如何一步一步地，從她原本堅定確信的原則前退卻、鬆動下來。他們為她創造出一個不存在的冠冕，鋪設一條看不見的紅地毯，只為導引她去做那件她不願做的事。
羊脂球最後做了那件事嗎？她做了。當她終於完成了同車的富人們把她推去做的事，他們卻立刻恢復視她為可恥下賤的眼神。冠冕與紅地毯轉瞬消失，像灰姑娘的馬車夫變回了老鼠。小說的最後，我們都看著羊脂球在車裡悲憤地哭泣著，為自己所受的什麼委屈，為她先前好意招待這群人、而被吃得一點不剩的那一籃食物。
莫泊桑確實極精準地看穿了日常生活之中的戲劇。那看不見的，逐漸累加起來的暗示。像他晚年神經質而敏感地感受，空氣中存在的不可知的力量。我們難道不是日日受著各種關係的暗示，而逐漸被改變成一個我們從來不是的人？比如你稱之為愛情的東西，我是不是也可以稱它做恐懼？

臥香與藏羚羊

小知從京都為我帶了鳩居堂的臥香，以老山白檀，安息春，與龍腦香為方合製而成的。我其實很喜歡這種藉焚燒而釋出的香氣。它們與液體揮發的香味不同，從房間一角的几案上升騰，緩慢而溫暖地，無聲充滿了整個空間。如果是在剛使用過的浴室裡點著臥香，會感到溼氣彷彿很快沉澱下來，變得安定。分明那臥香一端的星星火光不可能帶來多少溫度，但氣味卻讓人覺得空間整個都暖了起來。

秋天就快到了。是適合點臥香的季節了。
無論在中國或是歐洲的歷史上，香料都曾是極為珍貴稀有之物。來自遙遠的域外國度，因此更添神祕色彩。《酉陽雜俎》記載，天寶末年交趾進貢一種據說是老龍腦樹節方有的蟬蠶形龍腦香，宮中取名為「瑞龍腦」，唐玄宗單單賜了十枚給最寵愛的楊貴妃。但氣味這東西畢竟極難形容，楊貴妃得到的瑞龍腦到底有多香實在很難想像，史書文字只能訴諸簡單的量化，說是十餘步外都還聞得到那香氣。
那已經是大唐盛世的晚期了。一種遠自交趾進貢而來的罕見香料，見證唐帝國向外圍延伸的貿易與政治秩序裡最後的輝煌與奢華。（不只是龍腦，還是老龍腦中才產得出的瑞龍腦。越是稀有越是珍貴。）這個秩序在不久後就崩潰了，安史亂起，貴妃縊死馬嵬坡。誰知道她身上是不是還帶著最後的瑞龍腦香呢？
人類社會錯綜地結構著文化與經濟的交換體系，產生了新的規則與追逐規則的人。一些長久以來存在的東西，有一天就變成了貨物。隨之而來的是如傳統牧人逐水草而居般地追隨市場所創造出來，新的高價值貨物的人。比如香料，在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吸引了多少人駕船而來，甚至導致了戰爭。或是比如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皮。
去年《可可西里》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時曾經引起相當的話題。全片在西藏高原拍攝，而可可西里又是西藏最荒涼最人跡罕至的地方，藏文名字是「美麗少女」的意思。可是看了這部電影你恐怕不會認為可可西里這地方是個單純的少女。她確實美麗，但也是充滿毀滅力量的魔女。

在這地球上最具野性的冰封荒原，流沙像食人獸悄沒聲息就能將一個人吞沒了，永遠埋入地球的胃腸。除了流沙之外你還有一萬個死在可可西里的理由——遇上走私集團，高山症發作缺氧肺氣腫，車子拋錨在荒野的中央，汽油用完了，糧食吃完了，給漫天風雪困住了，迷失了方向……。至於活著出來的理由……誰知道？
但可可西里確實美麗，山峰頂上終年積雪，夜間的星空使你開闊無所障蔽地直面著神性的星宿。在這樣一個地方，有非法獵殺藏羚羊，剝下毛皮販賣的武裝走私集團，也有保育藏羚羊的志願巡山隊。藏羚羊已經存在了幾萬年，但是在忽然有一天在西藏以外的地方，某些與藏地人民一輩子無關的皮草時尚流行，與一貿易環節的建立，竟悄沒聲息帶動了藏羚羊大批大批的屠殺。
無論你是藏羚羊的獵殺者，還是保衛者，可可西里對雙方是同樣的嚴酷。同樣的冷，同樣的雪與風。可能我們都被好萊塢電影裡不死的英雄主角給弄迷糊了。老是以為生命是那麼耐久經用，出入槍林彈雨毫髮無傷，飛車在城市中追逐也沒傷到半個路人甲。於是我們變得難以面對死亡了。變得想用戰鬥來看待生死，以為死是疲弱與失敗，英雄都是不會死的。變得想用生育子嗣的方式轉移注意力，延續不可能延續的生命。
所以也許可可西里，這荒原，所讓我們看見的乃是一人類原初的處境。在這純淨沒有染污之地，生死像天空的星宿一樣清晰。你離開了人類像膽怯的孩子般集結聚居的聚落，走進可可西里，便是赤裸地面對這世界少有人能得見的美麗與危險。在流沙裡，在大雪中，一個人無聲地消失了。土地吸收了他，竟彷彿一種淨化。如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的那樣，赤裸與潔淨。
夜裡傳來友人的丈夫死於癌症的消息。像冰原上一躍而逝的藏羚羊影子。像焚燒已漸漸消散的白檀臥香。

眾人

秋天是祭祀太一神衹的季節，對宋代汴京城的人而言。一○八六那一年秋天，奉派到京城西面西太一宮去祭祀的是蘇東坡。在那裡，蘇東坡見到題在牆壁上的八行字。那是王安石於多年前留下的兩首詩。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彷彿人世風波中的暗碼。蘇東坡於壁前佇立良久。
王安石已經在那一年的春天過世了。
我對王安石的興趣，是從他的詩開始。其次才是他更為人熟知的，引爆中國歷史上最激烈黨爭之一的變法者身分。他主導神宗一朝的新政，激起異議者巨大的反挫力量，一生二度罷相，始終伴隨各種流言詆毀。直到後來，眼看他所籌劃的新法抵擋不住舊黨的反撲、以及兩宮太后向神宗皇帝的哀哭，終至在短短幾年內完全地廢止。
我想王安石很早就明白了，作為一個變革者所要付出的孤獨代價。別說舊黨攻詰，就是新黨內部後來也分裂而自相撻伐，且在他失勢後上演「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這樣現實醜陋的一面。擾擾攘攘的是非，渾渾噩噩的爭奪，他一定都看到了吧。
一個人到底能在意得了多少，世人紛紛的話語呢？變法當時，王安石有一首〈眾人〉詩，透露著敢與眾人不同調的氣魄。「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說的是王莽當年也曾大受頌揚，卻不表示他就是個賢人，而周公飽受流言攻擊，還是不減損他作為聖人的地位。「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
如果說寫〈眾人〉詩的王安石，雖不信任當世的俗人，仍然相信有朝一日聖人的褒貶會是一公正評斷的力量，則他晚年的〈讀史〉詩，恐怕是連後世的理解都不再寄望了。「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在史書中所留下的，往往只是後人猜測的行跡，受到末俗意見扭曲了的真相。前人真正的精神，卻是難於捕捉了。
如此，洞穿了話語的不可信。歷史的歧義，遠非饒舌的小人可以洞識。恐怕最敢放言臧否之人，往往也最是無知。因為無知，所以以為自己全知。
當然，王安石並來不及活到我們這個話語氾濫，以無知為知的時代。有時我看著電視上的政論節目，或是聽說了種種在暗處流竄的蜚短流長，而驚異於浪費在其中的時間與情緒。或許這乃是一平均主義的世界，眾人只顧紛紜，無盡地議論丈量著世界，用的卻只是一把短視的尺。又或許，那許多的紛紜，只是為了讓自己免於落單。

一○八五年宋神宗過世，哲宗繼位。再過十四年，哲宗也死了，徽宗即位。許多在前朝政爭中被貶謫外放的官員，漸漸被詔還。蘇東坡在海南島接到了新頒的王命，他也該啟程返京了。
我想，那時他必定是想起了王安石。
王安石已經在十多年前過世了。他年長蘇東坡十六歲。他們曾是抱持不同主張，分處黨爭敵對陣營的兩人，但是晚年卻有相知相惜之感。蘇東坡本來反對新法，但神宗死後，司馬光等舊黨人盡廢新法，蘇東坡也不同意，認為應該保留其中的嘉法。遂因此緣故，又再一次被貶。他也是敢於與人不同調的。即使那意味著同時得罪舊黨與新黨，使他在那二分法的朝廷裡再無立足之地了。
蘇東坡應該知道，王安石的晚年，罷相之後僻居金陵一帶，卻曾有詩「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雖是安住於一處小山壑，但每有車馬到來，便猜疑是來自朝廷的使者），自嘲地透露了對天下大事還未全然死心的心緒。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暮年最後難以割捨的牽絆，指北針般朝向京城的方向。
我想，在宋徽宗即位的那一年，也已屆暮年的蘇東坡，接到來自朝廷的詔命，必然是清晰地體會了王安石詩中那無可安慰的孤獨。
他在王安石死後，又多經歷了十多年的政爭風雨。此時，在甫即位帝王那彷彿還新鮮嫩綠的天下裡，卻感到無可挽回的蒼老了。所以他才會這樣寫：「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那彷彿是對王安石的一次典故的遙祭。在這個君王改換人事更迭的世界，不斷被重謄改寫的功過是非裡，他在十多年後如同山谷裡的回聲般應答著王安石。如今王安石早已辭世，自己也老了，政治風向又一次改變，喜愛議論之人又將有許多話說。但這一切，恐怕都算不上什麼了。
蘇東坡最後一次見到王安石，是在金陵的河邊。蘇東坡乘船，王安石騎驢來與他相見。當時蘇東坡還不知道，那次分手後不久，王安石就在次年過世了。他在詩中記下了那次相遇的印象，透露著對老人孤獨身影一種不忍的領會。這個令王安石難以信賴的世間，畢竟還有蘇東坡這樣的政敵兼知己：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那是他們在人間的最後一次失散。在許多話語的重量，擾擾世間對個人的稀釋作用之外，蘇東坡看見的那個背影，正說了一切無法被說之事。逐漸，消失在金陵的河岸，走入山氣茫茫的荒野。

鄭成功的土地測量師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的上午，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的熱蘭遮城城堡上，升起了旗幟。隔著台江內海，在今日的赤嵌樓、當時的普羅岷西亞城方向，有一些人看見了那面旗幟。但還不明白旗幟所要表達的確切訊息。

要到稍晚一些，他們才明白，這面早晨天空下無聲的旗幟，是在急切地訴說著一個事件。為了傳達給普羅岷西亞與附近地區的荷方人員，進入緊急的備戰狀態。因為，在熱蘭遮城西邊的海洋，鄭成功（荷蘭人稱他為「國姓爺」）的船隊已經航過鹿耳門水道，破開晨霧，於海平面上突然地浮現了。從這一天起，鄭成功展開對熱蘭遮城長達十個月的圍城。在一六六二年二月逼使荷蘭派駐大員的長官揆一投降，結束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統治。
那面早晨的旗幟，彷彿在朗朗青天之下，訴說著此一歷史的轉向已然發生。
在駐守普羅岷西亞的荷蘭人當中，有一位土地測量師梅氏（Philippus Daniel Meijvan Meijensteen），以日記記下他在這十個月的經歷。戰爭的頭幾天，梅氏即曾遠遠看見鄭成功本人。在那個看不清臉孔的距離，見到一人站在侍者為他撐舉的紅色絲綢華蓋下，近身侍衛一律穿著紅色的衣服，隱約有笛子和樂器吹奏的聲音。顯然鄭成功採用了一定的儀仗與縟飾。他已經是一運用嚴明階級符號的統治者，而不只是一海商或海盜之子了。我忍不住想，他的父親，縱橫海上亦商亦盜的鄭芝龍，也有這樣的排場嗎？還是，這是他從明朝流亡政權，隆武帝、永曆帝身上學到的，屬於帝王的統治姿態呢？
這位荷蘭的土地測量師梅氏，在圍城期間寫下的日記，後來成為向東印度公司報告殖民地失守經過的文字實錄，保留在公司檔案之中。《梅氏日記》經江樹生先生譯成中文，並詳加註釋，我們因此得以看見鄭成功的另一面形象。
梅氏在台灣住了十九年。推算起來，他剛到台灣時，大概只是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在那個大航海的時代，海外各種已知與未知的財富，就像磁鐵一般形成捲動眾多歐洲人命運的動力。東印度公司有計畫地訓練培養各種殖民地需要的人力，將他們送往海外，去擔任測量員，碉堡建築師，教師，或士兵。等待他們的命運就像世界一般難以預測。當中有人得以從殖民地發財回國，但也有人遭遇了《梅氏日記》裡紀錄的各種不幸遭遇：被酷刑釘死，倒臥荒野餓死，於長期飢餒之中病死…。那彷彿是在殖民地統治瓦解的前夕，荒野的力量以強韌的反撲掙脫了殖民者的規範束縛。結集在一起時，以軍隊與統治技術為後援而顯得強大的殖民者，在失去援助之時回復為軟弱的個人。於飢餓，恐懼，孤立之前，一個個地耗損、仆折了。
（鄭成功是否也理解這一點，因此在來到這塊土地上時，早早就採取了統治的符號，以華蓋與紅衣的侍衛鮮明地標示出權力，把權力如鎧甲一般地穿著著？）

不同於熱蘭遮城堅守了十個月，普羅岷西亞城很快就投降了。梅氏的職業雖然是測量員，有時也必須擔任荷方與鄭軍交涉的角色。我們因此在他的日記中看到更多近距離接觸鄭成功的紀錄。他似乎是個極其嚴厲易怒之人，不時發怒咆哮。軍令嚴苛，斬首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不久鄭成功就想到讓荷蘭的土地測量師來為他服務。如果梅氏理解得沒錯，鄭成功似乎是想運用荷蘭人的測量術，為他在台灣的國土訂下發展計劃。這群荷蘭土地測量員被分頭派去測量一塊塊的領地。他打算在每塊領地的中央建一個城市，每個城市距離海邊四小時路程。測量員的工作就是測量出建城市的位置，在當地立柱為記。每隔一小時路程距離立一個路標。
以梅氏自己親身的經驗為例，他「從麻豆北邊一個半小時路程的小溪，是要去哆囉嘓的半路，中國人稱為Hoem Cangbooij的地方，開始測量第一個領地。經過了哆囉嘓、諸羅山、他里霧、貓兒干、虎尾繝，到達二林。據我的記憶，總共約走了二十四到二十五哩路。」沿路行進非常艱苦，飲食也差。一些測量師因而病死了。
這在三百多年前進行的測量事業，令我感到非常奇妙。那些被測量成城市預定地，並插上了界樁的所在，現在都是什麼景象了呢？是不是照著鄭成功的想像，發展成城市了？他的屯田制度是不是依照荷蘭人的測量來展開的？是不是真的派遣了軍隊去立了柱子的地點駐紮屯墾，點狀地架構起他的反清復明根據地？還是，像台灣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是在政權輪轉之後，由無數沒有姓名流傳的移民，以其非計畫性的、持續的生命力，毫不知情地實現了一個城市的預言？
這些，我都不清楚。想像一群荷蘭的土地測量師，為普羅岷西亞城裡華蓋之下的鄭成功，丈量著田地與荒野。其中梅氏幸運存活下來，報告圍城期間的史事。根據梅氏的記載，有一天鄭成功向梅氏詢問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事業，買賣胡椒的價格，甚至問起東印度公司會不會和他做生意？顯然鄭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說，只是想拿回這塊土地，並不對荷蘭人有什麼敵意。如果荷蘭人說「請搞清楚，我們是敵人，不可能做生意」，他好像還覺得很奇怪似的。那時他心裡一定正盤算著他一直以來「通洋裕國」的主張吧——以海上貿易供應軍餉，長期對抗大清的陸上帝國。也許那時他已經有了攻打馬尼拉的想法？
只是他還不知道他會猝然地早逝。人世最不可丈量之事。
而我一直想起梅氏日記中這樣的一段記述。一天早晨，鄭成功把梅氏叫到跟前。他的三個隨從，分別拿著短棍，每根短棍頂端有圓環，上頭貼著一個錢幣大小的紅紙，是當作箭靶用的。鄭成功翻身上馬，馳騁而去，在奔馳中發了三箭，三箭都射穿那錢幣大小的紅紙。然後鄭成功問梅氏看清楚沒有，做不做得到？這殘酷戰爭當中的一個早晨，他忽然想起向這倖存的荷蘭土地測量師進行一次小小的炫技。那時，一個在東印度公司的殖民事業驅動下遠渡重洋、在台灣生活了十九年的土地測量師，也許看見了鄭成功一回孩子氣的表情。

寂寞的富裕

那一年，在上海的街上，我和幾個朋友邊走邊聊天，立刻有一戴著金邊眼鏡，模樣精幹的中年婦女過來，問我們要不要買包，買手錶，還是買衣服。她指的是仿冒名牌。出於好奇，我們跟著她從大街拐進弄堂，進入一民宅模樣的所在。她像帶朋友回家那樣，熟門熟路地招呼，打開一個房間，裡頭擺著滿滿的仿冒名牌包。我對名牌包包沒什麼興趣，無論是仿冒還是真品，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試了幾個包，看看不合意也就放下了。離開時我們什麼也沒買。

但那中年大嬸倒不放棄，又跟了出來，說她還能帶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買。為了表明她和我們同一陣線，她附和地說著：「這裡的東西是不夠好。我帶你們去另一個地方，更多更好，什麼都有。你們放心，我帶的不會差。」這時跟著我們的大嬸，不知何時已從一人增加成了三人，一齊像導遊那樣招呼著我們。要轉彎的時候，她們當中有人會留在轉角等待我們落在後頭的同伴（我們像一群完全沒有紀律的羊群，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我們其實不太確定她們之間的關係。是同行競爭，還是親戚朋友。總之她們帶領我們到另一處樓房，底下是小吃館子之類的賣店，我們沿著一狹窄的樓梯上了二樓，裡面盡是一間間的房間，像那種學校附近出租給學生住的廉價宿舍，門上還標著房號。每間房門打開都是仿冒品，一間全是手錶，一間全是皮包，一間全是皮夾，一間全是太陽眼鏡，一間全是上衣……。
於是，那幾位大嬸就自然地扮演起我們與那些店員之間的中介人。她們壓低聲音對我們說：「喜歡哪樣東西，出個價，我來跟他們說說。」當我們當中有人真的拿起一樣商品翻看時，她又對店員說：「這只，卡地亞的手錶，給個最低價。」
不知道店方與這幾位在街上招攬顧客的大嬸，關係是怎樣。大概我們如果購買了商品，店方會在事後讓她們抽點佣金吧？反倒是店裡的幾位店員年紀輕，不像她們那麼活絡地鼓動顧客購買，有的只是無聊地站在一旁，面無表情。說不定她們對這些年紀長他們一截的大嬸們不是很認同？她們幾乎也不大招呼我們，整個空間裡反而是那些大嬸們不斷在說話，好像她們才是店員似的。
我的一個朋友拿了幾件上衣，出了價，年輕的店員態度不很好：「這個價錢我都買不到。我賣東西總要賺錢的是不是？要不賺錢我幹麼呀。」聽到這樣口氣，我的朋友放下東西說算了。我們一行離開了那些擺滿仿冒品的房間，走著剛剛來時的狹窄樓梯下樓。那些大嬸仍然跟著我們，數落那個服務員的不是：「那個小姑娘，好多客人都被她氣跑了。她一個哥哥，也跟她一個脾氣。」「聽說以前在別的地方做，都做不久。這是靠關係進來的。」「就是，我看她也沒什麼朋友。」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論定了那個店員，並且建議要再帶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
最近，讀了余華的新小說《兄弟》。

其實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關於異父異母的兩兄弟，在文革期間的成長。他們的父親本是個強壯而正直的人，在文革初期就被打成了地主。即使如此他仍在每一次受到凌虐侮辱時，設法對他的孩子擠出笑容，假裝沒什麼大不了。他說他被人打到脫臼瘀腫的手臂是胖了；當家裡被砸的連吃飯的筷子都沒有，就折來樹枝代用，說是「古人的筷子」……這樣藉著解釋來圓緩、卸去世間殘酷的力道，保護孩子不那麼直接正面地遭到撞擊。但即使如此，最終仍走到了緩不過來的境地，父親被人活活打死了，母親也病倒了。只有父親曾經為這迫害他的世界圓謊的努力，為兩兄弟將凶殘轉化為鼓勵的企圖，成為留給他們的禮物般的回憶。
這其實是極其殘酷的過程。這兩個少年成長的遊樂場，其實是個人間地獄般的所在。所有人都是既殘忍又不堪，沒有多餘的同情去向他人付出。對於這樣悲慘的一個童年故事，余華卻是這樣開始述說的。他從一個多年以後的角度，敘述長大後的弟弟李光頭的一個念頭：
「我們劉鎮的超級巨富李光頭異想天開，打算花上兩千萬美元的買路錢，搭乘俄羅斯聯盟號飛船上太空去遊覽一番。李光頭坐在他遠近馳名的鍍金馬桶上，閉上眼睛開始想像自己在太空軌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測，李光頭俯瞰壯麗的地球如何徐徐展開，不由心酸落淚，這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經是舉目無親了。」
那是當童年的一切早已過去，相依為命的哥哥也已經死了。我們只知道他成了巨富，富到甚至可以做起太空旅行的夢。然而余華的整部小說，就結束在兩兄弟失去父親後，又失去了母親，真正成為孤兒的時候。也就是說，對於後來李光頭是如何賺了大錢，從人人喊打的地主的兒子，翻身成為劉鎮的首富，余華一字未提。只在一些小時候的事件裡，暗示了李光頭油滑機靈的本性，就像他暗示著宋鋼正直憨厚的本性。整個故事忽然終止在他們母親的墳前，有種令人錯愕的突兀感。

我在想，那是不是因為，在小說中的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著一種斷裂？那個以地獄為遊樂場的童年，與經濟繁榮勃發的當代，既是同一個世界，又毫無共同之處。就像是現實世界裡，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那些幼年的經驗，既養成了李光頭，也養成了宋鋼。一對兄弟如同硬幣的兩面。為了生存，用得上忠厚，也用得上油滑。於是宋鋼學會了誠懇，李光頭學會了交易。我們不知道他們後來如何長大，李光頭又是如何致富。我們只知道，在閱讀了整部小說，關於人如何在一個時代裡變形得瘋狂可怖而不自知，關於兩個孩子如何在這瘋狂的縫隙裡存活下來的殘酷物語後，我重又翻回這整部小說的開頭。
那是彷彿在另一個斷裂的時空。沒有了紅袖章，沒有了暴力與詈罵——那個世界不知何時已被抹消不見了。李光頭坐在他的鍍金馬桶上，陷入玄想，想像太空旅行的種種。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從在母親墳前的十五歲那一年，來到這個鍍金馬桶上頭的。也許經過那麼多的苦難，後來的致富反而發生的太快，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有一天，忽然就在一個太空般空空蕩蕩舉目無親的世間，想起死去的兄弟。
我們只知道，這個富裕而成功的人，此刻是多麼地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