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

秋天是祭祀太一神衹的季節，對宋代汴京城的人而言。一○八六那一年秋天，奉派到京城西面西太一宮去祭祀的是蘇東坡。在那裡，蘇東坡見到題在牆壁上的八行字。那是王安石於多年前留下的兩首詩。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彷彿人世風波中的暗碼。蘇東坡於壁前佇立良久。
王安石已經在那一年的春天過世了。
我對王安石的興趣，是從他的詩開始。其次才是他更為人熟知的，引爆中國歷史上最激烈黨爭之一的變法者身分。他主導神宗一朝的新政，激起異議者巨大的反挫力量，一生二度罷相，始終伴隨各種流言詆毀。直到後來，眼看他所籌劃的新法抵擋不住舊黨的反撲、以及兩宮太后向神宗皇帝的哀哭，終至在短短幾年內完全地廢止。
我想王安石很早就明白了，作為一個變革者所要付出的孤獨代價。別說舊黨攻詰，就是新黨內部後來也分裂而自相撻伐，且在他失勢後上演「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這樣現實醜陋的一面。擾擾攘攘的是非，渾渾噩噩的爭奪，他一定都看到了吧。
一個人到底能在意得了多少，世人紛紛的話語呢？變法當時，王安石有一首〈眾人〉詩，透露著敢與眾人不同調的氣魄。「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說的是王莽當年也曾大受頌揚，卻不表示他就是個賢人，而周公飽受流言攻擊，還是不減損他作為聖人的地位。「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
如果說寫〈眾人〉詩的王安石，雖不信任當世的俗人，仍然相信有朝一日聖人的褒貶會是一公正評斷的力量，則他晚年的〈讀史〉詩，恐怕是連後世的理解都不再寄望了。「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在史書中所留下的，往往只是後人猜測的行跡，受到末俗意見扭曲了的真相。前人真正的精神，卻是難於捕捉了。
如此，洞穿了話語的不可信。歷史的歧義，遠非饒舌的小人可以洞識。恐怕最敢放言臧否之人，往往也最是無知。因為無知，所以以為自己全知。
當然，王安石並來不及活到我們這個話語氾濫，以無知為知的時代。有時我看著電視上的政論節目，或是聽說了種種在暗處流竄的蜚短流長，而驚異於浪費在其中的時間與情緒。或許這乃是一平均主義的世界，眾人只顧紛紜，無盡地議論丈量著世界，用的卻只是一把短視的尺。又或許，那許多的紛紜，只是為了讓自己免於落單。

一○八五年宋神宗過世，哲宗繼位。再過十四年，哲宗也死了，徽宗即位。許多在前朝政爭中被貶謫外放的官員，漸漸被詔還。蘇東坡在海南島接到了新頒的王命，他也該啟程返京了。
我想，那時他必定是想起了王安石。
王安石已經在十多年前過世了。他年長蘇東坡十六歲。他們曾是抱持不同主張，分處黨爭敵對陣營的兩人，但是晚年卻有相知相惜之感。蘇東坡本來反對新法，但神宗死後，司馬光等舊黨人盡廢新法，蘇東坡也不同意，認為應該保留其中的嘉法。遂因此緣故，又再一次被貶。他也是敢於與人不同調的。即使那意味著同時得罪舊黨與新黨，使他在那二分法的朝廷裡再無立足之地了。
蘇東坡應該知道，王安石的晚年，罷相之後僻居金陵一帶，卻曾有詩「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雖是安住於一處小山壑，但每有車馬到來，便猜疑是來自朝廷的使者），自嘲地透露了對天下大事還未全然死心的心緒。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暮年最後難以割捨的牽絆，指北針般朝向京城的方向。
我想，在宋徽宗即位的那一年，也已屆暮年的蘇東坡，接到來自朝廷的詔命，必然是清晰地體會了王安石詩中那無可安慰的孤獨。
他在王安石死後，又多經歷了十多年的政爭風雨。此時，在甫即位帝王那彷彿還新鮮嫩綠的天下裡，卻感到無可挽回的蒼老了。所以他才會這樣寫：「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那彷彿是對王安石的一次典故的遙祭。在這個君王改換人事更迭的世界，不斷被重謄改寫的功過是非裡，他在十多年後如同山谷裡的回聲般應答著王安石。如今王安石早已辭世，自己也老了，政治風向又一次改變，喜愛議論之人又將有許多話說。但這一切，恐怕都算不上什麼了。
蘇東坡最後一次見到王安石，是在金陵的河邊。蘇東坡乘船，王安石騎驢來與他相見。當時蘇東坡還不知道，那次分手後不久，王安石就在次年過世了。他在詩中記下了那次相遇的印象，透露著對老人孤獨身影一種不忍的領會。這個令王安石難以信賴的世間，畢竟還有蘇東坡這樣的政敵兼知己：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那是他們在人間的最後一次失散。在許多話語的重量，擾擾世間對個人的稀釋作用之外，蘇東坡看見的那個背影，正說了一切無法被說之事。逐漸，消失在金陵的河岸，走入山氣茫茫的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