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龍有悔

康熙二十三年的某一天，皇帝讀著《易經》。突然發現了先前的《易經》講官，將一些爻辭注為「不應講」的原因。
例如，首卦「乾」卦，第六爻「亢龍有悔」，其辭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這一卦，說的是一個爭強挺進的姿態，扶搖直上的昇龍。但是世間豈有不衰落的繁華、長居上風的運勢。人之所以「知進而不知退」，恐怕並非因為他的生命果真只有進、沒有退，而是他在盛極的巔峰，忽略了同等明顯的敗象。終於有一天，發現自己原來太過天真。潛藏在身邊的種種瑣碎跡象，早已種下痛悔的種籽。
這一爻，講官認為是不該對皇帝講的話。恐怕講官是避諱著，不願在皇帝面前提到任何有關衰落、悔恨…不詳之語的暗示。那時，正是大清盛世的開端。吳三桂已死在康熙十七年，三藩之亂的餘黨也在二十年左右蕩平，帝國最大的隱憂與威脅已經消滅。台灣的鄭克塽也已經投降。接下來，直到乾隆晚年，帝國還有一世紀左右的榮景。但講官卻無聲地進行著自我檢查，避免說出亢龍有悔這一爻的卦象、其中無常的暗示。如果說，《易經》涵蓋了人世榮與衰，易變不息的種種可能。則講官的這點心思，像在正午的陽光裡，左支右絀地隱藏著逐漸隨日輪偏移而產生、擴大中的暗影。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一天，康熙皇帝發現了《易經》講官這門曲折的心思。我是在史景遷的《朕——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Self-portrait of K'ang-his: Emperor of China）裡，讀到康熙生命裡的這麼一個讀書註腳。比起他生命中的其他事件，這實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遠不如除掉攝政王鰲拜、御駕親征準噶爾部的噶爾丹大汗、斷然決定削藩而掀起長達八年的三藩之亂戰事，來得具有戲劇張力。大概不會有任何清宮大戲的編劇，有興趣把這點枝微末節的小事寫進劇本裡吧。

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件小事，正說明著許多的大事。人世間一門心思的顯現，有時訴說了那麼多，恍若一自然法則或物種的新發現。可感嘆的正是講官那點微不足道的用心，試圖在皇帝的面前遮掩一種人世間最尋常的道理。
其實這道理皇帝本人也是知道的，史景遷寫，康熙發現了講官將「亢龍有悔」注為「不應講」的理由後，這樣說了：「天道人事，亢則有悔。易中所言，無非此理。正宜此為戒，不必避忌。」我不知道康熙說這話時，是心平氣和，還是帶著無奈呢？是好笑講官的小題大作呢，還是感到自己早已明白《易經》的道理，自有氣度與膽識，來容納將至的衰變。或者，是自信滿滿，認為已從其中學到了借鏡，可免於終有一日的後悔呢？
《易經》本是涵蓋宇宙及人事的諸種變化，在卦象的排列組合間演示一種生命的可能。其完整性就在講官的迴避當中，默默地折損了。
康熙可能很早就意識到，身為皇帝，幾乎是無可避免地，他必須謹慎察知身邊人們對他的遮蔽。史景遷這本從史料中勾勒出康熙皇帝畫像的書，讓我們看見康熙試圖從身邊滿漢官員、各種文字言語的奏報當中，辨識出事實真相的努力。他想看穿朝臣彼此參劾背後的鬥爭，每個大臣議事時不同的偏好與成見。這樣的努力，等於是要在這些片面狹隘、各有所偏的臣子當中，拉高視野，居臨其上，成為天下唯一全面的人。

但即使如此，身為皇帝，受到遮蔽的威脅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康熙的晚年，苦於阿哥們爭奪皇位的政治鬥爭，懷疑太子胤礽想殺害自己。些微的風吹草動、流言蜚語，使他瀕臨歇斯底里。他曾經極力避免受到遮蔽。但最後，其實是對受遮蔽的恐懼，使他開始猜疑身邊的人，成了他自己的迷障。
《易經》中「亢龍有悔」這一爻，乃是接續在「飛龍在天」之後。從政治上說，「飛龍在天」說的是在上位者如聖人興起，萬事萬物自然各安其位，風行景從。但到了「亢龍有悔」，同樣是飛升在天，位在高處的龍，卻是已見敗象了。「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那是已高飛到無人左右的高處，一路的亢進使他位在一孤懸的處境，暴露於衰敗前的極限了。
當他終於軟禁了太子胤礽，且痛惡地認為自己正受著這些阿哥們的欺瞞，不知康熙皇帝是否想起，多年之前那《易經》講官緘默與迴避的姿態，其實正是他在無意之中占起的一卦。「亢龍有悔」預示位居高處的孤寂的爻辭，與當時講官迴避不言的動作，合起來才占出了事情的全貌。那是對這賢明、仁厚、勵精圖治的皇帝，一次命運的演示。關於人力的極限，關於：即使是如此謹慎明智的皇帝，在他帝國最繁盛的頂峰，遮蔽與無明仍然如影隨形—就在那講官微小瑣碎的心思當中。
那時康熙皇帝也許正像一隻高飛至雲破處的龍，四顧無人無聲，開始感到一種茫然的倦悔。其時死亡將至，他已經在前往另一趟旅途的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