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擁護一種幸福

精神分析學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在訪談中，談到她早年接受精神分析訓練的經驗。克莉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亞，一九五六年，她獲得獎學金到巴黎求學，從此長期在法國定居下來，用法語交談，學習，寫作。

在接受精神分析醫學訓練時，她必須用法語將兒童時期的記憶表達出來。小時候的種種，在這個過程裡，一件一件地，被翻譯成了法語。
這個說法讓我很著迷。那個朝向自我內在探索的深入之旅，同時和學習語言、增加詞彙的擴張之旅疊合在一起。你挖掘小時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許是某一天被玩伴遺忘在遊戲場時的心慌，也許是下午廚房裡母親烘培蘋果派的味道…，這些感官的、瑣碎的經驗，在童年那時，初生為人不久的柔軟心智上，印下了輕淺卻持久的記號。而今你嘗試從一種外國的語言中，搜索出精確的詞彙來描述它們。
克莉斯蒂娃模糊地說，成為精神分析師，改變了她的書寫。因為在法語中搜尋用詞，來描述童年時候種種稀鬆平常的，或不可掌握的事，這樣的實驗之於她，產生一種文學創作的神祕變化。
我試著進一步想像那個過程。童年屬於過往、屬於故鄉。但她得在移居的土地上，用新生活環境的語言來描述它。那就好像是從過往中召喚出回憶的點點滴滴，轉譯成現在。把堙遠模糊的「過去」記憶，用「現在」的語言重新梳理過，分析、歸類，成為可以被另一種語言的邏輯使用的檔案櫃。作為一個外來者，克莉斯蒂娃的移民過程，或許是在用法語完成了這些童年回憶後，才真正告一段落——當她用法語整理過、說明過自己，她在保加利亞的過去，從此方能為在法國巴黎的她所用。
或許所有的回憶都是如此的。把過往種種細細地想過，它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過去」了。克莉斯蒂娃的例子只是更為具體，因為她的過去跟現在之間存在著語言的差異，所以使我們清楚注意到那個「轉譯」的過程。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曾經在回憶中經歷類似的過程。過去的經驗，透過語言文字的表述（說給別人聽，在心裡自語，或是寫成文字），獲得一種新的意義。
我想起克莉斯蒂娃的這段話，是因為這個週末的下午，我正想著語言文字對我這個人產生的巨大影響。一直以來，閱讀與書寫，構成我生活中很大的比重。有些第一次到我家的朋友，看到一屋子的書，會說：「把妳的書拿走，妳就不知道怎麼活了吧。」
這種說法，帶有把書籍和生活當成相反的暗示。碰到這種狀況，我把克莉斯蒂娃當成為我的奧援。她對於人的記憶，在語言文字的敘述中獲得了意義，而這獲得意義的過程，往往可以在文學閱讀中得到補充，正可以拿來證明文學與人生並不是全然分離。克莉斯蒂娃強調文學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所能提供的幫助。無數的哲人、文人，已經先我們一步思索了存在的處境，描述了那些難以承受、無以名狀的人生狀態。有時精神分析提供給病患的是一修補的機會。為病患找到那失去的聯想，幫助他建立意義的連結。有時文學作品也有類似的作用。

從這個角度，克莉斯蒂娃的話，就顯得很有意思：「我們皆是暫時地知道某事，永遠不可能弄清某事，但我們卻可以提出一個暫時的真實立場，未來它總是會有所變化的。」
未來的變化，指的是什麼呢？也許是你讀的下一本書。也許是你的下一個人生遭遇。因為未來是開放的，就使得「現在」永遠是暫時的。下一分鐘成了這一分鐘的補充。我們透過閱讀，或透過生活，更多時候是同時透過兩者，來建構人生的意義。這是一個永遠沒有結束的過程。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完全由文字構成的夢。在我眼前全部是文字，用毛筆寫的。還有寫錯圈起塗改的痕跡。我在夢裡想，這是黃庭堅體啊。不過是寫得比較差的黃庭堅。醒時我想，我大概太依賴文字作為經驗世界的方式了。那些嫌我房間裡書多的傢伙們是對的。
有時我感覺自己在一種流離的狀態中。幾乎是每隔一段時間，這種流離感就會出現。也許因為是遭遇某些外來的誤解，一些怎麼說也說不清的情況，而使那個孤立的、不被理解的感覺又重新被喚醒了。我相信我並不是唯一這樣覺得的人。我相信我們都曾在某種時刻，感覺到那種與意義的分離，而再度出發去向閱讀、向生活尋找意義。
關於流離，克里斯蒂娃一定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她說：
「我擁護一種幸福。它並非不知道世間有著一些困境、抑鬱，以及力有不逮之事，而在認清上述這些後，它能夠予以貫穿。」
藉由詮釋的力量，回憶的力量。人類為眼前的處境尋求昇華、轉化的契機。這契機，很多時候，是透過語言文字來達成的。我們受著這些語言文字的貫穿。藉由它們超越眼前的處境，雖說也受著它們的誤導和欺騙。但我依然喜歡克里斯蒂娃的話——「我擁護一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