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森林

上上禮拜我在這個專欄裡說了《擁抱大白熊》這部電影。也許還可以加上一段前情提要，關於我是怎麼認識了王小棣導演這個人的。
大約是一年前，故宮為了拍攝多媒體放映室可用的影片，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找到了小棣導演的稻田工作室。這部叫作《歷史典藏的新生命》的影片，邀請了一位法國陶藝家，一位日本服裝設計師，一位荷蘭動畫導演，以及一群台灣實踐大學建築與空間設計學系的學生，到故宮來參觀，而後分別進行創作。小棣導演把這整個過程用影像紀錄下來，關於博物館展示櫃裡的文物和創作者當下的會合，她稱之為「創作能量的流轉」。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小棣導演。我很快對她感到熟悉親近。而且也明白了她電影中那深刻的關懷和幽默感是怎麼來的。她的人與她的電影毫無分別，有一種在第一時間令你感到溫暖的能量。
因為小棣導演的關係，我才遇見了後來出現在影片的藝術家們。
陶藝家尚開始一個日子的方法是站在轆轤前拉一百個碗。當中若是有一個碗拉壞了，那就從頭再開始拉。黏土在他手底下旋轉出一個圓滿的空洞，只為了被摔在泥上回復成黏土，再拉成下一個碗。在由泥而碗由碗而泥的重複裡，手指與泥土抓到了那個夥伴般的默契。

服裝設計師佐智子在台北到處尋找老布店。後來我在舊金山買到她編寫的一本《更紗》，才明白我們只是意外走進她對老布料多年迷戀當中的幾天。她短髮，穿著黑色長大衣，看起來非常優雅。在故宮的時候她特別提件看《大藏經》的裝裱。我後來聽說她對自己在開鏡記者會上的發言非常懊惱，覺得自己沒有成功地表達出看到文物時的感動。在離開故宮往機場的路上她便這樣一再表示著後悔。懊惱牽纏著她黑色長大衣的優雅的身影。
動畫導演蓋瑞是其中看來不大好相處的一位。他有一種都會色調的，尖刻的敏銳與幽默感。這使他顯得不是那麼易與。使他有時是冷冷地注視。有一天工作後我和幾個工作人員與蓋瑞一起去了一家清酒店。長得非常好看的年輕服務生來到桌前解釋怎樣喝那清酒，他離去後蓋瑞說：「千萬不要嫁給這個男人。他像個老師什麼都管。」這樣的蓋瑞似乎對台灣最不適應。他好幾次說，為什麼大家老是在講手機。經常他和一個人談話，忽然手機響了，那人去接電話，一講就講了十幾二十分鐘。先前的談話中斷了，不可能再接得上。
這幾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創作的人，小棣導演也是，對待當下的經驗均極為認真。因而現實就在他們面前那麼，幾乎是令人苦痛地飽盈了。後來，看了小棣導演完成的影片，我想起智利詩人聶魯達在自傳裡一段描述智利森林的文字。

「一棵腐朽的樹幹是何等珍貴！…黑色和藍色的蕈類給它安上耳朵，紅色的寄生植物為它綴滿紅寶石；另外一些懶洋洋的植物借給它鬍鬚和幼芽；一條蛇如同一股氣體，從樹幹的腐爛內臟裡飛速噴射而出，彷彿是死去的樹幹逸出它的魂魄…更遠處，每一棵樹都與它的同類分開…它們高高聳立於神祕的大森林覆蓋層之上，它們的枝葉有的呈線形，有的像卷髮，有的多枝杈，有的呈披針形，風格各異，像是由一把不同剪動的剪子剪出來似的…一道峽谷；底下，澄澈的溪水從花崗石和斑駁大理石上悄然流過…一隻檸檬般純黃色的蝴蝶，在水波和陽光之間翩　飛舞…在我身旁，無數朵黃蒲包花頻頻向我點頭致意…殷紅的喇叭藤花再高處悠悠飄擺，如同從神奇森林裡淌出的點點鮮血…殷紅的喇叭藤花是鮮血凝成的花朵，潔白的喇叭藤花是白雪凝成的花朵…在樹葉的戰慄中，一隻狐狸飛也似地穿過那片寂靜，但寂靜畢竟是這些枝葉的法則…遠處隱約傳來一隻慌亂的野獸的吼聲…一隻藏匿著的鳥兒猛地往斜刺裡鑽過去…樹木花草在竊竊私語，直說到一陣暴風雨使大地的各種樂音齊聲高奏起來的時候。
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會了解我們這個星球。」
我多麼喜愛聶魯達。他將森林描寫得像是一座博物館。彷彿森林裡各個物種所經歷的每個瞬間，都是那樣值得長久地被凝視，被加上品名卡，打上燈光—倘若你能從一整座活的森林擷取下那個靜止的片刻的話。
或者一所博物館也有可能像一座森林？一種釉色、一種紋樣、一塊織錦上頭金色掉落了以致於顯現出底下詭奇的粉紅。在這些物品周遭曾經發生了許多視線與觸摸，它們似乎形成了這物的無形的場域。面對進入那場域的路徑，有人是妒嫉的，有人是忘我地讚嘆的，有人得到了安撫，有人滿溢著失落。那些視線的流動形成整座森林般的活物。物品們像特殊演化的物種，以一種顏色或一種形制占據它在這其中的位置。
這樣想著時我正走在正午的市街。路邊戴著墨鏡的人向我伸出了他的碗，我才明白我已闖入他蹲踞的盲目之中。

城市上空的氣團

許久以前的一個下午，有個職員向我走來，手裡拿著幾張表格。她擺著一副嚴峻凶惡的臉色，理直氣壯地，像個債權人般地在我桌子前停了下來。我看了她向我遞來的表格一眼，就明白她來找我的目的。然後我知道那時我一定是，像聞到了什麼刺鼻氣味那樣地皺起眉來了。
先前我分明已經，把填表所需的資料都整齊地打在一張紙上給她了。那張紙現在就拿在她的手上。難道連從條列的資料中，找出需要的那幾筆，填進表格這樣的事，她都不能夠自己做嗎？

那時我正在為幾件有時效性的案子傷腦筋，被這樣瑣碎地打斷，幾乎已經在失去耐性的邊緣了，又隱忍下來（純粹是為了不想多花時間爭辯）。低下頭，把表格填了，檢查一次，「是這樣的」，交還給她。
初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那微妙的改變。在剛剛凶惡地走進來的那個人，與我抬起頭、要把表格還給她時的那人之間，出現了某種斷裂。那是後來回想才顯得清晰的事情。我把表格交還給她時，她的表情忽然變了。「謝謝妳喔。不好意思。」好像剛才進來時嚴密武裝的表情突然間離她而去了，霎時她顯得赤裸無助，甚至是不知所措的。這樣茫然道著謝地走開去。
那瞬間忽然的表情抽換，我至今記得非常清楚。幾乎使我也立刻就愧疚了起來––差點對這個人發脾氣了哪，我其實已經在心裡嫌棄地想：「喂妳也太好混了吧。」她為什麼一開始要那樣氣勢洶洶地走來呢？是認為我會拒絕她嗎？但當我準備好防禦，她的攻擊卻忽然消失了，顯露了她或許從一開始就毫無惡意的面目。
像這樣的事，總讓我對這世界產生一種迷離恍惚的感覺。在你正要對它生氣時，那個氣憤的理由卻消失了。像是暴雨之後的突然出現的美麗晴空，你對暴雨的埋怨還沒完，它已經不復存在了。場景的抽換進行得那樣迅捷，彷彿經過縝密的排練，而你是那個在排練時打了瞌睡，以致於錯過情節發展的演員。或者，那迷惑的感覺，只是因為你還沒看清楚事情的本質。看清在你面前的這個人，他推到你面前的表情，只是出於自我保護的偽裝罷了。孤單偽裝成愛。不安偽裝成憤怒。恐懼偽裝成歇斯底里的嘮叨。而偽裝總是會輕易地瓦解消散，你甚至不必，來得及反應什麼。
週末的晚上，聽著The Perishers的新專輯時，我想起這件瑣事來。一件零頭般的事。像抽屜角落裡那些舊名片、手機附的吊飾帶、落單的電池之類，用不上卻又沒扔掉的雜物般的畸零事件。並不能和什麼其他的事情歸成一類，合在一起拿來舉證論述這個世界的某條道理。但我還是想起它，像記起做過的一個夢的殘片。

當我跟朋友說起這個事件，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我為什麼這樣就幫對方把工作給做掉了。
「妳有沒有告訴她：『資料不都在這兒了嗎，不會自己看啊』？」
沒有。
「妳就是這樣。」他們搖著頭。「所以工作都壓到妳頭上。」
暴雨最厲害的那幾天晚上，我有時在半夜被雨聲吵醒。雨水重擊在水泥的房屋，在鄰居的鐵皮屋頂上，帶著毫不節制的破壞力道。天空是暗得什麼也看不見了。我聽著這樣的雨聲想，如果是在山上，或什麼比較沒有遮蔽的地方，不知有多驚人。那好像是忽然被提醒了，住在地面上的我們，是如何像個傷口般地朝著天空敞開，隨時可能受到它任意的沖刷。
過後的第二天，總是很容易可以辨識出昨天淹過水的地方。機車成排地倒下。垃圾出現在路中央。路上行人很少，大家似乎都預期馬上又會下起雨來。「氣象預報說是還有一個颱風在形成。」計程車司機這樣對我說。我們的城市忽然變得沉默了。戶外的活動不用說是取消了。好像霓虹燈也少了許多。彷彿連室內的活動也中止了，沒有小孩子的練琴聲，沒有鄰居那對夫妻經常的大呼小叫聲。在高度潮濕的空氣裡，這個週末比平常安靜了許多。城市上空彷彿形成一種無形的氣團，大部分的人因而靜默地待在家裡。不知是出於憂慮，還是謹慎地等待著什麼。
我聽著The Perishers。CD播完後就聽著外頭街巷異常的安靜。想起在工作場所遇見的那人，一開始毫無道理地凶惡而來，後來又不知為何露出顯得抱歉的神色。忽然覺得我們這在雨中安靜下來的城市，好像也正處於同樣的茫然不知所措。忽然被這一場大雨提醒了什麼似的，丟下了平日理所當然的喧騰吵鬧。彷彿洗去了偽裝。竟自不安地抱歉了起來。

漂流木的火花

【夢幻部落】裡，戴立忍飾演的書店老闆，從陰鬱的自我抬起頭來看著眼前從山裡來的男人；他和書店老闆的妻子里夢來自同一個部落，但是，里夢已經跑了。書店老闆受傷而忿忿地說他水性楊花，野花一朵，彷彿這樣就把這個女人說完了。尋找里夢是毫無希望的。里夢這個缺席的女性，是這部電影一個漂浮的游標。誰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那樣沒完沒了地出走。為什麼離開部落來到城市，為什麼結了婚又拋棄。她彷彿活在一種不同的邏輯裡，以致於，對不理解她邏輯的人而言，她的存在近似一則謊言。

在我看來，【夢幻部落】是一個關於流浪的故事，裡頭人人都是流浪的，他們生命中有人抽身離去了（一個女子，或是一個父親），他們也就攜帶著其畸零的身世生活下來。即使有落腳的地方，也顯得那麼無處紮根。

鄭文堂影片裡的角色，似乎很少有效率地交談。常常是封閉的，沈默的。有時候，他們會突然多話起來，但說的卻是自己的語言，用一種催眠般的節奏。你真要替他們捏一把冷汗，怕他們不合時宜，會挨別人的白眼…。但奇妙的是，從【夢幻部落】，到他新近被提名東京影展的作品【經過】，鄭文堂的作品似乎也根植著這樣一種假設，或者信念；雖然人的封閉與隔絕是那樣絕對，卻還是有可能，忽然就產生了連結與理解。即使是，像【夢幻部落】裡那樣，兩個從來沒見過面的人，透過電話交友中心的線路，以最疏離的距離，交換著身世。像是流浪之人偶然在一海岸相遇了，分享一丁點漂流木媾火的溫度。

鄭文堂並不是那種，以才華銳利地將世界化開一道口子，讓人一眼就看見他的導演。他似乎一直是安靜地，將粗爍現實吸收、消化，而後產出溫柔涵容的故事影像。那些在身週的現實之中，壓迫的，冷漠的，粗暴與哀傷的種種，似乎都被這位導演吸收了、轉化了，匯流進入作品之中。我曾經極幸運地，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了這一作用的產生，見聞他在拍片過程裡遭遇到的種種衝突與挫折，而後看見最後產出的作品，仍然是他一貫的寬容理解。

我想，那就是阿堂獨有的溫暖吧。像是來自漂流木的火光。


from 某影評2004

排班家長

王小棣導演的新片《擁抱大白熊》開場不久，有一段「尋找家長」的劇情。大軍是單親家庭的小孩子，爸媽離婚後跟爸爸住在一起，家庭環境雖然不錯但大人都很忙，平常就由還在上高中的表姊充當保母。這天因為電子琴課的老師要求家長要到，表姊卻聯絡不到大軍的媽媽。在一陣混亂的打電話、留言、找人代班之後，結果不約而同出現在電子琴教室的「家長」計有：大軍行動不便的外婆、擔心找不到人只好自己出席的表姊、大軍爸爸的女朋友、還有媽媽的外籍新男友的兒子。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奇怪的、東拼西湊起來的「家長代班人」組合，真是相當優秀啊。而且他們彼此之間還趁這個機會，很認真地寒喧握手起來了哩。可能這些友善的寒喧還真是相當需要。想想他們未來可能的關係，也許有一天會分別成為對方的：丈夫前妻的繼子，弟弟的繼母，或是女婿的兒子之類。這個奇怪的組合，顯現了「家庭」這單位在今天的社會脈絡裡，已經不是一成不變的固著關係，而是不斷地處於演變之中。家人的組成，包含了這個家的過去式與未來式：前一次婚姻造成的關係，未來可能形成的關係，全部都是現在的一部分。
說起來大家都很善良熱心，而且也很關心大軍，雖然不見得跟他有血緣關係，還是為他挪出時間，跑去看兒童電子琴班上課。大家都來幫著當家長。但這樣一來又好像沒有人是對他負全責的。可能在我們這個分工精細的社會裡，小孩子也要用排班制養大才行。
假如行得通，我個人對這樣的排班制度是沒什麼意見啦。倒不覺得非得假設自然血緣的家庭有多了不起，到不可替代的地步。只不過就跟所有組織一樣，要讓一個系統運作，至少得進行相當程度的管理，做好有效交接及訊息傳遞才行，否則就會出各種的狀況。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難怪人類到現在都還是主要以自然血緣來劃分責任：「自己生的請自己好好帶大吧。」總要有一個人當主要負責人才行嘛。）
「因為真的認識像這樣的小孩子。」在試片室外編劇黃黎明像平常一樣以她那單純又認真的表情，睜著圓圓的眼睛告訴我：「你很想為他做點什麼，可是沒辦法。他要的東西只有那一樣，不是你能給的。」在《擁抱大白熊》裡，大軍要的那樣東西就是媽媽。可是媽媽也有自己的人生要照顧，結果就是她老是缺席，在說好了要來和爸爸交班的時候沒有出現，終於出現的時候又累得睡癱在沙發上沒法跟大軍玩。

其他的家長代班人呢？還是青少年的表姊，自己的人生也是夠煩了。她的媽媽和大軍的媽媽是姊妹，但姊妹之間貧富懸殊。大軍住華宅，零用錢花不完；表姊卻必須幫阿姨看小孩，幫家裡送手工水餃來賺錢。她被嫌胖，她在家裡的空間老是被占用，她和父母兄弟衝突不斷。她的願望是買下櫥窗裡的一隻大白熊。因為一個人負擔不起，所以打算跟朋友一起分攤。沒想到就要存夠錢的時候，朋友卻把她該攤的那一分挪用到別的地方去了。
擁有大白熊的願望，擁有一隻巨大到要用雙手環抱，甚至可以躺在它懷裡睡覺的大白熊，其實就是對一個擁抱的盼望吧。它本來是表姊的願望，後來也就變成了表姊與大軍共同的願望。這一大一小兩姊弟，大部分時候像仇人似地互相沒好氣，最後卻有了相同的願望，即是在填充玩具布偶身上實現一個擁抱。布偶是個好替代品。它不會跑，不會閃，不會遲到不按排班表出現。它的擁抱是無條件的。但要實現這無條件的擁抱，卻是有各種的條件。首先買大白熊必須要有錢。錢不夠就必須有人跟你分攤，這個分攤的人還必須遵守她的諾言…。大軍與表姊是這個世界上的兩個小小人兒，他們的願望既簡單又困難。他們想要的擁抱就在櫥窗裡，隔著玻璃卻無望得到。
我記得看過介紹澳洲紅袋鼠的紀錄片，如果一隻母袋鼠在小袋鼠還在育兒袋裡時又懷孕了，新生的嬰兒胚胎會在母體中自動暫停生長，使母親可以先照顧牠的哥哥或姊姊。到哥哥或姊姊能夠離開育兒袋獨立時，嬰兒才繼續發育。

我想許多父母親大概都會羨慕地想，到底為什麼人類還沒進化出這樣的功能呢？為什麼不能在發現懷孕之後，用念力讓他暫停發育，到完成事業上重要的開發計畫，或寫完升等論文之後，才：「現在可以了，請繼續長大吧，我們期待著你的來臨呢。」這樣隨心所欲地生孩子呢？一定有父母親覺得，如果能夠擁有這樣的進化功能，叫他們像袋鼠一樣天天吃草也無所謂吧。
有一天，在我的朋友們之間出現了這樣的對話。
「好想趕快把小孩生出來。」說這話的是懷孕七個月，已經開始感到不方便和不耐煩的準媽媽。
「等到生出來，妳就會想把他塞回去了。」小孩已經七歲了，有經驗的現役媽媽這樣回答。
那時我想，我們可真是進化不足的袋鼠啊。為了在這個日益複雜的社會裡把小孩養大，我們創造了家庭制度、安親班與托兒所等等，這些以人為的機制編造而成的育兒袋。而且社會越是進化，育兒袋的規模就越大，把國家政策，社會福利制度，也通通涵括進去。但即使如此，也無法保證，這不斷擴大的育兒袋能夠滿足一個小孩所想望的，那種最小最小的擁抱。

埋伏

風災的新聞是這樣在電視上被呈現的。在那個婦人慟哭著述說家人被土石流淹沒的畫面出現之時，螢幕左方同時有跑馬燈播報奧運成績；上方有新聞製作單位下的、用驚嘆號加強語氣的標題（「二十人活埋！」、「災情慘！」）；主播的臉孔露出在另一個較小的視窗裡，底下是下一則政治新聞的標題。

彷彿我們甚至連幾秒鐘專心的注視與聆聽都做不到了。螢幕上有太多潛在的視覺焦點了，使那傷痛的婦人必須同時與一個政治人物的發言，一些從雅典傳回來的消息，以及其他人、其他地區的災情同時存在。她是現在的新聞，可卻不完全占有現在。必須與下一則即將播報的新聞，以及上一則剛剛報過的新聞，一同分割畫面。彷彿她的悲傷苦痛是被放在許多訊息的中間，像菜單一樣地被選擇。不，其實並不存在選擇。有的只是這樣「一」與「一切」的重疊並存。再沒有誰的悲傷可以得到觀眾完整的注意力了。即使是他們自己的悲傷也不行。到處是其他的事，四下裡埋伏。
也許螢幕上許多擁擠並存的新聞，竟對觀眾形成一種安全的隔離。一方面使災難新聞的焦點被分散了––作為許多同時發生的事之一，它顯得稀薄了。另一方面又使它在那些驚嘆號的標題下，在經過剪輯的特別報導裡，被戲劇化，變得不像是一件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使災難和死亡，像一種浮泛的印象那樣流過。雖然在我們眼前它總是被廉價地放大，卻也生不了根。關上電視的那一刻，便消失得徹徹底底。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沒有辦法多看電視新聞了。打開電視不久就開始感到，各種新聞在同一時間塞滿螢幕的方式實在太擁擠吵鬧，而訊息又總是太迅速與廉價地嫁接，操作的手勢是明顯而絲毫不加掩飾的。但去抱怨這樣一件事，幾乎已經確定是無效的了。不管怎麼樣它都已經是現況了。如果我要看電視新聞，就只能看這樣的新聞。
因此每次打開電視看新聞，好像是在練習，如何在這符號叢林裡，嘗試專注於理解一件事的來龍去脈上。這似乎是件要用上很多想像力的事。大家都說電子媒體時代把觀眾變弱智了，沒人讀書了。其實看十五分鐘的新聞，從當中披瀝出一點對事情的理解來，恐怕比讀書還要難，需要更多心智穩定性的訓練。學校應該開教我們看新聞的課才對。

因為我暫時還沒學會這種技能，所以不覺間就越來越少看電視新聞了。經常是聽了朋友談起，或是在報紙雜誌上讀到了什麼，才去開電視看看是怎麼一回事，以致於我老是在電視上找舊聞。前天我的朋友聊起他看了朱木炎得到奧運金牌那場比賽的轉播，「那個迴旋踢好厲害哦，好快喔，我看世界上沒人擋得住吧。」被他這樣一說，我開始對「世界上沒人擋得住的快速迴旋踢」充滿好奇。打開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想看會不會有那致勝畫面的精采重播。可是，看過一節又一節的新聞，奧運的報導不少（畢竟是有史以來成績最好的一次呀），加上後來又有一位選手贏得銀牌，記者不斷地訪問選手，選手家人，選手鄰居，選手未婚妻，選手家鄉的市長…與選手有關的事通通都有，就是沒有勝利比賽的畫面。
可能我已經錯過了播放比賽畫面的新聞時效期了吧。媒體已經開始報導關心別的事了––所謂「別的事」，是指選手什麼時候要結婚啦，選手的爸爸跟總統說了什麼話啦，市長如何帶大家喊加油啦…。總之我們的運動新聞，好像不太專注在技藝的精進上，而是迅速地轉移注意力到跟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事情上頭去了。從好處來講真是很有人情味。選手立即地成了地方光榮的子弟，大家開始關心他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出國深造。從電視新聞得到的印象，好像這些選手們在奧運贏得獎牌，已經不被當作個人運動技藝的磨練成果來理解，只在更世俗的層次上被擁抱與慶賀。
如同災難與死亡在新聞中被稀釋，轉移焦點。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奧運新聞裡。跟蹤一則新聞之時，感覺自己好像中了埋伏，不斷被引導到周邊的事情上去。實際的比賽是怎麼回事呢？到底是在什麼時機使出怎樣的迴旋踢？這些真正想知道的事，反而得不到解答。

村上春樹到二○○○年雪梨奧運觀賽時，曾經在賽前去看馬拉松比賽的路線，觀察了整條路線上、下坡的分布，想像跑者在各個區段可能遇見的考驗。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接下來有一段丘陵區。道路筆直，可以看到前面很遠的地方。於是乎被甩到後面的跑者，說不定會因為確認了其間的差距而感到沮喪。對精神來說也是非常嚴酷的路線。…看了這條路線以後就很清楚，所謂『日本的三名女性跑者獨占獎牌』這種話純屬夢囈。三個人聚在一起努力奮鬥，或許勉強有一個人可以奪得獎牌還差不多吧。這並不是能夠將三人不同的心理狀態與個性全數接納的萬能路線。而是一條接受了其中哪一個人的特質，便會將其他人全都踢走的暴力路程。」
我好像從沒有在我們的新聞中看到過這樣的報導，能體會到在運動中勝出所需要的體能訓練，心理狀態，個性或精神強韌度，向觀眾清楚地說出。讓我們明白：原來致勝的關鍵在這裡，最難的部分是這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長期磨練的技藝，在比賽過後非常快地被推到新聞的焦點之外了。使得勝利的快樂，也像災難一樣地表面。
有時，我在看新聞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彷彿那些事件要進入電視機盒子，也是經過了一段馬拉松路程。關於這個世界的各種層次不同的肌理，單單只有某個特定的部分，且往往是最淺薄的表層部分，會被呈現出來。那也是一段嚴格淘汰的，接受了這一些、踢走了那一些的暴力路線啊。

啞謎

哈洛卜倫在《How to Read and Why》一書的前言中，如此談到了閱讀：It returns you to otherness.
自從讀到這句話，我一直在想，那是什麼意思呢。它立即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以為自己在讀到的那一刻瞬間地理解了什麼。但仔細去想，又是那麼模糊不定。尤其是return與otherness這兩個字之間的反差。彷彿將你帶往他方，才是歸返的路徑。

那讓我想起了一位朝向他方的旅行者，我中學時代崇拜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當他在遠離家鄉法國的地球另一面，進行著田野調查的時候，曾經連續好幾個禮拜，腦袋裡重複著一段揮之不去的樂章——蕭邦的三號鋼琴練習曲。這謎樣的自動演奏機制，使他疑惑不定——畢竟他所喜愛的作曲家是華格納、德布西，而從來不是蕭邦。為什麼這時，卻在異鄉的場景裡，從記憶裡清倉出這麼一段旋律？
類似的經驗我也有過，所以才會特別注意到李維史陀的這段描述吧。有一次，在沒有音樂可聽的山上，我被一段流行副歌苦苦纏著不放，而且還是平常並不特別喜歡的歌手。不同的是，李維史陀畢竟在那重複迴旋的蕭邦三號鋼琴練習曲裡，發現了先前不曾有過的欣賞方式。他開始感覺，欣賞德布西時體驗到的喜愛感，同樣也可在蕭邦作品中感受得到。但是如果不是聆聽過德布西，這突然地、對蕭邦的體會，也永遠不會發生吧。換句話說，蕭邦作品當中隱藏起來的美，經由德布西的中介，才向他揭示了出來。那是一個音樂聆聽者豐富成長的結果。而這豐富化的經驗，是發生在更多的聆聽之後，有一天，在距離家鄉那麼遙遠的地方，在一荒野之中，便突然地形成了。
「或許，這也就是旅行的本質吧，是一種對我自己腦袋中的沙漠的探察，而不是對那些在我週遭的沙漠的探察吧？」
從那裡，李維史陀進行了這樣的探問。與他對原始社會的研究相較，這是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探問。面對自我心中的沙漠。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不僅觀察身邊的田野，同時也追問：為什麼我會跑到這裡來？目標何在？人類學研究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在他眼中，這是一「令人驚奇的啞謎」：他的探險並不是將他帶往新世界，而是把他帶到自己腦中的舊世界。所有世界當中最陳舊的、一直與他同在的那一個。

在舊金山的時候，有一天必須去進行一次與公務有關的拜訪。連日來面對家人有關一場婚姻儀俗細瑣的叨唸，我忽然就如失去彈力的橡皮筋那樣地疲累了。有種非一個人出去走走不可的感覺。幾乎是什麼也沒說地，像誤闖了白日的幽靈那樣滑出門縫去了。徒步到附近一條開著許多小型服裝店的街道Fillmore，漫無目的地逛了幾家店。奇異地幾乎所有店舖都被布置成一個混亂而豐富的衣櫥。賣的商品不是單一品牌，而是各商店基於其不同品味風格與來源，到處進來的貨。往往也不是單一類型商品，既有服裝又有家具，既有皮包又有香水飾品。我在混雜的材質與色彩裡這樣晃蕩了一會，店員也彷彿出於直覺地知道我是個晃蕩者而非消費者，不大搭理，使我在孤立的安靜中漸漸把疲累感淡化了。之後才搭公車前往城區。
我其實不確知公車的路線，只在地圖上大致確認，它要前往的方向跟我是一致的。然後我就上了車，懷著一種「錯不到哪裡去吧」的疏隔感，坐在車裡隨它在舊金山坡道起伏的路上高高低低地晃。經過公園。經過中國城，那些中文字是熟悉的，但招牌上的用詞，店名，甚至裝潢配色，都以一種只在異邦中國城才會有的方式組合。
下車的地方是金融區。看了一下門牌號碼，確定沿著其中一條街繼續往北走。
那之後是一次在舊金山那城市小小的尋路之旅。越往北走，越發覺自己正在遠離辦公大樓林立的地區。兩旁漸漸開始出現住宅，社區的公園了。路上的人越來越少，偶爾遇到的人也不是穿西裝打領帶拿著公事包的，而是著休閒衣褲出來溜狗的。道路是向上的緩坡。好在這一天的天氣還適合步行。我開始想，到底對不對呢？終究還是繼續懷著「反正錯不到哪裡去」的心態走下去了。
這樣一直走著，樹木越來多，週遭越來越靜。我進入到一個相當宜人的住宅區域。毫無預警地，道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山崖邊，崖上生著茂密的草木。距離我想找的門牌號數還有大約兩百號，這條路竟然就中斷了。

唯一的辦法，我問了那個在院子裡檢查車子的人。「妳得下到山丘底下。蒙哥馬利路的門牌號碼到這邊為止，然後在山丘底下接上。」他向我剛剛經過的地方一指：「樓梯在那邊。」我站在山邊往下望，山丘其實相當高呢。果然有一段樓梯曲曲折折地通往底下的馬路。
真是怪。好像當初決定有這麼一條路時，是先在地圖上畫出來似的，把地圖上的一條直線當成同一個平面，絲毫沒考慮到中間有一個山丘的高低落差。底下的那一段蒙哥馬利路，與山上同名的那條路，在實體空間裡是兩條接不在一起的路，卻仍然不動聲色地將門牌號碼接下去往前數。
我終於找到那個公司的辦公室時，發現他們擁有面山的視野。十分鐘前我就站在山丘頂上，懷疑地望向底下。
今年以來我幾乎是，異於往常地進入工作的狀態。我的朋友們奇怪地問，「妳為什麼會去做一個，把自己弄得那麼忙的工作呢？」夜間離開辦公室前，在電腦關上了那一剎，抽空般的瞬間寂靜裡，「為什麼我在這裡」的感覺抓住空檔浮現了。這是個李維史陀問過自己的問題，我的問法也許構不上他那種層次的，切換於文明之間的探問。但要找到答案，好像也不會比較簡單。像一條隨時可能中斷的路，那麼無法確定。隱約地，好像既是一再地將自己趕離到他方，又在他方之中，找尋回返的道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