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文學風景

第六集 張惠菁

學歷史的張惠菁在偶然的狀況下投入文學的寫作，初試啼聲的作品《蒙田筆記》就一舉拿下中央日報文學獎首獎，接下來的《惡寒》也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可以說是近數年文學獎的常勝軍。她的作品常採多線敘述或具有神秘感，但卻又邏輯清晰。另著有散文集《流浪在海綿的城市》，以及短篇小說集《末日早晨》等。在這一集中，時髦亮麗的張惠菁將以演員的身分扮演自己，讓讀者見到他的另一重才華。

「生活原本就是很神秘。我的小說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沒什麼理由的預言、消失的玻璃杯，或是沒由來的互相感應。你會覺得神秘，是因為你覺得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有一個理性規範的世界。但是小說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很象徵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愈自由愈好。」。


張惠菁 訪談

王志成：你是怎麼開始寫小說的？

張惠菁：我的第一本小說是《蒙田筆記》，寫的時候我還在英國念書，在快放棄博士班學業的階段，自己還不是很確定自己要作什麼，因為成長過程中很喜歡讀小說，所以自然會有一種想法，讀了好的作品，電影也好，小說也好，就有想做出好的作品的嚮往。所以成長的過程之中，一直有很強的希望去做一些創造性的事情的衝動，但是沒有把他作出來。正好在人生那個階段，在一個關卡上，因為以前一直在唸書，念完大學念研究所、出國念書，是一直銜接的。 到了我在愛丁堡，決定要放棄博士論文的時候，剛好是一個停頓的關卡，那時候再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累積了很多想法，這個可以寫，那個可以寫，就選擇那時候，把《蒙田筆記》寫出來。

王志成：國內讀者對蒙田這位作家並不熟悉，談一下《蒙田筆記》想對讀者傳達什麼？對你自己的意義在那裡？

張惠菁：我在愛丁堡念的是十八世紀的思想史，我剛去時就修了一門「十七世紀思想史」，在裡面蒙田是課堂上的讀物。我一直覺得蒙田很有趣，他跟21世紀台灣的時空背景是相隔很遠的。可是這個人的生命史上，有一些主題，是超越這些時空的。他是十六世紀的莊園領主，他跟他父親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因為他是領主家庭，生活很優沃，年紀輕輕就退隱到莊園裡去。當他老了、病了，才開始想回到政治界去。這個人對待生死的態度是有趣的，在他最壯年的時候選擇去退隱，卻在他將死之前回到最熱鬧的人世。 他對生死的態度我一直覺得很有趣。所以在《蒙田筆記》中，我有一半的篇幅，是在寫蒙田這個人。其實比較是我想像中的蒙田，而不是真實的蒙田。另一個角度，是在寫一個跟我比較接近的一個研究生，他的生活裡，發生了一些跟他研究主題有關的事件，這些事情都混合在一起。從他閱讀蒙田的經驗裡，反映了很多他在台北的生活。我想寫一個兩面的故事，裡面有些題材跳了很長的時空，可是是人永遠會面對的問題。

王志成：歷史系的背景，對你的思考和寫作有什麼影響？

張惠菁：影響非常的大，我覺得歷史系的訓練，一旦跳進去，就是終身的記號。我自己是作思想史的，會有一種奇怪的思考方式，就是把我們看到的事情，當作流動歷史河流中的一個片刻，當我看待現在的事情，都習慣用比較長的時空背景去看。有一些缺點，就是會變得猶豫不決，尤其要作政治決定的時候、投票的時候，都會考慮的太多。但是對寫作來講，我看待我所創造的角色，我想寫的主題，都是從比較長的時空脈絡去看他們。小說寫的情境，可能都只是一個切面。

王志成：妳的小說裡有一種神秘的傾向，可以告訴我們靈感是哪裡來的？

張惠菁：生活就是很神秘呀，我小說裡可能會出現一些沒什麼理由的預言，消失的玻璃杯，或是沒什麼理由的互相感應。你會覺得那些東西是神秘的，是因為你有一些想法，事情應該是怎樣的。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有一個理性規範的世界。可是小說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象徵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那些象徵是越自由越好，它可以很奇怪。 另外一方面，我們會認為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可是實際上，有很多事情不應該發生，也是發生了。人的生命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亂數系統。周圍很多朋友的事情，或親自接觸到的事情，都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像我有一篇小說，叫做《黑天使真理》，小說是寫所謂的「嬰靈」，一個女性年輕時墮過胎，從此她被一個「嬰靈」，或者說是某種存在，跟了他好幾年。從坊間常聽到的鬼故事衍生過來的。有一天我聽到一個故事，一個女性年輕時墮過胎，過了三、四年，有一天他去坐計程車的時候，計程車司機告訴她說：「小姐，我剛剛看到一個三歲的小孩子跟著妳」。像這樣的故事是常聽說，但是這個讓我覺得很神奇，不論真假。有一個存在物跟了你三年，他一直在看著妳，那個事件的存在，對我來講是很不可思議的。 我自己生活裡有個奇妙的事情，我曾經養過一缸魚，這些魚就很沒有理由的一隻接一隻消失。我找不到理由，沒有屍體，也沒有跳出魚缸。我沒有辦法解釋它，但我也不強調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比較關心的，是在那些我們可以用神秘稱呼的現象裡，在那些事情發生時，我們經歷它的人，是在怎樣的狀態。那個人的狀態，才是我比較關心的。

王志成：你小說中對神秘的描寫，好像跟我們對學歷史的人印象不一樣。歷史強調實證的因果關係，這樣相反的情況，你如何看待？

張惠菁：歷史就是一種後見之明的學問，事情都發生了，才往回找事情為什麼會發生。解釋的過程同樣充滿主觀。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就是這樣，歷史就是不斷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找原因，找藉口的學問。我們的生活裡，也不斷地為一些事情找理由，小說其實也是一樣的，你選擇寫那些事件，會影響到後面事情的發展。可是那些事件的串接，我覺得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尤其像小說，象徵性這麼強的藝術裡，他的串接可能是跳躍的，或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我覺得兩方面都是共通的。我們都是很的主觀選取一些事件，去說成是相關的，說成是同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王志成：妳會常從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去取材嗎？

張惠菁：我蠻排斥把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原封不動的搬到小說裡。我的小說裡比較不會出現真人真事。但是我想小說家的生活，一定會某種程度的影響到他的作品，有時候是一些細節的地方。 像我有一篇小說叫《千禧年前》，那一篇小說的起源，是有一次我去剪頭髮，剪頭髮會先洗頭，在洗頭的過程中，替我洗頭髮的人就非常仔細的洗我的耳朵，擦乾淨耳朵。那是一個有點詭異的狀況，因為耳朵通常不會被人碰到，可能自己也很少碰到自己的耳朵。我聽過一個理論，當人類還是猿猴的時候，猿猴會互相抓虱子，之後演變成人類，因為社會的關係，不太會相互碰觸，就會演變出一些行業像理容、SPA等，增加人跟人之間的碰觸，變成正式的行為。其實起源就是猴子互相抓虱子。這個理論行不行得通我不曉得，但那次的經驗讓我感覺到，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或身體上的接觸，會在完全沒有意識到、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那個狀況有點詭異，我把它寫在一篇小說裡，那篇小說裡寫一個器官跟人的身體互動的關係，從人的身體碰觸，寫到這個人的心理狀態。

王志成：英國的留學環境，或在台北的生活經驗，對寫作有什麼影響？

張惠菁：英國的環境跟台北很不一樣，我當時是在愛丁堡，一個比較小的城市。台北的感覺是很擁擠的，不止是空間上的擁擠，也是人際關係上的擁擠。因為所有認識的人都在這邊，從小到大的記憶都在這邊。有很多印像都是很擁擠的。但是在愛丁堡的期間，我就是一個全新的人，一到那邊是沒有人認識我的。當然在那邊住一陣子漸漸有一些認識的人，但是比起來，那邊人際關係的網絡是很空的。很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之下，我開始寫作，那樣的環境是有影響的。 現在想起來，我比較喜歡那樣空間上、關係上的空曠感覺。我很喜歡從高的地方往下看那種感覺，那樣的情況，出現在像《蒙田筆記》的一些小說裡。在英國的時候，我會常去爬愛丁堡附近的小山丘，不只是小山丘，從高樓上往下看的感覺我很喜歡。因為你在都市的中心，大樓位在都市的中心，因為高度的關係，所以從上往下看的時候，聽不到下面吵雜的聲音，也沒有太多人在你周圍，純粹是因為高度的關係，因為聽不清、看不清下面的事情，感覺既在其中，又相當抽離。那樣的角度去看環境，有時候是一種超現實的、奇妙的感覺。雖然有時候我在很多人的地方，也會用這樣的角度看事情。

王志成：有人說第一本小說就定義了一個作家，你同不同意這個看法？妳的第一本小說《惡寒》，有大量的後設手法，也似乎反應在妳後來的小說之中，能不能談一談？

張惠菁：我當然不同意第一本小說就定義了一個作家，這樣我就等於被定義住了，當然很想逃避一下這個說法。其實我比較同意日本一個小說家村上龍的講法，他說第三本小說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小說家第一本小說，常常都是寫自己的經驗。第二本小說就用第一本小說的技巧，去更上一層樓。第三本小說，才決定這個小說家能不能繼續寫下去，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我非常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才出兩本小說，把時間順延一下，責任推到下一本小說去。我覺得小說家的每一本小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你唯一的作品，就是你現在在寫的這一本。前面的作品都不算，不論成功或失敗。《蒙田筆記》裡的一些主題，也許後來也有一些東西，在我的小說裡發生。我都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去寫，我不覺得我是限制在同樣的主題上面。有些我關懷的東西，可能會重覆的關懷類似的東西。我覺得做一個寫小說的新人，自己才開始寫小說沒有很久的時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嘗試各種題材，像是開放的可能性。我現在是保持這種心態在寫。

王志成：你覺得作家的生活吸引你的地方在那裡？

張惠菁：我覺的作家生活蠻辛苦的，寫作的過程也是很大的體力勞動，有時候想法斷掉，想再接起來就很困難，在撐體力。最大的好處，因為一般人的刻版印像，你會被允許有點怪，家人就會體諒你。一直坐在電腦前面，家人就會覺得你在創作中，事實上妳可能在逛其他網站，但是大家就很體諒你。家裡的人都會對我們有一些期待，覺得你的人生應該要幾歲結婚，幾歲出國念書，幾歲拿到博士學位。變成一個作家，意味著這些都被打亂，比較不那麼用這種眼光來看你。有時候會為妳找一個藉口，因為你是作家，你會被允許有點怪。

曼谷的市集

我在曼谷的市集與手持籮筐的小販錯身而過。他的籮筐裡舖著鮮綠的葉子，上頭擺著分裝成小包的某種甜食，鮮黃色。我被那顏色吸引，但來不及叫住小販，他已經沒入我背後朝另一方向流動的人群之中了。

市集繼續將它的顏色與氣味向我推來。一家銀舖，販賣泰北金三角地區民族的舊銀飾。店主在擦著一件銀項鍊，你向他詢問櫃子裡一件銀鐲子的價格，他就把鐲子從櫃裡拿出來，放到秤上去秤，按重量再用計算機換算成價格。他很安靜，在計算機上打出價格後便不多說什麼了，繼續低頭擦拭剛才那條銀項鍊，笑容幾乎是靦腆的，對你試探的出價，抱歉地笑著搖頭。然後我忽然注意到櫃子上方有一疊黑色的舊布，問他是什麼，他從櫃子上拿下來，是同樣來自泰北民族的服飾。其中有一些長條形，上頭有手工彩色織繡的棉布，店主給我們看書裡的照片，是背小孩子用的。稍晚我們在市集裡陸續遇見許多像這樣專賣泰北民族與首飾的小舖。這許多東西在他們的生活被產生了，又被拆解下來，一件件賣進市集裡。
另一間舖子，更為陰暗古舊些。我的朋友一眼看見了櫃子裡的越南瓷器，幾件青花圓盤，必然是沉船出土的，透著海水浸泡過的色澤，以及鐵斑。她向老闆還價的時候，我隨便看著櫃子裡的舊首飾。暗色木框的玻璃櫥櫃裡，許多鑲嵌在金飾上的彩色寶石。瓷盤的價格久說不下，我的朋友懊惱地抱怨「他真固執」，最後買了一只小瓷罐。

像我們這樣從遠方來到這個市集的人，帶著自己在另一個城市裡生活的慣性與記憶，在這裡遭遇了一個圓形漆罐，一張伊斯蘭風格木雕小凳，一幅棉布上的刺繡。這些古舊的物事，它的製作看得出手工藝時代的精細，幾十年來日常使用的痕跡也安靜地沉進它的顏色裡了。你知道它從一看不見的他人生活而來，而你打量它時，又想像著它在你生活裡的新位置。漆罐在你客廳的矮几上，小凳你坐在地上看書時拿它當小桌子用。你帶著一點罪惡感接受這些從他人生活離散而來的物品，尋找它在你生活裡安頓的可能。物品獲得了新的身世，你獲得編寫進生活空間裡的一個新密碼——你仰賴這些密碼讓空間有一點暖度。
往曼谷的飛機上我繼續讀著阿颯兒．納菲西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阿颯兒．納菲西與她的學生們，在八○年代政治與宗教氣氛日益緊繃的伊朗，持續閱讀著西方小說中的經典：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納博可夫的《羅莉塔》，詹姆斯的《黛西米勒》，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在那之外，是殘酷痛楚的現實。不斷有人因政治主張而從世上消失，官方日報和宣傳小冊刊出他們用在學生證上的舊照片。有人因參加遊行被逮捕入獄，聽聞獄中女子被連續強暴的真人實事，而霎時接觸到所在世界不堪的暴力。女子們因為露出頭髮或頸項，或為了穿著一雙粉紅色的襪子而遭斥責。她們必須學會用寬大的黑袍隱藏自己，同時隱藏起自己正在閱讀的一本《大亨小傳》。
這些小說到底對書中的閱讀者們做了什麼？它們成了女子們與週遭世界的一個介面。在大學裡，激進的伊斯蘭學生們用道德檢視，用現實的尺度丈量小說，細數其中反映的西方墮落與罪惡的證據。納菲西與她的學生們則試圖拉出小說與現實間的距離，徒勞地向周遭吞人的聲浪解釋小說這門越虛構越真實的藝術。

納菲西很清楚，她與學生的立足點並不相同。她在西方受教育，曾經小說與電影是她生活中理所當然之事，曾經她不必戴面紗上街，參加集會遊行也不需恐懼。而她的學生們則連這些經驗都沒有。「這些學生和同世代的其他人一樣，根本迥異於我的世代。我的世代為失落感所苦，為我們遭竊取的過去所形成的生命空缺沉吟，使我們身在故國卻宛如異客。然而我們有過去可拿來與現在比較，我們對於被剝奪的事物保有記憶與印象。但我的丫頭們卻時常提起被剝奪的吻、沒看過的電影，和肌膚沒吹到的風。這一代沒有過去，他們的記憶是由朦朧隱約的慾望構成，被某種從未真正擁有的事物填滿。」
在一個與小說背景迥異的時空裡，穿著黑罩袍的女孩們閱讀這些小說。彷彿「另一種可能生活」的片段，從那個不曾實現的時間，離散而來到她們的生活裡。如同我們對事物的依戀，她們也仰賴這些破碎的密碼，讓時間有一點暖度。
離開古董商店後，走到一販賣飾品的攤位，四五個女子坐在墊高的地板上，面前一地的容器呈裝著各種顏色的天然寶石。她們正把那些寶石珠墜搭配著串成項鍊。我看見塑膠架子上掛著一串孔雀石藍色珠串，其間穿著幾個銀色的小墜子。那是一條長及胸前的項鍊，但我覺得應該短短一圈圍在頸際才好。「可以幫我改短嗎？」那皮膚黝黑的女孩，睜大她的眼睛笑著同意了。我坐在路邊看著她靈巧地將項鍊打開，抽掉一部分的孔雀石。那是又一次對事物秩序的插手調節，調節成能和我日常衣櫃接軌的規格。不知怎麼我想起阿颯兒．納菲西在書中說：「無論是什麼情況，千萬別把小說當成現實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們在小說中探求的並非現實，而是真相的頓悟。」有時我幾乎感覺，即使「現實」的本身也不能被當作現實人生的翻版。在這些紛亂的，無理可循的事件當中，長久的苦痛與壓抑之後，頓悟像舊貨舖子角落裡的一件漆器，它斑駁的紅色，忽然被看見了。

南泉

寺廟的僧人在鋤草時，發現一隻可愛的小貓。於是東西兩堂的僧人，為了該由誰來養這隻貓而起了爭執。這狀況被南泉和尚知道了，他走來把鐮刀架在小貓的脖子上說：眾生得道，貓即得救。眾僧人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南泉即刻手起刀落，把貓給斬了。稍晚，趙州回到廟裡時，南泉將整件事向趙州說了一遍。趙州聽說，便脫下腳上的草鞋，頂在頭上走了出去。南泉和尚於是嘆息道，要是你在的話，貓就得救了啊。

三島由紀夫在《金閣寺》裡，用了這則「南泉斬貓，趙州戴鞋」的禪宗公案。書中藉著柏木這個角色所提出的解釋是：貓是美的象徵，卻造成僧人爭執的根源。「所謂美這個東西，是啊，怎麼說才好呢？它好比齵齒，疼痛，觸及株連舌頭，強調自己的存在。人終於忍受不了痛楚而請牙醫將它拔掉。把沾滿血的、茶色的、骯髒的小齵齒放在掌心上看過之後，可能會這樣說：『是這個嗎？原來就是這個傢伙嗎？它給我帶來痛苦，不斷地讓我惱於它的存在，於是在我的體內頑固地紮下了根，如今它只不過是死了的物質而已。』」
南泉和尚斬貓，就是像把蛀牙從牙床上拔下來一樣。蛀牙造成我們的疼痛，是因為它還植根在我們的身體。一旦拔下了，它忽然從身體的一部分，變成一不相關的外部物質，遂不再能施加我們以痛苦了。南泉斬貓也是如此。手起刀落，他完成了一次瞬間的轉化作用。活生生可愛的小貓，立時成了死去的屍體，已經不再是美了，已經不再會引起僧人的爭執了。「所以斬貓就像是拔掉疼痛的齵齒，看上去也像把美摳出來，但這是不是最後的解決就不得而知了。美的根是不會斷絕的，即使貓死了，也許貓的美還沒有死呢。趙州為嘲諷這種解決的簡單化，才把鞋子頂在頭上。也就是說，他知道除了忍受齵齒的痛苦以外，別無其他解決的辦法。」
《金閣寺》裡的兩個主要角色，溝口與柏木，都是稱不上美的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面對著美的強大力量。溝口對自己的口吃非常自卑，他為金閣寺的美所震懾，以為金閣是人世間最美的東西，但這金閣的美又是外在於他，獨立不為所動的存在。跛腳的柏木則不同，他尋找美麗的女子，處心積慮地接近，再把她們拋棄。似乎他面對美的策略是把手伸進去，去介入，去改變美的事物，自己卻不為美所改變。（溝口則是無法接近美，在一段距離之外仰望，被美影響，被美迷惑。）

「柏木所喜愛的就是美的無益、美通過自己體內卻不留下任何痕跡、它絕不改變任何事物」，當主角溝口觀察到這點時，他想如果美對他的意義也是如此，他的人生不知會有多輕鬆。然而這就是溝口與柏木這兩個角色的差別。柏木比較接近南泉，他看出美的事物的變化本質，它們作為美而存在的同時，也存在於下一瞬間轉化為不美的可能。溝口呢？他還在金閣的實體與幻影之前，尋找著將這美給看透的方式。
我和朋友到那種二十四小時的飲茶店去吃宵夜，那家飲茶店採用一種冷色調但充滿塑膠人造皮質感的裝潢，桌上擺著立牌狀的無線裝置，上面有一排細小的按鈕，分別寫著催菜、加水、點菜、服務…等等用途，這些都令我的朋友很喜歡。「我喜歡這種，科技在日常生活裡的應用。」但是要點菜的時候我們還是抬起手來叫服務生。上百坪的樓面只有三桌客人，各據一方地坐著，服務生緩慢安靜地在桌間移動。我總是覺得這種時候的飲茶店極為魔幻。不是因為人造皮沙發或是無線催菜按鈕。而是偌大空間裡疏落的幾桌客人，可能分別剛從一些更吵鬧些的空間離開，KTV，夜店，晚場的電影院…，到這裡來吃宵夜，腦中還各自慣性地迴旋著剛才那個空間的音響，一段旋律，或一則笑話。你會看見他們那種適合去夜店的穿著，與臉上的濃妝，在飲茶店以日光燈照明的敞亮空間裡，忽然被稀釋而安靜下來了。這地方有種水族箱式的螢光感。
已經是很晚的深夜，天空暗到就要開始便亮了。仁愛路上幾乎沒有我以外的車。在這樣的時刻，公車專用道與一般車道的界線，意義淡了；地上那些行車方向的箭頭，也不大有管束作用了。那些標誌彷彿只是白晝的另一個世界的殘留，冷冷地反射著街燈投射下來的光源。我又想起燒了金閣之後的溝口。他奔跑著跑向山頂，躺倒在野地上喘氣，他剛完成了向金閣縱火的犯行，這時站了起來，望向金閣的方向，看見滾滾的濃煙與焰火。世界已經在他眼前完成了一次轉化。從有金閣的世界，變化為沒有金閣的世界。美的齵齒已經拔去，傷口還淋漓地滴著血的同時，就要轉化為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了。

海鹽與迷迭香

起初我只是把那座山當作娛樂家人的一種方法。十二月，罕見的冬颱還未在海面上形成以前，一些家人和朋友從太平洋的另一邊來了。他們說該去哪裡玩呢？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太魯閣，我多麼喜歡那裡的山。於是這件事就真的發生了，點人頭，訂火車票，租一輛九人座的車。七嘴八舌地約定集合時間，有人遲到，有人打電話去催，有人去買御飯糰，才回來又有人說要去買礦泉水……這種團體旅行少不了的拖拖拉拉式集合法也跟著發生了。我看著身邊這群人在便利商店、售票點、洗手間之間來回跑來跑去，來了這個又去了那個，好不容易才像要去遠足的小學生般集合底定。

出發前一天我才決定加入的。本來是打算直接把他們交給太魯閣的山，讓他們自己去玩。當九人座廂型車開入國家公園地界，沿峽谷地形前進，我發覺自己第一次跟這麼多家人朋友一起面對這片山。一個人的時候，你與山之間的關係直接而立體，它就那樣堂堂地逼臨在你面前，使你無處可避地向它暴露。一群人去，風景卻變成同行者共同身在其中的容器，一種話題，交談、吵鬧，甚至沒話找話說的題材……。在同行九個人的社會關係裡，風景也被稀釋成九等分，在九個人之間世俗化了。
比如說，小凱看見山壁凹洞的反應，是跑到裡面做出練武功的樣子，還「萬佛朝宗、佛光萬丈」地亂喊一通。比如說，阿應看到路邊的女警人形立牌的反應，是跑上前和她拍一張情侶合照。我忽然覺得好像回到學生時代的玩法，風景是拿來搞笑的，是社會性的——不在有多美，而在有多能讓同行的人拿來一起玩耍發揮，就像一則朋友間共同的八卦話題，也像城市裡那些不斷變換裝潢、好維持新鮮感的夜店酒館。空間充滿逗引的元素，拉出話題，拉出交談與親密的姿態。
後來，他們離開台灣的那個星期天下午，我在家裡煮義大利麵。用橄欖油拌炒九層塔，秋葵，切丁的番茄，最後下天使髮麵。我那剛從托斯卡尼旅行回來的室友，從櫃子裡拿出一玻璃罐粉末狀調味料。「只要加上這個就會很好吃噢。」她用那種《料理東西軍》介紹嚴選素材的表情認真地說。我從她手中接過玻璃罐，旋開上頭的金屬蓋，一種令人清醒的味覺緩慢滲入空氣裡。是粗結晶的海鹽與切得極碎的乾燥迷迭香。只是這兩種乾燥物質的混合，或許還加上一點胡椒顆粒，而不像中式料理那些作工繁複、經過發酵或熬煮的罐裝調味料，但這乾燥的粉末似乎更直接地襲擊我以天然香草及礦物的爽利氣息。我忽然想起在愛丁堡念書時候的義大利室友卡米拉。她在寫博士論文的最後一年常常用做家鄉菜紓解壓力。因此我有時半夜起床到廚房倒一杯水，會看見她沉默而固執地在那兒揉著麵糰。經常她在麵包裡放的就是這種迷迭香。

卡米拉後來怎樣了呢？我離開愛丁堡後，不太跟那時的朋友們聯絡了。雖然不是故意的，但好像總是不知不覺就成為了那個失聯的人。卡米拉拿到博士學位後，開始教書了嗎？依然會在準備授課，或是寫升等論文感到壓力時，半夜起來做麵包嗎？因為迷迭香的氣味我想起她。在愛丁堡最後那一年，每當我推開宿舍廚房門聞到那麵包香，就知道卡米拉準是又在心裡困住了。她將無法對人言說的壓力都宣洩在麵糰上，然後又把麵糰做成的麵包吃掉——這當中彷彿有種極為實用的儀式性，把無形的心緒轉化為有形，以便分食消化。與她同住一間宿舍的我，無由得知她的論文或是實驗到了什麼階段，碰到什麼困難，只有滿屋子迷迭香的氣味開放分享。
在太魯閣的第二天，我決定脫隊一日。他們搭廂型車走了之後，我坐在旅館房間面對立霧溪的窗前讀一本書。風聲，水聲，忽然又都是一個人的了。附近有一所廟宇，據說是在中橫公路開通後不久就設立的。那時當地還沒有觀光旅館，有出家人來建了吊橋，修起長長的石階梯，將廟宇建在高處，俯視山谷與仰望雲霧之處。近年觀光客漸漸多了，廟裡的師父說正募集改建經費，希望把階梯修得不那麼陡，讓來參拜的人好走。我想這是不是山中風景兩種命題的消長。遠離，走進山裡尋找一個僻靜的地點；或是靠近，讓那些為山而來的人徒步更容易些。悖反而並存的命題，像是一種熟悉的香料氣味，浮盪在暖熱膨脹的空氣裡，每每在我推開廚房門時撲面而來，其間竟隱藏著無法言說的煩憂，固執滯留於一個人的心裡面，而終以香氣與味覺的形式獲得稀釋，擴散開去。

計程車

我和阿吉安剛上計程車，司機的手機就響了。他接起電話大吼：「人客在車上，妳惦去啦！」
顯然對方不肯就此閉嘴（我們在後座都聽見話機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對著他回吼），於是這段建設性極低的談話繼續以高分貝一來一往地進行，完全無視有我和阿吉安兩個免費聽眾在場––我們一人拿一分《破報》當作駕駛座和乘客座之間象徵性的隔間，假裝什麼都沒聽見。
「不屑啦！」終於計程車司機啪地摔上手機，同時車身來個大迴轉。我和阿吉安努力在座位上保持平衡，繼續舉著報紙。

那是在他來到這城市裡，作為一個司機，成為城市日夜流動的一個人口之前。那時他脫離了家族的行業，從一族群而成為單獨行動的一個個人，從此服膺於一套截然不同的生活作息、與花季無關的遷徙規律。像一隻落單的蜂那樣，孤身往霓虹燈裡去尋找下一個搭載的對象。剩下與家族及過去生活最後的一點聯繫，就是前座椅背上那張用稚拙的筆跡寫著的商品表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來到這城市當一個計程車司機。我好像問了。但他沒有回答。
周遭漸漸暗了。阿吉安指著窗外，我們正經過的一幢有大片落地窗，燈光敞亮的房子，問，那是什麼。遠看像是時尚的咖啡廳…但我瞄了一眼立在屋外的房地產看板…是樣品屋。
我忽然想起，我曾經三次搭過同一名計程車司機的車。很可能三次分別是他生活不同階段的取樣。
我工作的那個地方，因為離市區有點距離，只有一家特定的無線電計程車行比較容易叫到車。我第一次搭那名司機的車時，他的車很新，椅套都還有新人造皮的味道。他把車行的制服燙得筆挺。他談論政治，抱怨經濟不景氣，他不隱晦自己的政黨立場，但還不到令人討厭的地步。他車開得很穩，把我在遲到之前送到我該去的地方。下車的時候我謝謝他。
過了一陣子，我向同一家車行叫車時，又遇見同一個司機。一開始我沒認出來。這次他似乎更迫切地想談論政治，我一上車他立刻說了一個政治人物的名字。「上次我在你們這兒載到一個客人，他說那人是全世界最沒有常識的人。」
我幾乎是立即地警覺了。從那種急迫地想要談論的態度，以及「全世界最沒有常識」這樣的措辭，我知道我只要稍表同意，接下來整段車程都會是沒完的政治人物糟蹋。而且我並不喜歡他這樣隨便丟出一句奚落他人的偏見，使我落於一種被迫回應的位置––被迫要同意，或不同意。於是我說：「我不覺得」，然後便不再接口了。他或許也感覺到我的不快，接下來的車程沒有再說一句話。

終於司機想起我們的存在。「好康都他們賺，有辦法他們自己處理啊，現在做不到了才來找我，我不屑啦！」唔…像這樣沒有前情提要的說明，實在是沒辦法聽懂啊。
阿吉安住舊金山，只會講非常簡單，單詞的中文，以及一些日常問候語。「他說什麼？」阿吉安用報紙擋著臉湊過來問。我只好給她一個「問得好，我也想知道哩」的表情。阿吉安還不明白，雖然我常年住在台北，這個城市還是經常讓我感到很離奇。計程車司機到底在想什麼，經常都是最大的謎團之一。
總算司機似乎意識到剛剛那樣無視於我們地對著電話大吼，實在有點沒禮貌，開始向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這位司機還兼做室內裝潢生意，大約是哪個工地起初找他合作，跟他進貨料，後來反悔自己做，結果發現找不到更便宜的貨源又回來找他。這一類生意上的衝突。原來我們上車的時候，不意闖入了一個營生與利益分配的場景啊。
「你做生意還有時間開車啊？」
司機搖搖頭，一臉「真別提了」的表情。「我還有做便當勒！便當做得比較大啦。」
被他一說我這才想起來，剛剛上車前確實看到車門上還寫著訂購便當的電話。真是個令人驚奇的經濟系統。到底計程車，便當，裝潢，這三種完全不同性質的事業，是怎麼扯在一起的？
幾年前有一次，我搭計程車遇見一位兼賣蜂蜜和蜂王乳的司機。司機在前座椅背上貼有用很樸拙的字跡手寫的商品項目，並說提供送貨到府服務。司機顯然不是擅長做生意的人，他推銷的方式生澀到我都替他不好意思了。「蜂蜜家裡還有，才剛買了還沒喝呢…」忍不住覺得需要找些藉口，別讓他感到推銷太失敗。為了掩飾尷尬我跟他聊了起來，才明白那些蜂蜜是他家裡產製的，那是他家族從事的行業。在他來開計程車之前，也是養蜂家人中的一員。
於是在那次短暫的城市內部移動中，我聽司機說著養蜂人的遷徙。養蜂人把蜜蜂養在特別設計用作蜂巢的木箱裡，用卡車載著，隨花季遷徙。山上的果農歡迎這些帶著活行李的養蜂人，因為他們豢養的昆蟲會幫助授粉，利於果樹的結實。每到一處他們暫時安頓下來，和果農打過招呼，打開箱子，放出箱裡的蜂群來。龍眼花正盛開。在果樹林無聲生衍的繁花之上，疊加了另一張營營的，移動的覓食之網。

第三次搭到他的車，車子舊多了，椅子上罩的布套好像很久沒洗。（我還記得認出他時我想：「原來計程車會舊得這麼快。」）他沒開口跟我說話，一逕聽著廣播，在後座都可以感覺到有一股焦躁。他看到隔壁車道有同車行的另一輛車，驅車靠近，搖下窗子問：「去哪？」但他馬上就發現了，在對方車子裡的是張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臉孔，一位政治立場正好跟他相反的名嘴。他大罵三字經，在號誌變換為綠燈時猛踩油門衝出去。這還沒完，他拿起手機打給隔壁車道那位司機：「我告訴你啊，待會你要洗車子啦。因為你載到一個骯髒鬼！」
最後一次見到那位司機，不是在車裡。我經過一家路邊的快餐店時，看見一個穿著他們車行制服的身影。起初覺得面熟，然後才想起來。他臉上帶著那種嘴角下垂的，忿忿的表情，獨自坐在路邊，人行道上的塑膠椅子裡。

白鸚鵡

我想如果我是在另一個場合遇見她這個人，對她的認識會和現在完全不一樣。關於場合，你知道有時時間與空間並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彷彿事先設定好了一種向量的。像是那種在機場航站之間運輸旅客的電車，設定好往或返兩種方向，於是那些來自各種各樣的遠方，行李中裝載著過去的旅客們，在踏上同一班車的人同時，就自然地朝向同一個目標、以同一種速度漂移，像是被同一股洋流梳理的許多株海葵觸鬚。
我遇見她是在一個工作的場合。從那天開始，我們便形成一種工作上的關係，並且持續地處於一種必須要在期限內達成目標、往前推進，解決問題，找出辦法的狀態。我便是在這種狀態之中，逐漸形成對她這個人的認識的。

她很快就展現了那種快節奏的個人特質。她的出現，在工作場合中加入了一種新的推力。在我工作的那個地方，規則通常是匿名的。你可能是在一分公文中，收到一個指令，一個期限，要你在什麼日期以前，完成哪些計畫與程序、一個待填的表格。那指令經手了許多機構的許多人，也變得跟它的來源一樣匿名了。它的原始用意與設想已經模糊，不知不覺就變得瑣碎。於是我們容易將它不痛不癢地應付過去，就像輕忽地看待時間之中的這一秒。
當她加入這個工作環境的時候，事情變得有點不一樣。你忽然感覺到一種全新的、不同於慣常的節奏。充滿她個人色彩的做事方式，毫不加掩飾的速度與意志，在每一個細節上頭。
我開始跟她工作不久，就見識到她那種極個人的速度與效率。有位來訪的外賓，託我們幫他把一些書籍用快遞寄到國外。他給了我們他在某家國際快遞公司的帳戶號碼，說讓快遞公司從他的帳戶付款。
當天晚上，我同時收到一封e-mail，一通手機留言。她說她已經問了快遞公司，如果要寄送對方付費郵件，我們必須也要有個戶頭，或者如何如何處理云云。第二天早上又是另一通留言，提醒我務必記得叫快遞，把東西寄出去。
一個快遞郵件。用一封e-mail、兩通電話留言來提醒。她做起事來，大概就是這種令人翻白眼程度的認真。
當然，我不是唯一一個被她用e-mail、電話緊急聯繫的人。一開始，我總是驚奇地（或是半嚇呆地）看著她龍捲風似地席捲而入。在我眼前上演奪命連環電話攻勢，以追蹤一件事情。當她要聯絡一個人的時候，她打手機找不到，就打對方辦公室；辦公室也沒有，打到他隔壁辦公室。像這樣，她會連絡所有可能碰到對方的人，找到那個人，以便事情獲得立即的解決。

一天下午，我遇見她早上在找的那個人，問他：「你們聯絡上了嗎？」
「是的。」他回答。「她翻天覆地地找到我了。」
確實差不多是這樣。
逐漸我習慣了她的步調。覺得有這樣一種新的推動力也不錯，事情以非常明快的步調往前行進。當她在辦公室裡，你的腎上腺素好像也跟著升高了，問題與答案之間好像都應該生出一種立即的關係（而不是「等一等」，「我想一想」，「這要請示上級」）。但對許多人而言，她大概就是「壓力」的代名詞，一天一個女孩用一種瀕臨崩潰邊緣的聲音在電話裡對我抱怨：「為什麼要一個下午打好幾通電話來催，好像我沒有在做事？」或者，在一個步調趕不上她速度的場所，事情對她會變得無法忍受。前幾天我跟她走進一個布置中的展覽場地。她在展場的輸出圖中，發現了幾個錯誤。她立即地找來同行的朋友，要他去對已經忙翻了的布展單位說。
那個被她請託的人無奈地說：「可以視而不見嗎？」
答案當然是不行。我想在她的字典裡，可能從來沒有「視而不見」四個字。

近兩年我開始認真思考「做事情」這件事。要讓事情照你理想的方式發生，而不是就這樣一天過一天地鬆脫了，其實是一件不易的事。因為這個世界同時既是變換迅速，又是緩慢到抵抗著改變的。我開始留意身邊那些擁有種種不同的、「做事情」的策略的人。有的人有種強烈的人格特質，總是能夠有力地說服別人。有的人擅長從別人的角度思考，換一種角度來說服。有人不放鬆任何一個細節，像導彈般緊追回應。這個世界上永遠有那麼多與你抱持不同想法，或是漠不關心的人。有那麼多不理解、懷疑、嘲笑，或是嗤之以鼻。看著周遭每個人不同的「做事情」策略時，也是看著他們面對這一切的方式。那不是什麼商業雜誌常說的成功學。而就只是他們面對廣漠人群與時間的，一種自己的辦法。
她跟我說過這樣的事。在她的家人當中，有人養了一對白鸚鵡。後來因為搬家、出國等種種原因，最後白鸚鵡是被託付給住在台北的她來照顧。
白鸚鵡的翅膀被剪過了，使牠們無法飛得很遠。有時她將牠們放出籠外，牠們會拍著那被人工修裁過的翅膀飛過客廳，進行一次短程的飛翔，飛到櫃子上頭，或是窗台上。或者牠們會在地板上跳躍著前進。每隔幾天，她將牠們帶到浴室去洗澡，打開蓮蓬頭，白鸚鵡便張開翅膀，彷彿在牠們的雨林故鄉，接受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
我一直很想看看那對白鸚鵡，想看牠們張開翅膀讓蓮蓬頭的水落在身上的樣子。但是因為我們一直處在極為忙碌工作狀態中。至今，那對白鸚鵡在這個城市中的存在，於我仍像是一種珍奇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