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文學風景

第六集 張惠菁

學歷史的張惠菁在偶然的狀況下投入文學的寫作，初試啼聲的作品《蒙田筆記》就一舉拿下中央日報文學獎首獎，接下來的《惡寒》也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可以說是近數年文學獎的常勝軍。她的作品常採多線敘述或具有神秘感，但卻又邏輯清晰。另著有散文集《流浪在海綿的城市》，以及短篇小說集《末日早晨》等。在這一集中，時髦亮麗的張惠菁將以演員的身分扮演自己，讓讀者見到他的另一重才華。

「生活原本就是很神秘。我的小說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沒什麼理由的預言、消失的玻璃杯，或是沒由來的互相感應。你會覺得神秘，是因為你覺得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有一個理性規範的世界。但是小說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很象徵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愈自由愈好。」。


張惠菁 訪談

王志成：你是怎麼開始寫小說的？

張惠菁：我的第一本小說是《蒙田筆記》，寫的時候我還在英國念書，在快放棄博士班學業的階段，自己還不是很確定自己要作什麼，因為成長過程中很喜歡讀小說，所以自然會有一種想法，讀了好的作品，電影也好，小說也好，就有想做出好的作品的嚮往。所以成長的過程之中，一直有很強的希望去做一些創造性的事情的衝動，但是沒有把他作出來。正好在人生那個階段，在一個關卡上，因為以前一直在唸書，念完大學念研究所、出國念書，是一直銜接的。 到了我在愛丁堡，決定要放棄博士論文的時候，剛好是一個停頓的關卡，那時候再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累積了很多想法，這個可以寫，那個可以寫，就選擇那時候，把《蒙田筆記》寫出來。

王志成：國內讀者對蒙田這位作家並不熟悉，談一下《蒙田筆記》想對讀者傳達什麼？對你自己的意義在那裡？

張惠菁：我在愛丁堡念的是十八世紀的思想史，我剛去時就修了一門「十七世紀思想史」，在裡面蒙田是課堂上的讀物。我一直覺得蒙田很有趣，他跟21世紀台灣的時空背景是相隔很遠的。可是這個人的生命史上，有一些主題，是超越這些時空的。他是十六世紀的莊園領主，他跟他父親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因為他是領主家庭，生活很優沃，年紀輕輕就退隱到莊園裡去。當他老了、病了，才開始想回到政治界去。這個人對待生死的態度是有趣的，在他最壯年的時候選擇去退隱，卻在他將死之前回到最熱鬧的人世。 他對生死的態度我一直覺得很有趣。所以在《蒙田筆記》中，我有一半的篇幅，是在寫蒙田這個人。其實比較是我想像中的蒙田，而不是真實的蒙田。另一個角度，是在寫一個跟我比較接近的一個研究生，他的生活裡，發生了一些跟他研究主題有關的事件，這些事情都混合在一起。從他閱讀蒙田的經驗裡，反映了很多他在台北的生活。我想寫一個兩面的故事，裡面有些題材跳了很長的時空，可是是人永遠會面對的問題。

王志成：歷史系的背景，對你的思考和寫作有什麼影響？

張惠菁：影響非常的大，我覺得歷史系的訓練，一旦跳進去，就是終身的記號。我自己是作思想史的，會有一種奇怪的思考方式，就是把我們看到的事情，當作流動歷史河流中的一個片刻，當我看待現在的事情，都習慣用比較長的時空背景去看。有一些缺點，就是會變得猶豫不決，尤其要作政治決定的時候、投票的時候，都會考慮的太多。但是對寫作來講，我看待我所創造的角色，我想寫的主題，都是從比較長的時空脈絡去看他們。小說寫的情境，可能都只是一個切面。

王志成：妳的小說裡有一種神秘的傾向，可以告訴我們靈感是哪裡來的？

張惠菁：生活就是很神秘呀，我小說裡可能會出現一些沒什麼理由的預言，消失的玻璃杯，或是沒什麼理由的互相感應。你會覺得那些東西是神秘的，是因為你有一些想法，事情應該是怎樣的。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有一個理性規範的世界。可是小說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象徵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那些象徵是越自由越好，它可以很奇怪。 另外一方面，我們會認為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可是實際上，有很多事情不應該發生，也是發生了。人的生命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亂數系統。周圍很多朋友的事情，或親自接觸到的事情，都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像我有一篇小說，叫做《黑天使真理》，小說是寫所謂的「嬰靈」，一個女性年輕時墮過胎，從此她被一個「嬰靈」，或者說是某種存在，跟了他好幾年。從坊間常聽到的鬼故事衍生過來的。有一天我聽到一個故事，一個女性年輕時墮過胎，過了三、四年，有一天他去坐計程車的時候，計程車司機告訴她說：「小姐，我剛剛看到一個三歲的小孩子跟著妳」。像這樣的故事是常聽說，但是這個讓我覺得很神奇，不論真假。有一個存在物跟了你三年，他一直在看著妳，那個事件的存在，對我來講是很不可思議的。 我自己生活裡有個奇妙的事情，我曾經養過一缸魚，這些魚就很沒有理由的一隻接一隻消失。我找不到理由，沒有屍體，也沒有跳出魚缸。我沒有辦法解釋它，但我也不強調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比較關心的，是在那些我們可以用神秘稱呼的現象裡，在那些事情發生時，我們經歷它的人，是在怎樣的狀態。那個人的狀態，才是我比較關心的。

王志成：你小說中對神秘的描寫，好像跟我們對學歷史的人印象不一樣。歷史強調實證的因果關係，這樣相反的情況，你如何看待？

張惠菁：歷史就是一種後見之明的學問，事情都發生了，才往回找事情為什麼會發生。解釋的過程同樣充滿主觀。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就是這樣，歷史就是不斷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找原因，找藉口的學問。我們的生活裡，也不斷地為一些事情找理由，小說其實也是一樣的，你選擇寫那些事件，會影響到後面事情的發展。可是那些事件的串接，我覺得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尤其像小說，象徵性這麼強的藝術裡，他的串接可能是跳躍的，或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我覺得兩方面都是共通的。我們都是很的主觀選取一些事件，去說成是相關的，說成是同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王志成：妳會常從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去取材嗎？

張惠菁：我蠻排斥把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原封不動的搬到小說裡。我的小說裡比較不會出現真人真事。但是我想小說家的生活，一定會某種程度的影響到他的作品，有時候是一些細節的地方。 像我有一篇小說叫《千禧年前》，那一篇小說的起源，是有一次我去剪頭髮，剪頭髮會先洗頭，在洗頭的過程中，替我洗頭髮的人就非常仔細的洗我的耳朵，擦乾淨耳朵。那是一個有點詭異的狀況，因為耳朵通常不會被人碰到，可能自己也很少碰到自己的耳朵。我聽過一個理論，當人類還是猿猴的時候，猿猴會互相抓虱子，之後演變成人類，因為社會的關係，不太會相互碰觸，就會演變出一些行業像理容、SPA等，增加人跟人之間的碰觸，變成正式的行為。其實起源就是猴子互相抓虱子。這個理論行不行得通我不曉得，但那次的經驗讓我感覺到，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或身體上的接觸，會在完全沒有意識到、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那個狀況有點詭異，我把它寫在一篇小說裡，那篇小說裡寫一個器官跟人的身體互動的關係，從人的身體碰觸，寫到這個人的心理狀態。

王志成：英國的留學環境，或在台北的生活經驗，對寫作有什麼影響？

張惠菁：英國的環境跟台北很不一樣，我當時是在愛丁堡，一個比較小的城市。台北的感覺是很擁擠的，不止是空間上的擁擠，也是人際關係上的擁擠。因為所有認識的人都在這邊，從小到大的記憶都在這邊。有很多印像都是很擁擠的。但是在愛丁堡的期間，我就是一個全新的人，一到那邊是沒有人認識我的。當然在那邊住一陣子漸漸有一些認識的人，但是比起來，那邊人際關係的網絡是很空的。很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之下，我開始寫作，那樣的環境是有影響的。 現在想起來，我比較喜歡那樣空間上、關係上的空曠感覺。我很喜歡從高的地方往下看那種感覺，那樣的情況，出現在像《蒙田筆記》的一些小說裡。在英國的時候，我會常去爬愛丁堡附近的小山丘，不只是小山丘，從高樓上往下看的感覺我很喜歡。因為你在都市的中心，大樓位在都市的中心，因為高度的關係，所以從上往下看的時候，聽不到下面吵雜的聲音，也沒有太多人在你周圍，純粹是因為高度的關係，因為聽不清、看不清下面的事情，感覺既在其中，又相當抽離。那樣的角度去看環境，有時候是一種超現實的、奇妙的感覺。雖然有時候我在很多人的地方，也會用這樣的角度看事情。

王志成：有人說第一本小說就定義了一個作家，你同不同意這個看法？妳的第一本小說《惡寒》，有大量的後設手法，也似乎反應在妳後來的小說之中，能不能談一談？

張惠菁：我當然不同意第一本小說就定義了一個作家，這樣我就等於被定義住了，當然很想逃避一下這個說法。其實我比較同意日本一個小說家村上龍的講法，他說第三本小說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小說家第一本小說，常常都是寫自己的經驗。第二本小說就用第一本小說的技巧，去更上一層樓。第三本小說，才決定這個小說家能不能繼續寫下去，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我非常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才出兩本小說，把時間順延一下，責任推到下一本小說去。我覺得小說家的每一本小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你唯一的作品，就是你現在在寫的這一本。前面的作品都不算，不論成功或失敗。《蒙田筆記》裡的一些主題，也許後來也有一些東西，在我的小說裡發生。我都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去寫，我不覺得我是限制在同樣的主題上面。有些我關懷的東西，可能會重覆的關懷類似的東西。我覺得做一個寫小說的新人，自己才開始寫小說沒有很久的時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嘗試各種題材，像是開放的可能性。我現在是保持這種心態在寫。

王志成：你覺得作家的生活吸引你的地方在那裡？

張惠菁：我覺的作家生活蠻辛苦的，寫作的過程也是很大的體力勞動，有時候想法斷掉，想再接起來就很困難，在撐體力。最大的好處，因為一般人的刻版印像，你會被允許有點怪，家人就會體諒你。一直坐在電腦前面，家人就會覺得你在創作中，事實上妳可能在逛其他網站，但是大家就很體諒你。家裡的人都會對我們有一些期待，覺得你的人生應該要幾歲結婚，幾歲出國念書，幾歲拿到博士學位。變成一個作家，意味著這些都被打亂，比較不那麼用這種眼光來看你。有時候會為妳找一個藉口，因為你是作家，你會被允許有點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