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我只是猜而已。」夢裡孔雀的母親對孔雀說。「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孔雀的母親小時候住在台北城區。當時新生南路還是一條圳溝。
圳溝的水是不會有波瀾的。要不是白天折射太陽光，晚上月光，使水面看上去有微微的波動，它給人的感覺幾乎是靜止的。比起大海或自然的河川，圳溝更像是經人類馴服的，水性友好，像家犬一般不太撒野。雖然大人總會警告孩子們在水邊玩耍要小心，在孔雀的母親心目中，從沒把它當成一個威脅。
甚至，當孔雀的母親回想童年，以圳溝為背景，就給那個時代添上一點安靜平穩的調子。有些人的回想中總有村子裡的大榕樹，有些人總有弄堂細碎的光影和聲音。人的記憶需要一些可親的依附。
孔雀的母親小時候認為最可怕的，是拿槍的人。
拿槍的人通常站在高高的圍牆邊。孔雀的母親去上學的路上，會經過一大堵很長很長的圍牆。
灰牆使拿槍的人看起來色彩更少，更嚴肅。其實孔雀的母親並不知道槍是做什麼用的。直接令她害怕的是那灰顏色，不笑的表情，抓槍的手勢，而不是槍本身。她不知道拿槍的人其實年紀才跟鄰居的哥哥明忠一樣大。也不知道拿槍的人是不能擅自移動的，所以每次經過圍牆邊，總是堤防著拿槍的人會跑過來抓她。有幾次，拿槍的人忽然跺腳，嚇唬她，她跑得像玩抓鬼時一樣快。
後來她發現拿槍的人會看著她笑，好像認得她的樣子。她就大著膽子多看幾眼。原來拿槍的人是很多不同的人。常跟她笑的那一個，在眼睛下面有一顆痣。 從集體中認出單一一個人，是個神祕的過程，但發生不只一次。在每天經過圍牆邊的許多行人中，孔雀的母親開始注意到，有一個人會重複地出現。那是一個女子，穿著洋裝，打著洋傘。眉眼很細。孔雀的母親發現她經常站在路的另一邊，往拿槍的人那邊望。
喬治史坦納認為語言的巴別塔乃是一種祝福，而非詛咒。在環境與經驗的區隔分化下，每個人養成不同的語彙與表意方式，語言訴說的不是一個世界，而是許多的世界。「一種語言向所遇到的總體大海拋灑它特別的網，並且用這張網，它拉回財富、深刻洞察力，或是不這麼做就無法實現的生命形式。」
有種孔雀的母親不明瞭的東西，不能傳達的東西，在灰色的圍牆邊，隔著一條窄街，無聲地被訴說著。那訴說甚至沒有用上語言，因此更具歧義性，更充滿誤讀的命運。這些她不會懂得。她只是像學認字一樣，認得了那兩個人。
城市戒嚴後，孔雀的外祖父帶著家人搬回了鄉下老家。孔雀的母親第一天去上鄉下的小學時，班上同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台北來的小孩。不過下課時間，她姐姐用裙子的剩布料給她縫的一套小巧沙包，轉移了大家的注意。一個比她高出一個頭的女孩決定，她可以和她們一起玩。
當孔雀的母親成為母親之後，她變得比較不好奇，也不再容易被嚇唬。認得一個人的臉早就是尋常的事，沒什麼好奇怪的。
但有一天，孔雀做了她母親的夢。
夢裡是母親小時候曾經目睹，卻徹底從意識裡抹去的一件事。在隨家人搬回鄉下前不久，她第一次看見死人。
兩具屍體，並排在圳溝的岸邊，草蓆下露出手臂和小腿發白。雖然沒有根據，但她恍惚將屍體和那個拿槍的人、與打洋傘的女人，聯繫在一起。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我只是猜而已。」夢裡孔雀的母親對孔雀說。「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她停頓了一下又說：「我甚至……不確定是不是看到了屍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