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憶說話的時候

從科學的角度，時間是條單向的射線。我們可以用計時器將時間劃分為分鐘、秒鐘，甚至更小的單位。每個小單位時間一樣長、一樣平等，一樣可以在算式中操作。

但當記憶對納博科夫說話的時候，自過去的暗影中開始湧現：一種香皂的氣味，一回神祕的落日，一隻從潮濕的野生菇蕈跌落的尺蠖，一個瀰漫著茉莉花香、蟋蟀狂叫的小車站…。時間偏離了牛頓古典力學的宇宙。細節折射、繞生出更多細節。從那早已逝去的一分鐘，無止盡地衍生了更多的時間。
於是，死去的人活了過來，消失的世界重新打開，暮色中莊園的窗戶一扇接一扇亮了燈，等待著今晚賓客的到臨—那場使得訪客無法赴宴的戰爭，從未發生過。
幾週前我才在專欄談到過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他的回憶錄。這幾天又把書重讀了一次，覺得還有些話說。
俄國貴族出身的納博科夫，要是生在另一個時代，應該會繼承龐大的家產，住在祖傳的莊園裡度過一生吧。就算他還是寫作了，寫出的作品也不會是《洛麗塔》。要不是俄國共產革命使得他舉家流亡，就不會有我們今天讀到的那些納博科夫作品了。當個人的際遇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掌捺入集體歷史的肌理，人便像呼吸潮濕的空氣般呼吸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以及它在生活中留下的氣味。
這樣說來，好像人是被動地受著歷史事件的擺弄？但又不盡然。在寫作回憶錄《說吧！記憶》時，我覺得是世界的大歷史為納博科夫肅靜了。
他以高度的細膩與詩意，呈現一個被劇烈世變剷平的昨日世界。乍看之下，書中所陳述的一切，是時間從納博科夫身邊奪去的。但人並非只是時間的受害者。納博科夫不只一次聲明「我不相信時間」。而他也確實不受時間的線性結構所囿，一任畫面、氣味、聲音湧現。或許這正是他的方法，用以對抗單向、科學律的，一去不返的時間。大量細節豐富的不只是過去，作為讀者，我們也交出一部分的未來由他塑造。這是納博科夫的時間魔法。

倘若《洛麗塔》是一齣時間的悲劇（在那個故事裡，戀童癖的主角亨伯特痛苦地追索著他的小戀人洛麗塔，而她正無可挽回地長大、平庸地蒼老了），則《說吧！記憶》是納博科夫對時間的回答。
「記憶若運用得巧妙，就可把在過去浮懸、飄蕩的聲音聚合起來，促成內在的和諧。我喜歡透過想像，使不和諧的和絃得到解決、變得完美。」
面對時間強大的壓縮作用（即使是一個世紀的歷史，時間也能使它迅速扁平化，成為一個晚上閒聊的談資），記憶亦有其放大、縮小、組合、整理的作用，使壓扁了的時間膨脹起來，充盈與活絡。
我想試著用以下這個例子，猜測記憶如何對納博科夫說話。
納博科夫曾寫到他父親小時候製作的一個蝴蝶標本，「其中有個感人的細節」：蝴蝶標本的一隻翅膀彈起來了，那是因為當初製標本的時候，有人過早把蝴蝶從固定翅膀用的板子上取下所導致。
稍微粗心的讀者，很容易會略過這件小事不察：為什麼這是個「感人的細節」？
當納博科夫看見這個單隻翅膀彈出的蝴蝶標本，他同時看見的是，曾有一雙好奇的手忍耐不住，在翅膀還沒固定之前就將它取下—而那個迫不及待取下蝴蝶的人，或許就是當時年幼的、納博科夫的父親？這個帝俄末期為自由主義喉舌，最後死於他鄉柏林的貴族知識分子，在生命更大的風浪尚未捲來之前，曾是個好奇的、熱愛蝴蝶的少年。一個蝴蝶標本的小瑕疵，像家庭相簿一樣，在納博科夫眼前呈現了他父親幼年時的一個剪影。他在標本身上，看見了時間中發生過的事：當時他稚幼的父親，難以抵擋內心的興奮騷動，正把手往標本伸去。
細節之所以感人，是因為其中往往收藏著、揭示著，關於這世界過去與未來的身世—時間被壓縮，封存在蝴蝶標本中，是記憶與書寫將它釋放。

但細節的意義，並不是對所有人都平等開放的。要不是納博科夫的暗示，誰會知道這個標本背後的故事？
或許，納博科夫的天賦與悲劇性都源自於此。他所看見的細節，帶著過往存在的痕跡；痕跡的意義，則來自他失去的世界。對於生命經驗不同的人而言，那些細節太容易被忽視不顧了。就像莊園領主難以理解僕役的觀點，成長於二十一世紀的人難以體會兩百年前文化遺產之幽微。就像納博科夫曾說用英文寫作乃是他「個人的、與他人無關的悲劇」。作為一個異鄉人，流亡者，他在世界這本大書裡，處處讀到壓縮的時間密碼，但能翻譯、註解出來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洛麗塔》的尾聲，有一場著魔的追獵。當洛麗塔跟男人出走了，亨伯特駕車追趕，唯一的線索來自沿途旅館的房客登記簿。他的敵手也知道後有追兵，遂變換編造的假名投宿，在名字中暗藏著字謎，戲弄、撩撥那絕望的捕獵者。
《說吧！記憶》裡也處處有納博科夫埋下的字謎，為我們的閱讀增加不少障礙。
但謎語及障礙，其實是一種訴說。那彷彿倨傲的聲調、知識的戲弄，其實是給素未謀面的讀者留下的線索。為了讓我們感受他所看見的世界、記憶對他說話的方式；也為保護那些記憶，不被時間壓扁，不在俗常的敘述裡平板化。像是高手過招，電光火石的劍招一出，其實是種交談—各自表述著武功的來路，經歷的鍛鍊。
記憶從失落的世界向納博科夫說話。他留了後門，開給我們一條小徑，接近那些不曾親歷的事物。沿途拒馬般的字謎，亦是他留給我們既疏離又盛情的邀請。

冬城

我最近經常想起愛丁堡。
可能是冬天到了的緣故，使我想起那個寒冷的城市。但想起愛丁堡時，記憶幾乎都侷限在從宿舍到圖書館的一段路。其他的地方，有時連路名都想不起來了。這個城市我住了三年多，但自從離開的那天起，有關它的記憶卻迅速風乾縮小。

在愛丁堡的期間，最常走的一段路，是從宿舍到國家圖書館。有時也會為了特定的資料，改去大學總圖或神學院圖書館。我喜歡圖書館，尤其老圖書館厚重的木頭桌椅，沉靜的氣氛和古書味。但每天最盼望的還是我給自己訂下的休息時間——下午三四點時到對面的大象咖啡館喝杯咖啡，吃杏仁牛角麵包，看報紙。那家咖啡館有一面窗正對著峭壁上的愛丁堡古城。從溫暖嘈雜的咖啡館遠望冷峻的城堡，好像一種提醒。城堡的歷史以千年計，峭壁以萬年計，眼下我以時日計算的時間不過是零頭。
二十幾歲的時候，人和城市的關係是有目的性的，有了目的就偏頗。你去到一個地方，心裡清楚它並不是終點，只是為了完成些什麼，然後又收拾行李往別處去。例如留學，每個留學生的心裡都有一張時間表，底限是完成學業回家的時間——而那往往和獎學金的年限有關。懷著這張時間表生活，每一天都不是獨立的日子，「現在」不只是現在，是朝向日後而存在，日子長長地投影在未來。
那是一種生活在他方。只是當時不覺得匆忙，往後回想，才看出其中的風塵僕僕。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攜帶著單一的目標去生活是件挂一漏萬的事。二十幾歲時銳意求知，要到稍晚才學會，那個尖銳的姿態，同時也是狹窄的。

這些年來常有人問我，為什麼當年沒把博士念完。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我很可能依當時的心情給過幾種不同的答案，有些訪問或介紹會說我是為寫作而棄學術，這解讀其實和我的本意還是有距離的。真要說，我想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正過著一種狹窄、片面的生活，我認識的世界是不完全的，而當時的我不知道要如何在學術裡得到解答。我絕不是說學術研究是窄仄的，恐怕是我的方法錯了。
後來我才發現，當初那模模糊糊的、想要變得更完整更全面的渴望，像一道寫在體內的程式，是一直在運算中的。它使我走上了現在的道路，還將繼續質問著我。無論我在哪裡，做著什麼事，當獨自一人的時候，我總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今年來到上海時，我想，三十幾歲時來到一座城市，該是和二十幾歲不同的。我問了身邊的朋友，她們也有類似的感覺。在這兒是工作，不是讀書，物質條件比當學生時候來得寬裕，也不再有什麼時候該念完書、寫完論文的時限，整體而言，比二十幾歲時更有條件從容地生活與認識一座城市。並且，離開學校後的社會經歷，也已經使你認識到，生活並不總按規劃發生，所以也不再那麼地眼望未來、朝向他方而活。
弔詭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所來到的上海，卻是個眼望未來的城市。計程車上的小電視播放著二○一○上海世博會的短片，滿街的廣告牌和標語都像為一個美好的明天而效力，工地圍籬裡進行著新地鐵新大樓的工程……。

冬天來的時候，梧桐樹的葉子開始掉落，城市的色調變得灰暗。我才剛開始初嘗這城市冬天的厲害，北京的朋友都警告我上海因會下雨，感覺更冷。我的書房朝北，有時夜裡讀書，房東配備的冷暖氣機不大夠用，遂給自己添買了個燃油小暖爐。開了幾次，發現暖爐把空氣烤得太乾，反而難受，倒是用來烘怎麼晾都晾不乾的衣服正好。
從有上海這個城市，冬天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但對一個初來乍到者，還是從頭適應。我想繁華也是的。一個城市對未來的張望也是的。或者說生命裡所有的命題都是的。總歸是面對面地去處理，無始以來無數次的死生得失當中，落到你命中的那一次。
一個月前，我到音響店買接iPod的喇叭。用我iPod裡最常聽的歌試遍店裡的喇叭，最後選定一對。
店員始終微笑在一旁。待我選定付錢時，他說：「女孩子買這種喇叭，我還是第一次見。」
我放來測試喇叭、那些我最常重聽的歌曲，基本上都停留在愛丁堡的時期。當年，Oasis正紅火，The Verve發了最後一張專輯The Human Hymns後解散，Radiohead剛出OK Computer，不久Travis出了The Man Who。這些年來我也買新的CD，也聽其他音樂，但最後總會回到這幾個團、這幾張專輯。
大概他們算是我某種意義的同時代人吧。當年我正要離開愛丁堡，他們正站上舞台的中央，此後各自江湖闖蕩，但凡聽到有關他們的新聞（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他們後出的專輯，總覺得很親切似的——你會聽出他們也經歷了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過程，遂有一種遙遠地參照作用。最近Radiohead的主唱Thom Yorke出了個人專輯——我想我肯定還是會買的。
這是從一個冬城，對另一個冬城的聯想。

大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以「深海採珠人」比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特別是指涉本雅明對「引文」的喜愛∣∣本雅明熱中於組構從過去文本中搜集而來的引文，且似乎不介意一定程度的斷章取義。漢娜‧鄂蘭分析本雅明這個喜好背後的思考：

「引導這種思考的乃是這樣一種信念：雖然生命必定受時間之衰敗的支配，但是衰敗過程同樣也是結晶的過程，在大海的深處，曾經存活的生命沉沒了、分解了，有些東西『經受了大海的變化』，以新的結晶形式和模樣存活了下來，保存了對腐敗的免疫力，彷彿它們只是等待著有一天採珠人來到這裡，把它們帶回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作為『思想的碎片』，做為某種『豐富而陌生』的東西，甚至可能是作為永不消逝的原現象。」
在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畫面。曾被說出的話語，藏在書頁裡的文字，流向無以名狀之大海，於人們的遺忘中沉沒到海底，沒有時間的世界。不知過了多久（「多久」只是人世的計量），一束光線投了過來，深海採珠人用他隨身攜帶的光源照射、檢看著海底，在那光照的有限範圍裡，事物被重新賦予了形狀。他的動靜驚擾了深海不能感知光線的魚群，拂開浮游在海水中曖昧不明的物質，帶著找到的珍珠浮出水面，回到他的時代。
在這個關於深海採珠人的譬喻中，有三個重要元素：一是採珠人。二是珍珠。三是茫茫無際之大海。三者當中，最令我著迷的是大海。
採珠人是像本雅明一樣，於靈光中尋找珍珠下落的人，他們在歷史、在思想的碎片中找出了某些珍貴的片斷，溼漉漉地冒出水面，給世界帶來新的光芒。珍珠是那些在混沌未知中長久沉寂著的事物，或許是早在歷史中寫就的篇章，在海水的作用下變化結晶，直到被採珠人帶進另一個時代去煥發光采。
但大海，大海是什麼呢？它是淹沒、解消，也是滋生、長養的力量。它無邊的黑暗阻斷了人們的視線，使他們看不到珍珠藏在海底的什麼地方。一切都被接受，被吞入它的底部。它收納被人們遺忘的事物，護守著未成熟的果實，直到砂礫轉化為珍珠的過程完成。它是廢墟，它是墓場，但對採珠人而言它是果園。它或許就是生命的真貌。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開始寫這個專欄，是在西元二千年。也就是說，已經持續有六年的時間了。

六年來發生了很多事。即使從空間上看，這些專欄稿子的發生地，也是跨距很大的。我帶著筆記型電腦旅行，曾在不同城市發出這些稿子，在西雅圖寫楊牧的傳記時，住舊金山、紐澤西、上海的期間，或是短暫旅行到東京、去香港演講，在倫敦聽演唱會時。有時，我在寫作之外還做著另一分工作，因工作而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有時我不工作了，於是安靜的生活與閱讀變成了主調；這些體會必定也都進入了文章裡。六年來我的生活一直不缺少變化，我總是在朋友中開玩笑但不無根據地說：「真是漂泊命啊。」但每週一次的交稿是一個定錨點，於是無論漂得多遠，身在何方，始終會返回檢視自我。我也經歷過沮喪與絕望，這一年來更多的是平靜。生活像大海一樣。始終容納著我。無論到了哪裡，經歷什麼。
我們與生活的關係就像大海與採珠人。即使是遺忘了的、不願面對的、痛苦或甜美的回憶，大海都照單全收，往後在需要的時候將寶藏回吐給你。年輕無知的時候我們抵抗大海，其實大海的完整，正因其是不可抵抗的。
我的朋友莎莎和小斯對我的人際關係有兩句很準確的評語，叫做：「門檻低，升級難」。意思是說，我很容易和人交上朋友，但要建立深入的交情卻很難。會造成這種人際關係，我覺得寫作是有一定影響的。它使我經常性地在自己的生活裡，當一個旁觀者。我的朋友們都已經習慣、縱容（雖說有時也會抱怨），我在眾人的談話當中忽然便沉默了，好像退回一無聲的匿名位置。並不是有意地疏離，而是我往往不感到非要當場說出些什麼。眼前發生的事件之於我，往往在一個週末的寫作中才完成。我把事情留到一個人靜處的時候，反覆思考的過程中，等待成見瓦解，意義完整地顯現。我喜愛那過程。
但這時，坐在對面吃飯的莎莎和小斯就說：「喂！來聊天嘛！」試著把我拉回對話。我要是相應不理，她們會鬧個不停：「很難相處耶！缺乏社會經驗喔！」實在是很囉唆。但其實要感謝她們，這些朋友也為我在現實中起了一定的定錨作用。
那些未完的聊天，我總是在這個專欄裡完成。經過獨自潛入意義大海的打撈，擴展，延伸，自我反駁與辯證，成了文字的模樣。所以，閱讀這個專欄的人，是我另一種意義的聊天朋友。

至於採珠人與大海的關係，讓我也學習本雅明對引文的愛好，再一次借用漢娜‧鄂蘭另一個出處的文字吧。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這段出自《黑暗時代的人們》（Men in Dark Times）的譬喻，與前面引用的採珠人的比喻，彷彿是互相參照的註記。一個採珠人所能帶到海底的光，唯一的可能便是他們自身生命的亮度。以一己的經驗、取徑，以其看似隨機、但或許是必然的探看海底的角度，找到了他所能看見的那顆珍珠。
當漢娜‧鄂蘭取用「黑暗時代」這四個字時，大多數人直接的聯想是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所帶來的破壞，不折不扣當得起黑暗這形容詞。但我想，與二十世紀中葉的人相比，我們時代的差異只在於：我們不知道自己身處於黑暗。在城市夜空的光亮霓虹照耀下，便忘了未知的環伺，這實際便是我們時代的黑暗∣∣畢竟我們所知道的，比起不知道的，始終是一粒鹽與大海那樣的比例；我們已經在黑暗中，與未知相處，但從中採珠的方法對每個人都不同，需要以自身的微光去發現。
這個專欄即將在年底前結束，老實說我有點寂寞的感覺，好像要告別「另一種意義的聊天朋友」了。而且我和莎莎、小斯說話時分心神遊的藉口又少了一條，這下可糟了！但總歸還在大海中，相會自然有期。所以讓我這篇文章送給你吧，我的朋友，所有走向生活的大海的人。

納博科夫的蝴蝶

我最喜歡的二十世紀作家，其中之一是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他出生於聖彼得堡，一九七七年他死於瑞士。
如果只看起點和終點，人的一生也就是這麼簡單的一行字。稍微進入細節，便看到從起點到終點之間，多一些的曲折路徑，一些流離失所一些身不由己。納博科夫出身貴族之家，一九一九年俄國共產革命，舉家流亡歐陸，他那原為國會議員的父親後來在柏林一場政治集會中被槍殺，他的母親藏在爽身粉紙盒中帶出的祖傳首飾逐個變賣以為流亡之資。離開俄國那年納博科夫是二十歲，他到劍橋完成大學教育，之後在柏林與巴黎生活了十八年。二次大戰爆發前，許多流亡的俄國知識分子聚居在這兩大城市，在緊張氣氛逐漸升高的環境裡過著難以逆料明天的生活。納博可夫靠翻譯，教英語、教網球，編語言教材，幫報紙發明字謎維生，偶爾也用筆名寫作。二戰爆發後，他帶著妻兒，再次流亡到美國，在大學教書，改用英文寫作，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洛麗塔》（Lotita）。

一九七七，他死去的那一年，柏林圍牆還沒有倒下。他還沒有回到故鄉的希望。《洛麗塔》是他的作品中相對好懂的一部。另一些作品如《幽冥之火》（Pale Fire）則更晦澀，難懂，字裡行間藏匿著隱喻與典故。
我在納博科夫的回憶錄裡讀到這樣的童年瑣事。少年時期的納博科夫有一個特殊的愛好：喜歡研究蝴蝶和蛾。有一回家教O小姐走進他房間，龐大的身軀不偏不倚地坐在他的標本盒上，壓壞了他自己抓到的珍貴的變種蝴蝶，包括一隻左雄右雌的雌雄同體蝶，還有他特別從昆蟲標本公司訂購的來自西西里島、和法國西南比亞里茨地區的蝴蝶。這位家教O小姐第二天專程去了一趟聖彼得堡，晚上回來的時候送給他一隻用石膏板固定的普通燕蛾。
但是對納博科夫而言，他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他特別強調那隻雌雄同體蝶。那個標本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同一隻蝴蝶的左右兩邊翅膀分屬不同性別的特徵。但是在家教老師漫不經心的一坐之下，蝴蝶解體了，兩邊翅膀和身體分開了，再也沒有人能證明那兩片翅膀曾經屬於一個身體。大自然展示給納博科夫一個小小的意外，而他也認出了其中的變異，珍奇，但這隻蝴蝶存在過的痕跡被破壞了，無法舉證了。
家教老師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她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在被她坐壞的標本，和她買回來的燕蛾之間，有什麼差別。多年後納博科夫還記得把這件事寫進回憶錄，可見他當年有多麼不甘心。而家教老師企圖用一隻普通燕蛾來代替他的珍藏，對他而言恐怕比壓壞標本還要荒謬，寫到這家教老師時他的語氣總是刻薄譏誚的。另一個有關蝶和蛾的童年故事，也有類似的主旋律：他在一次出國度假前，將一個罕見品種的蛾蛹交給醫生保管，旅途中他收到醫生的信，說蛹順利孵化了，但當他度假回來，卻只看到幾隻最普通的蛾。原來那個珍貴的蛹，很可能是被老鼠咬壞了，或是為了什麼原因弄丟了。醫生隨便抓了幾隻蛾來充數，以為都是一樣的。

實話說，如果當年的小納博科夫就在我們眼前，我們八成會覺得，真是個難相處的小孩啊。他著迷於翅膀上的紋樣，欺敵或隱身的擬態，每一品種每一個體的差異。對一個不感興趣的人而言，那不過就是蝴蝶啊。為什麼一隻被壓扁的標本值得他哀號，另一隻被買來賠給他的燕蛾卻不值一顧呢？
納博科夫的回憶錄，當寫到弟弟之死於集中營，父親之死於槍殺，都以寥寥數語簡單帶過。但對於童年回憶中的氣味、光線，從泡澡用的英國香皂的質感，桃花木浴缸上方蒸氣散發的微光，在海濱度假勝地遇見過的小女孩，在潮濕的森林裡看見的兩隻藍目天蛾，到某一天的日落景象……，這些印象與記憶，則不厭精細，以極溫柔的筆調描寫。
他曾經將必須拋棄俄文，而用英文寫作，稱為他「個人的、與他人無關的悲劇」。或許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所寫的每一行英文中，用不上的是他母語的哪些動詞或名詞，哪些微妙的字義和音節，就像是一隻他眼中的珍奇蝴蝶被燕蛾所取代。就像《洛麗塔》裡的亨伯特知道，為什麼他只能愛洛麗塔，只能愛那個年齡的少女——那是一種「與他人無關」的，悲劇的命運格式。

我在想，納博科夫後來那些晦澀的書寫，玩弄謎題與典故的文字，是不是像一隻蝴蝶，竭盡所能的華麗擬態。那彷彿是對命運位置的一種回答，在位置的四周布起迷宮，旁人看起來沒有差別，唯有他知道。以這高傲的姿態，護衛著曾經存在的、如今已經消逝的種種。他少年時受的教養，英法俄三語的文化養成，優渥物質環境裡訓練出來的感官，加上二十世紀的人生經歷，流離故鄉與失去親人……，這些，即使他不直接地描寫，也藏匿在他書寫背後「個人的悲劇」裡。整個二十世紀，整個他的個人史，像是俄國黑森林的濕潤環境，餵養出納博科夫這隻蝴蝶蝶翼上的斑斕擬態。
「存在不過是一條光縫，稍縱即逝，前後俱是永恆的黑暗。」這是納博科夫自己寫下的句子。「……然而，我不甘心如此。我急欲大力反抗，圍堵自然。我使出全力，在我生命兩頭冷冷的漆黑中尋找那一丁點屬於我自己的光和熱。我認定那黑暗不過是時間之牆造成的；牆的這邊是我和我那瘀青的拳頭，另一邊是永恆的自由的世界。」
你瞧，其實他是知道的。再華美的擬態，時間到了仍是要抹去。但他如此描寫那些失去的聲音與光影，彷彿賣火柴的小女孩，凝視著一根火柴的光亮中，顯現的種種幻象。
宇宙，靜靜注視著我們，劃亮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

風中沙堡

有兩個女人，她們的命運像是一種充滿示現意味的對生。彷彿沿著歷史的脊稜線縱走，一人在向陽的光處，另一人在向陰的暗處。但某一日，歷史忽然翻了個身，光亮的便進入了暗影，黑暗的進入了光明。
這兩個女人，一個是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一個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兩人皆生於二十世紀初，年齡只差四歲。都是美麗的女性，都曾與一個和納粹有關的男人傳出過緋聞。但她們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這使得她們在不同時刻，分處歷史脊稜線的兩側。

對瑞芬舒丹我所知不多，主要來自毛尖的文章〈非常罪和非常美：關於瑞芬舒丹〉。她生於一九○二年，柏林。原本是個舞者，後來成了演員，導演。一九三四年她接受希特勒的邀約，為國家社會黨的紐倫堡閱兵拍攝紀錄片。這部《意志的勝利》、以及兩年後受國際奧委會委託拍攝的柏林奧運紀錄片《奧林匹亞》，均被視為電影美學的經典，影史上的重大成就。
大戰一結束瑞芬舒丹就遭到逮捕，入獄。她為希特勒拍的紀錄片使她被貼上納粹同路人的標籤。好萊塢拒絕她的電影，終其一生她處處受到抵制。且因為是美麗的女性，所以人們也從未停止猜測她是不是希特勒的情人，雖然她始終否認。九十五歲那年她的攝影展仍然受到包圍抗議，使她說出「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七個月，而否定我的一生」這樣的話。
對於漢娜‧鄂蘭，這趟旅程恰恰是反向的。她出生在一九○六年。作為一個猶太人，她的青年時代正成長在反猶太氛圍的步步進逼之中。十八歲，她愛上了師長海德格，兩人的書信往返透露了不尋常的感情。對年輕的漢娜‧鄂蘭而言，那似乎是一段痛苦的愛。海德格已婚。並且，若說當時的德國正被割裂為兩端，一邊是跟隨納粹領導的「正確」的人群，一邊是受迫害的、反抗的，猶太人與共產黨員等等，則漢娜‧鄂蘭與她當時仰慕的海德格並不在同一邊上。海德格也許和瑞芬舒丹一樣，即使不是直接地支持納粹的意識形態，也是對它底下的犧牲者視而不見的。當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因拒絕接受政府禁止猶太人受教育的命令而被免職，海德格正是接替成為新任校長的那個人。
戰前，漢娜‧鄂蘭參加營救反政府人士的活動，遭到逮捕，監禁五個月而後逃脫。一九三三年她離開德國，逃往法國，再往美國。經歷驚濤駭浪的歷史她的哲學開展盛放。關於極權主義，關於惡的平庸，關於人的條件…戰爭結束，時間將她從被壓迫者於暗處的位置，轉向光亮的舞台一側，她成為二十世紀無法忽視的思想與聲音。年輕時那聰慧但神經質的美麗，蛻變為晚年舒坦放鬆智慧的笑容。

一人被醜惡包圍之時，另一人正注視著美。一人站上發言台時，另一人背負罵名而緘默。在歷史的脊稜兩側，兩個女人的命運微妙地對稱著。
造成命運位置的這道歷史的脊稜，本身便是變動的。當猶太人遭遇迫害，被趕離家園、監禁殺害的大難之日，對漢娜‧鄂蘭和她的同胞而言，正像是一個世界的傾覆吧。而當國家與強人兵敗如山倒，自己被暴露在勝利者的審判之前，這對瑞芬舒丹，又何嘗不是原來世界的解消？使我聯想到在佛書上讀到的描寫：初禪天以下的世界，被大火所焚，如奶油般地變形融化；二禪天以下的世界，被大水所淹，像食鹽般在水中消融；狂風捲滅三禪天，萬物化作虀粉細塵，就像馬奎斯《百年孤寂》中的馬康多；這許許多多，短暫世界的形成，與壞毀…一個個小宇宙，像朝花般開放，又收束。
命運被給予一個位址，但只是暫時的位址。那位址有時使我們目盲。在歷史的某個時刻，當瑞芬舒丹關注於閱兵與奧運，鏡頭前的美學時，她或許真是沒有看見、或者看見了而不曾理解，那些被壓迫流離的人。專注於一片葉子，便錯過了一整座森林。
但風中沙堡消散，重組。睜開眼時，原來站在城堡裡的，到了城堡之外。
也許那才是個起點，開始認識自己做為人的處境。
漢娜‧鄂蘭認為，只要改變了與時間的關係，人可以獲得重生。重生的關鍵，不是遺忘，而是寬恕。在審判戰犯的高潮時刻，她仍然談論寬恕：不是去寬恕惡的行為，凶殺與暴行不能被寬恕。是寬恕人。那些在平庸陳腐的惡面前顯得蒼白無力之人。他們和我們一樣。
她說人類生命是世界所造就的，每一個主體都同時是客體。她說：「多樣性，是地球的法則。」
我總覺得，這正是看過了世間變換的沙中風景，曾目睹歷史正反面劇烈翻身之人，所說出的話，所養出的寬容。

至於瑞芬舒丹，我所知有限的、關於她後來人生的片段是這樣：她沉寂了一段時間，不再拍電影，也許人們認為這位曾為納粹拍片的導演已經完了，但她似乎用另一種方式看見她所關注的美。六十歲時她旅行到非洲，在努巴人的部落中住了一段時間，拍攝一系列照片。七十一歲她學了潛水，進入熱帶海域彩色繽紛的世界。九十三歲那年蘇丹內戰爆發，她冒險前往，探視當年曾在她鏡頭前的努巴人，直升機墜毀，卻只傷到老太太的肋骨，她活了下來。這驚人頑強的生命力，仿彿注定要睜大眼睛見證動盪二十世紀的完結。她死時是二十一世紀二○○三年，活了一百○一歲。
「多樣性，是地球的法則。」漢娜‧鄂蘭說。這句話，當瑞芬舒丹帶著她的攝影機，潛入海底，在海流中與一朵舒展綻放的海葵對望時；當她在戰鼓聲中到了蘇丹，看見在黝黑的皮膚上塗擦白色粉末，祭悼亡靈的努巴人時，感受到了嗎？

姨丈

我母親有四個姊姊，三個哥哥，一個弟弟。我的大阿姨和大舅舅，年紀都比母親大上十來歲。母親身為家中最小的女兒，還年幼的時候，她的大哥大姊就已經成年進入社會、或嫁入另一個家庭。往後他們幾乎像是我外公外婆的助教，協助弟弟妹妹們處理步向成年所遇到的種種事務，求學、就業、搬到一個新城市、進入婚姻，以經驗給予弟弟妹妹幫助。

大阿姨對媽媽而言真是有點長女如母的角色。大阿姨手很巧，每次從基隆來到台北，都會給我們做些點心，幫忙縫衣服，還常給我們織圍巾毛衣什麼的。我媽就沒繼承到這方面的天份，有一陣子她熱中學打毛線，打得天昏地暗廢寢忘食，但後來發現還是花錢委託專業的人比較快。
在我記憶裡大阿姨是溫和的，對我們小孩子慈愛而縱容。但我又記得她的笑容，不知為何彷彿帶著點歉意，有些自苦的，像小心客氣地注意要退後一步，站在他人的人生之外。我覺得大阿姨命苦。這推論或許是來自對她那笑容的印象，或許是我聽到大人在談話中用過這樣的形容。總之我是一直這麼認為的。
但這樣的大阿姨，經常是我們的救星。我上小學的第一次月考，成績不如媽媽期望的理想，拿考卷回家當天便受到嚴厲的懲罰。所謂不夠理想，其實是考了第十四名，但我媽是個完美主義者，十四名絕對不夠好。我挨了罵，又被用木尺抽手心，當然是哭得悽慘之極。那天正好大阿姨來，於是在我記憶裡有這樣的景象：大阿姨不斷用身體護住我，擋開母親的木尺，母親不斷想將她推開，好讓木尺可以準確地落到我、而不是大阿姨的身上。
最後應該是大阿姨的面子，讓我少挨了幾下打吧。發成績單的那天，我以為又會再受處罰，不安地回到家，看到大阿姨在，好像看到護身符。不過這次母親沒有再多說什麼。我鬆了一口氣，大阿姨應該也鬆了一口氣。仍然是那帶著歉意的笑容。

那時我作為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已經有這樣的印象：大阿姨的命苦，和姨丈有點關係。姨丈比較少到家裡來。我對他的記憶，是在親戚婚慶聚會的場所，他喝多了酒，脹紅臉大聲說話的模樣。我母親家的親戚大多個子小、樣子斯文，喝了酒的姨丈帶點粗豪氣，有點怕人。好像姨丈是常喝酒的，平常在家也喝，酒後脾氣不好。又好像大阿姨需要做些手工貼補家計。
這些都是我幼時的印象，也許和實際發生的情形有出入。我寫下它只是想說明，在當時的我所能感知的有限世界裡，熟悉的是溫和、袒護著我的大阿姨。姨丈是陌生的。他屬於小家庭以外、看不清楚的世界——偶爾我從大人們壓低聲音的交談，解讀出那個世界的一兩條線索，且當中必定還有我的誤解與誤記。
大阿姨在我國中時候因病過世了。因此我始終未能以成年人的理解，去證實、或修正我幼年時期對她的印象。
阿姨的兒子，我的表哥，那時才剛到美國留學。他讀高中的時候，住在我家。因此比其他表兄弟姊妹更親些。大阿姨非常疼愛這個品學兼優的兒子，他也很孝順他的母親。但阿姨走得突然，表哥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聽到消息的，我不知道。總之當他第一次回到台北，大人交代我們不要在他面前提起大阿姨，免得他傷心。
那以後表哥在美國完成學業，就業，結婚，生子，永久地定居在美國了。他極少回台灣。而姨丈再婚了。我好像又從大人口中聽過這樣壓低了聲音的議論：也難怪他不回來，他跟母親最親，現在母親過世，父親再娶，回來也沒意思吧。

不管原因是什麼，表哥確實很少回來。許多年後，我的姊姊也去了美國。表哥就像當年大舅、大阿姨照顧弟弟妹妹般，幫助了我姊姊初到美國時認識、適應當地的生活。後來姊姊一直住在紐澤西，和表哥兩家人住得不遠，我去看她時也會到表哥家。這世上有些人你只能以一個小孩子的眼光去認識、並記憶，像大阿姨。有些人你也在小時候認得，但會在多年不見、各自已在人生另一階段時，重新認識，像表哥。
雖說我們現在已經能像大人般地談話了。但不知是不是小時候大人的警告，效力延續到了現在，我至今不敢違背禁忌，從未在表哥面前提起過大阿姨。即使我沒有忘記她，而且正是因她的血緣使我們聚在一起。她消失了，一次也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話題裡。
但有一次表哥竟跟我說起了姨丈。
他說的事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大人的交談裡聽說過。二二八事件時，大姨丈幾乎喪命。不知是怎麼開始的，忽然街道上就出現武裝的人，開始逮捕。那不知發生了什麼、不知會怎樣結束的恐懼，是沒有底的。有人把他藏在家裡。他躲藏直到外頭街道平靜下來。
表哥小時候，姨丈每每喝了酒就會說起那段經歷，說「差一點世上就沒有你這個人了」。表哥說他當時心裡是瞧不起這個父親的。他瞧不起父親喝酒，也瞧不起他喝了酒才敢說這些。他偏向母親。出國之後他開始接觸海外人士詮釋的台灣史，父親經歷過的事以另一種角度來到他的認知裡。但也許這對父子的緣分終究是淡的，他還是不常回台灣。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姨丈有過那樣死裡逃生的經歷。那經歷給他留下了什麼？大阿姨的辛苦是看得出的，即使是小時候的我也感覺到她命苦。但大姨丈的歷程卻是無人知道。

（還有，表哥少年時候的歷程呢？他的妹妹、我的表姊的歷程呢？——表哥去國多年，她和姊夫一直留在姨丈身邊，每次見面她總是顯得那麼親切愉快。）
我長大後見到大姨丈的次數不多，他已經不再喝酒喝得滿臉通紅，或者是我已經不怕喝酒的人，總之他給我的印象與小時候不同。
不久前姨丈在睡夢中安詳地故去。他與再婚的妻子育有一子，據聞那孩子亦極孝順，曾吃齋為父親求福。姨丈臨終之際，是他在病榻邊念經。表姊稱讚那孩子寧靜篤定送完父親最後一程。但這些依然是聽說的事。
最後一次見到姨丈，是今年初家族的新年聚餐。姨丈已經七十幾歲了，不免有些病痛，但看上去精神還不錯。那天媽媽拿著從美國帶回來的照片，強迫推銷地讓每個人看看她的外孫。我的舅舅阿姨們看著他們的小妹妹，不可置信地說：「連阿昶都當外婆了！」
當媽媽將照片送到大姨丈眼前，姨丈忽然指著合照中的一個年輕人問：「這是我們洋明嗎？」
被姨丈誤認為表哥的，其實是表哥的兒子，姨丈的孫子，正唸研究所的Alex。
那瞬間他似乎忘記了。照片中的Alex，正是表哥當年離家出國的年紀。他忘記他的兒子如今已是一個中年人了。

風塵僕僕

一週前剛發現我可能是有過敏體質的。
症狀純粹是咳嗽，咳到夜裏沒法睡，呼吸困難。去了醫院，醫生說：「這是妳第一年在上海過秋天吧？」他說非常可能是過敏。
但我在臺北從來不曾過敏。臺北氣喘、過敏性鼻炎的人那麼多，我不在其中。在英國的時候，聽說有些人對花粉過敏，我也是免疫的。沒想到會在上海變成一個過敏的人。

雖然咳嗽的症狀，在服用藥物之後已經緩解了，但是氣管和肺部卻變得極端敏感。從室內走到室外，空氣的溫度改變了，胸腔立即有反應。清晰而具體地感覺得到臟腑內在的空間，有個空洞，纖毛警醒豎立，神經端子戒備著，消化著陌生的空氣。有時發作出來，成為一陣咳嗽；有時臟腑與空氣雙方獲得妥協，敏銳的感覺遂安靜下去。
車輛的廢氣和菸味也會引起症狀。有一天，僅僅是經過吸菸區，就猛烈地咳嗽起來，使我懷疑會不會因體質而必須和抽菸的人保持距離了：可是我不想失去抽菸的朋友們啊…。幸好後來咳嗽情況改善了，我的氣管還是滿合群的。
過敏發生至今一個多星期，我像是突然被新增了一種感官，會清楚察覺到空氣質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一直都是毫無所覺、麻木不仁地進出吸菸區，穿越尖峰時段廢氣騰騰的馬路，在空調大樓走進走出。現在好了，僅僅是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都會感到肺部的張力在伸縮、調整。
奇妙的不是我忽然獲得了這個新感官，而是我這麼多年來竟然沒有以這種方式感知空氣過。沒有感受到過空氣之於胸腔，乃是一種異質物。沒有感覺過臟腑與空氣的臨接時刻，是一種陌生又熟悉、戒備又擁抱的接觸。
這世界還有多少我看不見、察覺不到的度量方式？
一面適應著這個過敏的新體質，一面如常進行著生活的種種。

週五晚上和同事去吃燒肉。蝦蝦在店裏訂了一箱阿根廷紅酒，是和熟人拿的批發價，物美價廉。米亞拿出相機來拍照，結果相機被拿來當這個晚上最主要的玩具。影像成了一種遊戲：拍照的人指定主題，當模特的人要把表情做足，還會有人自任「創意總監」，在旁邊指導構圖。蝦蝦是此中高手，表情豐富，演什麼角色都像。
這個遊戲的精神在於戲仿。戲仿媒體影像中最俗套的表情與身體符號。例如端著沙拉碗豎起大拇指的美味表情，黑道耍狠表情，名模噘嘴擠胸的姿勢…。影像時代所有人熟悉並共有這些媒體上常見的視覺語言，只需藉用一只數位相機便可以將它運用為一種搞笑的遊戲。
是不是可以稱為影像的扮家家酒呢？小時候我們模仿大人的行徑，裝著假聽診器學醫生，偽裝炒菜和款待客人。現在我們戲仿媒體的影像，仿得越俗套越瘋狂。
其中我走開了一段時間。因為發現店裡竟然有《誠品好讀》，就到角落去翻讀了一會。聽到從旁邊隔間傳來他們喧鬧的聲音，已經把模仿主題進行到「速食麵」系列。不知道豚骨拉麵的表情是怎樣個作法？紅燒牛肉麵呢？星期一記得要照片來看。

結帳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這家燒肉店的消費價位不算低，對於本地月薪兩千多元人民幣的上班族，負擔是重的。我們當中有個年紀較輕的小維，蝦蝦有意讓她少出一些，又怕小維脾氣倔不肯，刻意用台語說：她一百，我們一百五。偏偏其他人默契不佳，還追問：「啊？多少？」蝦蝦用台語再說一遍。這樣重複二次，已經被敏感的小維兒察覺有異。「為什麼說台語！」她說：「他媽的，為什麼說台語！」
她當然不真是氣我們說台語，而是意識到我們有什麼瞞著她。她的個性我知道，她會以為讓她少出錢就是不把她當朋友。蝦蝦向她保證真的只要一百元，她懷疑地說：「一百夠嗎？酒錢我也要出！我也有喝酒啊！」一個晚上的戲仿與無厘頭大笑，最後還是在這麼小的事端上留下了界線。可能雙方都太敏感了，我們敏感地不想讓小維負擔太大，小維敏感地不想受到特別待遇。
我微有感觸。出了餐廳，其他人還問續不續攤，我說不了，攔計程車先走。
一夜好睡，次日醒在陽光極好的清晨。原本約了吃brunch的朋友，前夜裏來短信改了約。於是一個上午被騰了出來，打開窗戶，洗衣服，整理室內。

在陽臺上晾衣，停下來望著遠近的房屋與街道，河岸與天空。忽有風塵僕僕之感。
風塵僕僕卻不是勞頓，而是一種輕盈的感覺。像是忽然意識到歷史走了多少路來到這裡，又將繼續無盡地走下去。現實有時像枷鎖一樣套在你身上，有時又像空氣中的灰塵，輕飄飄抖落。
我不知道，是不是過於敏感於自己作為一個異鄉人。並不是因為我新來到這個城市。在台北，在倫敦，在紐約，在舊金山，我都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在這個人群，或在另一些人當中。
當晚又咳嗽醒來。安靜了幾天的氣管，不知為了什麼又劇烈反應。慢慢喝杯熱水安撫住身體，躺回被裡，在黑暗中我想，此生的這個「自我」，乃是一只舟筏。
身體，身分，性格…，這個「我」，是我搭乘的船筏。乘著它越過世事之大海，直至生死的界線。我還在這世間的時候，它以它的病與痛，它的愉悅或抑鬱，它的限制，它彆扭或執拗的性格，它的才能或身分，它的幻想，它的慾望，所招致、引發的種種事故，將我推往一回又一回的經驗。
我忽然感到對這個作為舟筏的自我，無比的信賴。它並不是一艘精美的畫舫，它不保證風平浪靜的航行。但每個人確實都藉由他的「自我」之存在，而經歷了其一生之中的航行，獲得此生的體悟。
我信賴它。因為它既是我唯一的，也是稱職的舟筏。我信賴它不只為那些快樂的時刻，也信賴它會讓我吃苦，使我繞路。我信賴它將我帶往坦途，也帶往風浪。我信賴它會捎我一程。

完美的PK

今天中國「超級女聲」的冠軍，是一個名叫尚雯婕的二十三歲上海女孩。九月底的一個晚上，我打開電視看了半場的超級女聲總決賽，一夜之間成了她的歌迷。

「超級女聲」這個節目，在大陸實在是太熱門了。從初選分成幾個賽區進行，產生各自的冠、亞、季軍，到入選選手匯集一處進行全國的總決賽，整個過程，無論是時間上、空間上，戰線都拉得很長。賽制又設計得極其複雜，除了有評審點評，大多關鍵時候是由觀眾的手機短信投票量來決定誰能晉級。落選的選手，如果有很高的人氣，支持者也可再藉由手機投票讓他們復活。這樣，一場接一場的晉級賽，復活賽，PK賽…，累加起來，使得這個歌唱選秀節目幾乎占據娛樂新聞版面近半年的時間。模樣好看的、唱功了得的、特別有觀眾緣的選手們，陸續冒出頭來，成了準明星；但準明星們也幾乎是立即地接受負面新聞考驗，被網路流言攻擊，一路從夏天熱鬧到秋天。
我一直沒按時收看這個節目。直到總決賽的當晚，打開電視聽見尚雯婕唱了一首（愛）。
該怎麼形容呢？在她開口的當下，彷彿有一無形的空間打開。世界為之安靜了。那是一個溫暖而放鬆的聲音，不炫耀，不討好。能夠用這種方式唱歌的人，她內裡一定有一個空曠的世界吧。
因為那個空曠的內在，無論面對多少觀眾，都像是面對自己。淡淡地開口唱了，於是就感動了所有人。
當晚尚雯婕獲得的手機短信票數超過五百萬票。
但這五百多萬票，得來並不容易。尚雯婕是名副其實的黑馬，黑得徹頭徹尾。她先是就近參加杭州賽區比賽，落選。不放棄，轉戰成都賽區，在二十名入圍賽時被刷下。還是不放棄，又再戰廣州賽區，這次才獲得了亞軍。
這驚人的堅持力，一再轉戰，使她成了參賽路程最長的選手。但這些迂迴的路途卻不是白走的。前期歷練累積的演唱經驗，到比賽後期全發揮出來了。本來，她的外表並不特別好看，她在舞台上動作很少，笑容帶著學生氣，在其他各具特色的選手當中，真是很不起眼的。但比賽的後期，局勢反轉了。她抓到適合自己的歌路，聲音變得收放自如與從容，一定打動了許多像我一樣的人吧。那時，她的票數才開始激增，到最後幾場晉級賽，已經從最初的不被看好，到穩坐人氣寶座。黑馬從後面追上來，衝過了終點線。

這時我才算明白了，為什麼每年有那麼多人愛看「超級女聲」。漫長的賽制，為增加戲劇性的PK…，這些經常被譏評為濫情的設計，雖說是為了節目效果，卻產生了額外的加乘作用。因為時間拉得長，這些年輕女孩們又往往是離鄉背井地去比賽，於是便不只是考驗歌唱，還考耐力，考持久，也考驗上台前的心理準備。有些人是一開始就亮眼的，但進步的幅度不大，始終就是最初登場的九十分。有些人卻是在漫長的比賽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一個夏天中成長蛻變。當她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時候，也就找到了觀眾。
那迂迴繞路的過程是必要的。一開始的挫折是必要的。若不是打磨得完全，是闖不了最後的關卡的。那晚我聽見的歌聲，給我這樣的體會。能讓世界為她安靜下來，多麼地不容易。而那是因為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安靜接受世界教給她的事。
我始終覺得生而為人是種有趣的設定。
怎麼就決定了我們每個人平均有幾十年的壽命，這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總之足夠讓你經歷一些擁有，以及失去。足夠讓你發現年輕時的意氣與才能，不見得適用到老，你得在時間裡歷練出新的功夫來。
我們還配備著眼耳鼻舌身意種種的感官，足夠讓你與外界接觸、受刺激而興奮、而哭泣；又足夠讓你與身外的世界形成往復循環——你聽見、看見、從這個世界學來的，在你的言語、行動之中，又讓它再返回世界去。（只不過有的循環是良性，有的是惡性。）
我們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默默累積。
這人生奇妙的設定，是誰下的重手？沒有答案，就暫且不必問了。但這設定之中，到處埋藏著種子。你總是有足夠的機會看見、聽見些什麼。種子種到你心裡，也許當下沒有反應，甚至是有些痛楚的。但在時間的滋養下，某一天你竟發現它抽芽了。
說到底，它有點像「超級女聲」的賽制。你無從爭辯它是否合理，但會不斷被推到舞台上去，受到忽視或鼓掌，被獎勵或被難堪。一開始你會學到某些絕招，但那不足以支撐你走完全程，你最自恃的路數，最終可能成為你的盲點。你不只在唱歌，你也在聽。你收集到的種子，有時是一個巴掌，有時是一句忠告。時間夠長，種子開始發芽，就顯出了價值。
當你一路拾來的種子，遍地開花。那時便不是一兩場輸贏的事了。
那便是，最後那場完美的PK。

果蠅

在我供佛的壇前，近一個月來常有果蠅。有時它們會掉在供杯裡溺死，這在過去一年多是從來沒有的事。
果蠅現象發生後，我始終很在意。每天早上換供時，便暗中希望今天不要再招來果蠅了。晚上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檢查，供杯裡是不是又浮著果蠅的小屍體。雖然果蠅不會帶來什麼危害，但牠們落在供杯裡，或是棲息在佛壇前，卻在我心裡引起一種不潔感。為什麼過去沒有，最近卻特別多呢？覺得好像是自己修行缺漏所招致似的。

每天，我盡量把壇前打掃乾淨，但總是有一、兩隻果蠅棲息不去，把佛壇當作牠們的家了。在我想像中，佛壇應該是清淨的空間，不該有果蠅的。我覺得很沮喪。
對於這件事，師父只說，平常心。修行的道路上，無論遇到什麼事，就算是再可怕的事都以平常心面對。
又過了一個星期，果蠅減少了，但沒有消失。無計可施，我終於開始面對牠們存在的事實。
說到底，果蠅並沒有什麼可怕。牠們對我造成的干擾，只是反映了一個事實：在我心裡，仍然有著把果蠅視為不潔之物的成見。我仍然是那個執著的，見不得瑕疵的挑剔鬼，心裡收藏著一把度量世界的尺。
於是下定決心，果蠅願來便來，願去便去，我和牠們和平共處吧。牠們也沒嫌我礙眼哪。可能牠們有緣在佛壇前停留一段時間吧，這又和我有什麼不同呢。
但今早上香時，卻發現果蠅不在供杯的左右，而是停到圍繞佛像的哈達絲巾上去了……。哎，牠可真會考驗我啊。
上網用MSN問師父：「果蠅停在佛像上了啦，要不要趕牠？」
「不用。」師父說。「那隻果蠅就是妳。」
幾天前，一位朋友在閒聊中對我說：「其實妳不了解那些和妳不同的人。」
這話使我大吃一驚。我一直以為我觀察周遭的人很仔細呢。
她舉了個例子，來說明她的這個評斷：「妳不是很能了解……比如說琪琪。」
琪琪是我的一個小師妹。年紀很輕，二十來歲。我們都很喜歡她，但也對她很頭痛。因為她有個毛病，就是經常會聽錯別人說話的意思，做錯被交代的事。因為這樣的緣故，她工作一直很不順。再加上她的運氣，也真是超乎尋常地差：從小父母離異，長大後去工作，打工的餐廳倒閉了，僱用她的旅行社負債了，後來去學健康推拿，連教她的師傅都出車禍了。第一次聽到她這一連串經歷的人，都會感到匪夷所思到好笑的地步。尤其她看上去清秀而乖巧，誰會相信在二十出頭的年紀，她已經歷過人生一扇又一扇的門才剛在眼前打開、彷彿有路可走了，轉眼間門又闔上，仍然是茫然不知該往何處去。
朋友說的沒錯。我並不理解琪琪。
琪琪曾經在待業的期間，在我家住了一個月，幫忙我處理一些生活上的瑣事。一開始我很高興有個室友兼助手。但不久我發現，我和她溝通也有問題。

琪琪經常會做錯事，不知道為什麼。例如她買了五個雞蛋回來，一進門就把雞蛋掉在地上全部打破了。請她發了e-mail，內容卻是錯的。即使不談做事，說話也有同樣的問題。交談時，她臉上的表情讓人不確定有沒有在聽。她會對我說某某人或某某事「很奇怪」，卻說不出哪裡奇怪。在她與外界的世界（包括我）之間，彷彿有一層膜。她無法突破那層膜，接上外界通用的系統，把她心裡的世界，翻譯成外面能聽懂的語言。
一開始我想：像這樣的事只要努力就可以了吧，做不好一定是因為不夠努力啦。我沒有意識到這個想法其實是蠻橫的，那是我們這種比琪琪好命的人，所認定的道理。我們這樣認定，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曾經獲得回報過——我們的運氣多麼好。
琪琪搬來不久，我便失去耐性了。但一發脾氣，又覺得自己像是欺負孤苦無依小女孩的壞巫婆。於是我開始訂出一些規矩，想要改變她。例如我覺得她需要練習溝通，就規定她「每天要講一件事情給我聽，有前因、有後果，要注意事情發生的順序」。她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我自認我們的相處方式應該是有改善的。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才發現，我從來沒有從她的角度看事情。一直是以我自己的角度來認定，她「應該」怎樣做、怎樣學。我一直沒有去了解，琪琪那個與我根本不同的內在系統。
但對於修行這件事，她卻是堅定的。
她的理想是成為佐佐木小次郎。
不是歷史上真實的佐佐木小次郎。而是井上雄彥的漫畫《浪人劍客》裡的佐佐木小次郎——井上雄彥大膽地改編，將小次郎創造成一個聾啞的劍客。

在那個血肉橫飛、生死一線的劍客世界裡，佐佐木小次郎是有缺陷的。少了聽覺的輔助，他無法聽見敵人踩在落葉上的腳步，或是暗器破空而來的聲音。即使如此，佐佐木小次郎卻從這缺陷中開發一條獨特的取徑，鍛練成一代的高手：或許是因為聽不到外面的世界，反而能夠心無旁鶩；或許是無力溝通於他人，反而能長期傾聽自己，釋放內在的力量。總之，他竟突破了包裹住他、阻斷溝通的那層無聲的膜，缺陷竟轉化為優點，成為他楔入大道的法門。
看到琪琪說，「想要成為佐佐木小次郎」時，我感到很慚愧。
我和琪琪並沒有那麼不同。說到理解，我並不理解她的世界，或是佐佐木小次郎的世界；我也不理解停留在佛壇前的一隻果蠅的世界。其實所有人都是缺陷的，居住在自己有限的視角裡。本來就是從這無知的基礎，起步去打開包裹在自己身上的層層限制。
想起了有關六祖惠能，有名的禪宗故事。
神秀的偈語是：「身如菩提樹，心似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惠能的回答是：「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惠能的回答絕非只是文字遊戲。他是在一個沒有內外界線，沒有淨與不淨分別，樹與鏡台不構成阻礙、故也不著塵埃的世界的深處，才說出那樣的話來。我從自己有限的視界裡，嚮往著那樣的境界。
午睡時，半夢半醒之間，發現我似乎是正從側面、仰角的方向，仰望著一尊籠罩在金色光芒中的佛像。由下往上望，比較近的是佛像的持杖，接著才是佛像的側臉，與頂冠。
那是，果蠅的視角啊！我在夢中意識到，我正化身為早上那隻果蠅，從它棲停的方位，仰望著佛壇上的蓮花生大士哪。

滿城的樹葉

畫家趙無極在自傳中提起過一件往事。那是一九六○年左右，在巴黎。趙無極的第二任妻子美琴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以為有人要害她，在大街上突然狂奔起來。趙無極在後面追著，慌亂之中撞上了一位朋友。

「在這一天，我從拉貢的眼神中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我以前一直否認，但這時不得不接受的事實。」自述中趙無極這樣說。
那應該是他生命中灰暗的一段時期吧。那年趙無極約莫四十歲，已經歷過許多重大的挫折，包括結婚十六年的第一任髮妻離他而去，畫作一度被視為「二流的克利」而被批得體無完膚。這時人生另一個危機已悄然掩至，就在新婚不久的時期。
人在時間之中的狂奔，重重撞上一個驚異的眼神。那是個決定性的時刻。你忽然從另一個人的眼光意識到，世界扭曲了，而你是唯一還沒有發現的人。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在觀看著、體驗著世界，但此時此刻，彷彿漂流到一個不同的宇宙，失焦，無根。一些力量正推著你走，但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如果，我們將時間靜止在趙無極撞上朋友的那一天，我們會認為那是個極端分崩離析的時刻。那時，所有的作用力都是瓦解性的。身邊的瘋狂，身體或心靈的痛苦，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與疑猜，無力感、罪愆、焦慮、惡意…。一切似乎不可能變好。彷彿光明的契機，在某個時刻已經錯過了。從此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但現在，當我們從趙無極完整的創作生涯回顧，才看出那一天絕不只是個陰暗、災難性的日子。拽扭著那個日子的力量，它在瓦解的時候也在收拾，散落的時候也在整理。四面八方壓下了生活的重量，碾碎原來的畫家趙無極。而從其中竟出現了後來那個既細膩又豐厚，更放空、也更完整的趙無極。
那果然像是太極的兩種力量，抑制的同時也在盈滿。那果然像是智慧的利刃與慈悲的蓮花，切斷的同時，預示著下一季的開放。
二○○五年，「簡單紅」（Simply Red）樂團的主唱米克‧哈克諾兒（Mick Hucknall），在古巴舉行了一場演唱會。

「簡單紅」這個樂團，在八○年代中期崛起。經歷了成員不斷替換，米克‧哈克諾兒本人成名後被負面新聞纏身，到最後，終於只剩下哈克諾兒一個人了。二○○五，「簡單紅」再度搖身一變。哈克諾兒在古巴演出了一場不插電演唱會，和古巴樂手合作，重唱自己過去大量運用電子編曲的成名歌曲。他彷彿是在解消自己的創作，開放他的音樂。
在古巴的大劇院中，中年的米克‧哈克諾兒站在舞台上，那場面非常溫暖。
劇院是輝煌的，但不是嶄新的。舊殖民時代的老式建築，帶著巴洛克的裝飾，在時間的滄桑感裡顯出了溫潤的色澤。曾經光亮過，已經沒落過，然後便到了這一刻。
演唱會DVD有幾個鏡頭帶到了後場，有人從暗處將布景推向了台前，或是闔上那扇通往後台白色油漆剝落的木門——這些細緻的處理，這是米克‧哈克諾兒選擇將一生歌曲改編演唱的地方。他的招牌紅髮已經不那麼紅了，歌曲中的電子效果不再用了。我在想，當他把自己的歌作完全不同的詮釋時，是怎樣的心情。他仍然喜歡自己二十年前寫的歌嗎？還是經過了多年之後他忽然感到，那其實應該傳達完全不同的味道（比如不用電子樂器，只要木吉他；比如不再吼著唱歌，只是安靜地沉吟）？
或者，他認出了時間的戲法？同一首歌，那時必須是插電的，現在又必須是木吉他的。時間小小的邀約，邀請你放下表面的形式，以更接近內裡的核心。他接受了邀請，給出完全敞開的，微笑自在的一場演出。
站在舞台的中央，淡淡微笑著，像個普通中年人般地唱著歌。他看起來真平凡，一點都沒有巨星的樣子，但又是那麼地不簡單。彷彿在進行一場幸福的告別，彷彿是「唱完這場便再沒有遺憾了」——他臉上的笑容給了我這樣的印象。
有時我想著這世間的許多事，它給我光也給我暗。給了我暗又給下一秒更黑的暗。各種層次的暗，沉重的，稀薄的，夜巷深處空氣停止了對流的暗，晴朗澄明天空裡飄忽又確鑿的暗。
心裡覺得彷彿懂了，為什麼當久久注視著克林姆（Gustav Klimt）的畫作，絞繞的光影空氣，水蛇般消融又交纏的形體，那些泯滅了變與不變界線的流動色彩時，會想要流淚。光塊，顏色，文字，一個偏見或懸念，一種誤解，劃分著、定義著，但也連結與融合著世界。
於是去看。什麼都看。巨大的樟樹，柏油路，磚牆上黃色油漆的斑點，沉默的駕駛人。一切來到我眼前的事物、一切來不及來到我眼前的事務。一條開放的河流。早上七點的空氣。一個褐衣人在綠草地上的移動。
光漫出了窗口。
一片樹葉晃動時，滿城的樹葉都跟著搖起來了。

鞋匠

訂製手工皮鞋的鋪子，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出現在我眼前。鋪面很小，要不是米亞在店門口跟我招手，我可能就錯過了。走進店裡，狹窄的門道同時充作展示間，木櫃中放著一雙雙基本參考鞋型，有男鞋有女鞋，各種高度、各種形狀的鞋跟，地上靠牆排列著女用的長靴。我們沿著這道由鞋靴排列出來的狹窄彎道，像經由食道進入胃部一樣，進了一個相對稍為寬綽，但還是不大的空間。採光幽暗，散發著皮革的味道。

那幾乎就是童年時候看小木偶皮諾查的故事書時，想像中那個老鞋匠的店…，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啦。事後向朋友提起，卻被狠狠嘲笑了一頓：「拜託！小木偶故事裡的是老木匠啦！當然是老木匠才會做木偶啊，鞋匠跟木偶有什麼關係？」
我大為詫異。說得有理，確實應該是木匠才對。但不知為什麼我一直以為是個鞋匠。好像應該是個安生本分為人做了一輩子鞋的老人，每天在他狹窄陰暗充滿皮革味的店鋪裡，看著時尚男女們踩著他做的鞋子走出店門，走向與他再無關聯的生活裡去踩踏紅塵。應該是這麼一位老人，在他半地下室的手工作坊裡彎腰幹了大半輩子活，有一天忽然決定不再為別人、而要為自己做點什麼。
這老人突如其來的、微小的追求，也只能在他的小世界裡去實現，用現成的工具與材料來為自己做點什麼。但我想他不該只是為自己作一雙鞋——他所做的這件事，應該是不那麼實用的，把平常用來營生的時間挪用去做一件絲毫沒有用處的事，這是他僅可能的溫馴反叛。於是他為自己做出來的不是一雙鞋，是一個木偶。
因為這樣，皮諾查不是個完美的木偶。他其實是一個從沒做過木偶的鞋匠做出來的。皮諾查應該有一頂皮革做的帽子，和吊帶褲，用的都是做鞋用的皮料。皮諾查的身體，是用做鞋型的木頭刻出來的。一個老鞋匠老年時的渴望，也是卑微的，誕生於現成的廢料邊角之中。它沒有將生命推倒重來的破壞性能量，但其中隱含著一個孤獨老人暮年時的想望與期待，卻是更安靜地擲地有聲。
皮諾查最終背叛了老人微小的追求。這是這個故事的悲劇性。
以上是我對「老鞋匠創作了皮諾查」這個記憶失誤的辯解。越說我就越覺得是老鞋匠才對。有時我感到這個世界真是歡迎誤讀的。

眼前的這家鞋店，大小、空間看起來就幾乎像是我心目中老鞋匠的工坊。只除了幾點。第一是牆角擺著電腦，老闆的MSN就開在桌面上，有長長一大串好友列表。第二是小几上放著中英日文的雜誌，幾位穿著時尚的顧客翻看著雜誌，從雜誌中找出自己想要的鞋樣。畢竟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手工鞋鋪做生意的方式也改變了啊。老闆約莫三十多歲，蓄著山羊鬍，穿著T恤牛仔褲，他一面和我們討論鞋樣，一面說著昨晚喝醉了想不起把重型機車停在哪裡真糟糕。他一點都不像個鞋匠。但他可能真是成功讓手工鞋再度在這城市裡受歡迎的重要推手吧。在那小小的店面裡他輪番用上海話、普通話、英語和顧客們溝通。
米亞自己設計了一雙鞋，她把設計圖在老闆的電腦上叫出來。「可以幫我做這樣的一雙鞋嗎？」
那是一雙黑色麂皮鞋面，腳踝處以黑色緞帶繫綁的高跟鞋。米亞把鞋跟畫得很細很高，整雙鞋顯得比例優美而修長，但不可能能穿著走路。比例上的不合現實，使我在見到它的第一眼，認出了那其實是一雙夢想中的鞋。
也許每個女孩子都有一雙夢想的鞋。因為是夢想的鞋所以不可能在任何地方買得到。一家手工鞋鋪，或許很多時候面對的是女孩心裡那雙不可能存在的鞋。我看了老闆一眼，他什麼都沒說。我在想他究竟明不明白，有時候夢想真的就只是一雙鞋的尺寸，細窄的鞋跟顫巍巍托住了我們全部的重量。
幸好米亞很清楚，最後做出來的鞋不可能有這麼細高危險的跟。她到前頭的木櫃去找一些樣本，試看比較可行的高度、可能的鞋跟形狀。
一切選定之後，老闆拿出數位相機來對著螢幕拍下那個設計圖。
「啊？」我和米亞一起大叫：「老闆，我們可以把圖檔給你啊。」這樣拿相機翻拍電腦螢幕真的太荒謬了。
但老闆說：「我的印表機壞了。還是得沖照片出來給師傅看，我不可能把電腦檔案給他們啊。」
所以，實際上比較接近我心目中的老鞋匠的，應該是老闆幕後的那些不用電腦的師傅們，而不是騎重型機車，穿牛仔褲蓄山羊鬍，整天掛在MSN上的老闆吧。
後來米亞告訴我，她去拿鞋子時正遇見老闆和一位西方人起了些爭執。老闆走到外面：「我下輩子不要再做鞋子了！我做了太多的鞋子了！」
這個週末喝到醉倒、忘了機車停在哪裡的老闆，也有這樣想脫逃的念頭啊。有一天當他老了，不再騎重型機車了，他會懷疑起這一生想為自己做的事嗎？那時，他會關掉電腦，重拾許久不用的製鞋工具，給自己刻一個小木偶嗎？

時尚的刺客

沿側分的髮線點綴一排珍珠的髮飾，幾乎看不見眉毛，但上下睫毛卻加以誇張地強調，臉孔就產生了一種童話的變異效果，不是公主，而是人魚、樹妖或花精。在黑色的伸展台上走出一個全身黑衣的女子，黑便分出了幾個不同的層次，紗的黑、緞的黑、絨的黑…，不同材質的黑色與光的滲透性戲耍，一種幽靜但層次井然的、對感官的調弄。

讀時尚雜誌的照片時，我關注的是這些細節，如何轉化了一張臉，一個身體。意料之外的剪裁，令人驚異的材質搭配，而竟產生一種新的美感。在所有的創作性的行業中（書寫也好、設計也好），頂尖的作品總能讓你以一種新的方法觀看世界。往往不是最標準最通用的美，而是帶著一點點越界意味的。
每個設計師撩動越界的方式不同。每個時代都會有它的「妖孽」搶著用最驚悚的方式挑戰既定的美學，如果上個世紀是Jean-Paul Gautier，這個世紀便是John Galliano一下子中世紀、一下子外太空的華麗戲謔。甚且，在時尚這個工業裡，也不是只有設計師一人導演一切，模特兒的一張素顏，一種身型，也可以把典範向新的領域推移：九○年代的標準美人，到了九○年代末讓位給滿臉雀斑Kate Moss，後來又有圓臉的Devon Aoki，叛逆小女孩般的Gemma Ward（她面無表情時幾乎也像是帶著怒意的）。一種新的美感出現時總挾帶著突兀甚至挑釁的意味，像個刺客。使你無法理所當然視之，使你像被劍尖扎了般地躍起，躍進新的時代裡。
那個「時代」的壽命通常是一季。
但若你的眼光不純然是個觀看者，不是淡定地看著風格與型態的流轉，那麼這物的宇宙不見得是個適合安居的地方。巧兒是有一點名牌崇拜症的。她讀時尚雜誌時總是同時被興奮與焦慮兩種情緒包裹。她喜歡那些華美的衣飾，但煩惱自己不像模特兒般纖瘦，又不夠有錢到可以買下每一季的名牌物件。她經常跟我說：「走進名牌店，我覺得自己很渺小。」
而我則想對她說，既然如此，那妳何必還專程到那兒去感覺渺小呢？可以欣賞，但不見得要被左右啊。這話是白說的。儘管她當時總同意我的話，但下個月的時尚雜誌一出刊，她便重新陷入那既歆羨又焦慮的情緒。她圍困在物的世界裡，卻沒有突圍的打算。

在預算和慾望之間妥協的結果，她經常會購買名牌的「入門款」，也就是價位相對較低（但還是非常貴），但樣式最一般的單品，無疑地，會有名牌logo在上面。那是我最不明白的一種購物方式。我不知道像巧兒這樣聰明的女孩子，為什麼需要在自己的衣櫃裡放滿各種入門款。那在我看來彷彿是流行對她個人風格一次又一次刺殺的證據。
有時我會想到在畫冊上看過的一些唐人宮樂圖或仕女圖。在這些畫上，除了唐代女性胖胖的身形和高高的髮髻，她們的用物也都極為精細地被描繪出來。衣裙是高腰且有垂墜感的，在傳為周昉所畫的〈簪花仕女圖〉中甚且表現了紗料的輕透。金線刺繡的紋樣，雕鏤精緻的髮飾，甚至茶碗，火盆，團扇，几案，梳子…，無一不講究。
但我們大概不會想到要把自己變成那樣的胖胖女生，梳上那樣的髮型。那個時代的美感已經和我們脫勾了。我們仍然覺得這些畫是美的，但很少人會將自己代入其中，像受到廣告或時尚雜誌影響時，會想要自己像模特兒那樣地拿著一個皮包或穿著一件大衣。時間阻斷了我們與唐代仕女之間的共同感，我們不會想要變成她。
一九七二年〈簪花仕女圖〉進行揭裱時發現，原畫是並不是一幅完整的長卷，而是由三塊大小相近的畫絹拼接而成，學者推測這幅畫原來很可能是屏風的三個面。我想像坐在那三面插屏的中央，被優雅華貴的仕女像圍繞。這房間最初的主人，是男性還是女性？和畫面中人物有什麼樣的關係？他會慾望她們嗎？她會歆羨她們嗎？或者，她本身就是畫中人呢？
去猜測這些的道路已經阻斷。
有時我想，慾望乃是一種僭用。沿著照片、圖像舖下的路徑你被帶領、挨近了一只提袋，一件衣服。這中間關鍵的要素乃是：共同的語言。一個Prada的皮包，比一只唐代的髮簪，對你說的是比較接近的語言，讓你會想要將自己代入、去僭用圖像中所暗示的奢華。視線接觸，慾望的語言開始訴說，如撒豆成兵。你或許一無所覺，但已置身於一場無聲的較量。如想真實地看到全景，那麼必須從容淡定，像看見黑色伸展台上的一襲黑衣幽靜而層次分明地，那樣地看見自己慾望的每一個角度。看細節之中，一個流行季如那盛唐的年代，無盡華美，轉瞬即逝。

暱稱流浪

在我MSN上的聯絡人是越來越多了。尤其當跨越國界與時區旅行時，手機的國際漫遊可能不通（而且因為昂貴經常關著，免得無謂地接到廣告促銷電話），email因為換了幾次大家都已經搞不清楚了，這時MSN就變成最容易快速找到我的方式。

有些是持續有聯絡的朋友。有些只是某一陣子因為工作、或是別的原因，短期地連絡。事情過了，那層關係也就消失，但還一直掛在彼此的聯絡人列表上，每當登入時，就看見對方的暱稱，彷彿一枚來自過去的紀念章。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暱稱漸漸變得不只是暱稱。許多人會在名字之後跟著一小段文字，說一些心情，一件近來發生的事，或是表明立場。台北圍城以來，許多人的暱稱中貼上了拇指向下的杯葛手勢，表示倒扁。於是暱稱成了標誌，在網路的世界裡它代替了遊行者的小旗幟。就好像你在暱稱裡說「小貓生日快樂」，聯絡人裡所有認識小貓的人也都一起貼上「小貓生日快樂」。祝福與杯葛都是明朗有效，不費一文錢的。
暱稱也是種小型的廣播。因為只有被你加入為聯絡人的人會看見它，因此你的訊號是對著這個半封閉、半公開的圈子放送。有點像是給自己下標題，有了名字當主標，還要一行副標說明。標題下得引起共鳴了，那天在MSN上喊你的人便特別多，久未聊天的朋友，紛紛像聽見失物招領廣播般地前來敲門。

大概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喜歡在暱稱中帶上一句話的緣故。因為有時聊天不是有意為之的；不是雙方有一個共同的談話議程，然後目的步驟清晰地開始進行下去。而是有人忽然看見你的暱稱，便想起件什麼事來跟你說。我的一個嗜吃美食朋友小優常在暱稱裡說剛吃了什麼完美的起司蛋糕，而我就是那種一看到這個暱稱就會自動報到、問問到底有多完美的人。當MSN上的聯絡人名單越來越長，暱稱遂有一種自動篩選的作用，它吸引到跟有你共同興趣的人。美食這個話題的篩子，就把我篩進了小優的聊天網裡。
或者它也可能是一種機鋒的展示，一種給自己的定調。但作為一種溝通的方法，它也同時在分割或阻斷。我就見過一個朋友在暱稱裡狠狠調侃她主管的名言：「我不知道，不要問我，我不管。」據我所知那主管分明和她坐在同一個辦公室裡，僅隔一個走道的位置。只是兩人互相不在對方的MSN通訊名單裡，所以視線便安全地錯開了。
在變幻的風景裡我們總能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無論是多麼迫近的逼臨。

然後從那個位置開始流浪。
在上海，有時會在行經的城區，看見外牆上被寫上大大的「拆」字。星期六我和朋友約好去永嘉路上一家我們常去的火鍋店，在計程車上一路聊著，不知不覺就坐過了頭。「好像沒看到招牌燈光？」懷疑著下了車，往回走了幾步，才發現整幢房子都拆掉了。餐廳原本的所在位置，在周遭燈火中剜出黑暗暗一個空洞。
「兩個禮拜前才來呢，也沒聽說要拆。」小斯這樣叨念著。究竟是要重建，還是換了地方，都不清楚，只剩下單薄的鐵皮圍籬劃界圈地。
按照我們在台灣習慣的作法，餐廳商店若是要拆遷，大半會在搬走前幾週開始告知舊雨新知，會在櫃檯放著新址的名片和地圖，拆了之後也會在鐵皮圍籬上貼個告示，給我們這樣專程而來的客人指引一條明路。不意在上海竟是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地，忽然就音信全無。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看著那鐵皮圍籬，有種被拋棄的感覺。而且是被一家火鍋店拋棄。
第二天我到陝西南路找一家鞋店，發現它同樣也變成了一塊工地，而且還是新鮮剛出爐的，大型器械還在圍籬裡肆意破壞，塵土漫到了車道上來。住在北京的一個朋友曾託我到那家店找一雙鞋，我拖了幾個禮拜沒去，竟然就拆了。莫非這真是個即時行樂的都市，今天的眷戀不保證到了明天還有任何空間可著床。
城市直接快速地在你眼前變化著。正如你登入MSN時便一眼看見許多人的心情起落：昨天的憤怒拆遷了，今天的甜蜜正在興建。一次偶發事件覆蓋了前一天的荒地，明天、大後天，蔓延生出一條故事的敘述線。

一千年夜宴

有一幅畫，困擾著我有一段時間了，逐漸在心裡繁生出蛛網般的密徑。我想是應該為它寫點什麼，這樣就能將它自纏繞的思緒中脫手。有時文字之於我像是一種超渡。我不為想把什麼留在心裡而寫，相反地，是為解開一個念頭的繫縛，讓它像無人的小舟一樣在意義的海洋上飄盪開去。然後便有了一個新的開始，一切又是起點。但這解縛的書寫，只能發生在事情熟落的時刻，否則便是徒然而不完整的。有時還得把它在心上焐著，等待。等到一個念頭的成住壞空，都已發生過了，那才是下筆之時。

我想說的這幅畫，是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
〈韓熙載夜宴圖〉的由來，牽涉到一個皇帝李後主、一位大臣韓熙載、一名畫家顧閎中，三人之間微妙的關係。史書上說，是李後主命顧閎中去韓熙載府上觀看夜宴的現場，而後把眼見的景象畫出。至於動機？則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
一說是，李後主對韓熙載家的夜生活非常好奇、甚至是羨慕的。顯然那「韓府轟趴」在當時恐怕是頗有名氣。不過皇帝礙於人主身分無法親臨，所以派畫家顧閎中去實地觀察紀錄。
另一說是，李後主不滿韓熙載生活奢糜，請人畫出他宴飲縱欲的情景，讓他自我反省。
相對於這兩種不同的說法，韓熙載這個人也就有了兩種不同的面貌。一說他放縱是真，一說則定義為假—是韓熙載心知南唐的衰亡勢不可挽，才故意荒唐度日，隱藏鋒芒，免受忌憚。
於是，放縱有真與假的兩種放縱，窺探也有純屬好奇與道德批判的兩種窺探。三人當中唯有那畫家的一方，在歷史的紛紜中受到了遺忘，什麼說法都沒留下來。但也罷了。畫家是作為皇帝的雙眼而目睹了夜宴，本該是沒有聲音的。如今他又成了我們的雙眼，彷彿我們在千年以前就已經獲悉了一切。
（也許我們真是早就知道了的。什麼時候卻忘了。）

長卷共分為五段，依時間順序而下，先畫韓熙載與一幫賓客，包括狀元、樂坊教習等人，聆聽女子彈奏琵琶。次畫眾人觀賞舞伎王屋山跳六夭舞，韓熙載親為擊鼓助興。到了第三段，氣氛已然開始轉換；男客們不在了，只有韓熙載與幾名女眷坐著歇息，一名女子端了盆水讓韓熙載洗手；旁邊並置的一個不可思議的、邏輯錯亂的空間裡，露出一張床榻，其上被褥隆起，暗示著床上有人（畫卷一開始也有這樣的畫面，屏風遮擋著床榻，甚且有一支琵琶露在被褥外）。接下來，又回到樂舞的場景，樂坊女子們吹笛，韓熙載前襟敞開地盤坐在椅子上。這時畫面的氣氛，不如開始時的熱烈，彷彿是宴會過了午夜、有些客人先行離去、主人略事休息之後，再度重啟的熱鬧。酒意是更酣了，也許是醉過又醒了，筵席在將散未散之際，繼續地進行著。
最後的一幕，也是最耐人尋味的一幕。重新理好衣冠的韓熙載，獨自站立，看著僅剩的兩名男客與女性帶有調情意味的對望與牽挽。
韓熙載做了一個彷彿要說話的手勢，只是沒人看著他。
長卷帶著時間的進程，我們看著熱烈轉而為冷清。畫中的韓熙載，或許既非真、也非假的縱欲。那是一個老於世故的臉孔，表情幾乎不洩漏情感，但他的注意力確實是在場的，他的眼神注視著場中的動靜。只是這樣的夜晚他已經經歷過無數次，一切都已經不再新鮮了。

是韓熙載的眼神，讓這場夜宴變得特別。使那宴飲在最酣暢的時刻，卻彷彿有一種無所事事，一種百無聊賴，一種藏在歡樂背後的虛無、在場的越界。他的樣子看上去比其他男性賓客都年長。當其他人的表情都是投入的：傾聽、觀賞、打著節拍、說話、調情，惟獨他有一種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神態。他顯然是宴飲的老手，理想的主人，懂得欣賞舞樂，又能擊鼓，為他的賓客們創造了聲色的高潮，帶給他們在屏風遮掩處偷情的機會。但他始終是那種表情。在最後一景中，像個幽靈般落單的他，那手勢，是告別？還是挽留？他是在一屋子的男女慾望中，突然感到了寥落？還是準備送客，提醒客人歇息？甚或是窺淫的，世故的窺伺使淫蕩更超過淫蕩？
那樣充滿歧義的眼神。
我與小棻聊起這〈韓熙載夜宴圖〉時，她也在書刊上看過這畫，但不知怎麼竟有種印象，以為前兩段和第三段起分屬兩張不同的圖：「原來是同一幅畫啊，竟然像是兩個時代。」
我覺得她的誤解真是直覺性的；而她的直覺總是準的。那一個晚上，豈不真有隔世般的預感嗎？
李後主早年深宮宴樂的詞是：「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遍徹。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欄杆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晚期亡國之後是：「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從這詞看來，李後主並沒有韓熙載那世故的眼神。他始終是如王國維所說的「不失其赤子之心」，享樂時比誰都領會其中豐富的感官愉悅，痛苦時，也比誰都更痛苦∣∣帶著景深刻劃分明地痛苦著。
又或許韓熙載與李後主，並沒有那麼不同。而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說了一則共同的故事。
有一天在書店看見一本畫冊，標題是很有意思的五個字：「過眼皆所有」。我想這話不妨倒過來說：過眼事物雖儘可視為所有，但所擁有的，何嘗不是皆如過眼？在眼前一晃而過，那累世的繁華，歌舞昇平，亭台樓榭，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一個夜晚，恍惚一千年。

閏七月之秋

今年是閏七月。連過了兩個七月十五之後，秋天便來到上海了。夏天的涼被已經不太夠用，到了夜裡，擱在被單外的手臂感到一陣陣冷縮。冰箱裡還有半個西瓜，但是那泛著水氣的紅果肉引發的已經不是食慾而是腸胃的懷疑：「恐怕太涼了吧，」時節已經不適合吃性涼的瓜果了。

於是就在不覺間完成了一個季節的代換。在台灣，夏季與冬季之間沒有那麼明顯的過渡。通常秋天不是作為夏天的延長，過了中秋還悶悶地熱著，就是過早被一兩個寒流定義成了冬天。於是上海的秋天對我有一種新鮮的、令感官醒覺的作用。吃東西的胃口變好了，且自然地挑揀著溫性的食物，似乎身體會自動布置防衛系統，對即將而來的冬季。早晨出門時天空經常帶著灰色，畢竟太陽光的直射角度，已經從北回歸線轉移到赤道一帶了啊。
有久未見面的友人來訪，聊了一夜通宵，著了涼。第二天全身筋骨隱隱地痠疼，於是決定去推拿。
推拿店就開在我住的社區，面街、也是面河的一側。店主是一對東北來的姊妹。姊妹兩人長得既像、又不像，好像是一個模版刻出來，但是被印成精裝和平裝的兩種版本。姊姊比較樸素，個子矮小些，穿著成套的黑色運動夾克和運動褲，側面有三條白槓的那種。妹妹就高挑亮眼得多，化著粧，打了三對以上的耳洞戴著三對以上的耳環，雖說也是穿著運動外套和褲子，卻是較為女性化、白色的系列，T恤是釘了亮片的，指甲是做過的。這一黑一白一高一矮的兩姊妹，領著幾個年輕的推拿師傅，在河邊社區經營著這個小店面，有一年了。
首先試用了這家推拿店的，其實是前陣子來的幾個朋友。她們預繳了一些費用，得到一張六折卡，走時便把那張還有三百多元人民幣在內的卡留給了我。我到上海後川流不息地接待友人，偶爾也得到這樣的小回饋。
我第一次帶著六折卡到推拿店時，發現我在那兒已經挺有名了。「這是妳的朋友辦的卡啊？我知道我知道，她們是台灣來的。妳是住這兒的吧，妳也是台灣來的，來了有幾個月了對吧。」
然後她們一一數出我那幾個陸續拿同一張會員卡來消費的朋友。幸好已經過了文化大革命街道委員會的時代，要不然她們連我來往的是哪些匪類都一清二楚。甚至，有一天我做菜時碰傷了手指，血流不止，是我的朋友到推拿店來問哪裡有藥房，給我買來了雲南白藥。這時候黑白姊妹也想起來了：「前幾天受傷的是誰啊？」
我舉起貼著OK繃的手指：「就是我本人。」
要是我想怪朋友們太多嘴，「推拿就推拿跟老闆拉什麼關係嘛真是」，那我就冤枉他們了。腳底按摩一開始，店主中的姊姊就跑來坐在我旁邊的沙發椅上，問我喜歡看什麼節目，來這兒做什麼工作？不久妹妹也來加入，坐在我另一邊的沙發，問我台灣什麼樣子，有黑道嗎？有吸毒的人嗎？畢竟是親姊妹，她們的表情是很像的，一人一邊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好奇地盯著你問問題。好像你不是去推拿，是去她們家客廳看電視，還要負擔聊天的社會責任。

要是我以為是因為我從台灣來，她們才對我這麼感興趣，那我就又誤會了。不久進來了一位小姐，從袋子裡拿出DVD來還給姊妹倆，妹妹便和這位客人熱烈地討論起這部叫做《亮劍》的電視劇。妹妹甚至讓這位客人到裡面的房間去推拿，以便用DVD機放另一部電視劇給她看。
換句話說，這兩姊妹的推拿店有一種里民活動中心的感覺，她們在此只管大剌剌地三姑六婆。要開始做背部推拿時，我被帶到另一間房間，門關上之後，只剩我和這位江蘇來的女師傅，忽然就安靜了。不用再回答問題真輕鬆。江蘇師傅說話的聲音低低的，對比門外傳來新到的一批客人大聲的交談聲，真是溫柔啊。
「這些上海人說話真大聲。」連江蘇師傅都這麼說。
後來我才發現，晚上八點過後的推拿店，又從里民活動中心再度變身。來的是一群年輕人，總共八、九個人，就占滿了整家店面。黑白姊妹只好火速從附近的同行調來人手，應付成群結隊而來的這些年輕客戶。這時姊妹們擅長的東家長西家短便發揮不了作用了。年輕人們盯著電視，或彼此大聲聊天笑鬧。他們不像我這種單獨而來的社區鄰居兼客人那麼容易被個個擊破，輕易就被姊妹收進她們沒有惡意的聊天網內。他們坐在沙發椅上任由師傅對付著他們的腳掌，一邊彷彿下半身不存在般地看電視喝茶聊天，話題自成一國。姊妹們這時只能在店內走來走去，巡視著哪個客人的水杯空了。我驚異地發現，原來這種時候，她們兩人看上去也挺文靜的。
星期一早上醒來覺得涼，盤算著今天該去買冬天用的被子了。上海姑娘安妮告訴我，一年要有三件被子，夏被、春秋被、冬被。夏被最好是蠶絲的，冬被是鵝絨或鴨絨，而春秋被則是化學紡織的七孔被或九孔被。我可不打算買那麼多被子，跳過春秋被直接買一床冬被，應該就行了吧。
於是圍上了薄圍巾出門。邊走邊用IPod聽著英國樂團Oasis。恐怕有幾年沒聽了吧，仍然喜歡。忽然感到像Oasis這樣的樂團，正是最適合在秋天、跨開大步走著時聽的音樂。那是有力量的。沒少過對世界的懷疑，但仍讓我感到有力量。此時天空高曠而遙遠，太陽的光芒偏移著角度，路邊的梧桐樹就要開始落葉。我就這樣聽著Oasis往前走吧。

城市的暗記

來上海前，有些朋友告訴我，到那裡會很容易生氣喔。坐電梯被推擠、站在你旁邊的人忽然吐痰、車輛一路狂按喇叭蛇行超車…，他們說，這些都會令人生氣喔。真正到了上海後，他們說的事確實都在發生，但倒沒使我生氣。也許我已經習慣了從一個城市遷到另一個城市，抽換人際關係、空間與時間感，明白自己需要的是去適應新的標準，而不是生氣。

我比較不習慣的是買東西。這裡有各式的商品，花色與樣式都極多。但要買設計單純的東西反而難。例如我想找一件最簡單的小背心，每當看到接近的樣式，打開一看，總是不對。這不對往往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點什麼，好端端的剪裁，突然多出一條蕾絲花邊，一個大蝴蝶結，或一排釘釦…。於是你就只好它他放下來。
有一次看見一支洋傘，造型很別致。當售貨小姐把傘從布套抽出的霎那，我脫口而出：「啊！有花？」本來以為是單色的素傘面，其實是沿著傘緣，點綴了一整圈的小花朵，精準無比地戳破我買它的打算。售貨小姐奇怪地看著我，我遺憾地謝謝她，轉身空手離開。
於是我發現自己的品味落在一個尷尬的地帶。一般的商品也算好用，卻往往在細節處背叛著我的美學。而我覺得好看的東西，在上海卻要跳到另一個價格檔次，用高出許多的價錢才能買到。於是我覺得我在購物這件事十足地高不成低不就：是要勉強自己買多了圈蕾絲邊的上衣呢，還是要走進agnes b.，去買一件「其實就只是什麼都沒有啊」的背心？
最昂貴的往往是那個「什麼都沒有」，那個「不要多出細節」，那個「到這裡就好可以停了謝謝」的設計。

價格與品味的角力，結果是我在兩端之間當了牆頭草。有時候向價格合理這邊靠攏，有時向自己習慣的審美投降。走進我的小公寓，到處可見妥協與較量的痕跡。食器基本上是便宜的，但有一兩個茶杯還是買了比較好的細瓷。浴室門口放著大賣場的塑料拖鞋，洗手台上有同樣來自大賣場的洗手液（呈詭異的螢光綠，而且香得過頭），但浴鹽還是要買歐舒丹。衣服呢就都穿從台灣帶來的舊衣，很少買新的，偶爾買一件趕快忘記人民幣換算成新台幣是乘以四。不過有時也能在這美學的縫隙中想辦法自得其樂，比如說到小瓷器店挑撿粗粗的、帶著點民藝品感覺的便宜小碟。細看並不精緻，但頗有點復古的趣味。
這樣，也算適應了上海生活。
在茂名南路上想攔計程車。有人騎單車經過，伸手指了指對街。我才注意到對面站著一名交通協管，而我的位置可能還在路口二十公尺禁止招計程車的範圍。回頭看，那騎單車的人已經在好一段距離之外了。他沒有出聲，沒有說話，甚至沒有慢下車速，只是一指，給了我個暗示。
另一回，在路邊跟小販買水蜜桃，有個原來坐在路邊的中年男子，忽然走過來，站在小販後方看著我，像要說話，卻沒開口。他是在對我使眼色呢，在告訴我小販秤斤兩不老實。那小販可能感受到我起疑了，還是背後傳來一股無形的壓力，手也抖了，話聲急躁了起來，慌亂顯形於色。
類似這樣的事，讓我覺得城市是有其暗記的。一個手勢，一個眼神，帶有陌生人之間，隱晦但溫暖的人情，向你揭露城市的規則。你或許注意到了，接收下訊息；或許沒注意，而錯過了路徑。這些暗記，出現得突然，隱晦得迅速。像是在時間的縫隙促不及防地開出了一朵隱形之花。

那些不適應一個城市的惱怒，或許只是因為沒看見這些小小的指點，忽然出現又消失的引路人。我不相信世界是平的，覺得它對每個從不同角度觀看它的人而言都是相異的；覺得世界滿是抽屜和口袋，藏著一時一地一人的玄機。春日的園子裡一隻孔雀無聲地開屏了，在沒有人目睹的情況下又闔了起來。一枚行星誕生又消失。一顆種子在黑暗的地底抽芽、或者沒有抽芽，為了不明的原因。這些，發生在你知覺的背面，無感於你的喜怒或哀樂。
於是當有一天我在路邊的書報攤買雜誌，拿皮夾時不小心讓化妝盒滑出了背包，它應地心引力的召喚落下，不偏不倚正落在一口新鮮的痰上。那時我也就面不改色將它撿起來，用面紙包住，帶到辦公室去洗。仍然沒有生氣，並不像我朋友事前警告的那樣。
對於眼前的這塊小小地面，掉了化妝盒的我，與那在地上留下一口痰的前一個人，同樣都只是路人啊。然後我又想起在我小小的公寓裡的許多物品，我在買它們時，計較著、衡量著，想像它們的作用，彼此間的搭配，顏色和價格。就這樣它們被從各種等級的商店、以落差不等的價格被買回，拼湊起我居所的物質空間。一個短暫的宇宙。

因為冥王星

冥王星被從太陽系給除名了。
在國際天文學會上，學者們對行星定義做出表決，把冥王星降級為矮行星。
MSN messenger上，有人告訴我這個消息。冥王星其實很小，不比月亮大。和太陽系其他八大行星相比，繞行的軌道也反常。究竟能不能被稱作太陽系的第九大行星呢？其實很難講。
「原來一直誤會了它啊，」我開玩笑地說：「雖然有一點傷心，但還是祝福它吧。」

為這句話按下輸入鍵時，突然心驚。那彷彿一種關係的隱喻。看似接近，實則是完全不同系統的運行。
於是便在咫尺之遙，以一整個宇宙的距離錯過了。
直接導致了冥王星與太陽系的關係被重新考慮的，據說是去年一位美國天文學家觀測到比冥王星更遠、定名為「齊娜」的星球。由於齊娜的出現，使得天文學家們必須重新檢視太陽系的外圍地帶。如果冥王星是行星，那齊娜是不是也能看作第十顆行星？如果齊娜不算，那冥王星能算嗎？
這或許不只是公平性的問題。就像生命中許多後來發生的事，迫使你去思考前此發生的種種。出現了下一次的天長地久，前一次也不能說是不算，但它對你的意義就得重新衡量了。
而冥王星又是一顆以希臘神話中冥界之神來命名的星球。彷彿死亡它遊走在視野的最外緣。以一種無法預測的路線，出現，隱沒。
彷彿在說：你以為死亡是人生最遠的一站嗎？其實它完全是屬於另一個系統的事啊。它掙脫了你為他安排的，作為星系終點站的位置，逸出到黑暗的宇宙深處，未知的領域。它繞著我們看不到的核心。它切割太空以令我們驚異的角度。它是無法被定義的，我們卻受著它的牽引。死亡在幽冥中劃下了一條看不見的終點線，我們不知道終點線在何方，只知道它存在，於是便為了那存在而愛，而恨，而希望與絕望。
而希望地恨著，絕望地愛著。
現在它卻在作為終點線的定義之前，都要面無表情地反叛。
冥王星表面的溫度約是華氏負三百四十八度，繞行太陽一周要二百四十八年，體積不比月亮大，成分不明，可能是由岩石與永凍的冰所構成，表面的暗影或許是射線或許是實體∣∣在那天文望遠鏡只能模糊捕捉的不可測的世界，你甚至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光或是物質。
寒冷，遙遠，神祕而游移。這些出於人類的揣測，與描述的語言，對一顆星球而言太過唐突。怎樣的溫度是寒冷？西伯利亞的冬天，還是百分之三十由冰塊構成的星球表面？盛夏的正午在人群中突然襲來的一陣孤立感，還是沒有光的宇宙裡堅硬的存在？

我們在科學雜誌上看到的，那些色彩豐富的宇宙星圖，其實是科學家和編輯們為了讓讀者明瞭而上的色啊，有人這樣提醒過我。在外太空遠離了人類感官經驗的世界裡，那些計算式探測出來的質量、能量，難道就一定是光嗎？說不定是聲音？
我被這個假說給吸引了。在我們五感的世界裡，視覺最為直接有形。張開眼睛你就迅速獲得對周遭世界的一個印象，遠近空間，可即可用的事物。會不會這世界在另一層次上，是被聲音所結構？或被氣味、被思維結構？
有時我想我是否活在一個咒音裡。
冥王星也象徵潛意識，及將潛意識化為實體的力量。我好奇那是什麼樣的力量。我好奇於一切的轉化。我好奇於從意識底層翻攪上來的衝力。我好奇於核裂變。從核心的地方開始瓦解，剎那湧出危險豐沛的能量。徹底的蛻變是一種焦土政策。死亡與新生互相咬住了對方。天地藉由憤怒而慈悲。毀滅與變化發生在每一天。
沒有空氣作為介質傳遞聲音，每一個星系都是在全然的無聲中完成了新生、爆炸、擴散，到死亡的過程。有時坐在咖啡店裡和朋友聊著天，或是談著工作，毫無預兆地，忽然就意識自己正在跨越著一道關口。內在看不見的地方，你突然摸著了一直以來擋著的無形的牆，感覺自己正在打開它。
這寂靜的過程，微細且無言。坐在我面前，笑著的說著話的人們看不見。
或許他們也是這樣，在我看不見的宇宙裡飛行。都是的。
最後一次見到你的路口，我現在才明白那原來是一條河，或是一道地層下陷，從那裡開始時間有了不同的轉速，我們再也不站立在同一個地面了。從軌道最靠近交錯的那一點，逸出朝向全然不同的宇宙。逐步擴張的距離，我曾經以為會是荒涼的，而今竟令我心安。所謂錯過，並不是什麼「如果那時再努力一點」，或「要是做了另一個決定」就好的事。從來都不是。那是二個星系不同的軌道與規則啊。
在那個路口，冥王從斷裂的地面升起，翻轉意識與無意識，有什麼被吸入黑暗，打開了另一個空間。
一種分裂啟動了。在最陰暗核心的內裡，有什麼微小的事物突然迸開了。
忽然世界變得好安靜。所有蠢動的念頭，凝止、收束在一道光裡。一道吸收了過去與未來的光。凝縮了一切，尚未放散以前。
就停在那裡。

祖母綠

我不知道十年後沁兒是否會記得這樣一個夜晚。也許不會。也許她會把她在話鋒上的落敗看作是恥辱，這個夜晚就像其他她所厭憎過的事物，被封存在記憶最不被檢視的地方。她寧願以為這個晚上沒有發生過、也確實相信這個晚上可以沒有發生過—要不是晚飯桌上多了一個從沒見過的、不起眼的、穿著土氣的客人，且那人竟膽敢突破餐桌談話那層油光水滑、不著邊際的表面張力，把話語扎進了她沒打算討論的領域…。

要不是這意外的人、意外的話的組合，那個晚上確實可以沒有發生過。偶然性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我們一把某件事定義為機遇偶然，就彷彿可以放心了。不過是一回的運氣不好、平日不是這樣的。
十年後她會不會想起，那個晚上也許不是偶然，而是一次命運的預示。如果那時她不被恥辱感所傷，如果她聽出了點蹊蹺，還會有命運這樣的東西嗎？
沁兒是一位長輩的獨生女。白皮膚與大而富表情的眼睛，嘴很甜，對我們都是哥哥、姊姊地叫。她會寧願自己再瘦一點，但實際上她是美麗的。父母親對這個掌上明珠寵愛有加，也有意讓她多見世面，經常帶她出入各種場合。她父母親擺酒席請客，她會像隻花蝴蝶似地飛過來，在我們這桌上停留一會，和每個人都很熟似地，笑得極燦爛，和女孩子拉拉手說幾句話，然後又被母親領到另一桌敬酒打招呼去。
這樣的沁兒總被認為得天獨厚。當她停留在我們這一桌的時候，她幾乎是參與著席間的每一句談話的。那是一種介於兒童與成人之間的談話方式，有大人說話的樣子，說的都是聰明話、俏皮話，可卻是沒有實體感的、就僅止於最表面的那層聰明和俏皮；說得不好了，又始終有作為兒童的退路—伸伸舌頭，扮個鬼臉，撒撒嬌，就像個孩子般地混過去了。那是二十三、四歲、漂亮、聰明的女孩中常見的說話方式，既世故又嬌氣，太像大人又太像孩子。
但是沒有人會苛責這樣的沁兒。就好像沒有人會責備少女偶像歌手不懂中東問題。本來，這個晚上也會像其他的晚上一樣，要不是有個我們叫他小蔡、整個晚上悶不吭聲的人，忽然就開口了。
小蔡平淡地問了沁兒幾個問題。很普通的問題，例如問她對席間某個人的看法。沁兒以一貫的機巧笑著回答了，辛哥哥這人啊，好像很熱情啊…我不是說對我很熱情，我是說對他喜歡的事物很熱情…。這一類，可以複製到任何人身上的回答。沁兒說完後，小蔡便開始說了。

「我有三個問題。第一，為什麼妳從剛剛一直保持著這個姿勢？」他模仿了一下，沁兒手肘架在餐桌邊緣，左手環抱著右手，右手支撐著下顎。那是一種看似撒嬌，但又帶有防衛性的姿勢。
「第二，我問的是妳的看法，妳為什麼一直說『好像』？」
「還有，剛才問妳問題的人是我，妳為什麼是對著全桌的人回答？」
沁兒露出不自然的表情，但很快用笑容掩飾過去了：「這麼說的話，好像是有那麼一點故作姿態啦…。」眼神跟表情仍然是對著全桌的人說的。
「我點出這幾點，希望有一天，妳碰到問題時，可以想到我們今天晚上的談話。解決妳問題的關鍵，可能就在我剛剛點出的那幾點上。」
沁兒想結束這個話題的心態太明顯了：「是啊是啊，我一定會放在心上的。碰到問題時我會好好想想的。」
或許是太急著要把話題從自己身上引開，她在這裡犯了一個關鍵的錯誤：「我覺得這些分析是很好的。每個人都有一點雙重性格嘛，就是看怎麼樣的組合，哪種個性多一點。」
小蔡忽然正色：「妳怎麼可以把每個人說成都一樣？妳有什麼學理說每個人都有雙重性格？我在說的是妳，妳為甚麼要說『每個人』？」
沁兒可曾發現了嗎？她一步一步走進她不習慣的溝通方式，在裡頭潰不成軍了。她試圖把話題拉升到「每個人」的層次，沖散問題對她的針對性。她試圖把對話的內容，變成不是她和小蔡兩個人的討論，而是把全桌的人裹進來當擋箭牌。全桌人一起討論的泛泛的話題、飯桌上機巧的玩笑話是安全的。這樣針對她一個人、要求表態的話題則不是的。她臉色變了，聲音變了，笑容消失了，惱怒與氣憤的眼淚幾乎要掉下來了。
這時小蔡卻又收起辯論的態度：「妳看，我剛剛不過是否認掉妳的一個假設，給了妳一個小障礙。妳說『人都是有雙重性格的』，我否認這個假設，為什麼妳態度立刻變了，拋掉了妳最重視的外在形象呢？」

這時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基本上已經不忍心再看。有些長輩開口緩頰了。其實我對小蔡是佩服的。他看出了蹊蹺，用話引子去引出來，而且一路沒有鬆手。他不像我們共犯地說著那些順著說的話。或許沁兒真的需要一個人，至少一個人，點出那些滑溜的飯席對話的盲點，究竟是在閃避什麼，在害怕什麼。
我想起有一次見到沁兒的父親、林叔叔的情形。那也是個飯席，話題來到了玉石的鑑賞，林叔叔很有研究的領域。席間有個長輩脫下手上戴的一只翡翠戒指，讓林叔叔看看。林叔叔瞇著眼睛說：「這是好東西啊。翡翠，接近祖母綠的正色，這麼大一塊的戒面，不容易啊。」
那時我忽然覺得，沁兒是很孤單的。作為獨生子女，她一直在模仿父母親的說話方式。但她畢竟年輕，學了表面學不了裡面。就好像她也許能學著稱讚別人的戒指，但她不真的懂玉啊石啊的分別，並不當真能辨別一塊祖母綠的正色。有些智慧畢竟需要時間的積累。在父母親的寵愛與期望引導中，她不知不覺來到了這裡，彷彿當真見過許多世面，和許多人談過話。實際上她並不真的了解那些談話的人，也不為人所了解。她正逐漸走進一無人可及的，迷宮的中心。
許多年後，當她倏然發現自己置身迷宮的時候，沁兒會想起這個晚上嗎？她會不會才忽然懂了，那個突兀的客人（不起眼的，她連名字都沒問的），曾經試圖在她真正經歷挫折、困坐迷宮以前，提早教給她的一課。
那不是一個偶然的夜晚。那是一種必然的預先照見。

衡山路

夜晚的衡山路有一種冷意。青白色的微光從法國梧桐表皮流出，這樣的顏色即使在夏季仍會讓我覺得冷。卻不是荒涼的冷。只是一走出燈火亮堂的酒館與餐廳，周遭光線一變為清冷的基調，便足以讓頭腦靜下來，快速地與剛才屋內的喧鬧劃清界線。於迷離恍惚感中坐上計程車，時間已經將你席裹而去。

週五的晚上我們去了T.G.I. Friday。美式餐廳適合四個人以上點餐共享，因為每盤單點餐的分量都遠超過一人份的食量。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正在為即將來臨的婚禮節食，另一個人在大學修過營養學負責管控準新娘的飲食。於是我們的菜單討論基本上交給這兩位處理。「我要薯條！」這是我唯一開出的任性條件。在這樣的基礎上，總共點了附薯條的肋排，雞肉沙拉，烤雞翅，蘑菇。
磨菇是裹著麵衣炸的。我的朋友們幾乎都俐落地用刀叉將麵衣剝去。我知道麵衣吸了炸油，最容易致胖，可是對我而言，這種美式餐廳的炸蘑菇，最好吃的就是那麵衣部分呢。蘑菇本身是沒什麼味道的，好在新鮮多汁，麵衣則有調味。所以在一口當中同時咬下香酥麵衣和蘑菇，我覺得是最好的搭配了。所以雖然知道其中隱藏著油脂與卡路里，還是抱著「反正不是天天吃」的心理，毫不慚愧地吃了。
麗莎發現我把蘑菇裡裡外外整顆吃下，還貪吃掉在盤子上的碎麵粉脆皮，笑而不語地指給我看她留在盤子裡，堆成像小丘狀的、剝下來的麵衣。
其實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是特別女性化的人。不過我滿喜歡女孩子之間這種不用開口的小示意。我的盤子吃得乾乾淨淨，她的盤子堆著麵衣。那畫面很瑣碎，但是也挺可愛的。是不是有點高中女生趣味呢？如果真是高中女生，應該會嘰嘰咕咕小題大做地討論上一陣吧。但我們之間什麼都沒說、只用叉子一指的示意，這種不必開口的理解讓我很開心。

我覺得我在這幾個女生朋友之中呢，有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傾向。她們在上海的時間比我久，在所屬業界的社會經歷比我豐富，常常用一種姊姊照顧人的口氣對我說話。話題不外是工作上的、感情上的一些事。有時我會有一種感覺，覺得每個人在時間中所經驗的一切，並不只屬於他私人，而是公共的。在像這樣的夜晚，肋排與蘑菇上桌之後，每個人身上發生過的事不再是孤立的案例。一個人說起自己跟男朋友溝通的問題：「也是因為我以前太愛辯論咄咄逼人啦，現在他非常迴避衝突，一感覺到有可能變成爭論，就關閉溝通管道，避到陽台上去抽菸。」另一個說：「我以前的男朋友說跟我在一起絕對不會老年癡呆，因為要不斷地動腦筋辯論。」這樣的表態很快連鎖效應地引出更多的經驗，像是星星之間用虛線連成星座。在這樣的對話中你會聽到其他人也面對過哪些問題。
人始終是有種共性的。微妙地相似著，又關鍵地差異著。
這相似與差異都是重要的。因為看到了相似，就不會再把自己的問題當作宇宙創生以來最重要的事——許多人都有共同的經驗啊，不需要構築一個密林中的城堡來自我防衛啊。也因為看到了差異，發現面對同樣的問題時，不見得人人有同樣的取徑。於是那條走出密林的路，即使有其他人提供的參考地圖，最終還是必須自己去闖盪了。

但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們畢竟學會一些從容。過去彷彿與世界犄角相向、堅硬地抵抗著的什麼，你一直感覺自己與之格格不入的，那些人群，看不順眼的事，粗糙地摩擦著感官的事物。忽然就發現了，一直以來你都與它們共生而存在。在其他人的參考座標裡，在一整個經驗的宇宙星圖中。
有一天他這樣對我說了：「勝負只是瞬間的事。」
我彷彿可以看到他是怎樣來到這個體會之前。厚積而薄發地，將自己養成一個不輕易拔劍的劍客。儘管平日不動聲色，卻始終是準備著拔劍的瞬間，畢竟是個競爭的環境，要在片刻中讓勝負昭然。
可是，我想說的是，生活的長度既然遠超過了「瞬間」，那麼一定也是超越了勝負吧。
我們不都往往是，在某件事之前，一路塗地地敗了下來，然後才發現，故事還沒有結束。原來所謂的勝負，不過是另一個更大敘述的序曲。
在那個更大的敘述中，勝負、吉凶、成敗，都只是一條引道，將你引至下一個經驗的入口。一個瞬間消失，另一個又出現。故事沒有結束，昨日的勝負遠非定局。我們就這樣一路在時間的廊道中走下去，受著許多瞬間經驗的淘洗。才發現，逐漸打開的乃是，我們心裡的廊道，敞亮一如八月的上午。

流浪者之歌

隨手翻著書，看見蘇東坡寫他的好朋友、畫竹名家文同的一篇文章，〈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這篇文章的名氣，主要來自它包含了蘇東坡評價文同的畫論。但實際上它也是一篇祭悼的文字。那應該是個晴朗的日子，七月初七，蘇東坡正把他的書畫收藏拿出來曝曬，在許多畫卷當中，看見已死的文同所畫的墨竹。晴空之下，痛哭失聲。
在我心裡，已經有了那個蘇東坡站在朗朗七月夏陽之下，冷不防被傷痛給灼燒了的畫面。再回頭讀這段論文同畫竹的文字，總覺得不只是對畫藝的評論。而帶有一種傷逝的速度感。初生的竹子，只有一寸長的時候，已經是有節有葉，接下來一節一葉地抽長生長，彷彿不斷重複著自己，而至累積到十尋的高度。對於這樣的竹子，文同的畫法不同於一般尋常的畫師，他不把竹子看成一節一葉緩慢的累加，而是先把竹子看進了心裡，然後迅速地「追其所見」，在紙絹上快速顯影心眼所見的竹子。
那是一種追趕。印在心裡的事物，無形，無影，轉瞬消逝。藝術便完成於那夢幻泡影的瞬間。當它成就之時，擴大了那個瞬間，像是對這不停息的宇宙進行了一次干預介入。但同時，創造出來的藝術品、創造藝術的人，也進入了這世界的時間流轉裡。畫家離開了，他的朋友落淚了。發生這件事情的日子，距今已經有九百二十七年了。
另一件表面上不相關的事是：有一天我看了一個男女配對交友的電視綜藝節目。類似的節目以前也曾經有過，但現在遊戲規則和話題都變得更複雜，幾乎所有人都在說自己被前任男友或女友劈腿的慘痛經驗，然後再從對面的異性當中選擇自己想要配對成功的一位。十分鐘後我忽然有一種很錯愕的感覺：大家都覺得這節目好看嗎？只有我覺得那些在聚光燈下被放大講述的過去，示好或試探的姿態，殘酷得難以負荷嗎？我不是說戀愛不行，而是那種「上一次遇人不淑，希望下一個會更好」的期望，那種把幸福強烈寄望在「找到下一個人」的執念，濃濁得讓我呼吸不過來。

我以存疑的眼光看著這些，忽然就想起在公車上聽到司機說，冬天是許多流浪狗死在大客車停車場的季節。因為大客車跑了一天下來，輪胎冒著熱氣，常會有流浪狗靠在輪邊取暖。下一個司機要是沒注意，開動了車子，立刻就是肚破腸流的景象。這聽來的畫面實在太慘烈了，我久久不能忘記。那朝不保夕的命運，彷彿一種隱喻。為了一點溫暖，誤信輪胎是永恆不動，幾乎必死無疑地依靠了上去。
在這些片段的事物當中，有時感覺在一瞬之間瞥見了，自己依賴著什麼而生。一直以來，如影隨形附著在某些依戀之上，恐懼於放手。要經過許多事我才明白，那樣的攀附並不帶來安全。相反地，依附的本質是漂蕩。赫曼赫塞的小說《流浪者之歌》，我在高中時候讀了那本書，當時並不知道悉達多不只是一個角色，而正是我自己。我們生來是流浪者，跟隨著貪戀的事物轉。在那些事物瓦解消失之時，茫然若失，不知接下來該流浪到哪兒去。
有時候，所依戀的事物就在眼前，我看著它，不動感情地，像看著一朵花，每條脈理都清晰透明。彷彿一個物件，步驟與成分均可被拆解，於是就看見了那些偶然的、毫無道理的部分。「為什麼依戀它呢？」甚至覺得自己很無聊了。但另一些時候，則是一無防備地在慣性的依賴裡呼吸。

如果，這兩種極端之中，我能夠只用其中的一種過生活，會不會少一點流浪感呢？要是我完全地依戀一種事物，不留退路，或許是一種活法，像小時候看的那些太空旅行科幻卡通，太空人們浸泡在睡眠的液體裡∣這樣做的危機是：喚醒的強制裝置並不握在自己手裡，有一天，鬧鐘響了，你還是得醒來，發現自己登陸在一個陌生的星球。或者，如果我能全然看透事物的本質，沒有那些明知無理卻還是存在的依戀，我便會自由了。問題是，屬於我現階段的流浪者之路，就是擺盪於兩者之間吧。不完全的夢囈與不完全的清醒。蒙著眼睛居住在夢境裡是做不到的，但也還沒有透徹到來去自由。周遭的世界如文同的竹子般不斷抽長生長，一瞬之間，我看見了什麼，追趕著什麼呢？
幾個世紀前的那個七月七日，蘇東坡在曬書之時，忽然感受到的心痛，也是一種流浪感吧。他的好友文同已經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兩人之間往來的回憶，一封信，一張畫，都是無法再重來的片斷。他已經無可選擇地，從過往流浪開來了。也許他也在那一刻體會了追趕的本質，事物在你看見、並加以賦形的剎那已然改變。意識到這點的瞬間，那個曬書的院落忽然變得好大，像是在另一本小說裡，流浪者悉達多正要渡河，在他眼前敞開的那種無垠廣大。

尋歡作樂

派對結束的時間大約是清晨四點半。出了房間，進入大樓走廊的我們，立即從前一秒的情緒抽離出來，節制而安靜地走進電梯。實際上我們的內裡，還處在一種暈眩之中：那是音樂與酒精在身體中的作用，一整晚過激大笑後的臉部肌肉與眼神，還有由吵鬧與缺乏睡眠 動的耳鳴。帶著這樣的暈眩，進入凌晨四點半，用日光燈管照明的、死寂的大樓公共空間。一樓的安全警衛無所謂地看著我們走出電梯，走過他眼前，對他而言這個晚上已經接近尾聲，在一切如常無所變化當中，又一個日子剛被度過。我們的夜晚和他的既相像又不同，但無論五分鐘前怎樣地大笑過，走進公共空間時我們都必須尊重這個時刻主流的沉寂。

在大樓的門口，伸手招計程車。司機的眼神，也是在沉默中排班等候了一晚之後的那種空白。車輛滑入車道，天空已經從遠處的樓房上方開始變色。星期五晚上結束了。在這城裡許多地方，週末晚上分別是在不同時間參差不齊地叫停。我知道我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我是那種即使五點才入睡，生理時鐘照樣讓我在八點醒過來的人，然後接下來的一整天都在敞亮天光中感到刺眼。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很少參加這種鬧一整夜的派對，偶一為之足矣。
但對許多人而言，週末晚上不該待在家，應該出去玩，是城市生活潛藏的強大邏輯。不斷更新主題的餐廳、夜店，雜誌上的報導，都給你一種印象，週末就應該是玩樂的。它好像是人際關係成功的證據，消費時代的美德。
有時我會在週末晚上接到這種電話：對方說完了正事，還補問一句：「妳一個人待在家啊？什麼？在看書？今天週末耶。」好像我立即被打入生活無趣、人緣差的典型，應該向全民謝罪。為什麼呢？為什麼週末晚上的尋歡作樂會變成這麼重要的事啊？
讓我說說最近的另一個星期五晚上吧。我和幾個同事相約吃飯，但是下班時間從晚上六點開始一延再延，每個人手邊都滋生著新的事務，走不開。終於晚飯變成消夜，我們在饑餓中直奔淮海路一家茶餐廳，迅速點了海南雞飯，椰汁飯，炒粿條，沙嗲…。最後每種食物都剩下一點，但誰也吃不下了。卡卡招手向服務員要了一只外帶便當盒，把剩下的海南雞、牛肉、蝦、飯和河粉拼裝在一起。她是那種不喜歡把食物剩下的人，打包手法既俐落又兼顧裝盤的美觀。不知道的人看了會以為茶餐廳推出綜合口味的快餐。她把便當裝進塑膠袋，然後把服務員提供的免洗湯匙筷子留在桌上。反正是帶回家吃的，別浪費餐具。她盡量做到環保。

要想在週五晚上的淮海路招到一輛計程車，幾乎是不可能的。路邊無數的手臂伸向車道，供遠遠低於求。我們決定沿著茂名南路散會步，離開這招計程車的一級戰區。一個孩子忽然跑過來叫：「阿姨。」拉著卡卡手中的塑膠袋，裡頭是那只拼裝精美的飯盒。
「什麼事？」卡卡說，「啊，你要嗎？」
孩子點頭。
「給你。」卡卡把整個袋子給了他。那坐在商店櫥窗前的母親發出虛弱的提醒：「說謝謝。」她的手肘撐在膝蓋上支著頭顱，年輕而疲憊。
走了幾步路，卡卡說：「哎，我沒拿筷子，他要怎麼吃啊？」
我們都沒說話，後悔剛剛把那套不環保的免洗筷子留在餐廳桌上。
另一個晚上，我遇見一個人對我說：「也許上海並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這樣說？」我問。
「我在倫敦住了很多年，還經常會發現哪裡我沒有去過。但是到上海才一年半，已經不覺得有新鮮的地方了。」
為什麼你需要那麼大的城市？為什麼需要那麼多新鮮沒有去過的地方？那時我心裡湧起這樣的疑問。但這些話畢竟沒有說出口。因為他說這話時，又是那種週末夜晚結束的時刻。坐進計程車，遠離了喧鬧的餐廳或酒館，車子行進的軌跡刺入夜色裡。也許他說這話是因為開始感到，又是一個相似的夜晚，又是用吃喝度過。
我有點想對他說，會不會其實與在哪裡無關。這突如其來的狹窄感覺，會不會是因為週末晚上被給予的命題本來就是狹窄的？這樣的夜晚你走過最熱鬧的城區，會遇見在路邊乞討的小孩，但那不是你要看的，你甚至必須忘記他，忘記你剛給出去的那個便當盒少了一雙免洗筷子。你想要找沒有去過的、好玩的地方。
週末這樣的時間，分割了空間。你走上一條街，從意識裡割開你無法處理、不願意看到的空間。剩下的部分，越來越小。
於是我忽然想到，享樂其實是件狹窄的事。對於這樣狹窄的事，也許一整個世界都…不是那麼大。

週日清十郎

這樣星期日下午，有一種「再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了」的氣味。
最近一個月，陸續有朋友來訪，又陸續地離開。早上，最後一位訪客前往機場之後，我的小公寓忽然陷入寂靜，又恢復到久違了的一個人靜靜的生活。下過雨，空氣是潮濕的，上海似乎也比晴朗的日子少了些浮躁，落地窗帘在涼風裡微微掀動著。我忽然意識到，像這樣的星期日下午，也有屬於這個時段的，無所事事的命運。

從現在到睡前，不會有什麼事了。最多是有人在MSN上喊你，或者你打開電視，讓影像與聲音淹到生活裡來，就彷彿有些熱鬧，有點事情在發生。但那不過是些偽造的發生。只在你承受不住寂靜的時候應喚而來，又隨時可以用一個遙控器或滑鼠標驅趕而去。這樣的事件算不上事件，是事件的替代品。
也許大家都默默遵守著星期日下午應當無所事事的準則，所以政治人物要開爆料記者會也都避開這個時段，真正重要的事自然會等到星期一早上去發生。那時你醒來，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烤好吐司，準備出門之時，你和這個城市的節奏又卡榫在一起了。而星期日下午彷彿只是過渡到星期一早晨之前，一段時間的雞肋。
我對這樣的星期日下午，有一種奇妙的感情。我對它既熟悉，又害怕。朋友是好的，人群是好的。但我性格裡有種根深蒂固的孤僻，需要保留時間給自己一個人獨處。星期一到星期五是社會化的時間，星期六經常有朋友相約吃飯。於是完整的獨處便發生在星期日下午到晚上，那時你和社會人群的關聯最為鬆脫，你感覺一種活躍的鋒利與清醒。但有時，醒來的反倒是內在的不安。
因此是一把兩面刃。像是擲骰子，在骰子停止旋轉之前，你沒辦法確定今天會陷入哪一種狀態，打開哪一扇門。
我的簡單歸納是：抱定執念而等待往往最糟。期待著這段獨處時間可以作為對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清洗，一個人在房間裡獲得某種洞見或靈視般的清醒，那麼往往召喚來的反倒是不安。什麼都不期待地去閱讀，思考，書寫，反而好。但是因為在一個禮拜當中，好不容易有這樣完全靜處的時間，要什麼都不期待反而難。

星期五剛收到的包裹裡，有《浪人劍客》第二十三集。前兩集，吉岡清十郎死於和宮本武藏的決鬥。現在他的弟弟傳七郎也等待著與武藏的比武之約。
在吉岡家的第二名劍客，展開與武藏的比試之前，吉岡道場出現了這樣的聲音：這場比武應該發生嗎？還是必須被阻止？
如果傳七郎決鬥而死，吉岡道場也就完了。如果他活下去，雖然無法替兄長清十郎報仇，吉岡道場畢竟得以延續。那麼，做為一個道場的當家，傳七郎是應該走上決鬥之路，還是應該放棄比武的念頭呢？
我覺得作者丟給我們（以及丟給傳七郎的），是個有趣的難題。首先他點出了另一條路—比武並不是人生的全部。雖然這是一部劍客漫畫，但作者挑明了在比武之外還有別的活法。宮本武藏選擇了不斷比武、在決鬥中證明自己，佐佐木小次郎也是。但這絕不是唯一的路。吉岡傳七郎，應該選擇這條路嗎？
或者，我們可以跳回兩集以前，替當時還沒死去的吉岡清十郎問問這個問題。他應該選擇這條路嗎？
吉岡清十郎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些。他是天才型的劍客。他第一次登場時，以極快的劍法在武藏額頭上留下了一道血痕。那時武藏連他的劍都沒看到。兩人之間誰高誰低，局勢很清楚。但清十郎和武藏不同，他畢竟是京都名門的繼承人。當武藏流浪四方磨鍊劍術，多次與死亡擦身而過，這段期間清十郎一直待在京都。武藏成長了，清十郎卻沒有。於是這第二次的見面，武藏已經可以閃過清十郎的劍。清十郎卻沒有閃過—不只沒閃過武藏的劍，也沒閃過自己的命運。

那命運便是：他一直停留在原地。清十郎是天才，但他的天才使他成了尷尬的角色。他有成為劍術好手的天賦，但是他沒有像武藏那樣遊歷各國追求力量的條件。要說繼承道場，他也不是弟弟傳七郎那樣適合守成的人。也許比較接近他的是胤舜—前幾集出現的寶藏院的二代掌門；兩人是武術名門的繼承者，同樣被譽為天才。只是胤舜因為師父胤榮指導武藏來挑戰他，而在對陣中突破了自我的限制。而清十郎始終沒有走到那一步—他缺少一個上師，缺少一個將他逼臨死亡的人，錯過了從死亡中新生的經驗。
也許骨子裡，他是在星期日下午型懷有期待的那種人。為靈光閃現的瞬間而存在，厭倦於日常的鍛鍊。在第二十三集，吉岡家的大弟子植田良平說，吉岡清十郎的父親留給他一句遺言：「只能和有十戰十勝把握的對手交手。」對於遊歷各國磨鍊劍術的浪人們而言，追尋比自己更強大的敵手，進行沒有十全把握的挑戰，也許是家常便飯，是成長的捷徑。但對於維繫一個道場的掌門而言，卻不是這樣，可能真是要規避沒把握、無意義的對決才是。或許清十郎的困境在於，他兩者都不是。如果清十郎能選擇，他該走哪條路呢？
這是這個星期日下午我所想到的事。在窗邊看著河流的水光，聽見背後社區傳來小孩嬉笑大人交談，那種日常生活的聲音，我想到這個漫畫中的角色，一個修練不完整的天才。他如今已經從這部漫畫退場了。但我真想把他從漫畫格子裡搖醒問一問，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會怎樣選擇？

閱讀，不貼著世界的表面走

2006年7月 ELLE雜誌與博客來網站合作活動專訪

ELLE：如果用一句話來說，你覺得對你來講，閱讀是什麼？
張惠菁：
體會世界的許多方法之一。它絕不應該被當作唯一的方法，但少了這個方法損失也很大。

ELLE：在閱讀當中，最享受的部分是什麼？
張惠菁：
一本好的書，境界是有層次的。你十幾歲的時候讀，以為讀懂了，其實還在最淺的層次；二十幾歲的時候再讀，讀到高一點的層次；三十幾歲再讀，又更深入一層。像這樣的過程，既是發現一本書的境界，也是看到自己的成長。這些事大部分都是無法對人說的，說出口只能是百分之一。因此一定是孤獨的，孤獨而深刻。

ELLE：你覺得閱讀會讓人更有魅力嗎？為什麼？
張惠菁：
我覺得人是需要自己的空間的，每個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方法，讓自己與世界維持適當的距離，保持自已的節奏，而不是那麼貼著世界的表面走。有了這樣的空間，才會有魅力。不然你會覺得他性格好像缺了種景深。而閱讀就是養出這種空間的方法之一(當然並非唯一的方法) 。

ELLE：你最早的閱讀記憶？
張惠菁：
小時候媽媽會帶我到重慶南路的東方出版社買書。當年東方出版社有出版一系列世界名著改編成的少年文庫版。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基督山恩仇記等等，這些應該就是我最早的閱讀印象吧。

ELLE：現在正在讀的是什麼書？
張惠菁：
莎士比亞的《埃及豔后》(Anthony and Cleopatra)。

ELLE：什麼時候你會覺得手邊非得有一本書不可？
張惠菁：
以前我常常隨時都想要手上有一本書。等車的時候、搭飛機的時候、睡覺前...。幾乎是隨時都想拿閱讀來填。隨時都在買書。現在則沒有什麼時候是非得有一本書不可了。比如說,，等車的時候,，與其讀一本書,，還不如閱讀人或是身邊的空間。能夠讓心空下來,，才有填滿的時候，我覺得閱讀的品質反而提高。

張惠菁覺得有魅力的男人應該閱讀：

浪人劍客
張惠菁的理由：台灣男人很可憐，從小被教育著追求成就。但是我覺得完全成就導向的男人是沒有魅力的。這本漫畫獎的是追求劍術的修練，以及尋找對於力量的定義。讀過這本漫畫的男人對於自己的人生追求，應該擁有另一個思考的觀點。

莎士比亞全集
張惠菁的理由：西方的文學經典，一個有教養的人類必讀的書，也擁有極為豐富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每次重讀都可以發現角色的不同面貌。我覺得一個有魅力的人往往會因為自己的豐富，因而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豐富面向。

紅樓夢
張惠菁的理由：東方的文學經典，是一個有教養的人類必讀的書，也都擁有極為豐富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每次重讀都可以發現角色的不同面貌。我覺得一個有魅力的人往往會因為自己的豐富，因而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豐富面向。

東坡詩選析
張惠菁的理由：詩的文字有一種精鍊的、獨特的空間感，跟散文小說都不一樣。對我來說，讀詩的男人在魅力上就一定會加上幾分。現代詩也許閱讀的門檻太高，但是蘇東坡的詩應該好讀又有寬廣的眼界。很多人覺得魅力是外表的光鮮亮麗，但是我覺得沒有經過挫折的人通常會缺少幾分更深厚的魅力。就像經歷被貶謫卻依然擁有豁達人生態度的蘇東坡。

金剛經
張惠菁的理由：這是一個強調自我的年代，但是閱讀應該是要放掉你的自我，去與另一個角色相會。這本書就像是一個基礎的教學，讓你知道自我不是那麼重要，可以完全的放空，然後你可以進到另一個境界。就像一個基礎的方法學，不管是面對生活、閱讀，或者任何其他面向，都是唯有你放空自我時，才可能真正進入最豐富的世界，也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穫。

一句沒聽見的話

世界盃足球賽落幕了。但留給人們最大的懸念，不是哪個戲劇性的進球，而是一句我們沒聽見的話。
法國隊的席丹在冠軍決賽中，頭擊了義大利的馬特拉齊，隨即被紅牌出場。幾乎大家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怎麼穩健持重的席丹會做出這樣的事。在那段一再重播的錄影畫面中確實可以看到，馬特拉齊緊跟在席丹身後，嘴形不斷開闔說著什麼。義大利隊拿走了冠軍獎盃，但是球迷們還在問，他到底說了什麼？

在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我在網路上至少看到三個版本的說法。一說是諷刺席丹的阿爾及利亞裔出身。二說是侮辱席丹的母親和姊姊。另外是咬緊了席丹曾在義大利尤文圖斯職業球隊踢球，罵他忘恩負義之類的話。根據後來席丹的公開說明，第二種說法是比較接近的。
那是一句我們都沒聽見的話。但所有的推論都以為，一定是對準了席丹的某個弱點、他最在乎的人與事，像一枚楔子般插進心頭縫隙，然後憤怒就從那裡爆發了。網路上流傳的有關「那一句話」的說法，基本上都是環繞著他的出身，他的過去，他的親人。
於是在那一天，球場不只是球場，決定勝負的不是技巧、體力，這些純體育的因素。是關於「你是誰」，「你在乎什麼」。球場內外的界線消失，比賽時間的限制也泯滅：過往、出身，被帶到了場上；而那一下頭擊，又將跟著他走到場下，成為一生的紀錄。我們這些觀眾可曾意識到，我們所注目的球場，乃是席丹以及其他所有球員，生命的一部分而已？他並非只活在球場上。踏上草坪時，身上攜帶著生活裡的愛憎。
在許多球星光環耀眼，拍起廣告架勢更勝明星的這個時代，席丹長得並不好看，早早就禿了頭，看上去樸素而沉默。我想起讀到過的一些關於席丹的小故事。幾乎所有在席丹開始踢球的早期認識他的人，都會提到他的害羞膽怯。十五歲那年，把席丹帶進嘎納隊的瓦爾勞德說，他當時看出「這孩子的怯場主要是因為性格內向的關係，一旦想辦法讓他進入正軌的話，他的前途將不可限量。」瓦爾勞德還回憶過席丹因為打了在場上踢他的球員而被教練罰掃地。十六歲時席丹在他的第一場職業球賽中遭遇一位對手，也就是後來和他同為法國國家隊隊員的德塞利，兩人在場上有不少肢體衝突，席丹回憶德塞利的骨頭很硬，而德塞利則說席丹當時還膽怯得像個小孩子呢。

這個阿爾及利亞裔，貧窮出身，曾在馬賽球場撿球的孩子，是怎樣成為世界頂尖的球員的？是不是真如當年瓦爾勞德所說，克服了他內向的性格，才成就其不可限量？那克服的過程，又有多少不為人知的事？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有兩段關於李後主的評論，我特別喜歡。「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越深，則材料越豐富，越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越淺，則性情越真，李後主是也。」王國維把詩人分為兩類，一種需要有較多的經歷和體會，另一種則正好相反。李後主，正因為他是在深宮裡養成的，對外在世界的閱歷不多，因而保存了一種直觀的銳度。但也正是因為這個銳度，在南唐亡國，面對不再友善的宇宙，才能寫出後期那麼深刻沉痛的作品來。宮殿是個培養皿，長期以恆溫恆濕養成著這枚珍貴的菌體，然後放出去，讓他在突然的溫度變化中，完成劇烈的抽搐。我們稱之為藝術和美。
時間、命運，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養著我們？等待那打開培養皿的一刻來臨時，我們才知道我們會從什麼方向被檢證，留下什麼樣的姿態。
足球員當然不是主觀的詩人。在現代國際化的職業足球場上，頂尖的球員會被簽到另一個國家去踢球，像到各樣的環境裡打開培養皿。球員多國籍的組合使他們必須適應各種球風，養成技巧以及性格，處理球場外複雜的關係，決定年少時的潛力是不是得到發展，或者就此隱埋。要練得既有爆發力又冷靜，要練得會激怒對手但不會為對手所挑釁。

我總覺得，那一下頭擊的瞬間，席丹或許又成了當年那個內向的孩子，不明白為什麼對踢他的人還手會被教練罰掃地。他本性羞怯，卻要學著在球場慣見的語言與肢體衝突中立足。有時他以球技繞過暴力，有時候也動粗。也許隨著歷練與成長，他畢竟突破了性格的某些限制，才到達今天的高度。也許有些性格，一直不曾改變過。
那一句我們沒有聽見的話。它就像一句咒語。並且籠罩在這咒語下的人不只是席丹。我們這些在電視螢幕前盯著那戲劇性、又彷彿命定一幕的觀眾，都一起看見了那魔咒揭露的世界。
那一刻我們意識到球場彷彿劇場，淚水，汗水，真摔，假摔，技巧的展現，暗中的拉扯，國族主義的吶喊，與排外的冷潮熱諷…。一個球員經歷這一切才站上了世界盃的球場，像是盤球穿過重重的防守。會到哪裡？誰也不知道。即使已經在歷練中變得沉穩，性格裡某個微小的角落，也許還封存著原有的靦腆。而爆發的憤怒，也還如同一名內向少年第一次遭遇衝突時般地，新鮮激烈。
那一句我們沒聽見的話，也許提醒著我們這樣的訊息：世界不只由優美細膩的技巧成就所構成，還有無理可說的潛現象與衝突，很多時候一個人必須獨自消化、承受，以便走得遠一些。

高原與鐵路

我那住在北京的朋友小凡，計畫今年要到青海去當一個月的志願教師。據說是個偏僻苦寒之地，原來就只有一個老師。後來唯一的老師也不幹了，只好由附近寺廟的喇嘛代課兼當校長。八十幾個小孩，不分年級地在一塊兒上學。

對於不習慣當地氣候的人而言，夏天已經是最不苦的時節了。為了避免城市知識青年的熱情，一下地就被嚴峻的環境給磨平，特別挑了夏天去。即使如此還是被她的朋友們唱衰，大家都拿聽說那裡多苦多苦來嚇她，說她住不了三天就會哭著要回北京，巴巴地在村口等車來接。小凡不為所動，堅定要在今年執行她的青海之行。
預定出發之前兩個星期，小凡患了感冒，而且還咳嗽。感冒在平地是小事，但到了高原空氣稀薄之地，卻是致命的。「感冒沒好就不能去。」醫生和去當過志願老師的前輩都這樣警告她。看來真是不能掉以輕心，她也確實聽話在家養病，等著感冒好。誰知道都等了三個禮拜了，還是咳嗽。眼看遠在北京的幾隻感冒病菌，又要讓青海的八十個孩子度過一個沒有老師的夏天了。
就在小凡等待感冒痊癒的這段期間，青康藏鐵路通車了。忽然之間，青海、西藏變成新聞的焦點。這條全長一千一百四十二公里，海拔最高的鐵道，使從青海到西藏的旅途，縮短成十三個小時車程，並且是坐在設計如同機艙、有隨車醫生、補充著氧氣以防高山症的車廂裡到達，大大地降低了旅途的難度和危險。在新聞裡我們透過攝影機鏡頭看見，那些白雪皚皚，巨大凜然，充滿神性的山脈，就在月台之外，彷彿伸手可及。
一個多世紀前，鐵路剛被引進中國時，曾遭遇到強大的抵抗。這一頁歷史，是中國現代化初期最激烈的撞擊之一。火車被妖魔化，有的路段才建完就被拆毀。而且反對者不只是未受教育的小民，還包括沈葆楨等知識分子與重臣。記得以前在教科書裡讀到時，只覺得那些反對意見愚昧、民智未開。現在我反倒覺得可以想像、而且同情，那些第一次看見火車的人，會有多麼地驚恐。
在火車出現以前，這塊大地上，從沒有任何人、任何物種，可以用那樣的速度，那樣機械而無視於環境的方式，冒著黑煙呼呼地前進，彷彿一把利刃切開大地的肌理。反對者認為這會震動祖先墳塋（其中最重大的當然是滿清的皇陵），破壞風水。另外就是占用良田，影響百姓生計。
這是一種與現代文明截然不同的土地觀。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土地是育養性的，她的第一個是作用是作為良田，成為升斗小民依賴、附著的地床。徵用田地築鐵道會剝奪了這個根基，使人民流離。他們的另一個視角是死者的角度。對於當時的人而言，埋入了地底的死者，並不真的在死亡的瞬間就斷絕了與此世間的一切聯繫。他們像植物的根莖般藏在地底，卻仍然能對世間的事物產生影響作用。

土地是神祕的，是在混沌，曖昧，黑暗中孕育著滋養的力量。對於世代抱持這樣觀點的人群，第一次看見火車呼嘯著切開地平面，那景象對他們而言必然是極端暴力的吧。
當時的觀點，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或許人類小看了天地的容量。當鐵道最終在大地上被築起，它也成為大地的一部分，轉換一種方式來育養與支撐著這個人世。
許多新興行業因鐵道而生，人群沿鐵道而居。近年大陸有一套電視影集「鐵道突擊隊」，是以抗戰時期在山東南部游擊抗戰的「魯南鐵道大隊」為題材。據說有些身手矯健的人，能從行進中的火車躍上躍下，把火車上的貨物偷下來換錢，形成一種特殊的行業，叫做「吃兩條線」。日人占據山東後，鐵道成為運輸物資的補給線，對鐵道軍事控管轉嚴，「吃兩條線」這一行也隨之沒落。但這群亦盜亦俠的人物，卻組織為抗日的游擊隊伍，炸毀鐵路橋梁，劫掠日軍的物資。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棗莊一帶的日軍是直接向這支由遊民、飛賊、工人組成的游擊軍投降的。
「吃兩條線」這行業，可能是鐵路在中國帶來的戲劇性產物之一。距離一八七七年沈葆楨下令拆除吳淞鐵路不過半世紀，中國人民已經習慣鐵路的存在，而且找到在它沿線營生的方法。
我不太喜歡拿「人定勝天」來形容人造的建設工程。這地球上的空間，險阻有時，展開也有時。如果不是青康藏高原的天險，便不會形成有效的保護，使西藏如同一個雪櫃般封存著宗教教法的根基，在適當的時機傳了出來，使許多包括我在內的二十一世紀人受益。還有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要不是入藏之路那麼難走，恐怕遭遇的獵殺遠比現在更多，不是死絕了，就是剩下少數的幾隻被養在柵欄裡從觀光客手中接食物吧。但總也會有那樣的時候，一條道路被開闢出來了，轉換了環境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封存在雪域裡的心靈與自然的寶藏，能讓更多人接觸到。我寧願認為是時候到了，這被鐵道橋梁連通起來的空間應當被珍惜愛護，而不是自大地以為是人類對自然的又一次征服。
直到我寫這篇稿子之時，小凡仍然在等待著感冒痊癒，等待著進入青海的時機為她敞開。小凡說：「我怕這次去不了，以後就再沒有機會了。」我覺得可以理解她的心情。時機這東西是難測的。今年去不了，明年也許因為新的工作，因為家人，因為身體狀況，因為種種牽掛種種因素，更加去不成。雖然感冒聽起來像是一件小事，但自然正是透過微小的事物，改變著時機，以及命運。
我希望小凡能去成。希望那八十個孩子今年夏天會有一個老師。

選秀

自從去年「超級女聲」使李宇春一夕成名，今年各種歌唱選秀節目仍然持續在中國發燒。同時進行中的除了超女，還有「夢想中國」，「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兒」等等。一個夏天，來自各地的少男少女們，通過預選，經歷一輪又一輪的淘汰賽，五十選二十，二十選十…，一路競爭到獲得賽區代表權，再集中進行全國總決賽。在中國的龐大地理空間上，選手的本事被轉化成有形的距離感——能走多遠、到多靠近北京的地方？能不能站進決賽的攝影棚？

為了增加張力，許多節目都在淘汰賽中設計有兩兩抓對廝殺的PK戰。表現明顯優異的選手，在評審手中得分較高，能直接取得晉級通行證。但是實力相近的，就要用PK的方式，決定誰能搶上剩下的名額。
每個節目PK規則不同。有的是由評審指定某二位選手PK，讓他們各自再有一次表演機會，而後評出一位出線。有的則是讓觀眾的手機投票數來決定誰去誰留。不管是哪一種，總之PK賽機制的設計，是從一整組入圍的選手中，單獨地拉出二個來，讓攝影機聚焦在他們身上。這時暴露在燈光下的，就不會只是他們的表演，還有他們的故事。選手們在主持人的引導下，紛紛說起感傷的過去，剛過世的祖父，離異的父母，在異鄉的奮鬥，省吃儉用的生活等等。而他們的家人可能就在台下，跟他們一樣地淚流滿面。
這種節目操作方式一方面確實吸引了觀眾的投入，另方面也一路受著批判。有人認為這正是一代少男少女們的故事，他們當中不少人來自單親家庭，是獨生子女，想要成名、過上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另一些人則認為節目炒作煽情，選手個個都要在台上掉淚搏同情，可實際上他們年紀還輕，並不真的有多少歷練好說，反而暴露了自身的乏味與單薄。無論如何，這確實是個每人都擁有十五分鐘主秀的時代。
但那十五分鐘畢竟不同於日常的十五分鐘。聚光燈對選手們到目前為止的二十幾年經歷，產生一種重新組織、局部放大的作用。某些遭遇和挫折特別能被說成故事，甚至換算成注意力、選票，與晉級權。這些事的重要性被擴大，位階提高。也許不是有意為之，但在眾人的眼光注視下自然就理出了一套勵志片般的說法來。
問題是，故事權不會只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一些選手開始冒出頭，網路上就開始冒出誰整過容，誰結過婚的傳聞。舊照片被貼上網，匿名的同學鄰居開口報料，傳聞跟著賽事發酵。他們還沒成為明星，就先預習了無所不在的、小報式的檢驗目光。一切都發生得極快速，快速的名聲，快速的流言，快速的惡意，快速地檢驗你是否過得了這關、燈光能停留在你身上多久。

或許要吃娛樂這行飯，還真的得過這些關才行。畢竟今天出唱片已經不是歌唱得好不好的問題，還得先一步適應、判讀你在這行業裡存活的長短。我們已經來到這樣一個時代，小我的歷史受到格外多的關注。這件事既印證在許許多多的部落格書寫，也印證在全世界各種真人秀（Reality Show）節目中。
但畢竟選手們都很年輕，每當二個選手在PK時被主持人要求發表感言，他們所說的常常是「有夢想，就會實現」、「我相信我是最棒的」，這一類令人冒汗的話。不幸的是，當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最棒、最特殊的，其結果便是一點都不特殊。一開始我很怕聽到這樣的話。畢竟他們當中絕大部分的人，馬上要面對夢想不會實現、自己不是最棒的事實吧，那時他們要怎樣面對信念的破滅呢？
不過，連續看了幾集選秀節目後，我開始修正我這老人家的多慮了。「有夢想，就會實現」、「我相信我是最棒的」這樣聽來天真的話，有時是選手世故的姿態。（而我之不再為他們冒汗，則是一個觀眾變得世故的過程吧。）況且，如果是會被檢驗、會被校正的信念，那麼就即早檢驗即早校正吧，這是倍速時代的遊戲規則。無論靠的是實力出眾，模樣好看，還是悲慘的身世打動人心，在這個夏天的競賽中，總有人會走到最後的舞台，有人只能走到半途。當稱作「夢想」的魔法沒有發生，還要再回去過自己的日子。
但故事不在那兒結束。故事延伸到舞台底下，在沒有觀眾的地方，不是說出口就完了。節目結束後，故事的下一階段才剛要開始。像李宇春那樣被票選出來，一夕成名，是一種故事。中途淘汰，十五分鐘曝光後便被遺忘，也是一種故事。沒有哪一種是比較容易的。但那十五分鐘也不是不留痕跡的，一個人還得獨自面對他那些在聚光燈下被掀翻了、被局部放大扭轉的過去。
人的故事是在這樣過程裡一點一滴寫成的。不是僅僅在聚光燈下。

到另一個城市去生活

到另一個城市去生活，有兩種危險。一是過得太像原來的自己，另一是太不像。
說危險其實也不是真的危險，應該說是兩種不同的傾向，暗地裡互相較著勁。事實上，你不可能完全採取前者，或完全是後者。最終一定是有些舊習慣、有些新做法，相當比例地混合著，就這樣達到了平衡——你不知不覺中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方式，卡榫進城市的一方空間裡。

影響你在一個新城市裡調整生活方式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是空間。我是在台北長大的，對我來說台北從很多方面來說都算是便利的。巷口有7-Eleven，過一道馬路就有滷味攤、麵包店、咖啡館，二十四小時書店在公車跟捷運可及的地方。這種我們在台北習以為常的機能，很多城市並不這麼方便慷慨地給予。在住商分離較為徹底的城市，又住到和主市區隔著一條河對岸的地方之類，就不可能像在台北一樣，大黑夜裡跑出門去吃客刨冰或是買本書吧。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在類似像美國的紐澤西州，這種沒有車幾乎等於沒有腳的地方時，常常都有種被綁架了的感覺。——窗外的風景很優美，林木也敬業地欣欣向榮著……，但我可不可以出門買個甜甜圈啊？
和空間直接相關的是移動方式。在台北我是大眾運輸工具的愛用者，到了其他城市也還是喜歡利用當地的大眾交通網絡。即使是在計程車相對便宜的地方，例如上海、北京，我住在這些城市的朋友們基本上都習慣隨手攔出租車，唯有我還是很小市民地想搭公車。在上海的第二個禮拜，因為朋友們都唱衰我搭公車行動的念頭（所持的理由包括擁擠啦、天氣熱啦、扒手多啦），我只好自己盯著路上的站牌看，記下上面的地名。這樣拼湊著發現了某兩個熟悉的地名，可以經由某路公車串聯起來，在從一條路線連到另一條，由點到線到面地編組著我對這個城市的認識，第三週起基本上我已經到哪兒都搭公車跟地鐵。

對於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偏執，我有一套振振有詞的理由。認識一個城市最好的方法應該不是搭計程車——計程車算是相當直截了當的一種移動法，從出發的地方上車，請司機開到你想去的地方門口停下來，連停車位都不必考慮，司機要是繞了路你還跟他理論。但對於初來乍到認識一個城市的新手，這種從A點到B點的直接關係，反而太功利了點。搭公車多少會有一些繞路，下了車還得自己走一段距離什麼的，但正是這種過程，無意中便讓你發現了一家店、一間館子，沿途風景照相般存放在記憶裡，埋下下一個意義附著的起點。
以上就是我為自己建立的「人人應當多搭公車」理論，當然背後還有一、省錢；二、習慣等理由。這大概是我前面說的，不希望因為是到了另一個城市，就變得太不像自己的部分。
還在熟悉上海公車站點期間的某一天，我搭車到南京西路買東西，回程找不到相反方向的公車站牌，乾脆步行走上一段。逐漸地，在步行的速度中，脫離了上海最繁華市區的燈火，走進車輛已經變得稀少的地段，緩慢沉澱到冷清的過程。拐過幾個彎，行經一較為老舊的城區，地面忽然又熱鬧了起來。那是另一種熱鬧，天氣開始熱了，許多人把椅子拉到人行道上，弄堂口外。他們有些人穿著白色的汗衫，或是條紋的睡衣，分別是在乘涼，下棋，聊天，炒菜，或是吵架。那些你以為該在圍牆裡的生活，就在路邊的人行道上坦白地發生。

和這些聲音景象同樣生鮮活躍的，是味道。許多人還是有隨手將垃圾往屋外丟的習慣，我早上去搭公車的路上，常會看見地上一攤新鮮的茶水，「喔，今天早上喝檸檬紅茶啊」，立頓茶包和檸檬片都在裡面，茶水的形狀也是那種剛潑出來，很有動態感的樣子。大概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到了晚上，路面的味道明顯和早晨時不同，那是一整天生活產出的廢棄物所致，實在不是很好聞。再晚些，等這些在路邊的下棋聊天社會型活動陸續結束，人們回到屋裡睡眠的時候，會有掃街車把一整天累積的垃圾和氣味清洗乾淨。於是城市又準備面對新的一天。
無論別人是怎麼表述上海的繁華，雜誌封面總是那些超高樓層飯店或企業大樓，美麗的明星與模特兒，但一座城市的存在，其依賴於夜間的路旁聊天、垃圾的氣味，這些現代都市竭力要掩蓋，要讓它們不那麼惹人眼目、刺激感官的聲音與氣味，恐怕一點都不亞於那些鮮亮的外表。我想起王安憶的小說《富萍》，寫繁華的核心之外圍，一些小人物就著城市的一個角落，結構起來的生活。
我在上海租的小公寓，位在蘇州河邊，有一扇窗開向了河景。有人告訴我蘇州河是上海市對外清運廢棄物的要道。「這麼說這條河是城市的大腸囉？」我說。「可以這樣講。」他們笑著回答我。夜裡，安靜的河面上會有貨船緩緩駛過，載著這一整天上海產出的種種，被遺忘的，被棄置的事物，不知朝向何處而去。

慾望圖書館

克麗奧派特拉七世，一般以「埃及豔后」之名為人所熟知。我不知道這兩個名字哪個比較適合她。「埃及豔后」強調著她的「豔」，還有「埃及」，好像她是埃及這地方的名產似的（類似「宜蘭」牛舌餅，或是「大甲」草蓆）。但「克麗奧派特拉七世」這個名字，則提醒著她屬於一個漫長的世系。這個世系是托勒密一世於西元前四世紀在埃及建立的王朝，此後王朝一代一代的統治者，男的都叫托勒密，女的都叫克麗奧派特拉。彷彿他們並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從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像穿上同一件袍子般地，變成了同一個人。

並且這個王朝世世代代由兄弟姊妹近親通婚。也就是說托勒密們，和克麗奧派特拉們，互為夫妻。托勒密一世出身希臘半島的馬其頓，是隨亞歷山大大帝遠征的部將。但當他進入了埃及，他的王朝卻很快遺忘了希臘的亂倫禁忌，進入埃及王室近親通婚的傳統。就像亞歷山大東征之途越深入，就越被亞洲所吸引，開始採用波斯服飾與儀節。莫非，真像是柏拉圖〈蒂邁烏斯篇〉（Timaeus）中埃及僧侶所說：「希臘人跟埃及人比只能算小孩子」，這個孩子於是接受了古老土地的撫養，而長成了與他的基因不相干的人。
但即使是兄弟姊妹、即使是夫妻，仍然可以反目。克麗奧派特拉七世是托勒密十二世的女兒。在她父親死後，她成為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的皇后。但姊弟/夫妻兩人很快便展開政權的爭奪。此時強大的鄰國羅馬也發生政爭，凱撒為追捕政敵龐貝來到埃及，克麗奧派特拉很清楚這正是她所需要的外援，她成了凱撒的情人，藉由凱撒的幫助而取得了政權。
在種種傳說之中，有一個是關於書的故事。據說凱撒縱火焚燒停在亞歷山卓港的埃及艦隊，大火延燒到岸上，波及了古代世界規模最大的亞歷山卓圖書館。
這筆書籍的損失，後來由克麗奧派特拉七世的另一個情人，加以補償。那就是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角色，馬克安東尼。
馬克安東尼原來是凱撒的部將。凱撒遇刺身亡後，他成為最可能的繼承凱撒權勢的人。克麗奧派特拉一定也看清了這點。她又成了安東尼的情人。這段歷史後來成為莎士比亞的悲劇題材，牽涉權力，愛情，謀略，與政治。在世界的權力板塊重新拼組好之前，在羅馬的奧古斯都皇帝崛起之前，埃及的皇后與羅馬的將軍，他們充滿算計的愛情，像是另一種版本的張愛玲《傾城之戀》。

當馬克安東尼據有了小亞細亞和埃及，據說他將位於今日土耳其境內的另一所古代圖書館∣∣白加孟圖書館（Pergamum）的二十萬卷書搬到亞歷山卓，送給克麗奧派特拉當禮物。
白加孟圖書館一直是亞歷山卓圖書館在知識收藏上的競爭對手。據說托勒密為了讓亞歷山卓圖書館成為世界第一，下令禁止莎草紙出口，結果反而促使競爭對手發明了比莎草紙更好用的羊皮紙。如果這些傳聞屬實，那麼馬克安東尼從白加孟圖書館搬到亞歷山卓的書籍，應該是用羊皮紙製成的，散發著與亞歷山卓藏書不同的氣味。
一位羅馬將軍粗暴地焚燒掉的書，另一位羅馬將軍從世界的另一個角落搬過來補足。這真是一奇妙的、愛情與權力的展示。這個有關圖書館的故事，《希臘羅馬名人傳》的作者普魯塔克曾經講述過，但他似乎是存疑的。這個故事很可能只是一則傳說。
倒是，有另一個關於圖書館、關於婚姻的故事，很可能比安東尼送克麗奧派特拉二十萬冊書更接近史實一些。
在凱撒死時，有另一個病氣懨懨的少年，以義子的身分，成為凱撒指定的財產繼承人。當時，沒有人認為這少年會對羅馬的權力版圖有什麼影響。他的名字叫做屋大維（Octavian），那年他才十八歲。
然而這十八歲的少年屋大維竟然在短時間內，成功收服了凱撒舊部的人心。當安東尼在耽溺於克麗奧派特拉的埃及宮廷中，屋大維憑藉著政治的敏感與手腕，迅速坐大成為安東尼可怕的競爭對手。西元四十三年，安東尼接受了與屋大維的合約，安東尼控有小亞細亞與埃及，屋大維將自己的姊姊屋大維雅（Octavia）嫁給安東尼。
在莎士比亞的悲劇裡，正是這樁婚姻的消息，傳到了埃及，讓克麗奧派特拉嫉妒又憤怒。安東尼只得回到他情人的身邊。但在與屋大維的權力角力上，他已然全盤皆輸了。帝國的羅網收攏，屋大維的軍隊在亞歷山大港外逼臨，安東尼與克麗奧派特拉自殺身亡。

這一連串的故事裡，有一個比較模糊的身影。是屋大維的姊姊，屋大維雅。
她是作為弟弟屋大維政治聯姻的一步棋，被嫁給了馬克安東尼。這樁聯姻確實在屋大維與安東尼之間維持了短暫的和平，或許這和平坐大，我們對她知道不多。但她似乎也不是完全站在弟弟的權力布局這一邊。她曾經帶著軍隊與金錢投奔她的丈夫，但是安東尼拒絕見她。在安東尼與克麗奧派特拉死後，她撫養了克麗奧派特拉為安東尼生的孩子。
當屋大維底定天下，成為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後，他為他的姊姊建了一所紀念圖書館。
為什麼是圖書館？莫非，奧古斯都也聽說了那個傳聞，有關安東尼從小亞細亞運送了二十萬卷的書，去送給他的情人克麗奧派特拉？奧古斯都以屋大維雅為名的圖書館，是給姊姊的補償？是對姊夫的報復？
或是，那只不過是他從當年那個不被眾人放在眼裡的十八歲少年開始，一路隱忍沉潛，合縱連橫，剷除異己，而終於在權利之路上達到了頂峰，這時他停下來，環顧周遭，想要找點什麼寬慰自己的姊姊，才發現這是他所能想到的、唯一的方法？
這是我所知道的，關於圖書館的故事中，最為費解的一則。其費解不是因為圖書館中收藏的那些艱深奧妙的古代智慧，而是牽扯其中的權利與慾望，慘烈一時，卻又消散如霧如夢。

假面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大帝可能是歷史上最傳奇的人物之一。他二十歲成為馬其頓王，二十二歲率軍度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亞洲，從此著魔般地橫掃歐亞大陸。三十歲不到已經打到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從希臘往東到印度河岸全都向他臣服。連死亡對亞歷山大而言都是旋風式的，三十二歲那年他死於巴比倫。

對於那些被征服的邦國而言，亞歷山大的軍隊第一次出現在地平面，或從隘口湧入的時候，必然像是來自異世界的魔軍一般吧。這駭人的歷史事件，直接衝撞了當時人的生命。兩千多年過去了，仍在集體記憶中留有印記。
製作過許多歷史地理紀錄片的麥可伍德（Michael Wood）與一支拍攝小組，前後花了十年時間，走了兩萬英哩路，重訪當年亞歷山大東征的路線。一路尋訪故舊，蒐集傳說、軼事、神話與歌謠，借重當地人的歷史記憶重構東征的史實。這趟艱困的旅程，除了拍成記錄片，也出版為《亞歷山大東征傳奇∣∣從希臘到印度的帝國之夢》（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ria the Great）一書。
透過這個重返歷史現場的紀錄，我們對於亞歷山大當年走過的地形，可以有比較具體的概念。歐亞大陸交界的地帶，遍布著沙漠、山脈，與高原，行軍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更不用提隨時遭遇在陌生地形中出沒的敵軍。是什麼力量的驅使，讓亞歷山大如此著迷於征服？
亞歷山大生命最後的兩年內，性格中暴虐陰沉的部分似乎更加顯現，酗酒，喜怒無常，殺害老臣，殘忍地對付敵人與謀反者。他想繼續征服印度。但是他的軍隊已經疲憊了。離開家鄉，長征十多年，將領都老了，乏了，十多年來看著同袍臣屬仆倒在戰場上，病死在惡劣天候中，這一切都夠了。但是亞歷山大還堅持著向前推進，他的心態已經超過了理性可解的範圍。
在激怒亞歷山大而獲死的軍中要員當中，我最好奇的是隨軍史官卡里斯提尼斯（Callisthenes）。
卡里斯提尼斯的父親是亞里斯多德，古代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亞歷山大的老師。多年來卡里斯提尼斯隨亞歷山大征戰，以一支筆幫助塑造了亞歷山大的神話。但這時他也已經不同意亞歷山大的作風了。

據說，卡里斯提尼斯最觸怒亞歷山大的，是他用《伊里亞德》中的典故警告亞歷山大，並且還連說三次：「帕翠克魯斯較陛下好千百倍，然而死神亦未放過他。」
《伊里亞德》是亞歷山大最喜愛的史詩。當年亞里斯多德帶領亞歷山大進入《伊里亞德》的世界。或許，從那時起，亞歷山大已經被那冒險與征戰的傳奇深深吸引，決定了往後一生有去無回的旅程。
我覺得奇怪的是，卡里斯提尼斯竟會用帕翠克魯斯來比喻亞歷山大。帕翠克魯斯是《伊里亞德》中最勇猛的戰士阿吉里斯的密友。當阿吉里斯與其他希臘將領不合，拒絕出陣作戰時，帕翠克魯斯擔心希臘會吃敗仗，遂穿上阿吉里斯的黃金盔甲，假冒為阿吉里斯驚嚇敵人，結果卻因此死於敵將赫克特之手。
一般而言，常被用來比喻亞歷山大的是阿吉里斯，而不是帕翠克魯斯。在亞歷山大身邊，也有一位他珍視如像帕翠克魯斯般的密友，赫菲斯欽。他們之間著名的故事包括，當馬其頓軍攻入波斯王大流士的陣營，波斯太后投降時將赫菲斯欽誤認為亞歷山大，向他行禮，這時亞歷山大說道：「沒關係，他也是亞歷山大。」
阿吉里斯與帕翠克魯斯，亞歷山大與赫菲斯欽，這雙重的鏡像，同性戀的經典。而卡里斯提尼斯竟然選擇了用帕翠克魯斯，那個英雄的替代者，而不是英雄自身，來比喻亞歷山大。他是有意的嗎？如果不是有意的，怎會連說三次？
印度終於還是成了亞歷山大的折返點。亞歷山大的征服只到達印度西北的邊區。但是當他接近了印度文明影響的領域，仍然在當地留下了許多傳說。有個流傳的故事說，亞歷山大在印度河岸上遇見一位僧侶，兩人一起在水中沐浴泡澡，進行哲學的討論。當亞歷山大說：「難道全世界都只是概念，純屬想像？」僧侶對亞歷山大說，不妨潛到水裡看一看。當亞歷山大依言潛下水面，他忽然忘了自己的身分，看見自己變成窮人，生活艱苦難捱，眼看抵擋不住的災難就要降臨…，這時亞歷山大驚醒了，一看，自己又變回帝王，與僧侶一起站在河岸的石階上，全身還濕漉漉地滴著水。僧侶對他說：「你以為已經過了很多年，其實只不過一瞬間，因此你看，你只是個概念。」

這一類亞歷山大與東方智者對話的故事，就像其他亞歷山大的生平故事般，神話、傳奇的色彩遠大於史實。但我總覺得這些故事的流傳，是一種象徵，暗示著歐亞大陸各地的古老文明，並非只是被動地淪為亞歷山大侵略的受害者。而是，以更深沉的方式回應了他。
根據普魯塔克，還有一位印度僧侶見到亞歷山大時，說的唯一一句話是：「你為什麼大老遠跑到印度來？」
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但亞歷山大恐怕回答不了。他一生讓人聯想到武田信玄著名的旗號「侵略如火」，卻遠非「不動如山」。僧侶不說亞歷山大怎會如此之強，他的軍隊怎會如此所向披靡。那些僧侶都不提，彷彿他並不覺得那有什麼好說，彷彿是把一切看在眼裡，是的，他來了，他侵略了，他把許多人踐踏在腳下了，但是，「為什麼呢？」一個純粹乾淨的眼神。「為什麼來呢？」
亞歷山大將死之際，他的部將圍繞在他病榻邊，問他欲將王位傳予何人。他說：「最強的人。」
或許他一生的追求是成為那最強之人。在死亡接近他時，他認為自己達到最強的境地了嗎？還是，最終他發現那不過是個鏡像的遊戲？如同派翠克魯斯披上阿吉里斯的黃金盔甲上陣，他一直在假冒自己心目中最強的形象。為了讓自己接近那個形象，不斷地前進、征伐。
也許卡里斯提尼斯看穿了亞歷山大。也許他之觸怒亞歷山大正是因為如此。不在他忤逆亞歷山大的決策。而是他精準地說出了旁人毫無所覺，但亞歷山大日夜恐懼的真實∣∣即是他力量背後的空虛：即使貴為王者，人人聞之色變，他仍然不是他想要成為的那個，神話史詩中的人物。黃金盔甲仍然不是他的。
最終他不過是阿吉里斯的模仿者，就像派翠克魯斯一樣。也許這正是卡里斯提尼斯的訊息。比他好的模仿者派翠克魯斯也不免一死，死亡戳穿他終究只是凡人的現實，那麼亞歷山大呢？
卡里斯提尼斯受到了處決。亞里斯多德在遙遠的家鄉聽聞兒子的死訊，可曾意識這當中牽涉了一個隱喻，就埋藏在他多年前贈與學生的《伊里亞德》裡？史詩裡熠熠發光的英雄人物，驅使了亞歷山大踏上長征的追尋。如今，究竟將他引向了何方？
亞歷山大是不是在印度河邊，潛入深不可測的河水裡，遭遇另一種命運—受他大軍蹂躪的難民、家園破碎、親人死別…，醒時茫然不知何處，站在岸邊渾身濕透了業力？
或許最強的人是那個僧侶。他單純而無念地問：「為什麼呢？」
無敵的亞歷山大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其難度更勝面對千軍萬馬。

律子

兩三個禮拜前，我在開羅機場認識了一個叫做律子的日本女孩。
飛機抵達開羅的時間是早上六點，我辦理完通關手續，拉著行李通過檢查站時，有個穿著打扮像機場工作人員的人過來問我要不要計程車。他身上掛著像是工作證之類的東西，但我不太確定他的身分是什麼。

「不用。」我說，我還是習慣使用大眾捷運系統。「請問到亞歷山卓，在哪裡坐車呢？」
這時走在我前面，一個穿著筆挺襯衫的中年男人，忽然回頭說了句什麼話，那個工作人員模樣的人便不再跟上來了（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眼光，像是無奈地看著客人被別家商店搶走了）。然後那中年男人用英語對我說：「亞歷山卓？跟我來。」
我原來以為他是和我一樣剛下飛機的旅客，見義勇為地提供外地人一點協助。事實上他也是一副熱心人士的樣子：「我是在幫助妳。」他說。「我帶妳去坐計程車，到亞歷山卓只要美金五十元。」
咦？這個嘛...「謝謝。我看我還是去問Information Center好了。」我說。拉著行李轉身就走。
「熱心人士」跟過來了：「嘿，五十美金非常便宜！諮詢中心只是給人問有關飛機的問題的啦，他們不會告訴妳怎麼去亞歷山卓城的。」
到了諮詢中心的櫃檯前，沒有人在。那時是早上六點多鐘，太早了。「熱心人士」還是跟著我：「看吧，沒有人！」我覺得他的口氣幾乎有點幸災樂禍了。
我克制著想瞪他一眼的衝動，不放棄地拉著行李在到達大廳裡，看看有沒有往公車站的指示標誌。他又跟上來了：「這裡沒有公車，也沒有火車。妳只能坐計程車啦！」
我說：「你讓我自己找吧。」繼續拉著行李在機場大廳裡東張西望。
他跑到大廳的一個旅行社櫃檯，拿出一張標準收費表，「妳看，我沒有騙妳，是美金五十元。」
上面確實寫美金五十元沒錯。事實上，後來我比較清楚行情時，知道從開羅機場到亞歷山卓約三個小時車程，包一輛車美金五十元並不算多麼離譜的價格。可是當時我缺少參照係數，而且這位「熱心人士」的表達方式太不直接，感覺太不可靠了，連他到底是旅行社員工、還是什麼人，我都摸不清楚，實在不想接受他的「幫助」。
有一輛航站間的接駁車，已經在斑馬線邊停了一會了。既然找不到別的車子，我就拉著行李往接駁車走去。「熱心人士」一定已經意識到我想做什麼，他像是在做最後的努力，跟在我身後不斷地勸說：「不是這個車子啦！這個車子沒有去亞歷山卓城。」

「嗯…如果妳需要，我可以換一些給妳。」她說。
老實說，這正是我想說的事。
於是我跟她換了五十美金。她拿出手機，用計算機功能，按照剛剛銀行收據上的匯率，計算五十美金可以換多少埃及鎊給我看。算完後她把手機遞給我：「妳自己再算一次看看，因為我不想騙妳。」
後來，當我在另一個城市，另一個地址，想起這個叫做浦律子的女孩時，忽然對她那時的謹慎生出另一種理解。她看起來很自信穩重，在單獨從事自助旅行的人臉上你常會看見那樣的自信。但她也是謹慎的，拿出單據，計算機，在給予你幫助的同時，也要讓你清楚知道她沒占妳便宜。像是亮出雙手，讓對方知道自己手裡沒有武器。這是一個旅行了許多地方的人，知道不同文化、不同性格的人，有多少種相互誤解的可能，因此寧可麻煩一點，話說明白在先。當時，在那個我還不明白其規則的地方，我很需要她這種亮出規則的作法。
我和律子的相處，前後大概只有四十分鐘。從我們坐上接駁公車，到接駁公車把我們載到停車場，換另一部接駁公車，然後再問路，按路人指引的方向步行到巴士總站。我們在這四十分鐘中交換了彼此的名字，電話，email，簡單的自我介紹。她說她原本在銀行工作，曾在香港住過一陣子，去年起辭掉了工作，打算花一年的時間到處旅行。已經去了南美洲，印度，這次專程來埃及。
在巴士總站，我們分別詢問自己的目的地。「到開羅市區？」「到亞歷山卓城？」
於是她上了開往開羅市區的巴士，而我到售票亭去買票。一開始以為售票亭沒人，再仔細一看原來售票員躺在地上睡覺…真的是太早了啊。
幾經折騰後我終於也坐上了往亞歷山卓城的巴士。接下來的一週，為採訪亞歷山卓博物館而忙碌，律子應該也是忙著探索埃及吧。不知她回日本了沒？已經開始計畫下一趟旅程了嗎？
這些旅人與旅人之間的，短暫的交會。幾個禮拜後的今天，我在地球上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想起律子小姐——她那時幫了我一個大忙，以一種謹慎明白的、亮出規則的方式——卻懊惱地發現，我弄丟寫著她email和電話號碼的那張紙條了。

上海式分手

收到朋友從德國傳來的e-mail。一個月前我們通e-mail時，她還在美國賓州。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會收到彼此這樣的信，開頭說：我在波昂，或是我在上海。大概十年前，我們才剛從同一間教室走出來。忽然之間，就變成地圖上移動的游標。
漸漸地朋友分成兩種。一種有比較固著的社會關係：家庭，孩子，丈夫或妻子，穩定的朝九晚五工作。這些朋友，你不太能突發奇想地對他說，走吧我們去西藏，但是可以打電話問他房屋稅的問題。

另一種朋友，不管結婚沒有，主要是沒有孩子，從事的工作時間上比較有彈性，需要經常在各地旅行，也可能是他還沒完全在一個地方定下來。這些朋友，給你的e-mail經常以「我在XX地」開頭。他們問你要不要去那個新城市找他，或是問你人在哪兒、他能不能來找你玩。
前一種朋友經常會羨慕後一種朋友。前一種朋友，大多已經擁有自己的房子，雖然可能還在還貸款。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開始考慮小孩子漸漸長大，原來的小坪數房子空間不敷使用，而準備要換房了。他們在換房時所考慮的，會比買第一間房子時多，例如要有小孩子自己的房間、爸媽或公婆的房間啦，還要有電梯給老人家、與不久之後便會變老的自己使用。他們考慮事情時，有一種單身者不會有的寬度。要照顧到家裡每個人，每個人在時間中即將發生的變化。所以他們總是會羨慕後一種朋友的自由，用一只皮箱就可以把自己裝進去，飛往另一個城市。
我的後一種朋友當中，很多人也羨慕前一種朋友。經常要到世界各大城市出差的高階經理人，抱怨住飯店住到要吐了。另一個剛在上海古北區買了兩房一廳的高級公寓：主臥室連著衣物間，廚房有烤箱，社區有會員制的游泳池和健身房。但屋子裡所有的東西都是給他自己用的，沒有另一個人需要考慮。（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總覺得那屋子有點像個高級的玩具？）在三十出頭的時候，他們會忽然驚異於自己的處境，和從前想的不太一樣。沒有婚姻或孩子，沒有一個傳統定義的「家」，無法控制自己接下來會被派往哪個城市。到底是從哪裡開始，微妙地偏離了他們從前對人生的想像？或者，是當年從來沒想清楚過？
於是我的兩種朋友，就像《雙城記》裡的倫敦與巴黎，互相對照，彼此投去注目的眼光。我老是聽到他們羨慕對方的論調，但是很少人會毅然決然轉換處境，脫離前一種、加入後一種，或是脫離後一種、加入前一種。分開來看，他們其實都已經是生活無虞的中產階級——他們自己也知道，再不知足會被閃電劈打吧。

只是，一切彷彿都很好，又有什麼不太對。
在我這次出發之前，我的兩個「前一種朋友」剛喜獲麟兒，用e-mail傳送著剛出生的小寶寶照片。然後到了上海第一天，給我接風的「後一種朋友」，說著自己才習慣上海卻要被派往廣州，談話的最後又（我就知道！）羨慕起有家庭、可以安居的「前一種朋友」來。
「你只是不擁有一個固定形狀的魚缸嘛。」我說。「那就大手大腳地在海裡游泳吧。」
「會淹死吧。」他不太甘願地回答。
夜裡不知幾點，被一個姑娘哭喊的聲音吵醒。起先是模糊的，後來漸漸清楚，「我不跟你鬧了，你別走！」她這樣喊，大概是與情人吵架鬧分手吧。從頭到尾，我沒有聽見另一個人的聲音，因此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在街上追著一言不發心意已決的情人呢，還是在講電話。那姑娘以崩潰的音量大喊：「再等一下！」
然後我才想起我在上海，住在旅館裡，沒有眼見、但卻耳聞了一樁分手事件。這是上海式的分手嗎？在台北，或在別的城市，我沒「聽」過這麼悽厲的分手。那聲「再等一下」特別慘。也許是情人頭也不回地走了，或是把電話掛了。我聽見她急匆匆的腳步離開了現場，之後下半夜就再沒有她的聲音了。姑娘話已說盡、籌碼出完，那聲「再等一下」，是最後還想緊抓住什麼的一次，無效的掙扎。
對她而言，局勢像流沙一般無法挽回了。她所攀附的愛情，像一個夢境那樣散去——就像我被她吵醒前做的那個夢一樣。夢境殘餘的片斷，好像還漂浮在這旅館房間的上空。我總覺得那聲「再等一下」，與其是對她離開中的情人喊的，不如說是對她想要依附的夢境的喊聲。但是夢境已經瓦解，城堡消失，現實中不存在的人回歸虛幻。想要再把自己藏進去，那是辦不到的。
其實我想對她說，一個夢境的散去真是沒什麼的。這個我未曾謀面的姑娘，在她的愛情夢境破裂的那一刻，同時把我從睡夢中吵醒了。以致於我感覺她像是存在於我之外的另一個平行宇宙，分享一種共同、但又不同的命運。她能不能就放開那個瓦解散落的關係，就像穿越醒與睡的界線那樣輕鬆呢？打破了一個魚缸，那就游到大海去吧。

但是這樣的訊息不可能傳遞到平行宇宙去。未曾謀面的姑娘消失在上海的一千三百多萬人口裏。她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經歷、去尋找一個出口。我不可能使她相信我在時間中學會的信念，出口眼前便是，就地便可以自由。
第二天，一個在上海的「後一種朋友」，也是我妹妹的大學同學，對我說：「妳那個妹妹啊，大學時候欠我兩千元，已經欠十年了啦！」他當然不是真的計較那兩千塊錢，是當作玩笑般地提起。
「你沒跟她說嗎？」我問（繼續喝著飲料，並沒有要替妹妹還那兩千塊的意思）。
「有啊，每次她都說：『你不覺得我們的友情可以維持到現在，就是因為我一直欠著你兩千塊嗎？』」
哈。我覺得我妹說得非常有道理。在這個全球化，朋友四散分居的時代裡，互相欠點什麼其實是挺有人情味的。這是大海裡的人際關係，互相記得在另一處汪洋裏的另一條魚，十年前、二十年前曾經做過的一件事。因此不論對方變成什麼樣子，彼此都還保有不會消失對話的起點。
妹妹，好樣的，那我就不幫妳還錢嘍。

亞歷山卓城

連續幾天我都是在清晨四五點左右醒來。這裡是埃及北方的亞歷山卓城。我住的老式旅店，房間是維多利亞殖民時代的風格，不大，但挑高極高，因此躺在床上的我像是沉澱在房間的底部，空氣是充滿上世紀時代感的溶劑。向外推開窗子看見，天空的暗藍色正在這一刻轉為不安定。不知從哪裡傳來吟唱的聲音，殘餘的夜色便從內部開始，被光瓦解。

底下的街道還沒醒來。附近街廓是亞歷山卓最熱鬧的區域之一，但現在她剛經歷了前一晚的雜沓，卸除了燈光的裝飾，又恢復成壞毀的、牆面剝落的、半塌的樓房。路燈還亮著。有什麼比清晨還亮著的路燈更讓人感到稀薄？
在過去的旅行經驗中，我從來沒有感到這麼孤獨過。我太大意了，對這個城市。
西元前四世紀，來自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不知受了什麼動力的驅策，開始領著他的軍隊四出征討。像一支無法回頭的箭矢，一路破風挺進在歐亞大陸。所到之處，古老的王國應聲而倒。舊事物受到摧毀的同時，新的事物也在誕生，例如城市。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的沿途，創造了許多以他為名的城市，埃及的亞歷山卓城是第一座。
亞歷山大的部將托勒密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下一代的托勒密二世則建立了亞歷山卓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曾經收藏了七十萬卷的藏書，成了古代世界知識體系的象徵，後來毀於大火。大量消失於火中的古代知識祕寶，也使這所歷史上的圖書館蒙上傳奇色彩。近年埃及政府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協助下，於亞歷山卓重建一座知識地標級的圖書館，已經在二○○二年正式開幕。
由於出版社的一個專題計畫，我出發去採訪這所新建的亞歷山卓圖書館。事前讀了有關的報導，明白這是一個頗具野心的計畫，當然館方也深知毀滅的書籍不可能重生，累積館藏需要時間，因此計畫大量運用數位技術，補足藏書的不足。我是在這樣的印象下，準備來見識一所數位時代的圖書館。

但我忘了在圖書館之外，城市的力量。圖書館作為埃及近年重大建設計畫之一，集中了埃及國內外的人才與物力，使它成為城內一個特殊的空間，潔淨、理性，英語與阿拉伯語並行。出了圖書館，是混亂的交通，破敗的樓房，英語只在很少的地方、配合上比手畫腳，才算有用。出發前我只顧著讀圖書館的資料，幾乎忘了我所要去的，畢竟還是一個文化、生活習慣和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以致於到了才發現銀行已經在下午一點半關門，差點換不到錢，書店也在四點關門，且唯一的英文書是語言學習類的。再加上語言不通，這城市像是一個打了繩結的包裹，該如何取出裡面的寶藏？
在托勒密的時代，是不是也是這樣呢？據說古希臘的學者如阿基米德等，曾經活動於亞歷山卓城。那時，他們與城市的關係又是如何？當地的居民，是用怎樣的眼光看待這個由外來統治者建立的知識殿堂？
在我在亞歷山卓城的短短幾天生活中，碰到的第一個障礙是：計程車不跳錶。即使一上車先問價錢，司機常常只是模糊地說OK、OK，但在到達目的地時，卻開出一個顯然偏高的價格。我在想這到底是怎樣演化出來的一種營業方式呢？我的第一次埃及計程車經驗，發生在從亞歷山卓的客運總站到旅館的十五分鐘路途。下車時司機要價十塊美金，我說沒有美金，只給了二十鎊的埃及幣，約合台幣一百元。那時司機雖然以他有限的英語重複說著「十塊美金、十塊美金」，但眼看收不到錢也就算了，並沒有惡言相向，也沒有把我海扁一頓。因此事後我想，司機的本意不是一般所說的勒索，只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變成一種很理所當然的作法：不跳錶，乘客問價錢時含糊地說OK、OK，最後開出一個高價來，看乘客願付多少是多少。

這類事情使得在亞歷山卓移動成了件讓人迷惑的事。這時我才意識到，坐車跳錶之類的規則，說起來是小事，但卻有很強大的規範作用，省去了講價還價的過程，把司機與乘客雙方平等地交給一個計算里程的黑盒子。
就算不坐車，步行也有步行的麻煩。這個城市有各種「站在路邊的人」，第一種是警察，第二種是小販，第三種是不知道他們為何站在路邊不過他們就是站在那的人（以第三種人數為最多）。三種人都有可能在我經過的時候，對我喊一堆聽不懂的話。並沒有什麼危險。但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不明白這個遊戲好玩在哪裡。我們所習慣的城市是高度匿名的，正常狀況之下你走過一條街道沒人會特別注意你，就算注意也只是偷用眼角的餘光，不會大聲說出來。我們習慣在那樣的匿名中感到安全，而認為在陌生城市裡受到陌生人注意，是尷尬的、令人不快的處境。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入手的城市。
在亞歷山卓城的第三天，我的光頭造成了騷動。
中午，圖書館的咖啡館不知為什麼關閉了（沒有在門上貼告示就關了，也是不可解的謎之一），我只好步行一段路，回旅館附近吃午餐。路上風大，帽子戴不穩，我便把它拿在手上。
我大概是低著頭走路，還一邊想著下午的採訪，以致於過了幾分鐘後，才發現周遭的騷動是針對我而來的。那段路的位置是在大學附近，可能因此有許多年輕人站在路邊，男女都有。我抬起頭來時，發現他們全都驚奇地看著我。當中有些男子向我豎起大拇指，女性則大多只是看著我，或是微笑不語。總之他們笑著叫著，騷動久久不散，熱烈的程度讓我覺得，再這樣下去會上報吧，SNG車會來吧？

（之後才想起，在埃及，在街上用專業攝影機拍照的話，是需要事先申請許可的。這樣應該就不會有SNG這種東西了吧。應該不會有記者昨天就知道下午一點鐘會有個光頭出現在亞歷山卓城，而事先申請了許可。）
回到飯店後，有種微微得意的、阿Q的，還以顏色的感覺。在亞歷山卓城給我帶來的困惑後，我也反過來對它造成一回小規模的驚嚇。
現代作家當中，與亞歷山卓有特殊淵源的，有出生在這城市裡的希臘裔的詩人Cavafy。一生飄浪過大半個地球的英國作家杜若（Lawrence Durrell）也在這住過，後來寫了《亞歷山卓四重奏》。福斯特（E. M. Forster，《窗外有藍天》的作者）也寫過一本亞歷山卓旅行手冊。這些書在台北不易買到，我滿以為到亞歷山卓再到書店找就是了，結果也沒有。也許當地人並不讀這些書。只有我們這些觀光客，需要在文字堆裡為一座城市附會身世與意義。
我們對一個城市的認識，需要文字的見證，需要古蹟、名勝、紀念碑的索引。在亞歷山卓這樣一個古蹟已然壞毀，歷史已然堙滅的城市，我認識這城市的路徑，彷彿記號被天空的飛鳥抹去。或許這便是為什麼，我在這城裡經常感到孤獨。那是一種沒有取徑可循，沒有文字、歷史、象徵可依傍，獨自面對一座城市的孤獨。

火攻

太多現實等待被裝箱打包。搬家的日子，像是與身邊每一樣物品進行意義的對質。這些東西平素無聲地與我共存，我早已習慣、或遺忘它們的存在。到了搬家的日子，卻不能再維持這樣不痛不癢的關係。而是必須決定：「留下它，還是捨棄？」——沒有模稜兩可的餘地，像是一對苟延著婚姻關係的夫妻，終於到了攤牌的時候。

決定帶走、或不帶走什麼，也等於是在問自己，這件東西對我是有用的嗎？或是雖然沒有實用價值，但有特殊意義？或是，連意義也早已消失，只是基於心理上的依戀不忍放手？
我不斷在書堆及雜物間找到一張剪報，一些文字的片段、中途收手了的文稿、破碎的小說概念，一張照片，一個舊的器皿，什麼人送的小玩意…，一再問著自己與這些東西的關係，我什麼時候寫了它們？買了它們？創造了它們？我還將繼續留它們在身邊嗎？
越整理，就找出越多這樣瑣碎的東西。物品忽然都有了物靈，自房子的各個角落湧現。每個物靈都要求一個交代。一支來自過去的大軍，包圍了我。
如此單手與過去對搏，直到傍晚。嘆一口氣，丟下凌亂的房間，出門去找朋友。那晚我們開了一瓶Rioja紅酒。
據說，最適合種釀酒葡萄的土地，是偏向於貧瘠的。貧瘠的土壤會使葡萄在養分不足的危機感中，啟動種籽內抵抗滅亡的潛力，狂熱地儲藏甜分，繁殖增生果實，好讓基因能延續傳遞下去。
自從聽過這樣的說法，我總覺得葡萄酒是一種基於幻象的產物。
彷彿是果農與他的果樹們進行著一場梭哈牌局。巧妙地威脅，誘騙，創造一種生存處境的幻覺，發動一不存在的戰爭。一季豐收、熟美的葡萄，因危險而生。
Rioja紅酒注入玻璃杯。我們煮了泡麵當晚餐，倒是和酒很搭。朋友又拿出年分較高的高達起司，潤滑的奶油味中有顆粒結晶口感。我們在廚房裡聊著生活和工作的種種。朋友的小女兒不時從客廳那頭喊著「媽媽、媽媽」，跑進來衝進她母親的懷裡。只有小孩子才會那樣毫無顧忌、把整個人扔開似地去擁抱一個人。得到母親的擁抱後，她又喊著「阿姨、阿姨」，回頭往客廳衝去。

這時廚房已經充滿了泡麵辛香的氣味。我環顧著朋友收拾得整潔雅致的屋子。她經常不使用成套的餐具，給我們每個人自不同來處取得的、單件的碗盤，但又高明地搭配得宜。她也常常不把器皿用在原來的用途，例如拿一個青白瓷的高足碗盛切塊的起司，遂有種改造的趣味。
我一直都很羨慕她，能在生活瑣碎事物裡經營出美感。那是需要一種在現時現刻裡定居的從容，才能養出來的。我自己好像總是生活在一種搬遷的可能性裡，隨時有可能結束現階段的生活，搬到另一個城市，另一個工作，另一種人生裡去。或許是因為潛意識裡有著變動的預感，我總是不太購買多餘的東西，身邊的物品，有時簡單到了枯燥的地步。
但這樣的預感果然成真。每隔一段時間生活就有些大的變化。（或者說，是因為先入為主預感了變化，而使命運自然地朝向那方向展開？）我又要搬離住了四年的公寓，感覺又像是要將過去四年的人生了結，進入下一個階段了。且一等搬完家，馬上有一趟遠行。因此，在房間的另一角落，一只敞開的行李箱，物件正以另一種邏輯組織著——只選擇盡量簡單化了的生活所需，預計在一個星期的旅途中會用上的東西，放進行李箱裡。
於是，在我物件錯置、物靈湧現的公寓裏，那只行李箱像是一個提醒：妳所需要的東西，或許就只有這麼多。
看到了這樣的報導：在西班牙著名的產酒區Rioja，有些釀酒人堅持著古法，在國際主流市場口味逐漸偏向強烈的重口味、高酒精含量之際，仍然生產著色澤較淡，口感較清淡滑順的紅酒。

這麼說來，不但葡萄在與土壤對話，釀酒人也在和過去的傳統、現在的市場，喃喃地說著話。有時受了說服、有時拒絕；有時想要創新一種口味，有時留在原地。我喝著朋友的那瓶Rioja，在這味覺之中，有許多複雜的文化與自然因素，才使這瓶酒成了現在的這個味道。
「總覺得妳的臉漸漸變了呢。」朋友說。一個多月前我因為修行的關係，第一次把頭髮理光時，她也是最早看見的人。
竟然只過了一個月啊。我已經幾乎忘記留著頭髮的樣子。甚至剛理完頭髮時拍的照片，現在看來也顯得怪。「那是還有頭髮時的表情啊。」一種還沒有安住到新成形的現實裡，仍然帶著過去習慣的表情。那表情是多餘的。我現在看出來了。
有時我想，我們或許也活在某種幻覺之中。受了某些不明的驅策、模糊的召喚，而朝向未來奔去，像一株誤讀了土壤信息的葡萄樹，長成了特定的模樣。有時我們迷惑於一路走來的路途，從過去蔓生而來的藤蔓林木，在我們頭頂形成遮蔽，彷彿莽林。
有時必須放火燒去來時的路徑。
在霎然竄起的火光中，你忽然就看到，一直以來迷惑了你的種種幻影，像灰紙在烈焰中最後一次騰起，然後萎頓，化為粉末四散而去。

路邊攤的Brunch

我早上出門到銀行去辦事。沿途的大馬路正在進行捷運施工，朗朗陽光底下，機械車輛與鐵皮圍牆成了最主要的風景。忽然想起附近有以前媽媽常帶我去吃的一個小攤子，不知道還在不在？於是就繞路過去看看。

小攤還在。但是沒看到小時候常見的光頭老闆（他總是很日本味地在光頭上綁著扭成繩狀的毛巾），也沒看到後來見過的第二代年輕男老闆。是一位約莫三十出頭，模樣親切溫和的女性在掌勺一一是女兒，媳婦，還是其他家族的成員？我猜不出。小攤是做早上生意的，這時約莫上午十一點，攤子上已經沒什麼客人，放壽司的玻璃櫥都空了，顯然已經過了這一天最主要的營業時間。我問：「還有嗎？還有什麼？」
老闆回答：「有啊。還有米糕。排骨湯也有。」其實不餓，但還是點了米糕和金針排骨湯。「生意還是那麼好啊。」我由衷地說。
她好奇地看著我。也許她覺得奇怪，這樣說話方式分明應是熟客，可是卻記不起看過我這人。
「比較少看到妳呢。」她說。
小攤賣的吃食，是一種奇妙的組合，有日式的海苔捲、豆皮壽司、味噌湯，還有台式的脆腸湯、金針排骨湯、芋頭排骨湯。排骨是炸過再蒸的排骨酥，也可以加冬粉。再就是筒仔米糕。
「壽司都賣完啦？」我說。那個空的玻璃櫃，就是壽司已經賣完的明證。小時候我們非常喜歡吃這裡的海苔捲和豆皮壽司，媽媽常買給我們帶便當。
小攤子做生意的時間，是從早上八點開始，通常不到中午，就賣完了當天的分量。因為位在東門市場附近的一處巷道口，主要的客人也多是到市場去買菜、住在附近，或因跟市場相關工作而早起來到這兒的人。小時候我們常是跟媽媽在去市場的路上，由媽媽領著坐下來點一碗湯或一份壽司。後來不愛跟媽媽上市場了，就變成由媽媽買外帶回來，再把我們從床上挖起來吃。

「排骨冬粉跟壽司喔，起來吃喔！」她總是一打開家門就這樣喊。
這時雖然才十一點多，已經是這個小攤一天營業時間的尾聲了。我坐下來，等排骨湯和米糕上桌時打量著四周。旁邊的樓房拆了，鐵皮圍牆的另一頭正在打新建大樓的地基。戴著黃色工地安全帽的工人大哥走過來：「芋頭排骨冬粉！湯多一點！」又爽朗地笑著說：「啊料不用多啦！」
放在湯裡的高麗菜是漬過的，有點像北方館子裡的涼拌白菜。於是就不似一般加在麵湯裡的青菜，燙成了跟湯完全同樣的味道。而是高麗菜有獨立的酸甜口味，再和湯融在一起，味覺上多了一種層次，而且也能保有新鮮的脆度。再加上香菜、冬菜，以各不相同的口感，烘托著蒸得極爛的排骨酥。確實跟我記憶中的味道一樣，長大後我也從沒在別的地方吃過同樣口味的排骨湯。只是小時候的我沒看過那麼多美食節目和漫畫，說不出以上這段話。
作為早餐，排骨冬粉、米糕、海苔捲的分量算是不小。雖說這家攤子作法比較清爽不油膩，但一大早喝排骨湯，還是跟現在一般人對早餐的想法很不一樣。對我而言這已經算是午餐了。
或許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早餐的思維，主要提供給一早便在市場周邊工作、採買、活動，需要食物補給體力的人們。又或許是一些家庭主婦在買菜的途中停下來犒賞自己，順便買午餐回家。換句話說，它是因應著市場周遭的人群生活、流動節奏，而產生出來的一種獨特的早午餐。
女老闆跟我說：「我們要搬了。搬到連雲街。」
「是店面嗎？」
「是啊。還在裝潢。」
這麼說，小攤就快要不是小攤了。變成店面後，營業時間也會改變吧，應該不會只做早上的生意了？連雲街雖然也離這兒不遠，但節奏已然跟這更緊鄰東門市場的區域不同。連雲街某種程度也像永康街飲食商圈的外延，街上的麵店、自助餐店都是做午晚餐生意的。那麼，小攤要脫離早晨市場的生活圈，進入另一種節奏了嗎？
星期六的早上，我又去了一趟小攤子。

這次，時間是上午九點左右，小攤上坐滿了人。掌勺的是從前看過的年輕男老闆，那天親切跟我聊天的女老闆則負責切壽司，此外還有兩三個幫手幫忙端湯打包等。即使如此，老闆們仍然忙得滿頭汗。生意真的很好。
這次點了金針脆腸排骨冬粉。打包海苔捲和豆皮壽司帶走，當作下午朋友們來家裡時配清茶的點心。
這可是星期六的早上呢。小攤上的客人卻都是單獨一個人而來，面對著一碗冬粉或排骨湯，毫無交談地吃著。或許，上傳統市場是件一個人做的事？主婦們從自家屋門走出，拉著菜籃去買菜，跟菜販還價、要蔥要蒜，然後又各自地回家，把食物供應給家裡的孩子∣∣他們睡過頭，但是不必出門就有得吃。
不知是不是巧合，男性顧客都坐在靠近大鍋的那一頭，也許穿著汗衫的他們比較不怕熱氣。比較遠的這端，則是主婦們的區域。在我面前是一位約莫五、六十歲的婦人，戴著翠玉手鐲，兩手分別一只珍珠及瑪瑙戒指。她的衣服並不是昂貴的質料，而且因為上衣跟裙子都是粉紅色，就顯得有點刺眼。但看得出她自有一套美學，有那個年紀人獨有的講究方式∣∣頭髮是在美容院做的，眉毛是紋過的，隨身還帶著摺扇。她吃完一碗冬粉湯，打開摺扇搧了搧風，從包裡取出手帕來擦汗，又拿出粉盒來在鼻頭上補撲了點粉。這樣一個貴氣與俗氣兼而有之的婦人，一早流著汗坐在小攤上吃一碗熱湯冬粉，也是這市場周圍獨有的景象。
同樣的這個星期六上午，在城市其他地方，例如安和路的咖啡館裡，也有人正吃著西式的brunch吧。吃brunch通常不會是自己一個人，那好像應該是件週末早晨跟朋友一起做的事。因為是假日，所以大家都顯得比平常輕鬆些。也許還會抱怨前工作上的事，但也是以一種懶散無所謂的態度，好像那些事情暫時跟自己切斷了關連。或許隨口說著前一晚上的笑話，喝著稀淡的美式咖啡。這樣，吃著作為假期開端的一頓早餐。
而小攤的冬粉米糕壽司捲，乃是另一種充滿台味獨特的brunch。既有排骨酥、脆腸這種台式料裡，又有海苔捲、味噌湯這些由日式轉化為台式食物的混血痕跡。來到這裡吃brunch的人，他們不是星期一到五工作加班、星期六日晚起喝咖啡的中產階級。而可能是全年無休的主婦，或是一大早已經耗費相當體力的勞工。在這小攤子上，黝黑的工人，與戴玉手鐲的貴氣婦人，一同吃著爽口又滋養的冬粉湯。沒有人會抬起頭面對鏡頭講一些從美食節目學來的話。但屬於他們的城市節奏，則在小攤的這個角落，這碗湯、這條壽司捲裡展露無遺。

許多人的傳奇

有幾套漫畫是我一直會注意，期待著最新一集出版的。井上雄彥的《浪人劍客》是其中之一。最近，《浪人劍客》出了第二十二集，宮本武藏終於結束與吉崗清十郎預告已久的決鬥。緊接著來的，應該是與傳七郎、及其他吉崗門人的戰鬥。
故事說到這裡，井上雄彥的漫畫已經大幅度地偏離了原著——吉川英治的小說《宮本武藏》，幾乎可以說是全新的創作了。我覺得他改編的方向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說。

先舉幾個例子說明漫畫和原著小說如何不同。
首先，吉崗清十郎這個角色，在吉川筆下純粹是個敗家子。父親吉崗憲法所創立的道場，本來是京都最強的武術流派，但清十郎耽於逸樂，不但武藝不行，家產也讓他敗得差不多了。但井上雄彥卻給予了清十郎更細微複雜的內心機轉——他的性格本來不是個適合當家的人，卻生而為大道場的繼承人，背負著家族盛衰的名聲；表面上是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卻暗中護衛著道場。
這樣一改，遂使得吉崗清十郎這個角色多了一層悲劇的色彩——他比誰都清楚吉崗家的沒落，但還是要在暗地裡一一除掉威脅吉崗家的人。而他與宮本武藏的決戰，也就成了兩種不同養成的劍客之對決，一是名門的傳承人，一是無師自通的劍客。
在第二十二集裡，吉崗清十郎與宮本武藏對決於蓮台寺郊外。在不容間髮的高手對招中，清十郎的心中一閃而現他肩上沉重的負擔，意識到決鬥成敗將是道場的命運所繫…。這瞬間的雜念，使他喪命於武藏的刀下。
不只是吉崗清十郎，其他與宮本武藏對決過的角色，也都有各自的故事。奈良寶藏院的二代掌門胤舜，在小說中只短暫露了個面，老掌門人胤榮這個角色則根本沒有出現。但在漫畫中，胤榮與胤舜的分量都非常重。胤榮幾乎是武藏的啟蒙者，他訓練武藏，為自己的徒弟胤舜培養出一位強敵，目的是為了傳授給胤舜更重要的一課。
胤舜是宮本武藏在前幾集中遇到的最大強敵。武藏在與胤舜的第一次對決中落敗，幾乎死去。從小就被視為武術天才的胤舜，槍法精準靈活，但對人卻有一種難以親近的距離感。沒有人能讓他產生恐懼，但他卻可以輕易取人性命。這樣的胤舜，小時候曾經目睹雙親被殺的經過。童年的恐怖記憶被強迫遺忘，他在不記得自己身世的情況下長大。在天才與力量的背面，那個在荒野中初次被人間殘酷所驚嚇的小孩，還沒有走出來。
胤榮的教法，同時教導了武藏與胤舜。他教會了武藏看，不再因防衛而殺氣騰騰，只是去看（出場不久他就對武藏說：「把所有遇到的人都當作敵人，那不叫強，叫做笨拙。」）。而透過訓練武藏，讓這升級後的武藏去和胤舜決鬥，胤榮又教會了胤舜面對死亡與生命。這一段武藏、胤榮、胤舜的故事，非常精采。
吉川英治的原著與井上雄彥的漫畫，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在吉川英治的小說裡，唯一能讓讀者認同的習武人只有宮本武藏。但是到了井上雄彥的《浪人劍客》，每一個角色都有獨特的個性與生命史。宮本武藏並不是唯一的強者。讀者彷彿只是藉著他的修道之路，遇見一個又一個高手，看見每個高手成長的限制與機會，與屬於他們的命運選擇。吉川英治以武藏的旅程為主軸，井上雄彥則在武藏的主要故事外，還不斷岔出去描述他的每一個對手，敘述中充滿了旁出的歧途，一個故事帶出更多的故事。

武藏的對手們，每也都像武藏一樣，是還在成長、發展中的。他們與武藏的接觸，不只是作為武藏邁向傳奇劍客的一個中途挑戰，也成就了他們自己。胤舜置於死地而後生，喚醒強迫遺忘的記憶，活過來時便會是另一個更覺醒、更洞澈的胤舜。出身盜匪、曾經殺人不眨眼的穴戶梅軒，在對決中認識了生命的價值，選擇退出殘殺的輪迴，平凡地活下去。《浪人劍客》更大膽的改編，則是將佐佐木小次郎變成一個聾啞人。這個即將成為宮本武藏一生最大強敵的小次郎，在沒有聲音的世界裡長大，養成另一種與身體對話的方式，會成為怎樣的劍客呢？
井上雄彥這種多主角的改編方向，是少年運動或決鬥類的少年漫畫中一種常見的敘事模式。為了讓每一個段落單元都有高潮，塑造對手也和塑造主角一樣重要——這樣才能讓每單元的對決都有獨特的困難與精彩度。就像電玩中，必須每一關的對手都是厲害的，遊戲才玩得起來。如果只有主角很厲害，那就無趣了。
例如井上雄彥的前作《灌籃高手》，也是每一個角色都鮮明得很。雖說櫻木花道是主角，但是流川楓，仙道彰的人氣一點都不比櫻木低（甚至，同人誌漫畫小說中很流行的題材，是讓流川楓跟仙道彰變成主角談戀愛）。《灌籃高手》受歡迎，靠的不只是主角一個人的魅力，而是所有配角一起拉抬的結果：除了流川、仙道，還有同屬湘北高中隊的球員三井壽、宮城良田、赤木剛憲，翔陽高中隊的藤真健司、花形透，海南大學附屬高中隊的牧紳一等，這些類型各異的角色，豐富了故事，而讀者也可以各自尋找認同的對象。
我覺得《浪人劍客》的改編是成功的。即使完全脫離史實也沒關係。吉川英治的小說寫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距離現在已經有六十年了。當年小說在報上連載，曾經轟動一時。但我覺得比起吉川的名著，井上雄彥的《浪人劍客》不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宮本武藏作為三百年前的一個歷史人物，他的一生從山村出發，到成為天下無敵的劍客，達成不敗傳奇，而後退隱，晚年寫成傳世的兵法《五輪書》。這樣的歷程裡，或許存在著生命共同的主題：如何獲得更大的力量？什麼是強者的定義？怎樣可以克敵制勝？對於這樣一個人物，不同時代的作者，各會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時代進入後現代，媒介進入漫畫，詮釋的方式也不同了。
或許因為我是活在二十一世紀當代的讀者，我特別喜歡井上雄彥所塑造的宮本武藏與對手們——他讓每一個劍客都有了身世、有了故事，有他們在武術上獨特的取徑，在亂世中對力量、對劍道的扣問。於是傳奇不再只是宮本武藏這單一強者的傳奇。有多少修道者，就有多少種路途，是交錯的路徑，才共同構成了傳奇。

駙馬爺山水

在北宋的畫家當中，有一個人的身分比較特別，名叫王詵。他是宋初功臣王全斌的第六代子孫，又娶了宋英宗的女兒、宋神宗的妹妹，換句話說，是個駙馬。這位駙馬爺愛好詩文書畫，以「寶繪堂」的堂號收藏了不少名品，與蘇軾、蘇轍、黃庭堅、米芾都很有交情。繪畫中「西園雅集」的題材，就是以王詵在自家園林中，與蘇軾等好友吟詩、作畫、下棋，舉行一場風雅的集會為主題。《水滸傳》第一回有個戲分不多的駙馬王都尉，寫的也是王詵。

畢竟是貴胄公子，生活上的講究，對風雅的追求，也有那麼一點奢侈的氣味。蘇東坡說王詵自己研發製墨，拿黃金丹砂當材料，做出來的墨跟金條差不多貴，顯然他是完全不需要有成本控制觀念的。蘇軾記載了王詵的這種超奢華黃金墨之後，接下去又在同一段文字裡說：「三衢蔡[王舀]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其黑而光，殆不減晉卿。」我猜蘇東坡心裡應該是有那麼一點好笑，覺得王詵這位大少爺，拿金子來做墨，結果人家用煙、煤、膠這些便宜材料，也能做得一樣好。但無論如何，王詵畢竟有那樣優渥的環境，朋友都是當時一時之選的文人藝術家，他可以一擲千金地收藏書畫，再請蘇軾、黃庭堅這些朋友來題跋，或是跟同樣熱中收藏的米芾交換鑑賞（當然也不免領受到米芾的毒舌）。他的妻子蜀國公主又是神宗皇帝最喜愛的妹妹，所得的宅第、服裝、玩物最為華美。總之他的寶繪堂似乎是個沙龍般的場所，既以有形的、精美文雅的收藏物件為基礎，也在其中往來連繫著無形的朋友交遊網絡。他得天獨厚地擁有這樣一個自成天地的世界。
但即使是駙馬爺，也不見得一世都過好日子。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發動變法後，朝廷陷入新舊黨人對立的黨爭，蘇軾等人成為新黨鬥爭的目標。不久爆發了「烏臺詩案」文字獄，新黨在蘇東坡的詩文中挑毛病，抓蘇東坡反對新政的把柄。與蘇東坡以詩文往還的一票友人，也受到牽連。尤其王詵被點名「公為朋比」，與蘇軾一同貶官。這兩個好朋友，被政治的風暴打散，脫離原來的生活，分頭趕赴各自的命運。
在蘇軾的眼中，王詵「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但是我們在史料中看到的王詵，恐怕還有另一種面貌。根據正史記載，王詵和他的妻子蜀國公主，婚姻並不如意。蜀國公主很受到她母親宣仁太后、哥哥神宗皇帝的喜愛。元豐三年公主病危，皇帝親自去餵她吃粥，還是救不了這個妹妹。公主死後，皇帝的怒氣對王詵爆發了。又有公主的奶媽出面控訴王詵如何可惡，甚至「與妾姦（公）主旁」。神宗下了一道憤怒的手詔：「王詵內則朋淫縱慾無行，外則狎淫罔上不忠」，總而言之一句話，王詵道德敗壞至極，公主之死都是他害的。

王詵的案件，終於變成帝王家一樁難斷是非的家務事。王詵再度被貶，他的八個妾被發配邊疆。那時，死去的公主已經沉睡在她的陵寢，再也無法對丈夫的命運置一辭了。
究竟王詵是像蘇東坡描述的「攘去膏粱，屏遠聲色」，還是神宗眼中的「縱慾無行」？從他有八個妾看來，應該不是完全地遠離聲色，生活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奢侈吧。只是這在蘇東坡等文人的眼中，可能不是什麼大事。至少有三條故事的軸線，在王詵這個人身上交會。第一條，是神宗朝黨爭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蘇軾與王詵捲入是非，同遭貶謫，新黨暫時在朝廷裡占了上風。第二條，是蘇、王等文人藝術家活動圈的故事，這個活動圈在「烏臺詩案」中受到政治勢力的壓迫，有人被貶有人被罰；結交朋黨成了一種罪名，王詵本來有如文藝沙龍主人般的身分，大概也不得不收斂；這群談詩論藝的好朋友，得各自在風狂雨驟的朝廷裡尋找安身立命的角落了。
至於第三條，則是一位公主的故事。
她未能獲得丈夫的愛情，死時才三十歲。她可能也不了解丈夫和他那些朋友，到底都在「寶繪堂」裡談些什麼。歷史，總是這樣充滿了事件的交錯，一個人眼中看見、口中講出的故事，構成另一個人命運的反面。在「烏臺詩案」政治鬥爭的另一面，是被政敵隨手打亂了的、號稱西園雅集的文人聚會。而那些文人藝術家們吟詠聚會的背面，是一位公主寂寞的身影。公主之死觸怒了皇帝，又反過來讓王詵結交的這班朋黨在皇帝眼裡顯得更可惡，或多或少影響了皇帝的用人與政治判斷。

我覺得這裡面最奇妙的角色之一，是那個在公主死後出面告狀的乳母。她應該是一直在旁邊看著她從小帶大的公主，看著她成長、嫁人，金枝玉葉，錦衣玉食，卻又那麼無可安慰、無理可說地痛苦著，直到病逝為止吧。乳母的告狀，像是要為她的公主討一個道理。
但那八個被流放的妾，又向誰討道理呢？
宋神宗死後，年幼的哲宗即位，宣仁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蘇軾與王詵分別被召還朝，兩人在殿門之外重逢了。在這之前，這兩個好朋友已有七年的時間音訊全無。當他們各自從多年前那場被稱作西園雅集的文人聚會走出去，到帝國的某一個州境去任官，跋涉了多少山水，又都來到京城的宮殿門外。
彷彿是重回多年前他們出發的起點。只是兩人都已經不同了。
學者衣若芬考證傳為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其實並不是米芾的作品，而是明朝人的偽作。那是不是一場不存在的聚會呢，託付著後人對一高尚風雅、桃花源般聚會場景的嚮往與想像？
在蘇東坡的詩集裡，題贈給王詵、題王詵山水畫的詩，大多是寫在元祐年間兩人被召還朝，那次於殿門外的重逢之後。也許是，離散多年、各自經歷了許多事之後，兩人的交情又更進了一步；又或是，到了那時，王詵的畫作才更有可觀？王詵的山水畫，現在在北京故宮和上海博物館都有典藏。這一位駙馬爺，經歷了一趟遙遠的旅程，當他終於回到京城，回到那個已沒有了公主、也沒有八名侍妾的宅第裡，是不是比多年前他離開之時冷清多了、也安靜多了呢？
安靜到他終於可以默默地展開紙張，畫一幅山水。

光頭週記

二○○六年的四月，我理了光頭。說起來台灣的男生，多少都理過光頭，或是很短的平頭。但是大部分的女生幾乎一輩子不會看過自己光頭的樣子。頭髮可以做很多的變化，留長，剪短，打薄，留瀏海，染色，挽起來，編辮子，別髮夾。換髮型是一種最容易的改頭換面，比出門旅行還要快速有效率。如果你想要在生活裡做點改變，但肯負擔的風險又沒大到換工作或換男友，那換個髮型已經算是成本最低的了。

光頭例外。不知道為什麼女生理光頭還是被認為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氣的事。你可以把頭髮削得很短，染奇怪的顏色，但是光頭，大家還是會說，「不會吧！」或「妳是出家還是出櫃？」頭髮這東西，在文化裡，真的是有被賦予某種意義，現代人就算不是像參孫一樣把頭髮當成力量的來源，也是把它當作一種裝飾，一種表情，或像一件衣服。而我們已經習慣對任何的裝飾、表情、衣服都緊巴著不放，拿掉其中一樣，像是要你繳械似的。
實在沒那麼嚴重。二○○六年，因為修行上的需要，我終於看到自己光頭的樣子。第一個印象是原來我的頭這麼小，眼睛看起來更大，整個比例都變了。鏡子裡的這個人既是我、又不是我。不過是把頭髮理掉而已啊。有什麼東西微妙地改變了。這個改變可能還要花一點時間成形，但是它確實發生了。
理頭髮的那天，晚上我的幾個朋友在一起吃飯，打電話來問我，去不去呢？我說，就去一趟吧，不過有件會讓妳們嚇一跳的事喔。到餐廳的時候我戴著帽子，他們全都轉過來，笑著用一種「妳搞什麼鬼啊」的表情看著我。
我把帽子拿下來，他們就開始大叫。
接下來幾天，大概是我有生以來連續嚇到最多人的日子。看到我的人，當著我的面大叫。沒看到我只聽說了這件事的，在MSN上用表情符號大叫。我這輩子沒有被這麼多人大叫過。他們每叫一次我就再說一次：是的，是因為修行，但是沒有出家，也不是要去踢少林足球，只是理了光頭而已啊。

小芝說，好像很清麗的女尼，但是又有一點妖豔（奇怪，清麗的女尼跟妖豔到底是怎麼連在一起的呢？）。小慈說，看起來像是為了拿金馬獎而落髮的女明星（可能因為那天我戴著帽子和墨鏡）。有人積極地建議我在耳骨上穿幾個環（為什麼光頭就一定要穿耳骨環呢？）。出去吃飯，點完菜後很自然地拿下帽子，麵店阿姨忽然用全店都聽得到的嗓門大聲說「哇妳好酷喔」，真是嚇死我了！（我說謝謝，那可以送我小菜嗎？）還有一天見到從英國來訪的一位世界知名的藝術史學者，留著灰白短髮的他，跟我說的第一個話題是有關電動理髮刀的號數問題。
大家都會開始想在小說或電影電視裡看過的光頭女生，比如說《笑傲江湖》的儀琳師妹（還有人會搞錯講成岳靈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會對我提起賴佩霞，說：「妳知道她嗎，她也是因為修行的關係理了光頭，很漂亮！」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完全沒有人提到辛尼歐康諾啊。一個名字被遺忘，就表示它不再會被拿來比較、譬喻，不會再被用來拼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了。事實上我也幾乎忘記她了。那天回到家裡我翻出辛尼歐康諾的CD來，聽了一次，然後收起來。
我和人的關係似乎微妙地改變了。當我的朋友們看見我，在第一眼的吃驚之後，接著便會開始尋找語言，試圖描述、解釋我現在的樣子，說好或不好看、說像或不像誰。這些話語，其實也是在重構他們對我這個人的認識吧。我對自己的認識也是一樣，身體與臉孔變得陌生，早上打開衣櫃我想，這樣就不適合穿洋裝了吧。理頭髮，說起來只是一個外在的動作，卻好像起了一種直接的作用，強制地把我從原來那個叫作「張惠菁」的固定形狀鬆脫開來。
於是我們就可以去面對某些更深層、也更基本的東西了。

於是才發現，所謂的「自我」，是怎麼樣一種既狹隘又廣大的東西。以前留著頭髮的時候，那個人是我。理了光頭以後呢，我還是我，這個存在還是存在，卻又好像變了一個人，很多感受不一樣了，我和人的關係也不一樣了。但這個竟然也還是「我」，所以先前對「我」的一些執著是迷信而褊狹的嘍？真正的「我」是很廣大的嘍？它還可以繼續變化下去？生命本身可以容受我從沒有預想過、無法以理性預作準備的變化？
有一天我到學校查資料，遇見一位師長。她看見我的光頭，當然也嚇了一跳。那天我忽然覺得有很多話要說。外表究竟是怎樣的東西？我們認識的自己，有多少是受了別人看妳、或是妳看自己、或是妳想像他人看妳的眼光影響呢？這些交錯而紊亂的視線，我們如何受了它們的牽動，有沒有可能整理成更單純坦白的眼光？在學校的茶水間裡，老師聽著那些還在整理中、混亂而不成熟的想法。
「妳師父是給你棒喝啊。」她微笑而包容地說。「從妳最在乎的事情開始斬斷。」
有時覺得，在這世間發生的許多事，像是投到存在的水塘裡的一塊明礬。在這自我的水塘中，有些念頭浮現，有些沉澱。也許正在逐漸地聚攏形成，一條新的路徑。

黑道男子的清明節

清明節，我到放置父親骨灰的寺廟去上香。在牌位前供上水果和蛋糕之後，我到外頭的休息區稍坐。在那裡，意外目睹了黑道男子的清明節。
一般而言，祭祀之後不會馬上離開，要稍微等上一會。這大概是我們活著的人想像死者吃供品需要時間，要是沒等人家吃完就收走，未免太不禮貌了。有不少人在休息區安靜坐著等待，在我右邊是一對母子，國中生模樣的兒子每隔十分鐘就問一次「可以走了沒」，他母親頭也不抬地回答：「十一點才走。」

寺廟裡以錄音帶持續播放著誦經聲。這時忽然爆出一陣騷動。一個長相粗豪，臉膛黧黑的男子大聲吵鬧著闖了進來。有人試圖阻擋他，雙方展開了推擠拉扯。我不太知道拉扯是怎樣發生的。只聽到男子怒氣沖沖地叫嚷著：「你免跟我講這些。我父母甘嘸放在這？我父母甘嘸放在這？」
男子並不高，但是肩膊厚壯，使他整個人的比例呈現一種不協調的三角形，雙腳外八地站立著，是一種習於使用力量的肢體。他看起來比較像是參加黑道圍事、在小攤子上喝米酒、大聲划拳，而不像是會出現在廟裡的人。他重複說著：「我父母甘嘸放在這」，不是在問問題，而是表示旁人無權阻止他。
一個穿著花襯衫的男子拉著他：「大ㄟ，嘜安內啦。」另一個年約六十歲，看起來像是常年擔任寺廟志工的老人，也在勸他：「今日你專程來，表示你很孝順，安內就好。」但那鬧事的男子卻不接受安撫：「免講這些啦，今日我不孝啦！我不孝！對不對？今日我就是不孝！」當他說「不孝」兩字時，拔高音量、瞪著對方，像是在挑釁。或者，是自責偽裝成了挑釁？
寺廟的女尼師父很鎮定，拿出骨灰櫃的鑰匙：「帶他下去看看他母親，他看過就會好一點。」於是一群人又半拉半勸地擁著他離開。只聽見他不知在向誰抗議地吼著：「我不孝啦，免跟我講那些啦。」聲音終究漸漸遠去了。
騷動從休息區離開之後，一直坐在我右邊的那對母子，兒子以一種不屑的口吻說：「他剛剛說『不要跟我說那些』，我心裡想，『不然是要跟你說哪些？』」他是瞧不起那鬧事者的，正在心裡翻著白眼吧。
我忍不住想，「你太年輕，不了解啊。」說不定他的母親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她並沒有回答。有人竊竊討論著：「喝醉了吧。」

我並不知道那模樣像黑道的男子，是不是真喝醉了。我只是想，原來痛苦並不是只發生在我們這種能夠使用言語文字來講述、整理、分析的人身上。我們只是想得太多，寫得太多，牛角尖鑽得太多，於是就把一種痛苦反覆翻成了好幾種層次，切割出好幾個面來。彷彿那些難受的事，每天都產出一新的切面，以新的角度反射外界的陽光。於是你以為那就是比較深刻的痛苦。
但有一種痛苦，它發生在不知道要怎樣講述它的人身上。因此一直是塊狀的，沒有被言語思想稀釋過、切割過。一個粗魯的、暴力的人，他如何面對親人死亡這件事呢？那痛苦究竟已經封存在他內裡多久，怎樣地壓迫著他，使他會在清明這一天，來到存放父母親骨灰的寺廟，大聲地吵鬧，挑釁，威脅，想要從周圍那些無辜馴良、彷彿與他活在不同星球的人身上激發一些反應呢？
霎時我忽然感到，那些我在心裡不斷以想法分析、以文字整理的，自以為是的苦惱。其實我是狡猾的。
歐陽修在他父親死後六十年，於墓道碑石上刻下了著名的〈瀧岡阡表〉。從前我們都在學校課本裡讀過這篇名文。歐陽修的父親死在他四歲那一年，母親貧困守寡將他帶大。有關他父親的性格與風骨，歐陽修是從母親口中聽說的。
在敘述父母生前事蹟之後，〈瀧岡阡表〉的最後一段卻是流水帳式的記錄，詳列歐陽修被賦予的官職，所受的榮顯與俸祿：「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從前學校老師講解〈瀧岡阡表〉，或是我們背課文，重點都是放在前面有關歐陽修母親篤志教子、以及透過母親回憶所認識的父親。這最後一段流水帳，讀起來沒什麼趣味，草草帶過就是。但如今重讀，我覺得這才是整篇文章最教人心酸的一段。

歐陽修的母親說，她之所以能在貧困中堅定守寡來把歐陽修養大，唯一的依恃，是相信以丈夫生前的厚道為人，必定會有出息的後代。是在這樣稀薄虛幻的信念之上，承受了一天又一天貧窮生活結實的重量。
父親死後六十年，歐陽修在書桌前坐下來，寫出〈瀧岡阡表〉的這一天，他已經經歷過許多仕宦生涯的起落。此時他歷歷舉出加諸自己身上的種種權力與榮耀，我相信不是只為了炫耀，而是試圖呼應他母親的堅信，讓她的信念獲得一點實現，好使她吃過的苦不顯得白費。
那是一種單薄的安慰。也許從中獲得安慰的主要是歐陽修自己。
離開寺廟的時候，我看見那黑道男子與老人坐在廟門口的石椅上。老人不知勸慰著男子些什麼，我經過時看見他抓住男子的手說：「這就是孝順啊！」
那男子，已經從先前憤怒的情緒緩和下來，但還沒到完全的平心靜氣。他的手被那志工老人拉著，但他的眼睛看往別的方向。你從他那抓頭、抖腳的姿態，從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猜到他心裡還有許多說不出的、苦痛的念頭在轉，轉速並不與老人溫良的勸說同一頻率。那彷彿是，雖然最終他將要無可選擇地接受老人的好意，默默地從這寺廟離開，但不表示他的苦惱已經獲得了解脫。他就這樣一面被老人握著手，一面繼續被內心無法言說的苦痛折磨著。
那時我想，這真是一個最孤獨的人。他甚至沒有辦法像歐陽修那樣，寫出自己的功勳，來安慰已經死去的父母，安慰自己，以及這個必須有死亡的世界。

客戶服務練習題

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夢見像是在一個表演訓練班，老師帶著全班同學做恐怖片的表情練習，並且把學生的表演拍攝下來，一一檢討。

顯然這是一群菜鳥學生，大概是剛入學的吧，因為所有人的表演都毫無說服力，就是那種瞪大眼睛、張開嘴巴，就當作恐怖的無聊演出。而且非常之平板，完全沒有什麼恐怖的心理層次這種東西。恐怖應該有很多種吧，比如說，是不是應該有一種已經很驚嚇了、但是心裡還害怕著接下來會看到更恐怖事物的表情呢？還有一種是完全冷不防的，被突然冒出的狀況嚇到的表情？這兩種恐怖表情應該不太一樣吧。當然，拿這種不同層次的恐怖感來要求學生，可能是太強求了。總之夢裡是一群完全掌握不到技巧的新生，齜牙裂嘴地想要說服別人他們很害怕。如果是現實生活裡看到這樣的畫面，我應該會控制不住地笑出來吧。
在這些菜鳥新生們練習的時候，老師忽然問起有個某某學生為什麼沒有來出席？有同學替他回答，他為了去幫老師辦一個什麼事情，這堂課就不上了。老師很不以為然：那些事情可以之後再辦，叫他還是要來上課。
這個夢境有一點讓我感到蹊蹺。那就是，在這個夢裡，我到底是誰呢？一般的夢境，作夢的人會有一個第一人稱的觀看位置吧。但在這個夢裡，我不知道我是從誰的角度看事情的。是那些演不出恐怖表情的菜鳥學生，是老師，還是那個自以為都會了、以為有更重要的事，可以缺課的不在場學生呢？
也許我占據的是一個流動的，游移的視角，比較像中國畫，而不是文藝復興之後有單一透視焦點的西畫？是散焦的、同時擔任所有角色的，而不是牢牢附著在一個固定的身分上？
第二天，我在電話裡跟一家軟體公司發了狂火。

我自認不是那種很難搞的消費者。印象中唯一一次以消費者的身分寫抗議信是好幾年前，看到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說，錯字非常扎眼，甚至連主角的名字都前後翻得不一樣，讀得實在受不了才email投書去出版社。事後我想，如果不是川端康成的話，我可能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因為是川端的關係，對比他筆下細膩的世界，那些漫不經心的錯誤顯得格外刺人。
大概兩個禮拜前，我用傳真訂購了軟體的更新授權，拿到授權碼後無法使用，打了訂購單上的技術專線電話去詢問，得到的答案是訂錯商品了，他們建議我應該先訂正確的商品，再取消先前的訂單，辦理退費。問題是，當我按照技術服務人員的建議在網路上訂了正確的商品，填寫了取消訂單的資料傳出，卻得到回覆說，先前的商品是由另一家經銷商賣出的，所以我必須再打電話去那家經銷商，取消訂單。
原來這事情是被分成兩個層次來處理。技術專線屬於軟體公司本身，支援客戶對軟體使用的問題，也有網站直接提供軟體訂購服務。但是同時也存在著其他的經銷商。我有點像是走錯了一扇旋轉門，就通往不同的公司。
問題是當我打電話去那家經銷商時，對方服務人員口氣不佳地責怪我為何打電話到技術專線，而不是直接跟他們取消訂單，導致他們已經向信用卡公司請款，現在還得去申請退款，造成他們作業的不便，而且我必須自己負擔一百元的信用卡退費手續費。

這真是夠了。「技術專線的電話號碼也是明文寫在你們的訂單上的，我是按照訂單上的電話號碼打的耶。你也從我們消費者的角度想一想，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怎麼知道訂單上的兩支電話號碼，分別是連接到兩家不同的公司？怎麼可能知道要打這一線、而不是另一線？」
對方的人員很不客氣地回答：「我們的訂單完全沒有錯。而且信用卡手續費不是你出，難道是我出嗎？」
對方的態度讓我大為發火。但即使發火還是沒有用，雙方各持己見，我堅持我是按照他們訂單上提供的號碼打，她堅持訂單上的訂購電話而不是技術專線才是我該第一時間撥打的電話，對話完全沒有交集可言。在這種狀況下，我很明白我缺乏那種奮戰到底的決心，如果要在這個城市的商業機制裡爭取到一筆退費，需要那麼劍拔弩張的話，我覺得這整個系統實在是太令人沮喪了。像這樣的爭論，通常最後都是我以「唉，怎麼說也說不通，算了」作罷。我是個缺乏戰鬥意志的消費者。
掛上電話後我想，那位客服人員的理直氣壯，真是不可思議啊。只從自己處理事情的方便性來思考、單一而粗暴的視角，使她看不見在他們公司自己印的傳真專用訂購單上，分明寫明著技術專線電話號碼，卻又說我不該打那個號碼，難道不是很矛盾嗎？

但是，為了在爭論中求勝，大概無視矛盾地堅持己見還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吧？是不是因為我太厭惡爭論的徒勞，導致我總是在這種毫無焦點的爭議上太快地「算了」？最終還是那種完全不考慮對方立場的單一視角，才能在爭執中最有效地武裝自己？
雖說並不期望會收到回信，但是我還是寫了一封客戶投訴的email給軟體公司。這是多年來，繼川端康成小說之後，我所寫的第二封消費者抗議信。出乎意料地，我在當天就收到了軟體公司的回覆與道歉。軟體公司客服人員使用的語言，解決問題的提議，都比較接近，對話的平台。這樣講可能對那經銷商有點刻薄啦，可是老實說我有一種「終於回到文明世界」的感覺。
可能我們太習慣這個客戶服務的世界，打電話到信用卡公司、行動電話公司，都會聽到那種從容有禮的聲音，恰如其分地為你回答、解決所有問題，以至於我們已經習慣這種平順、不需要提高聲音的有效溝通。有一天碰到處理方式比較粗糙的公司（說不定是家小規模的公司，沒有投資在客戶服務訓練上），就會有種「推錯了一扇旋轉門，發現門外還是恐龍時代」的感覺。
也許這世界完整的面貌本就是如此。許多旋轉門，通往許多不同的規則與溝通方式，另一家公司的文化、另一個人的人生、另一種說話的節奏。本來就不能期待，電話另一頭永遠都是完美的客服人員。我們每一天的經驗像是《霍爾的移動城堡》裡的那扇門，你轉動門上的指針，它就開向不同的街道或荒野。
我想起夢裡的恐怖片練習題。我們在這城市的生活裡，好像也不斷在練習著各種的表情，能有多少層次的發怒、或是嘻笑呢？看著自己的情緒，我們既是生嫩的練習生，也是指導老師，有時又像是想找著藉口、想從這一切逃脫的，蹺課的少年。

普魯斯特問卷

小慈說她們那兒的一本雜誌，有個叫「普魯斯特問卷」的固定欄目，每期拿一組同樣的問題問不同的受訪者，問題從「你認為最幸福的時刻」、「最害怕的事情」、「最佩服的人」，到「你認為最膚淺的痛苦」、「最被高估的美德」…。認真去想的話，其實並不很好回答，有的受訪者乾脆說，最害怕的事就是回答這種問題。

我到北京，借住在小慈的公寓裡時，她拿出這份問卷來問我。我回答得稍微遲疑她就說：「不可以想那麼久！」簡直就像地主鞭打怠工的奴隸嘛！這個遊戲的目的，是要我說出最直覺、不假思索的答案。我也覺得好玩，趴在沙發上配合她一問一答：「最膚淺的痛苦？」「失戀。」（因為老是繞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嘛。）「最被高估的美德？」「叛逆。」（叛逆去做就好，一被當成美德成了個姿態，就一點價值也沒有了。）
進行到這一題時，我答不上來了：「你所擁有最奢侈的東西是什麼？」
最奢侈的東西？地主小慈的鞭子在頭上呼呼響著：「快點！不可以想！」其實我就算把家裡的東西想一圈，也想不出什麼稱得上奢侈的東西。
所謂奢侈，應該是指價格遠遠高於實用的東西吧。要從這個角度想的話，我覺得全身上下最奢侈的就是我的個性了。它總是做出一些我其實付不起代價的事，鑽著不該鑽的牛角尖，在整個宇宙那麼大的世界裡把自己逼到不明黑洞的邊緣；有時莫名奇妙地誠實（「大家都是這樣想的，只是沒有人會像你這樣說出來啦！」有一個朋友曾經這樣對我說），有時又不可理喻地彆扭虛偽。這些性格裡的小小慣性傾向，嚴格講連惡習都還稱不上，卻給我帶來多麼巨大的成本。它們令我嚮往我所不了解的事，迷戀我不熟悉的情感，卻對身邊的事不屑一顧。總是在回望時才發現，原來從一開始就註定會付出這樣的代價啊。
我忘了我是怎麼回答像益智節目主持人般催促著答案的小慈。也許我回答她：「時間」。但我心裡想的其實比時間更複雜許多。是那些在時間中，因為我的性格，而像鐵砂被磁鐵吸引而來的事。

或許並不是只有我是這樣的。或許「自我」這東西正是每個人身上最大的奢侈品。我們大聲地說著要這個、要那個，說自己是這樣、是那樣，在不知道代價的情況下，執著著不可執著的事物，是多麼地不計血本啊。沒有一只名牌手袋，或是鑲鑽腕表，比「自我」這個配備更奢侈。而且這筆消費是一輩子的，你無時不刻不是在為它付出點什麼。任何一種自我，都有它的成本。
在北京天氣漸漸回暖的那幾天，我與身邊的一切有一種模糊遙遠的感覺。拎著兩件行李，從上海來到北京，住進了小慈的公寓，晚起出門散步，到一家街角的咖啡店裡，點了咖啡、吃一塊蘋果派，翻著店裡那些給外國觀光客看的雜誌，看它們用日期與地址索引城裡的方位與生活。畫展，劇場，電影，新開的餐廳、酒館與Spa。咖啡店的隔壁是一家賣進口食品的小型超市。所有的國際大都市都會有這樣一些據點，它們比其他角落更敏捷快速地調整成和世界各地相似的樣貌，以便毫無摩擦力地接受外來訪客。一種網絡，讓你快速地進入城市的表面。當然也只是表面。
這幾年北京大幅度地進行著拆建。出發前沈帆說想帶我去看看前門一帶的老房子，等我到的時候房子已經拆了。她非常盡責地想為我尋找更多老北京的角落，帶我到從前梁思成規劃設計的中軸線建築，讓我從那裡望見景山；在夜裡沿著紫禁城的護城河走，看那些打了光的角樓。沈帆實際上比我還小幾歲，但這樣跟著她、在這個我所不熟悉的城裡竄時，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小孩。有時我想，她是不是看出來了呢？看出來有一半的我總在另一個世界的邊緣，所以小心地拉著我，怕我一不留神就掉進那個不知位在宇宙什麼座標的黑洞裡去。

離開北京的那天早晨，我出門散步尋找一杯咖啡。因為住的地方位在使館區，一路有許多穿軍服的警衛站崗，有些地方拉著禁止進入的隔離線與拒馬。這些我都沒特別留意。直到在一個路口，守衛攔下了我：「小姐，妳要去哪兒？」
那時我才發現，我說不出我要去的地方。我缺乏適當的詞彙名稱，能用來指稱我要去的地方，說不出像是「東區」，或是「SOHO」，或是「西門町」這樣的具體名稱。我只好胡亂指著一個方向，說：「去那裡。」
他說：「這條路封了，妳繞一下吧。那邊三條路都可以走。」
於是我就走了另一條路。
那條路為什麼封了呢？正在準備舉行什麼樣的會議活動嗎？有重要的國際訪客嗎？有高官出來巡視嗎？作為一個城市的外來者，我還沒能把城市空間與它發生中的新聞消息連結起來，便什麼都不知道地走了另一條路。我繼續沿著日壇東路散步（受了守衛問話的刺激，我開始留意路名的標誌了），找到前天吃早餐的那家咖啡店。
我想用「普魯斯特問卷」，來問這個變化中的城市。請問，你所擁有最奢侈的東西是什麼呢？你認為最重要的美德是什麼呢？是進步，秩序，活力，繁榮嗎？是不斷的拆建，重組，更新，不斷生成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嗎？是你屬於一個巨大的國家，因此在都會之外又擁有廣大的鄉間為對照，在發展現代性的同時於暗影中封存著過去的傳統，這樣巨大激烈的反差、獲得及失落、價值的對照和提醒嗎？是一種對富裕與強大的渴望嗎？是一種懷舊嗎？是你既安頓了數百萬人，又使他們流動嗎？
請不要想，請給我立即而直覺的回答。
城市沒有回答我。它或許也像我們每個人一般，把個性中最複雜的部分，隱藏在不可明說的位置。像我們每個人在時間之中，因著性格中的傾向而招來許多事件、奢侈地付出與獲得，城市也同樣有它不可不承受的背面。幾個小時後，計程車沿著一條城市表層血管般的運輸線，帶我離開了這個地方。

信水

關於人世間種種的變化。
有時我感覺自己在連續的時間之流中，忽然地停了下來。像是在大街上隨著人群前進，腳步卻忽然停了。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脫離了周邊人們前進的步調，先是慢下來，一步一步地，直到停下來站在街邊，望著其他人，他們已經補上了我從人流脫出所形成的那個缺口。我對這些人們既沒有特別的喜愛，也沒有惡感，他們就像是從眼前經過的一條河。我只是忽然想，對於這流動的一切，究竟能夠相信多少？

也許這是一個根本不需要問的問題。時間也好，人群也好，本來都不是問題。壞就壞在問的人。壞在我總是停下來，陌生地張望，懷疑，否定，疏離地走開。也許壞就壞在意識萌生的那一刻，你從河流裡擱淺下來了。然後猜疑地想，關於「信」這個字。
關於「信」這個字。多日以來我想著，蘇軾的《灩澦堆賦》開頭第一句就用了這個「信」字，卻竟是用來描述水。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
這一篇賦，寫的是長江三峽之中，瞿塘峽口的一塊河中山石「灩澦堆」。那是三峽水勢洶湧之處。許多船在激流中行到當處，撞上山石而粉碎；許多嫻熟水性的船夫，在堆前失了手給浪頭吞下去了，成為祭品。這樣說來，這灩澦堆似乎是旅人的一個可怕的，充滿危險的中途。你必須經過它，明知它有多麼危險，過了它你才出得了峽，走向旅途的下一站。但蘇軾替這塊石頭翻了個案：長江上游水勢滔滔，又被收束在逼仄的峽谷裡，正是有灩澦堆這些河中險阻，正面承受、迴擋了水的衝力，逐漸將這野性的大川削弱、馴服，才能使它在進入平原之前，轉化成一條平靜的、滋養的，灌溉平野的河流。
蘇軾是四川眉山人，那年他與父親、弟弟進京赴試，取道三峽。在家鄉時讀的書，聽過的掌故，這時親眼見識，文字與現實相互印證校對，父子三人一路寫了許多文章。他應該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第一次看見傳聞中的灩澦堆吧。要說歷代寫水的文章，這《灩澦堆賦》當然是名篇。但我反覆猶豫，思之再三的，是他如何就用了一個「信」字，來形容變化萬端的水呢？那單獨的一個字，像一個漂亮的身段，收束著許多的體會。

我想問他，你為什麼相信水呢？
蘇軾說，「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自然之理。」
水沒有自己的形狀。水因為所在的容器、形勢，因為深淺、因為內蘊的能量、流動的方向，顯現為種種的變化。但那實際便是水。從來沒有失去過其原來的本性。它是「信」的。信守著作為一滴水的本質。便是那樣信而有徵地，作為一滴水在石頭上蒸發乾了；在河流裡把船身浮過了一個險灘；或是，作為暴流中的一個分子，狂亂席捲了一座橋墩。
在這許多變化之中，它始終便是一滴水。你或許從它得到了清涼，或者遭遇了滅頂。但它確實是信守著作為一滴水的承諾。
春天時我到了上海郊區，寄住在友人的家裡，想要過幾天靜靜的生活。早上醒來，長時間地望著院子。氣溫還低，但確實已經是春天了。在空氣裡，什麼看不見的力量，轉化著這座院子，使它每一天都不太一樣。梅花的季節過了，只有一株垂梅還在枝條上掛著幾朵落單的、晚開的花。現在放得最盛的是杏花，從我到達的第一天起，每天都有更多的小白花滿出枝頭，直要漫進空中去似的。這院落裡還有茶花，紅玉蘭，各自是不同程度的滿放，不同階段的顯現，見證著日子的推移變化。每天早上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觀察這既是緩慢輕盈，又是確切不移的更動，一個春日覆寫了前一個春日。兩隻狼狗則在院子的另一頭觀察著我。
「唯有過程是不能省略的。」師父說。「你不能夠省略掉過程。你不能省略掉任何一天。你不能省略掉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人稱有文獻記載，而非僅是神話傳說的歷史為「信史」。有時我看著文字掠過現實的表面，有時我看著它們為我穿透或挖掘世界某些埋藏的核心。但更多時候，是在言語文字無法到達的，那麼深的地方，一些情感一些心緒在有與無之間消融滲透，漸漸落入了傳說茫昧的領域。那些既不能說明，也不能被了解、見證的什麼，正一點一點地改變著我這個人。一個無法省略的過程。時間帶來變化，但它也是「信」的。正像蘇東坡站在船尾，望著剛剛才航行通過的灩澦堆時，他在心裡對變化萬端的水，所產生的相信。

三分熟朋友

有一種朋友，你覺得自己跟他只有三分熟。可能也認識好一陣子了，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碰過面，很多人一起吃飯啊什麼的。但若要論到深入的交情，那是絕對說不上的。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就是跟他要說到比泛泛更多一點的話的時候，自然就說不到一塊兒去。可能理解事情的方法有異，或是個性差別太多。反正注定你們只能是三分熟的朋友。

三分熟的朋友有一種獨特的殺傷力。尤其是當他們對「熟度」的理解和你不同的時候。說起朋友之間的熟度這東西，怪就怪在這裡，當事人雙方不見得有同樣的體會。你覺得你跟他只是三分熟的朋友，他卻覺得已經七分熟。你覺得跟他話不投機，自然而然不會跟他多聊太多，可他倒一點沒有感覺那個不投機，還老要找你傾訴心裡話。從你的角度，這個對熟度認識的差異，也是你只能跟他三分熟的原因之一：兩個人連對「我跟你有多熟」的認知都不同，那還不叫「不熟」嗎？
三分熟朋友的殺傷力，常常就是在這個認知差異上產生。我最怕的就是他開始用那種「我了解你」的口氣說話（七分以上熟度），但所說的話其實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或是我說了一件事，他馬上大加附和：「對，我也是這樣。」但是從他的表情跟反應，你卻清楚地知道他完全想錯了。這時我心裡總會出現那種OS：「並不是這樣。相信我，我跟你真的不熟啦。」
因為溝通的落差實在太大，我會很自然地迴避和這種三分熟朋友有任何深入的談話。請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耍孤僻。我覺得我算是有滿多朋友，常常可以跟剛認識的人聊得滿開心，一點都不排斥結交新朋友，MSN上也掛著很多聯絡人。可是對於這種「對熟度的認知有差異」（我三分他七分）的朋友，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最怕的就是那種自以為的了解。其實他是沒聽懂，卻說「我知道你是這樣的」，而且毫不懷疑。這種時候除了自己在心裡翻白眼，貼orz表情符號，還能怎麼辦？點頭也不是，那根本是違心。一句一句地反駁、更正嗎？那也太瑣碎了。講出口的話還要自己回頭加註解？而且往往是連註解都被誤解了，繼續落入「我懂」VS「其實你不懂」的輪迴。哎。

每逢出現這樣的半生不熟對話，我總是很不舒服，甚至有種受到侵犯的感覺—這就是我所謂的「殺傷力」。好像我這個人正一再地受到竄改，被理解成另一種樣子。其實這些三分熟朋友往往是很好的人，他們只是不了解我。不了解也沒關係，這個世界上我們不了解的人多了，自然有跟不了解的人互動的方式。在我看來，有多少共同的語言，就做多少程度的交往。至少尊重對方的世界是有景深的，有你理解以外的世界。我所抗拒於三分熟朋友的，就是他們似乎沒認知到這個景深；所以也不了解他們站立的位置，和我認為的某些更核心的東西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他們把他們錯認的我當成全部的我，把遠處的風景簡化成口袋裡的一張明信片；他們使得世界變平板了，我變平板了。
偏偏我又是個複雜度比較高的人。即使是最了解我的十分熟朋友，也會搖著頭說「妳的心思實在太繁複了」。三分熟的朋友卻表現出他們最理解我的樣子，這讓我覺得很不能忍受。大概這是一場對「我」這個人的詮釋權的戰爭吧。在現象學裡，兩個以上的人具有共同的看法，產生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互為主體性」是構成意義與理解的基礎。我和三分熟朋友之間互為主體性的基礎應該是非常薄弱吧，以致於意義與理解荒腔走板，他們自以為的理解對我而言太粗暴。我覺得我的主體性受到了侵犯。
最近，有一位如上所述的三分熟朋友，讓我覺得實在是受不了。於是有一天我便這樣對她直說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碰到的許多人當中，有的人我們很談得來，那就多交往些，變成好朋友。有的人呢，不那麼談得來，就是個性不同吧，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好像並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這樣的人，可能是緣分比較淡。那就少交往些，尊重彼此之間的距離。我覺得我跟你算是後者。所以淡淡之交就可以，請不必多來跟我攀談什麼。

我的三分熟朋友（她其實是個很可愛的人），非常不能理解我的冷淡。問題出在哪裡呢？她說。我們應該敞開心懷溝通啊。如果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妳可以告訴我，我可以改。我說，問題不在這裡，我的世界跟妳不同，非常不同。妳一輩子都沒辦法了解我的，我也不需要妳了解。只是希望妳至少能明白這一點，不要靠過來。
她看著我，眼淚掉下來了。
那時我才理解到，我其實做了一件非常凶殘的事。我看到的世界是繁複的，有景深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應該被尊重，有時是心照不宣的理解，以維持呼吸的距離。她看到的世界是平板的，朋友都應該是和樂融融的，沒有祕密的。如果有人像我這樣告訴她，「請不要靠過來」，那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應該要被溝通解決。
也有這樣理解世界的方法啊，那時我想。在我看來，我只是想要一點保持我主體性的空間而已，我覺得我應該有這樣的自由吧。但從她的角度想，我這樣做等於是在粉碎她的這個世界觀。而那很可能正是她從小到大的生存方式。
我這一次過度誠實的凶殘舉動，導致了一個意外的結果。彷彿是下了一招險棋，竟就打開了先前的僵持，把處境推進到另一個階段。像是舞台換了布景，現在登場的是不同的情境了。她必須了解人跟人之間是有一定距離的，而且有距離並不可怕。我必須了解，有人是像她這樣觀看、這樣理解事情的，那正是這世界真真切切的繁多面貌之一。
後來我跟我的這位朋友（我現在已經不想用「三分熟」來定義了，因為問題比你跟她到底是幾分熟還要複雜許多），畢竟還是建立了一種關係與相處方式。然後生日的時候我收到了她的卡片，裡面有類似像「無論如何妳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這樣和樂融融的話。
那時，我雖然已經沒有了先前的強烈排拒感，但還是湧起了一陣微微的無奈心情。看來我們都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哎。

收集東尼瀧谷

村上春樹的小說〈東尼瀧谷〉拍成了電影，所以我又把收錄了這個短篇小說的《萊辛頓的幽靈》從書架上拿下來。

其實我不記得讀過這個短篇。當朋友跟我說有《東尼瀧谷》的試映會，她不自覺地用了一種「這是村上春樹讀者的常識」式的口氣。而我在電話這頭露出「啊？」這種缺乏常識的表情。
掛上電話後我去書架上找《萊辛頓的幽靈》。村上的這本短篇小說集出中文版，大概是七年前的事，書背都已經變黃了呢。翻了一下，開始想起裡面的幾個短篇，像是〈萊辛頓的幽靈〉和〈冰男〉。唯獨對〈東尼瀧谷〉，還是沒有印象。
於是坐下來好好地讀了這個短篇。讀到最後一個句子之前，我開始想起一件事。那應該是七年前我第一次讀這個故事時，不會想到的事吧。是關於「收集」。
東尼瀧谷是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之所以有個很洋氣的英文名字，是因為他父親用美軍好友的名字為他命名。東尼瀧谷的父親瀧谷省三郎是演奏伸縮喇叭的爵士樂手，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上海的夜總會裡演奏著，這使得他的戰爭經驗和大多數人都不一樣。彷彿是像漂亮音符般，平滑地從艱難世事的表面上滑過去似的。這樣的瀧谷省三郎，直到戰爭的末期才真正吃到了苦頭。他被關進了監獄，每天都有人未經審判就被帶到牢房外槍決。省三郎第一次面對了死亡。
但省三郎還是生還回到了日本。而且，似乎是在獄中看開了似的，樂觀地想，反正好吃的東西、人生該享受的，他都經驗過了啊，並沒什麼遺憾，結果反而活了下來。這人真是有一種平滑的天分啊。回到日本後他結了婚，妻子卻在生下東尼瀧谷時難產死去了。

東尼瀧谷在作為獨生子、沒有媽媽、爸爸經常不在家的狀況下，沉默而獨立地長大了。他的專長是繪畫，而且是那種精細描繪事物形象——畫一片葉子就把葉脈都畫出來，畫機械就把零件畫得比照相還清楚的畫法。似乎他的畫就跟他的人一樣看起來沒有個性，但是高度精確，結果反而變成高收入的廣告插畫家。
這樣的東尼瀧谷，彷彿永遠不會多要什麼，卻也不會缺少什麼。直到他愛上了一個很會穿衣服的女孩，也結了婚。妻子卻異樣地熱愛買衣服，到了著迷的地步。後來幾乎是為了「戒」買衣服而死於車禍。
我不打算在這裡重複這個短篇小說所有的細節。我想談談小說中，東尼瀧谷面對的兩個死亡。以及兩個死亡製造出來的兩筆遺產。
首先是妻子的死亡。妻子的死留下了一整個房間的衣服、鞋子、飾品。那些是酷愛衣服的妻子，生前一樣一樣地從各種名牌服飾店買來的。因為多到衣櫃放不下，只好另闢一個房間專門放衣服用。這本來就是東尼瀧谷不會了解的世界，他跟這些衣服的關係僅限於負責付信用卡帳單，還有看見妻子穿得很漂亮而已。妻子的死使那些衣服不再有被穿著、被搭配的機會。一房間衣服變成沒有意義的存在。
如果說衣服是妻子的收藏，那麼這個收藏的檢索系統，就在妻子的身上。因為妻子這個人的存在，使收藏成為有機的，可以發展生長的有生命事物。三件衣服不只是三件衣服，而是會衍生出彼此間互相搭配組合的關係；還有它們和掛在櫥窗裡的第四件衣服，「有了這件，還想要有那一件來配」或是「多了那件，就可以產生出另一種味道」，那種連結勾招的關係。從一件衣服開始擴散。款式、布料、顏色，幽微細緻的差異，其中的道理，組織的規則，大概只有衣櫃主人自己懂得。

因此妻子的死亡，使那個服裝房間失去了解碼的鑰匙。一個黑洞般不可理解的所在，就在他自己的家裡，所以東尼瀧谷才會想要找人代替妻子來穿那些衣服吧。
東尼瀧谷面對的另一個死亡，是父親省三郎之死。比起東尼妻子的死，村上春樹對這第二個死亡比較輕描淡寫。省三郎留下大量的爵士樂黑膠唱片。自從把服裝間裡妻子的衣服清空之後，那個空蕩蕩的服裝間，現在就用來裝黑膠唱片。唱片對東尼瀧谷而言，也跟衣服一樣無法認識吧。雖說那是他父親一輩子的可觀收藏，有許多絕版的珍貴唱盤，可是對不聽爵士樂的東尼而言沒有特別意義吧。一年後，他請中古唱片行的人來估了個價，把唱片都送走了。
「唱片的山完全消失之後，東尼瀧谷這回真的變成孤伶伶孑然一身了。」
不是在妻子死後，也不是在父親死後。而是在把唱片賣給中古唱片行後，東尼才變成真正的孤單。就像妻子的死一樣，父親的死對唱片收藏而言也是一種意義的解消。這些收藏，從一個被收藏者建構起來的整體，恢復成零星的無機的物件。接下來應該就是被打散賣出，一件件地散落到各處去吧。

有些文物或藝術品的蒐藏家，會希望在他們死後，東西還是可以被完整地當做一筆典藏，最好是被博物館收藏，而不要散落。我見過的一位收藏家，為他所有的文物拍各個角度的照片，做成詳細的目錄。
但我也遇過這樣的藏家，他不建目錄。他收的東西只有他自己最明白，每一件器物的身世，其意義的網絡，收攏在他的腦子裡。多年來他從台北的中華商場、香港的荷里活道等地方，憑藉眼力認出、買下的東西，逐漸形成一個可觀的收藏。「也許我死後這些東西就散了，那也是一種流通的方式。」他說。「東西有它自己的命運。」
我感到這席話在我內裡種下了一顆種子。他在聚的時候已經看到了散，擁有的時候就已經放手。

電子工廠的愛情恰恰

你身邊一定有那種一談戀愛就毀了的女生吧？
鄭文堂跟我聊到他新片《深海》裡的電子工廠。那是個非常冷調的場景。廠房是敞亮的、日光燈照出來的那種白。女工們穿著白色制服，戴著白色帽子，對著放大鏡檢查電子零組件。空間中只有機械運作的嗡嗡聲。女主角佩玉後來就在那裡工作。

「和你過去在社運時期拍過的工廠不同嗎？」我問他。
他說完全不同。社運時期拍的工廠，都是鞋或是衣服等傳統產業，因為產業要外移，工廠要關了，才會有抗爭，才進得去拍社運紀錄片。在傳統產業的工廠裡，工人不必穿制服；機器沒那麼大聲，且有一種節奏；總是會放廣播節目，有音樂，有交談，總之，有人的面貌在裡面。
電子工廠不同，「一條一條的生產線，全都穿著一樣的白衣服。」鄭文堂說。「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麼。」
我覺得，關於我們這個時代愛情的種種，戀人盲目交換的話語：「永恆」啦、「一切」啦，都應該被放進那間冰冷白亮的廠房裡重新理解。在那個女工穿著制服，看不見個人臉孔的世界裡，什麼是「永恆」？
簡單地說，《深海》的故事是這樣：蘇慧倫飾演的佩玉，剛從女子監獄出來，到旗津投靠昔日的獄友，酒店媽媽桑安姐。安姐（陸奕靜）把佩玉收容在她的羽翼保護下，讓佩玉到店裡洗杯子。酒店常客（戴立忍）看上了佩玉，送她衣服，帶她出去，但他不知道佩玉是個對感情有莫名執著的女人，她竟在這些微薄的小惠之上就已經緊緊依賴住男人的感情，把歡場中的一句「我會再來找你」當了真。男人失約後，她開始電話緊迫盯人，失控地追問「我哪裡不好、做錯了什麼」。這麼一來，也不可能再讓佩玉待在店裡了。安姐又透過關係把她介紹到電子加工廠當女工。在那裡，工程師小豪（李威）追求她，她又陷入另一次輪迴。
在你身邊一定也有這樣的女孩。她一談戀愛就毀了。愛情對她是黑洞，一個無法抗拒的重力場，她所有一切都被吸進那個黑洞裡，愛情是人生唯一值得活的事。如果愛情出了差錯，那她的生活、工作，所有的環節也會跟著散架。但越是這樣她的愛情就越會出錯，一開始或許甜蜜，但不久她那種全部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只有兩人沒有個人，分開的時間只是用來等待下次在一起的活法，就會令男人想逃了。

我懷疑在佩玉的眼裡，世界從頭到尾都是一家電子工廠。嗡嗡響著無機的、機械化的聲音，流水線般送來一樁又一樁的事件或人物。這些都是與她無關，某種程度也是不可解的。除非有人愛上她，開始產生個人的感情，那麼她會緊抓住這唯一的、浮出水面的機會，好像她所有的人格只存在於愛情的浮島上。
戲裡頭的男人，其實他們某種程度來講也是很無辜。李威演的小豪，是個普通的、大學畢業三年、在工廠管作業線的工程師。他追求佩玉，根本不知道自己正一腳踩進怎樣的世界。他太嫩了，他說起愛情很輕鬆。要到最後他才會發現，什麼時候他竟打開了她內裡黑洞般的世界，而他根本處理不來。女人像深海，他認識這個女工的表面，淺到只是穿制服的一層表面，還不知道她底下有怎樣的暗礁和漩渦。他輕易給了承諾，而且給得太大——「永恆」、「一切」、「一定」，愛情慣性地使用了這樣虛擬的計量單位。但你知道對一個以愛情為唯一浮木的人，「永恆」、「一切」、「一定」是什麼意思嗎？
在這裡，工廠流水線彷彿又是一層隱喻。流水線是不會等妳的。佩玉與小豪的感情開始出現問題後，她連最簡單的工作都做不了，愣愣看著流水線送來的面板堆積在一起。愛情一處卡住，所有的事都停頓了。她的世界以這樣一種單線的方式運作。這一分鐘搞砸，下一分鐘也像骨牌一樣倒下。她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基礎其實很邊緣而稀薄，沒有錢，沒有親人，有前科。她與她中產階級大學畢業的戀人根本不是對等的。就像他們對「永恆」、「一切」、「一定」的渴望，也不對等。
鄭文堂說，開拍之前他帶女主角蘇慧倫到女子監獄去，看受刑人們的生活，並與資深的女教官談話。蘇慧倫問教官，她看起來像不像會殺人的女人。

「沒有什麼像不像的問題。」教官回答。「太多了。」
阿堂說在監獄的幾天，他確實看到太多年輕、因缺乏日曬而蒼白，且不可思議地清純的臉孔。她們看起來可能就像蘇慧倫，或者說就像妳和我。
《深海》給我的另一個震撼是，我想我內裡一定也存在著一個佩玉。
如果妳認出我和妳之間有一些共同點，而願意我用一種集體的聲音發言的話，請讓我這樣說：我們內裡都存在著一個佩玉。
我們經濟獨立，我們厭惡依賴，我們對關係有一種疏離冷峭的觀點，我們叛離母親們為家庭奉獻的價值…，其實都是為了讓自己不要成為佩玉。人並不只被自己心裡嚮往的典範所吸引，也是被自己害怕成為（或說淪入）的原型所定義。我們是在努力避免自己走上某些路的過程中，逐漸成了現在的樣子。
而之所以必須迴避遠離，乃是因為那原型確實存在我們心裡。像個影子般無聲存在的惘惘威脅。威脅不是來自他者，而是來自自我——那個有可能失足、無助、不顧一切、非理性、弱者的自我。我們已經預知一旦放任自己成為她的後果。所以為她構築了複雜的迷宮，讓她住在心室的底層就好，不要走出來。
但又也許我們心裡也都同樣住著一個安姐。比較世故，比較強悍，多疑地保護著自己內在軟弱的部分。《深海》裡的兩個女性角色，或許正是在這電子工廠流水線般的世界，我們內心存在的兩種原型。她們互為表裡，手牽手一路走下去。錯落的步伐，正像一曲女性的恰恰。

月之陰暗

在家工作的第一件事，重新安置自己。

這種時候你才發現，長期以來住家與辦公空間分開，你把自己分散在兩個場所，它們各自發展出自己的空間組合方式與邏輯。在辦公室，我的座位背後有兩排三層的公文櫃，資料以檔案夾分類，排列在公文櫃裡。久之，什麼資料可以從哪翻出來，習慣到幾乎可以不看，一伸手就找到正確的夾子。那是對工作而言相當有效的空間。雖然別無長物（我不喜歡額外的擺飾），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個很沒個性的空間，但說不定我的個性本來就有這種極簡跟機能性的部分也說不定。我很欣賞有位研究人員會把家裡種的蘭花帶到辦公室來，且隨季節替換。但我自己因為缺乏植栽的才能，朋友送的、或是寄養的盆栽，一律在忘記澆水、或日照不當的情況下，連九重葛這麼容易養的植物都棄世而去了，想想還是別折騰植物了。想看花的時候，到別人的辦公室去充當五分鐘的閒雜人等。
家裡的場所就完全不同。這幾年我一直沒有把它組裝成一個有效率的空間。雖然週末的時候我在家裡寫作，但是對我而言（至少到目前為止），寫作還不需要一櫃子的檔案夾幫助。所以空間是相對彈性的。有時候在書房、有時在餐桌上寫，有時抱著筆記型電腦坐在沙發上。萬一生病又想寫東西的時候，還會把電腦帶到床上，用棉被和枕頭包圍出一個溫暖舒服的座位。總之是一種，用我媽的話說，很沒規矩的工作方式。

大概因為在家部分的工作，可以像個游牧民族般四處遷徙，我一直沒有很好地利用書房的空間。我的室友已經習慣我帶著書本與雜誌大幅占據餐桌，或是沙發。我一向很喜歡在餐桌上看書，這實在是個奇怪的習慣。從以前在愛丁堡念書時就是如此，放著自己房間不用，到一層樓十個女生共用的廚房，坐在高腳椅裡看書寫字。當然我在愛丁堡最後一年住的宿舍，有我心目中理想的讀書用廚房，兩側均有大面玻璃窗開向校園與街景，入眼盡是蘋果樹與櫻樹。不同時間起床的室友們輪流推門進來把咖啡手壺放到電爐上去，輪流把烤麵包吃完然後抱著書出門。一個早上都是咖啡香。
現在我的室友也會每天早上煮很香的咖啡。不過當我開始要用家裡的書房作為一天之內主要的工作空間，卻發現這個小房間長期以來受到我的忽視，沒有很好地被整理。書桌上有到期的帳單，各種有用沒用的通知書、邀請函（常常是過了時效才發現）。更多的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紙片，上面是我忽然想起隨手寫下的字句，寫完了就留在桌上。那些從我內裡翻出的想法，遂大剌剌敞開暴露在空氣裡。如果那個星期的專欄裡沒有收容這些字句，它們就繼續流浪在無處歸納的世界，隨時有在一次打掃中散失遺落的危險。如果我可以有效地整理辦公室的資料，為什麼不能好好地收納家裡的文件呢？這我始終覺得是一個謎。去年底我甚至還把手提電腦遺忘在計程車上，一些先前的小說草稿沒有備份，就這樣消失在城市日常的運輸流動之中了。說實話事情發生後我還幾乎沒有懊惱的感覺，作品自有其命運，何況是未完的作品——這樣想法簡直像個揮霍成性，不知悔改的敗家子。

說不定人都是有秩序與混亂的兩面嘛——我給自己的解釋是這樣。我把最有秩序的那一面放在辦公室裡，家裡的部分則始終沒脫離混亂。也許我們有時也是需要那種混亂的。需要那種找不到東西、而從高度有效率的節奏裡停下來的時刻，環顧四周，逐漸地迷途與逐漸地清醒。需要落出了理性的邏輯，反而更有效地發現了什麼。需要散亂地從桌上的紙片，找到一個多久以前寫下的、自己都認不得了的句子；也需要大舉地遺忘它們，丟棄它們，彷彿從未寫下過。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看著天空上月亮，旁邊有人對我說：「這乃是月之陰暗面哪。」我說：「這怎麼會是月之陰暗面呢？面對我們的當然是月球明亮的一面啊。陰暗面在另外的、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吧。」那個人聽我這樣說，「哦，對喔」地同意了。在夢裡我卻開始嚴肅地想，對了，古時候的人是怎麼看月之陰暗面的呢？如果那時他們並不知道月亮是一個球體，他們會認為月亮有另一面嗎？還是他們認為月亮就只是一片光亮的表面呢？
醒來的時候我想，平克佛洛伊德的專輯《月之陰暗面》，好久沒聽了，放到哪去了呢？說不定借人了吧。就跟我其他的CD一樣，想不起借給了誰也就拿不回來。而我自己的CD架上也總是有不知從誰那裡拿來的專輯。一種因健忘與漫不經心而產生的物品交流。還有，不以月亮為球體的人，真的會想到月球另一面的問題嗎？
這個週末我開始整理書房。把帳單按照時間排序，放進夾子裡。整理名片。收拾那些寫著片段文字的紙片。把我的時間、時間中的活動，安置到一種新的空間邏輯裡去。我撤出了辦公室，計畫與秩序便順勢被帶回家裡的書房。空間重組，心裡或陰暗或光亮的秩序也重組。我想起了一些什麼，緊盯著看了它們片刻。而後放手，讓它們浮出光亮，或沉入黑暗。

鬍子少女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我見到波蘭小說家奧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的第一句話，是問她：妳的小說《白天的房子，黑夜的房子》（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裡，那個聖徒庫美尼斯（Kummernis），真的有這樣的故事嗎？

她回答我，是真的。真的有這樣的傳說，文獻裡也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我看著她，同時有兩種感覺。一是覺得驚奇，那個充滿象徵與想像、離奇，我一讀就嚇了一跳的故事，竟不是出於小說家的虛構。另一方面，卻也彷彿早已猜到如此——那故事確實不該是小說家有意的創造，而是一個早已有其獨立的生命，在人類的世界裡流轉經年的敘述。
我開始蒐尋這個傳說的資料。
在奧嘉的小說中，庫美尼斯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中世紀的歐洲。庫美尼斯的父親參與十字軍東征，長年在外，而她又不是父親所希望的兒子，這先註定了她的童年是在父親的缺席與漠視中成長。但當庫美尼斯長成美麗的少女，前來求婚的貴族男子絡繹不絕，這又註定了她不能選擇自己的命運。她的父親準備用她締結政治聯姻，庫美尼斯拒絕了這個安排，堅持自己已是上帝的新娘，將終身過著守貞的宗教生活。她的父親在盛怒之下把她囚禁起來。終於上帝顯了神蹟，將她的臉孔變成與耶穌基督一模一樣的、留著長髮與鬍子的臉，只有身體仍是女性的身體。這樣一來，應該沒有人會娶她了吧。但庫美尼斯暴怒的父親——他像隻負隅頑抗的猛獸般拒絕承認失敗——下令將女兒釘死在十字架上。
於是這個耶穌臉孔、女性身體的聖徒，亦男亦女，實踐了和耶穌一樣的殉難死法。
庫美尼斯的故事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在各地也被叫成不同的名字（例如St. Wilgefortis、St. Uncumber）。在一般的說法中，神蹟使庫美尼斯長了鬍子，但倒沒有特別說是耶穌的臉。奧嘉說《白天的房子，黑夜的房子》在波蘭出版時，因為對於耶穌臉孔與女人身體的結合，而受到保守天主教人士的質疑，她舉出文獻證明，確實曾流傳此種說法。後來，有人將小說中這段庫美尼斯的故事特別抽取出來，改編成舞台劇。
總之這是一個雌雄同體的聖徒故事。她的造像經常是一穿著女性衣袍的少女，臉上長了鬍子，被釘在十字架上。庫美尼斯的崇拜在十五、十六世紀之間流傳甚廣，人們相信她會保護家暴婦女、不想進入婚姻的女人，並讓人們在面對死亡時不被焦慮擊倒。特別是在中歐，人們供奉庫美尼斯，雖說始終沒有被天主教廷承認——這是個由下而上的民間信仰。
有人說，對庫美尼斯的崇拜，是穿長袍的耶穌基督造像被誤認為女性所致。無論如何，一個故事必然是說中了許多人心裡說不出的那些隱處，引發了認同，捲動了能量，才會廣泛流傳至今。人在宗教中尋找著位置。故事即是位置。庫美尼斯的故事提供了家暴婦女、不想結婚的女性，甚至不同性別傾向、不能隨手放進男女二分法裡的人等等，這些原本在社會正統價值觀中無處容身的人們，一個附著的位置。

從那些位置開始，人們也會開始改變社會，朝向下一個時代轉動。
最近，我室友的狗小兔發生了誤食事件。說是誤食，其實恐怕貪食的成分比較大。牠吃了我放在桌上的一盒生巧克力。當晚出現嘔吐症狀，第二天送獸醫診所急診。我這才頭一回知道，原來狗不能吃巧克力。
因為這樣的緣故，星期天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時，話題圍繞著狗的貪食意外事件。養了一隻狐貍狗的橘子說：「我們家阿魯前幾天吃了一整盤的涼拌洋蔥鮪魚。」看見我一臉「咦？鮪魚也不行嗎？」的表情，他補充說明：「洋蔥，也是狗絕對不能吃的東西。」幸好阿魯的症狀，很神奇地，竟不怎麼嚴重。我看牠可能已經被同化成人類了。
「可是，難道狗不知道牠自己什麼可以吃，什麼不能吃嗎？」我的問題是這樣。
一桌子養狗經驗豐富的行家們，耐心對我這個從沒養過狗的外行人解釋，野生的狗也會吃錯東西，但牠們自己會去找特定的草類來解毒。家狗已經喪失這種能力，別說沒地方挖草，就算有，說不定還吃錯草，中毒更深掛點。
我還以為喪失自然原有的直覺生活能力的，只有人類而已呢。原來狗在都市裡，跟人類混久了，也會變得貪吃又遲鈍，真是近墨者黑。不過，狗類那種原初具有的、尋找草藥解毒的能力，令我覺得很神奇。換句話說，這個自然界運作的方式，並不是：讓你按照標準食譜吃東西，好活得白白胖胖；而是：不排除吃下各種可吃不可吃食物的可能，但同時給你治癒的能力。
莫非天地育養萬物，即是依循這樣的法則？
我想起一個故事的出現與流傳。也許在十五、十六世紀，曾經有人從眾多的聖徒傳說中拾取了這個雌雄同體的聖徒故事，像是找到一天然的藥柄，醫治在世間遭遇的傷害，並獲得嶄新的力量。

長假

上班的日子，眼前隨時有一張時間的地圖。這一天，一個禮拜，一個月，一年，所需要完成的事、達成的目標，都必須換算成時間，像是一枚枚的彩色圖釘標示在地圖上。而且，還不只是自己的時間。我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團隊合作，大部分事情不是自己做完就成了，你不是一個單獨的人，而是組織網絡裡的一個環節。各式各樣的事務必需被理解，處理，討論，決策；各種不同職位、不同背景的人，必須進入這個決定的過程。所以你需要把別人的時間一起考慮進來，像是在手中握著許多時間的線團，交錯但是不能打結。

不上班的日子，時間相對單純些。倒不是說就沒有事情忙（我不上班的日子常常事情還不比上班少），但閱讀、寫作的時間基本上都是越不被打斷越好。而且你不需要把別人的時間計算進來了（雖說催稿的編輯可能是一直在計算著你的時間），從多個毛線團回到一個毛線團，多條時間軸回到一個時間軸——回到這個房間裡，你和一本書，一篇文章之間，極個人極隱祕的一種關係。
我正處在兩種時間的交界。應該說，是在重新調整兩種時間的比重。我幾乎一直都是同時兼顧上班和寫作，穿行於上述的兩種時間之間。有時這邊多一點，有時那邊多一些。最近我要辭掉工作了，於是我的兩種時間，繁複的、多線頭的那一端漸漸收攏，回到一人的、單軸的時間。
我常常被問，你是怎麼看待工作這件事呢？會問這種問題的人，通常是把我認知為一個作家，而不是工作上的同事。他們問這個問題時，是有一種納悶不解——作家不是就在家裡寫文章就好了，幹嘛去上班啊？至於工作單位的同事，很多人是在一起開過許多會，討論辯論過許多次，合作解決許多難題後，才有一天忽然發覺似地問我：「妳是不是常常投稿？我的太太（或鄰居、或小學同學、或巷口麵包店老闆）說很喜歡讀妳的文章耶。」
所以說，我的世界、我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循著「寫作＼工作」這條軸線分裂成兩個。（我不是故意的。）我接觸的人（以及他們和我的關係）大致可以區分成上述兩種：第一種把我看成作家，第二種把我看成上班族。對於我要辭職這件事，兩個族群的反應各不相同。前者好像是認為我這「迷途的羔羊」終於回家了，有些基於關心我的立場，還忍不住流露一種「看吧，瞧妳浪費了這幾年啊」或是「社會險惡上班不容易啊」的口氣。後者呢，則非常擔心我會失業，他們會說：「妳辭職了要去哪？啊？不工作？…（皺眉沉默了五秒）那…先休息一陣子也好啦。」唯一無法依這個標準歸類的是我媽，她又把我看成是作家，又擔心我失業，完全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我上班還寫作，不過媽媽總是這樣的，哎。

我同時受到這兩種關切、兩種同情，是一件幸運的事。不過也很難讓這兩個族群的人了解，這幾年，上班和寫作對我是一樣地重要。我從來沒有因為是作家，就覺得可以不認真工作。我用週末的時間閱讀寫作，一星期兩天的靜處時間對我非常重要。沒有週末的自我整理，不可能在每個星期一重新投入壓力與時效性都緊迫盯人的事務。
這幾年，我在工作裡學了很多。很多在工作上認識的人，教給了我重要的道理。
我覺得工作也完全可以當成是像寫作一樣，是需要高度運用創造力的事。在那些看起來最枯燥、無味的事務裡，其實都有創作的空間。我甚至挺喜歡開會。會議可以被看成一種推動改變的契機，像是小說裡故事即將峰迴路轉的瞬間。在那個瞬間，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將被解決，往左、或是往右傾斜之前，定止的時刻。
開會前，我們知道事情有怎樣的條件，卡在哪些環節。理想的會議，是要把問題解決，以便可以從卡住的地方鬆開，進入下一階段。也就是說，在開會前的A點，和開會後的B點，兩點之間需要一個橋段。會議就是那個橋段。鬆開卡住的環節，協調好後續的方向，像是小說或戲劇中，把角色的命運推向另一個高點。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作為業務單位的人呢，必須提供充分的資料，讓與會各方可以清楚認識眼前的處境，而不是在一片渾沌中做決定。並且，有的人不習慣在會議上表達真正的意思，但他們的顧忌若是沒有受到正面的處理，後續的事務推展會很棘手，所以必須察覺到，與會者沒被說出的意圖，主動引導希望他能說出來。從某一個角度來看，也像是讓小說中的角色充分醞釀，為他們鋪出橋段，發展出內具的能量來。
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層次，我在工作的場合得到很多體會。
今年放年假前的最後一天，走出辦公室的時候，覺得是久違地輕鬆了起來。這個年過得跟過去三年不太一樣，沒有帶檔案回家，也沒計算放假幾天能多做多少的工作。年假的最後一天，也不急著想明天有哪些人要聯繫，哪些事情要簽辦。整整一個禮拜，只發了一封跟年後台北國際書展有關的email。
時間開始有了另一種度量的方式。
這幾天我老想起石濤的兩句詩：「大叫一聲天地寬，團團明月空中小。」世界的寬敞或狹隘，事物的龐大或渺小，時間的漫長與短暫，可以在一瞬間、一次覺知中逆轉。對於我這始終是最奇妙而真實的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