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老鼠住在同一屋簷下

二○○五年的冬天，有一隻小老鼠在我家住了一段時間。
一開始只是一些很細微的線索。有一天早上，我走進廚房，發現木瓜上面有幾道小小的牙印。我對著那個牙印看了很久，想要理清是否有任何的自然現象，會造成水果表面自己凹下去。比如說溫度變化、熱漲冷縮啦，或是水果太熟了等等。總之就是逃避著不想面對那可能的事實。

可是接下來，第二天的蘋果上面也出現了同樣的牙印，第三天則是在麵包上面。這麼一來已經無法否認了——在這個屋簷下，有另一隻動物會在入夜後出現在我的廚房，尋找沒收起來的食物，那應該就是老鼠吧。
說起來還算是一隻蠻節制的老鼠。每次只啃掉水果的一點點表皮，還不到我一口的量呢。雖然如此也只好把被咬過的水果丟掉了。
於是每天晚上睡覺前，我和我的室友會把水果都收起來。倒不是可惜那一點食物，而是希望沒有東西吃，老鼠會自動地離去。沒想到這樣卻使得老鼠的覓食技巧更加精進。接下來的幾天，牠學會了咬破裝米的塑膠袋底部，讓米漏出來；還把蘇打餅乾的包裝紙也咬破（餅乾製造商的一層又一層的過度包裝根本沒用），我還懷疑牠也學會了吃巧克力，有一天我發現放在架上的盒裝巧克力掉落在地上，我用可疑的眼光檢查每一片巧克力，到底是不小心掉下來的還是被老鼠咬過的呢？
這樣，簡直變成人跟鼠之間的偵探遊戲，睡前我們把覺得老鼠可能會吃的東西收起來。然後半夜換老鼠上場，牠總是能在我們自認收拾的很好的廚房裡，找到漏網的糧食。現在牠已經知道了，食物不一定都是像水果那麼簡單易懂，而是可能包裹、躲藏在塑膠或是紙張的另一面——牠已經進化成更高階的家鼠了。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本科普書，提到倫敦的麻雀為了生存，學會啄破住家門前牛奶瓶上的錫箔封口，喝裡面的牛奶。我們家的老鼠從吃水果，到會開塑膠袋，也要不了幾天的時間，真是神奇的演化之路啊。
我的室友首先開始受不了家有老鼠。她聽人家說可以用一種捕鼠板，會把老鼠黏在上面。
「這太恐怖了吧。」我說。「也就是說老鼠會發現牠腳下多了一塊滑雪板，而且還脫不下來。這樣太不人道了啦。」
我比較能接受的方式是用捕鼠籠。在我想像中，就像卡通影片裡一樣，夾一片起司在籠子裡就可以抓到老鼠，然後再把捕鼠籠提到大安森林公園去，希望老鼠在青草地上安居樂業不要再來打擾我們了。當然這個老鼠生活在草地上的畫面，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想像。大安森林公園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裡溜狗，對老鼠而言，可能就像是把牠丟進羅馬競技場裡餵獅子一樣。我有個朋友就是有一天突發奇想，跑去公園溜她的兔子，結果兔子一去不復返。在公園的眾多家狗眼裡，那可能就是一塊奔跑的火腿吧。人類的公園，小動物的屠宰場。

於是捕鼠計畫就這樣子拖延了下來。有一天我們又發現小老鼠又學會了新的技能。
我的室友問我：「妳前陣子有買栗子嗎？」
「有啊」。有一天我忽然想學食譜上的栗子雞湯，特別去買了栗子的。買到的栗子看起來營養不良，但還是湊和著用了。後來裝栗子的塑膠袋也被老鼠咬破，大概吃掉了幾顆吧。剩下的我就丟了。
室友告訴我，她在房間的角落發現了栗子。
也就是說，我們家的老鼠會存糧耶！我忽然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如果家裡養的狗會表演算術或是翻跟斗，主人以狗為貴露出驕傲的表情，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該不會是隻松鼠吧？」朋友阿棻說。「聽起來像是松鼠的行為。」
這個推測我也沒有辦法證實。因為雖然是住在同一屋簷下，我們卻是從來沒見過面。自從察覺家裡有老鼠後，晚上要進廚房前我都會故意發出很大的聲音，希望老鼠躲起來不要讓我看見。老鼠大概也是抱著同樣相見不如不見的心情，在這空間裡活動吧。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當我幾乎都已經習慣了老鼠的存在時，牠忽然又消失了。有一天我的室友把麵包忘在桌上沒有收起來，竟然沒有被咬。接下來第二天也是一樣。漸漸地，我們的水果、餅乾都回到了原位，過了一夜也都沒有牙印出現在上面。於是我們開始確信老鼠已經離開了。究竟是什麼時候走的呢？什麼時候牠對我們這個廚房感到厭煩，出發流浪去尋找更豐美的遊牧地？還是我們破獲了牠的栗子糧倉，讓牠太傷心了呢？總之，小老鼠已經從我們的廚房消失了。
過了好幾個月以後，有一天我的室友告訴我，她發現我們放在後陽台的垃圾袋被咬了一個洞。
是同一隻老鼠回來了嗎？我個人認為後陽台算是戶外，如果晚上真的有老鼠經過，發現垃圾而停下來覓食，也就算了由牠去吧。不進到室內、也沒有在我們看電視時忽然衝出來橫越客廳，已經很謝謝牠了吧。實在不能貪心到把身邊的空間，都當成殖民地管控哪。
畢竟我們人類自己發明了房屋所有權的觀念，把室內空間劃為自己的，也沒有跟老鼠商量啊。於是我們雖然碎碎唸著把咬破的垃圾袋收拾了，卻依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就這樣又度過一個，與老鼠同一屋簷下的日子。

選後的新生宇宙

在台灣，政治幾乎已經是大家共同的抱怨標的。大概如果做一個民意調查，列舉民眾心目中最沒有希望的事情，政治一定會榜上有名吧。習慣所至，就算平常不太關心政治的人，一講到政治也要很隨和地配合大家來唉聲嘆氣一下。
不過呢，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埋怨得久了，我們好像也開始看出一種興味來。

恐怕，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個時期，像今天這樣快速地見證著權力的崛起與沒落。一場選舉，某些政黨、某些人物興起了；另外一些人則沒落了，失去了議題、失去了舞台。我們有縣市長選舉、台北高雄直轄市長選舉、立委選舉、總統選舉…，每隔一、二年我們就會看到一次選舉旗幟插滿街的景象。這些接連不斷的選舉，也是政治勢力興起與沒落的機會，突顯著影響力的流動與變化。我們會看到，幾年前還聲勢鼎盛的政黨，現在面臨泡沫化的危機。我們也看到，一些曾經很有號召力的政治人物，忽有一日便光環褪盡；或是一座被稱為聖地的縣市，選擇向另一種命運敞開。
因此我總覺得，選舉後的第一天是個奇妙的日子。因為選舉都是在星期六舉行的，當天晚上就會知道結果了。所以選後的星期天早上，我們有點像是醒在一個已經經過了震盪盤整的世界。
例如，這一次的縣市長選舉，選舉結果是壓倒性的。毫無疑問的，會深深影響接下來的台灣政局。選後的星期天早上，我散步到巷口的便利商店去買報紙，前一晚的選舉結果在各大報都是頭版頭條；回家打開電視，新聞也是不斷地談論著選情。可是，當我關上電視，放下報紙，就又恢復到一個尋常安靜的假日早晨。因為台北市沒有選舉，所以聽不到候選人拜票謝票的聲音。恍惚間時間寧定靜止，電視內外似乎分裂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很多年後，我們回顧這一天，也許會發現那個早上我們所經歷的，乃是台灣歷史上的某個關鍵時刻。前一天晚上的選舉結果，決定了哪些力量將會受到壓抑及挫折，哪些受了鼓舞、正在壯大。有些人的苦悶得到了出路，有些才正陷入新的困境中。許多人正嘗試從新的政治局勢，判斷接下來應該採取的行動。往後的幾天，我們會聽到許多來自各個陣營的發言，有道歉，反省，改革，有關於下次選舉，但更多的是運作中的合作與磋商，放話和試探。
於是，選後安靜的星期天早晨，空氣中蘊含著隱然跳動的諸種可能。許多事正無聲地被計畫著。從某方面來說，選後的星期天彷彿是一個新的宇宙形成了。民力的岩漿噴發造成了新的陸地，產生新的生態循環。我們將會看到許多政治人物，說著各種試探、解釋、甚至喃喃自語的話，他們正踏出適應這個新宇宙的第一步，找一個位置把自己安插進新的演化鍊裏。這就是我覺得生活最奇妙的地方。往往是在日常寧靜的場景裏，巨大的變化正悄悄上演。無聲處有驚雷。

你說這是不幸，還是幸運呢？我們比起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人，更頻繁而快速地面對權力的重新拼整組構、其中無常變幻的本質。我們經常太低估變化的力量。被過去的經驗所騙，不知道新的規則已然建立。但如果用戲劇來比喻，變化發生的時候，往往也是最有戲的時候。我們有機會看到政治戲台上的種種精采身段。看見戲台上的場景已經變化了，演員卻沒有注意到。或是注意到了，卻不知如何面對。他們在變得陌生的世界裏，想要抓住最後的權力。或是在取得權力的當下，便沉不住氣地要運用新得的權力進行算帳。在古代，一個人可能要用一輩子的時間，見證權力的升沉。曹雪芹一輩子經歷一次家變，《紅樓夢》裏的賈府也就經歷一次抄家。我們現在則是每隔二、三年就來一次權力震盪。且不必自己親身經歷，透過媒體就能看見無數的例證，種種或狼狽或雍容的身段。
這一切都極其真實。顯露著人性的光澤。有時人性的光澤並不美好，甚至是不堪的。但那也是這宇宙中，各種生態相的一面。
我的好朋友當中，支持藍營跟支持綠營的都有。星期一，支持綠營的朋友說，昨天他買了自由時報，「沒有自由時報撐不下去呀」，他唉嘆著。基於一種受傷取暖的心情，想看能不能從自由時報得到一點點溫暖。結果發現當天的自由時報也是一片罵。「更沮喪了，唉。」他說。
另外一個深藍的朋友，幾年前在陳水扁第一次當選總統時，跑到總統府前去抗議的女生，現在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了，生活的焦點都在小孩子身上。

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對政治很冷漠。現在覺得能在裏面看出點溫度來——不是關於權力，而是關於人性。好幾年前，當我還很愛抱怨的時候，有人寬容地對我說：「大概每一代人都會認為自己生在一個最糟的時代，要不然就是最好的時代。」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屬於一生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那一代歐洲人，後來，當他撰寫回憶錄《昨日世界》，追憶已被摧毀了的戰前歐洲，他說：「我敘述的並非只是我一個人的命運，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我們這代人遭遇了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磨難，我們中間的每個人，包括最年幼和最無足輕重的人，在內心深處都被歐洲大陸上連續不斷如火山爆發般的動盪所震撼。」因此他形容自己的回憶寫作，像是「扮演幻燈報告的解說員，時代給出畫面，我只是為它們做注解。」
茨威格確實是誕生於人類歷史上極為戲劇性的一代，經歷了他生活中的一切被戰爭與流亡所粉碎。我們時代所給我們的考驗，還不至於這麼激烈。比起戰爭只能算是短週期的、淺層的重整。我們在這當中，閱讀著既是人性也是政治的戲台上，一張張臉譜、一種種身段。

物的宇宙

我的乾兒子小寶自從學會說話以後，話是說的一天比一天好了。作為家裏唯一的小孩，他可以說話的對象不多。最近他媽媽發現他在跟家裏的汽車說話。「喂喂喂，馬自達，你好嗎？你在哪裏？喔，在地下室停車場啊。有事嗎？沒事吧那拜拜！」

這讓我開始想，我們到底都是怎樣學會說話的呢？還有，是怎樣學會哪些人或物可以作為說話的對象，哪些不行？也許我們都曾經有一個時期，是覺得我們可以跟世界上的萬事萬物說話的。可以跟洋娃娃，跟家裏養的貓狗說話，當然也可以跟一棵小樹，一陣風，一顆行星，甚至一個鍋子，一只勺子說話。我們童年的那個時期，類似於人類歷史上萬物有靈的信仰時期。要嘛是當時的我們把語言的力量看得太大，認為對眼前的所有事物我們都可以介入溝通；要嘛是把語言的重要性看的太低，當成一種單方向的呢喃，不在乎汽車或是鍋子會不會回答我們。往後，經過無數社會化的過程，被大人糾正，被同儕嘲笑，我們才為自己劃出一個語言的溝通範疇——只跟聽得懂、會回答你的人說話，而不要跟路邊的石頭討論天氣。
這個過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仔細想想，那其實是非常大的改變不是嗎？用人類歷史來比喻的話，簡直就是跟改朝換代、或進展到一種新的文明…不相上下的劇烈轉變嘛。從會跟物品說話，到只跟人類說話，我們割捨了一大半的宇宙。那一半物的宇宙，變成是不需要與之溝通，只需要懂得運用、控制，或計算。從停止和它們說話的那一天起，我們已經把它們劃進了「受詞」的位置。我們也規範了自己交流的對象，只能是人類，而不應當對著一盞燈或是一張桌子表達心情。
這讓我想到希臘神話與荷馬史詩。古希臘是一個眾神會以各種形象出現在人類身邊的時代。其中最常進行偽裝的，當然就是那些好色的男神。天神宙斯藉著把自己變成公牛或是天鵝，海神波塞頓則是把自己變成一條河，來接近美麗的人間女子。當然也有非關男神的情慾，像是掌管編織的月神黛安娜偽裝成老婦人來考驗驕傲的少女，一不高興還把對方變成蜘蛛。
這麼說來，想像一下希臘人置身其中的世界，簡直是在自然界中到處隱藏著各種天神——就像螳螂偽裝成枯葉，變色龍裝成岩石的顏色一樣嘛。日常生活行走於其中的希臘人，隨時隨地有可能在自然的事物中接觸到神性。很多時候，這種接觸是發生在異性的神祇與凡人之間，從而帶有生育力與創造性的象徵——凡人女子往往在與密藏於自然中的神性接觸之時懷孕了，神性傾瀉而出，誕生出更多具有奇異秉賦的神人，去實踐屬於他們的神話故事。

小寶今年剛滿三歲。現在我經常帶著神奇的眼光看待那個年齡的小孩子。這樣一個小小的、黏人的，嘴裏經常咕噥著不知些什麼的人類幼童，他們腦子裏的世界和我們是以截然不同的邏輯組裝而成。那是我們也曾經擁有的世界觀，卻在被教養成一個社會動物的過程中，被覆寫，修正，乃至完全遺忘了。我們曾經像他們一樣對世界上的各種東西說話，表示我們對它的好奇。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我們和它們之間還沒有一種固定的關係。
當然小寶之所以和物說話，可能也因為是獨生子女的關係，缺少和同年齡小朋友說話的機會。現在單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是越來越多了。我經常會聽到朋友的小孩用很大人氣的口氣說話，因為他們模仿的對象是家裏的阿公阿嬤，要不然就是電視。我的一個朋友曾經因為加班晚回家，而被兒子教訓：「這麼晚回家也不會打個電話，不知道人家會擔心嗎？」另一個朋友小姿也很擔心她剛滿一歲的獨生女兒缺少玩伴。她把小孩送去參加健寶園的遊戲課程，希望增加她和同年齡小朋友互動的經驗，卻發現在整堂遊戲課裡，女兒只把注意力放在老師的身上。可能平常在家看習慣了大人，也把大人當成認同的對象。看到別的跟她一樣在塑膠地板上爬來爬去的小孩子，說不定以為是什麼小動物呢。
這幾年隨著MSN、Email、手機簡訊流行，很多從前用說的話，現在變成用按鍵打字來表達。每天我們在沉默中，以指尖傳播出訊息。這可能是我們長大以後，另一波語言世界的建構。這次我們透過物的中介，來和他人說話。如果說在古代希臘，神性注入人類周遭的自然，我們則是將物性帶進入了人的世界。藉物發聲，藉物溝通。
是什麼使得一個小孩子想要和一輛汽車溝通呢？問這個問題之前，說不定我們該問的是自己，為什麼不想和一輛汽車溝通呢？某個無聊的下午，小男孩忽然想起了一輛車，每次出門他媽媽會將他放在車後座的兒童安全座椅裡。但現在車子不在眼前，「看不見並不表示不存在」，這是一個他才剛能粗略體會的觀念。於是他開始說話，對那看不見的車子說話。在往後的人生裏他其實有很多機會進行這樣的訴說，藉由語言的力量，召喚，回憶，描述或是重整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如是我們確認著宇宙的輪廓。

我擁護一種幸福

精神分析學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在訪談中，談到她早年接受精神分析訓練的經驗。克莉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亞，一九五六年，她獲得獎學金到巴黎求學，從此長期在法國定居下來，用法語交談，學習，寫作。

在接受精神分析醫學訓練時，她必須用法語將兒童時期的記憶表達出來。小時候的種種，在這個過程裡，一件一件地，被翻譯成了法語。
這個說法讓我很著迷。那個朝向自我內在探索的深入之旅，同時和學習語言、增加詞彙的擴張之旅疊合在一起。你挖掘小時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許是某一天被玩伴遺忘在遊戲場時的心慌，也許是下午廚房裡母親烘培蘋果派的味道…，這些感官的、瑣碎的經驗，在童年那時，初生為人不久的柔軟心智上，印下了輕淺卻持久的記號。而今你嘗試從一種外國的語言中，搜索出精確的詞彙來描述它們。
克莉斯蒂娃模糊地說，成為精神分析師，改變了她的書寫。因為在法語中搜尋用詞，來描述童年時候種種稀鬆平常的，或不可掌握的事，這樣的實驗之於她，產生一種文學創作的神祕變化。
我試著進一步想像那個過程。童年屬於過往、屬於故鄉。但她得在移居的土地上，用新生活環境的語言來描述它。那就好像是從過往中召喚出回憶的點點滴滴，轉譯成現在。把堙遠模糊的「過去」記憶，用「現在」的語言重新梳理過，分析、歸類，成為可以被另一種語言的邏輯使用的檔案櫃。作為一個外來者，克莉斯蒂娃的移民過程，或許是在用法語完成了這些童年回憶後，才真正告一段落——當她用法語整理過、說明過自己，她在保加利亞的過去，從此方能為在法國巴黎的她所用。
或許所有的回憶都是如此的。把過往種種細細地想過，它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過去」了。克莉斯蒂娃的例子只是更為具體，因為她的過去跟現在之間存在著語言的差異，所以使我們清楚注意到那個「轉譯」的過程。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曾經在回憶中經歷類似的過程。過去的經驗，透過語言文字的表述（說給別人聽，在心裡自語，或是寫成文字），獲得一種新的意義。
我想起克莉斯蒂娃的這段話，是因為這個週末的下午，我正想著語言文字對我這個人產生的巨大影響。一直以來，閱讀與書寫，構成我生活中很大的比重。有些第一次到我家的朋友，看到一屋子的書，會說：「把妳的書拿走，妳就不知道怎麼活了吧。」
這種說法，帶有把書籍和生活當成相反的暗示。碰到這種狀況，我把克莉斯蒂娃當成為我的奧援。她對於人的記憶，在語言文字的敘述中獲得了意義，而這獲得意義的過程，往往可以在文學閱讀中得到補充，正可以拿來證明文學與人生並不是全然分離。克莉斯蒂娃強調文學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所能提供的幫助。無數的哲人、文人，已經先我們一步思索了存在的處境，描述了那些難以承受、無以名狀的人生狀態。有時精神分析提供給病患的是一修補的機會。為病患找到那失去的聯想，幫助他建立意義的連結。有時文學作品也有類似的作用。

從這個角度，克莉斯蒂娃的話，就顯得很有意思：「我們皆是暫時地知道某事，永遠不可能弄清某事，但我們卻可以提出一個暫時的真實立場，未來它總是會有所變化的。」
未來的變化，指的是什麼呢？也許是你讀的下一本書。也許是你的下一個人生遭遇。因為未來是開放的，就使得「現在」永遠是暫時的。下一分鐘成了這一分鐘的補充。我們透過閱讀，或透過生活，更多時候是同時透過兩者，來建構人生的意義。這是一個永遠沒有結束的過程。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完全由文字構成的夢。在我眼前全部是文字，用毛筆寫的。還有寫錯圈起塗改的痕跡。我在夢裡想，這是黃庭堅體啊。不過是寫得比較差的黃庭堅。醒時我想，我大概太依賴文字作為經驗世界的方式了。那些嫌我房間裡書多的傢伙們是對的。
有時我感覺自己在一種流離的狀態中。幾乎是每隔一段時間，這種流離感就會出現。也許因為是遭遇某些外來的誤解，一些怎麼說也說不清的情況，而使那個孤立的、不被理解的感覺又重新被喚醒了。我相信我並不是唯一這樣覺得的人。我相信我們都曾在某種時刻，感覺到那種與意義的分離，而再度出發去向閱讀、向生活尋找意義。
關於流離，克里斯蒂娃一定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她說：
「我擁護一種幸福。它並非不知道世間有著一些困境、抑鬱，以及力有不逮之事，而在認清上述這些後，它能夠予以貫穿。」
藉由詮釋的力量，回憶的力量。人類為眼前的處境尋求昇華、轉化的契機。這契機，很多時候，是透過語言文字來達成的。我們受著這些語言文字的貫穿。藉由它們超越眼前的處境，雖說也受著它們的誤導和欺騙。但我依然喜歡克里斯蒂娃的話——「我擁護一種幸福」。

亢龍有悔

康熙二十三年的某一天，皇帝讀著《易經》。突然發現了先前的《易經》講官，將一些爻辭注為「不應講」的原因。
例如，首卦「乾」卦，第六爻「亢龍有悔」，其辭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這一卦，說的是一個爭強挺進的姿態，扶搖直上的昇龍。但是世間豈有不衰落的繁華、長居上風的運勢。人之所以「知進而不知退」，恐怕並非因為他的生命果真只有進、沒有退，而是他在盛極的巔峰，忽略了同等明顯的敗象。終於有一天，發現自己原來太過天真。潛藏在身邊的種種瑣碎跡象，早已種下痛悔的種籽。
這一爻，講官認為是不該對皇帝講的話。恐怕講官是避諱著，不願在皇帝面前提到任何有關衰落、悔恨…不詳之語的暗示。那時，正是大清盛世的開端。吳三桂已死在康熙十七年，三藩之亂的餘黨也在二十年左右蕩平，帝國最大的隱憂與威脅已經消滅。台灣的鄭克塽也已經投降。接下來，直到乾隆晚年，帝國還有一世紀左右的榮景。但講官卻無聲地進行著自我檢查，避免說出亢龍有悔這一爻的卦象、其中無常的暗示。如果說，《易經》涵蓋了人世榮與衰，易變不息的種種可能。則講官的這點心思，像在正午的陽光裡，左支右絀地隱藏著逐漸隨日輪偏移而產生、擴大中的暗影。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一天，康熙皇帝發現了《易經》講官這門曲折的心思。我是在史景遷的《朕——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Self-portrait of K'ang-his: Emperor of China）裡，讀到康熙生命裡的這麼一個讀書註腳。比起他生命中的其他事件，這實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遠不如除掉攝政王鰲拜、御駕親征準噶爾部的噶爾丹大汗、斷然決定削藩而掀起長達八年的三藩之亂戰事，來得具有戲劇張力。大概不會有任何清宮大戲的編劇，有興趣把這點枝微末節的小事寫進劇本裡吧。

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件小事，正說明著許多的大事。人世間一門心思的顯現，有時訴說了那麼多，恍若一自然法則或物種的新發現。可感嘆的正是講官那點微不足道的用心，試圖在皇帝的面前遮掩一種人世間最尋常的道理。
其實這道理皇帝本人也是知道的，史景遷寫，康熙發現了講官將「亢龍有悔」注為「不應講」的理由後，這樣說了：「天道人事，亢則有悔。易中所言，無非此理。正宜此為戒，不必避忌。」我不知道康熙說這話時，是心平氣和，還是帶著無奈呢？是好笑講官的小題大作呢，還是感到自己早已明白《易經》的道理，自有氣度與膽識，來容納將至的衰變。或者，是自信滿滿，認為已從其中學到了借鏡，可免於終有一日的後悔呢？
《易經》本是涵蓋宇宙及人事的諸種變化，在卦象的排列組合間演示一種生命的可能。其完整性就在講官的迴避當中，默默地折損了。
康熙可能很早就意識到，身為皇帝，幾乎是無可避免地，他必須謹慎察知身邊人們對他的遮蔽。史景遷這本從史料中勾勒出康熙皇帝畫像的書，讓我們看見康熙試圖從身邊滿漢官員、各種文字言語的奏報當中，辨識出事實真相的努力。他想看穿朝臣彼此參劾背後的鬥爭，每個大臣議事時不同的偏好與成見。這樣的努力，等於是要在這些片面狹隘、各有所偏的臣子當中，拉高視野，居臨其上，成為天下唯一全面的人。

但即使如此，身為皇帝，受到遮蔽的威脅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康熙的晚年，苦於阿哥們爭奪皇位的政治鬥爭，懷疑太子胤礽想殺害自己。些微的風吹草動、流言蜚語，使他瀕臨歇斯底里。他曾經極力避免受到遮蔽。但最後，其實是對受遮蔽的恐懼，使他開始猜疑身邊的人，成了他自己的迷障。
《易經》中「亢龍有悔」這一爻，乃是接續在「飛龍在天」之後。從政治上說，「飛龍在天」說的是在上位者如聖人興起，萬事萬物自然各安其位，風行景從。但到了「亢龍有悔」，同樣是飛升在天，位在高處的龍，卻是已見敗象了。「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那是已高飛到無人左右的高處，一路的亢進使他位在一孤懸的處境，暴露於衰敗前的極限了。
當他終於軟禁了太子胤礽，且痛惡地認為自己正受著這些阿哥們的欺瞞，不知康熙皇帝是否想起，多年之前那《易經》講官緘默與迴避的姿態，其實正是他在無意之中占起的一卦。「亢龍有悔」預示位居高處的孤寂的爻辭，與當時講官迴避不言的動作，合起來才占出了事情的全貌。那是對這賢明、仁厚、勵精圖治的皇帝，一次命運的演示。關於人力的極限，關於：即使是如此謹慎明智的皇帝，在他帝國最繁盛的頂峰，遮蔽與無明仍然如影隨形—就在那講官微小瑣碎的心思當中。
那時康熙皇帝也許正像一隻高飛至雲破處的龍，四顧無人無聲，開始感到一種茫然的倦悔。其時死亡將至，他已經在前往另一趟旅途的開始了。

大河

近日讀著一九三○年代，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書信。
一九三四年，沈從文離開新婚妻子張兆和，回了湘西老家一趟。從北京到湘西路途遙遠，先走陸路到桃源，還要換走水路，搭上九天十天的船，才能到達家鄉。九天之中，沈從文面對的風景有兩種。外在的風景主要是河，與沿河的河村人家。內在的風景則是想念著妻子張兆和。因著內外兩種風景的對話，他在船上寫下了大量的書信。

這時的沈從文才三十多歲，已經寫出他最好的作品，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的小說天才。在這些書信裡，他極力想要描寫河上的一切，給他那從小在蘇州城裡、富裕人家長大的妻子知道。可是，任何對現實的描摹總是挂一漏萬的。他惋惜寫不出聲音，顏色，與光。比如船櫓一下下摩擦著船身的聲音（稱之為「櫓歌」）。河岸吊腳樓人家呼喊著「二老」啦、「小牛子」啦的招呼聲。羊叫以及母雞下蛋。還有或許是有人到廟裡還願的鼓聲。他惋惜著沒法讓新婚妻子讀到這些，如同親眼所見。
戀愛中的作家寫的信是好看的。因為他是那樣想把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說給另一個人聽。他從外在的現實裡，提煉出最精華的部分，用最好的文字寫出來。因為有了一個訴說對象的存在，沈從文的這一路西行，眼睛所看到的，都轉化成戀人的絮語。這就使得絮語有點接近宗教裡的供奉。只是，對象是一個凡人，因此他為她而說的也是從凡俗的人世裡擷取，她喜歡，或者他希望她能懂得的事物。
於是我們這些讀者，有點漁翁得利地，得以在七十多年後，窺見了那個沈從文為妻子細細勾勒的世界。他寫木筏上的火光。寫河，河上的聲音。寫那拉縴的老人皺紋縱橫彷彿托爾斯泰般的一張臉。寫誰在岸上唱著一首歌，他極力想聽明白，卻怎麼也聽不清。
沈從文寫下這些時，彷彿帶著種幸福的感傷。一方面是接近了他所熟悉的家鄉，一方面遠離了還在熱戀中的新婚妻子。故鄉鮮美的顏色與印象，四面八方。那些村子已經以同樣的模樣，存在了幾百年，未來好像也永遠不會變。《邊城》裡的翠翠，也許還是會在那個不變的世界裡，不移地等待。
可實際上變化是會發生的。在那之後不久，中國開始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看文藝了。政治上的正確凌駕了一切後，沈從文就很難再寫小說了。
年初，小帆去了山西。住在黃河邊上，黃土高原的窯洞裡。那對她這個在北京城裡長大的人，也是頭一回的經驗。每天高原上吹起細霧一般的黃沙，落到河裡，使黃河更黃了。動物與人都是強健的。一隻毛色黑得發亮的狗，沒事就游泳到河的對岸陜西去，晃晃又游回來。好像不把中國最大的河當回事。

跟小帆在MSN上聊她的旅程，我真有點羨慕。日子被星期以及小時分割了太久，我開始想，明年一定得出去走走。別再去城市了。山與河計算時間的方式與都市人不同。要去一個以不同方式計算時間的地方。要去一個洗刷城市人的傲慢無知，不讓你以為自己有多重要。
「我們平時不是讀歷史嗎？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互忻相殺以外有些什麼呢？但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裡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
這是沈從文在船上的第六天，寫下的文字。看了六天的水，他忽然給我們上了這麼堂歷史課。這個剛從城市歸來的遊子，當時在船上，一定是忽然感到自己重新觸及了什麼不變的事物吧。不受權力的消長，時尚的變化，不受任何你在城裡時以為重要的事物影響。原來這才是更具永恆性的，無聲的歷史。
我原來是想，可以看著一條河，從一條河裡得到體會的人真是幸福。但寫到這裡，又想這念頭是太一廂情願了。河的存在是個事實。在河邊，千百年來，人的生計就嵌進了「河的存在」這個事實裡。下行與上行的船，各自載著不同的貨物。拉縴的，盪槳的，河街上供行船人住宿的旅店…。河給了他們生計，也隨時暴漲吞沒河岸的吊腳樓。船在險灘上撞壞了，人落水了，也是每天每天的事。人們必須找到一種與河共處的方式，願不願意，都得容受河與自然生死編派給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們呢？我們天天與之共存的，比如吵鬧不休的政治或社會新聞，選舉前例必要發生的抹黑與抹黃事件，人心不平所生的怨恨和不滿…。這些事情也常常像大浪般地打來。我們時代粗礪的現實，可能缺少河邊生活山歌式的恬靜美麗，但作為考驗，則並無分別。如果老縴夫能面對大河帶給他的勞苦，我們同樣有我們的風浪要面對。並且也許我們都得在極短的時間裡學會，互相叫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那樣的話，也算是我們從風波裡盡一點責任，學一點智慧。
我們所處的現實，自然給我們以考驗。就像大河給靠河討生活的人考驗一樣。無需跋山涉水，先過眼前當下的這條大河。

顏色

大概是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在安徽合肥地方，有兩個小女孩子，是一對好朋友。其中一個，是大戶人家的小小姐。另一個，則是小姐家裡供養的盲眼小比丘尼。儘管身分不同，兩個小姑娘年紀相近，互相作伴，玩在一塊兒。盲眼的那一個，經常要她明眼的朋友描述各種事物給她聽。

看到了什麼呢？看到一艘船？船上有個人？那人是什麼樣子，正在做什麼？
除了這些，她也問顏色。樣樣東西的顏色。
可是，這小比丘尼是生下來就瞎的，從沒看過一朵紅色的花或綠色的葉子，怎麼可能會了解她朋友口中的顏色？有一天，當小小姐提出了這個疑問，比丘尼回答：
「我本來是沒有見過，不過我會把各種顏色都分得一點不錯。只要你一提到紅的，我再也不會想到紫的。我也時常會發急，譬如你說你的衣服是紫色的，我伸手來摸，假如你騙了我，我也摸不出。又像我的引磬，柄是黑紫檀，磬是黃銅的，誰要把它們各塗上另外的顏色，我也不會知道的。顏色雖同我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我要知道，我希望多曉得兩種顏色比多誦兩卷經還熱切。」
我在《合肥四姊妹》裡讀到這樣一段敘述，一個小比丘尼的願望。當她的朋友努力搜索詞彙，嘗試描述一種顏色的美麗時，小比丘尼究竟是如何想像那些色彩的呢？在與生俱來的黑暗裡，她的宇宙如何構成？她是否格外敏感於聲音的大小，空間的遠近，溫度的冷熱？她曉得，在這些之外，另有一種她所不懂的語言，即是顏色。不可觸摸、無法聽見的顏色。對盲人彷彿不存在，對明眼人卻真實不虛。
我覺得，好像可以理解，小比丘尼為什麼拿誦佛經來比喻她對顏色的好奇。
比如《妙法蓮華經．妙音菩薩品》，虛空中忽然生出了八萬四千朵寶蓮花。每一朵寶蓮花都以閻浮壇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石為蓮鬚，顏色鮮紅如同鸚鵡嘴的甄叔迦寶石為蓮臺。我們這些明眼人，不是也同樣看不見，這另一層次的世界嗎？我們不也在字面上揣摩、猜測著，「閻浮壇金」，「甄叔迦寶」各是什麼樣的顏色？就像盲眼的小比丘尼，想要知道穿在她朋友身上的青、某個特定日子天空裡的藍一樣。
也許，對這小比丘尼而言，她之想要理解顏色，是為了多接近一點宇宙深刻的奧義，那觸摸不到的真實。就如我閱讀佛經一般。
《合肥四姊妹》一書記述安徽合肥的名門世家，張家四姊妹的故事。她們出生在二十世紀早期，曾祖父在清代太平天國之亂時，是李鴻章麾下的一名大將。因平亂有功，受到朝廷重用，後來官至直隸總督。張家就在那時，奠定了可供子孫數代花用的財富。

到了四姊妹的時代，清朝已經覆亡，新中國在鉅變動亂中掙扎著誕生。直到今天，「新中國」仍是被當成一個現在（甚至未來）式的辭彙來期待著。這或許正說明了，它的誕生過程是多麼的漫長。當時張家已經沒落了。但是家鄉的地產、田租，還是相當可觀。四姊妹生長於優渥的物質環境，接受的是大戶人家的教養。她們分別由各自專屬的保母帶大，家庭教師啟蒙，而後上了女子中學和大學。她們都極愛崑曲，拜過師學身段唱功，也能上台票戲。她們的父親給予相當大的空間，也讓她們自由戀愛結婚。三姊妹中的老大張元和後來嫁了崑曲演員顧傳玠，老二允和嫁語言學家周有光，老三兆和嫁作家沈從文，老四充和嫁給漢學家傅漢思。張元和與顧傳玠的婚姻，突破了階級的界線，在當時特別不尋常。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從這四姊妹誰嫁了誰來評價她們，而是想看看當時女性的愛情與婚姻處境。那時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已逐漸有了變化，但還不到社會價值全盤改變的時候。除了四姊妹之外，書中還有許多年輕女性的側影。她們有的和愛人私奔了。有人未婚生子，把嬰兒丟旅社。有人終身不嫁，卻抱走別人的女兒。有人因嫁作側室而發了瘋。有人被丈夫拋棄而窮困潦倒。有人恐懼失節。有人猶豫著不知能否相信「愛情」這個新觀念。
一個新時代，新的不只是政治上的主義。連愛一個人的方法也是新的。廝守的方式也是新的——得一起流離，或是分頭面對革命的狂風暴雨。這些女性們得為自己謀出一條路來。她們當中有多少人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呢？恐怕，許多人是在事過境遷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到底做的是什麼樣的選擇，最終造就了一齣怎樣的戲碼。
張元和在丈夫死後，有一次上台演《長生殿》裡的「埋玉」，也就是唐玄宗埋楊貴妃的一折戲，驚覺自己其實是在傷悼丈夫顧傳玠。張兆和，則在沈從文死後，整理信件與遺稿，第一次感到理解了他生前承受的壓力。
時間，自然會為故事補筆，一點一點地顯透出事物的顏色。
我想，那盲眼的小比丘尼是對的。顏色確實充滿魅力。顏色甚至是神祕的——物質凝縮，聚合，顯相為我們所眼見的這一切。只是，她看不見，所以好奇。
我們這些明眼人，也有我們的盲目。我們看著看著他人的故事，總要看到事後多少多少年，才明白前此種種的意義。而我們甚至還沒開始，領會自己的故事呢。
雖然，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那些一時的執著，遲不放手的愛恨，終究也就像是傍晚的天空裡，變幻無常的顏色。那麼就安靜坐下來，沖一杯茶，平淡地看著自己，像看台上鑼鼓正密的一齣好戲。

螞蟻

今年以來我工作的書桌經常出現螞蟻。
在我翻看文件，打電腦，或是削鉛筆的同時，牠們就在我眼前的桌面上，落單或者列隊，摸索著通過。經常是以之字型的路徑，來來回回地，似乎還在搜尋掉落的食物殘渣。看來是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把我的書桌當成了牠們的曠野。

不過這卻是個擁擠的曠野。因為牠們的路徑與我的工作空間重疊，往往我就在為人類社會的生產行為效勞時，犯下屠殺無辜螞蟻的罪行。其實我不過就是翻了書頁，或是移動了滑鼠嘛。一低頭就發現，桌上又多了好幾隻被壓成標本狀的扁平螞蟻屍體。
後來趕到的螞蟻，會湊到這些已經變成標本狀的同伴身邊，用觸角琢磨上半天。我簡直懷疑牠們是不是在上演那種人類武俠片流行的橋段，俠客之一抱住渾身是血的同伴：「說，是誰殺了你，我替你報仇！」俠客之二用最後的力氣說：「是…是…」然後呢，永遠都是在他能完整地說出仇人姓名之前，就大吐一口鮮血氣絕身亡了。
按照這種老套橋段的話，我大概已經是螞蟻界流傳已久的邪惡仇家。曾經許多螞蟻臨死前，試圖用觸鬚或是分泌化學物質向同伴傳達的危險訊息中，我的名字占了其中幾個氣味分子。一切都是因為我坐在書桌前，努力工作的緣故啊…。
為了讓我良心好過點，我決定設想另一種螞蟻界的送終橋段：「你看牠死了嗎？」「我看是死了。」「沒救了嗎？」「沒救了。」「那就搬回去吃掉吧。」
對於這些我每天都要看見，卻不知道牠們從哪裡來的小昆蟲，我實在是無計可施。牠們有可能出現在任何時候，任何角落。一些細小的黑點，在書桌上移動，改變原本靜態的空間，成為一點狀流布的動態宇宙。迫使你意識到世界的構成並非穩固不變，變化正在你眼前生機勃勃地發生著。你並不完全擁有眼前的空間，你與無數看得見看不見的物種分攤著所有權。
於是這張尋常的、位在窗邊的書桌，就變成至少兩種生物生存空間的輻軸交集點。假如我們畫出我的日常行走軌跡圖，與這窩螞蟻王國的疆域地圖，書桌會變成兩張圖交界的切面之一。我把書桌當作工作的中心點，但它卻同時是螞蟻宇宙的邊疆。牠們從蟻窩派出先遣部隊前來這裡探索。我的勞心工程與它們的勞力工程同時發生。在我準備寫就的文字，在我費心組構的邏輯背後，牠們細小的身影不斷出現。
像一些揮之不去的念頭。一些逃開了心緒追蹤的潛行意識。你一低頭，牠就在那兒了。蜿蜿蜒蜒，躲躲閃閃地移動著。

《螞蟻．螞蟻》（Journey to the Ants）的兩位作者，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和霍德伯勒（Bert Holldobler），都有過與螞蟻相遇的、靈光乍現的啟蒙性經驗。霍德伯勒是七歲的時候，和父親在德國巴伐利亞森林散步時，看見父親翻開石塊，背後正好有一個蟻巢。螞蟻感覺到自己突如其來地暴露在天光之下，極其迅速地湧向巢中的幼蟲和蛹。像是已經演練過無數次，螞蟻們抓住牠們的幼蟲與蛹遁入地底通道中。整個過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次戰略完美的撤退。七歲的男孩霍德伯勒，彷彿是遭遇一天奇蹟般的經驗，意識到在人類的腳邊，存在著如此隱祕的地下社會。
威爾森的經驗很近似。不過是在美洲大陸的東海岸。當他剝開腐朽樹木的樹皮時，遭遇了一窩香茅蟻，散發著它們腺體分泌出來的、用以警告敵人的檸檬氣味。同樣是倏忽隱沒到黑暗的地底。
是什麼使得這些螞蟻能夠如此迅速地作出反應？沒有手機簡訊同步聯繫，沒有信號彈，甚至沒有語言。所有的螞蟻卻彷彿在瞬間知道自己應該做的事，防禦的、搬運的、斷後的…。根據研究，螞蟻與許多昆蟲，都有化學分子的溝通方程式。螞蟻在偵測到食物，或是危險時，所分泌的化學物質，直接影響了其他同伴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螞蟻群落合起來是一個身體，身體的各個部位散發著各種外分泌的氣息。有的氣味驅使工蟻努力工作。有的氣味抑制幼蟲發育成兵蟻，以免過多的兵蟻超出群落生產力的負荷。有的氣味刺激幼蟲變成了蟻后，為飛行與交配的季節準備好，即將離巢建立自己的母系王國。
一種氣味，一個反應。比起來，人類的語言就沒那麼迅速有效了。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之外，人類的語言並不會讓人一聽見就分泌腎上腺素、或是立即發情。但我老是懷疑，其實人類還是屈從於某種無形的語言的，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罷了。（就像螞蟻不知道自己聞到丁基辛酮的味道就會發動攻擊，它們只是接到訊號就開始大口咬噬的動作。）比如說，我們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一直接收著社會集體無聲的訊號吧。一些暗示，一些壓抑。吸引著你，或是阻礙著你，終究使你走上一條，早已設定好的路線上去。
但也因為人類的語言並不是最有效的，不是一種化學式的直接反應，所以我們反在語言與世界的間隙當中，那個空落的時空裡，獲得背離、與走出另一條路的空間。
在夜間的爵士樂酒館，看見妳被語言包裹得密不透風的脆弱時，我想起這些。我在想如果我可以有一種氣味。如果我可以不進入語言那重重障礙的迷宮，什麼都不說地，只是散發那種氣味…。穿透語言與姿勢的冑甲，向妳坦白另一個，不需要武裝的世界。

秋天的月蝕

我忽然想起歐陽修的《秋聲賦》。大概是因為這個週末，秋天忽然就到了的緣故。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秋聲賦》中間的這一段，忽然閃現了殺機。在那個秋夜裡，聽見了樹間的風聲，歐陽修意識到自己正直接面對著宇宙間摧折毀滅的力量。那聽來有如潮水、有如軍隊夜行，持續不斷掩至的聲響，正是季節轉換的暗號。繁盛了一個夏季的物種，將在這秋天的信息裡，開始頹然萎敗，散落並消弭。果實落進土裡，腐爛冰封，等待來春再抽出新芽。
然而歐陽修並不停留在傷春悲秋的層次。那個夜裡他洞然明白，這秋天的摧折與毀滅，像春天新生孕育的力量一樣當然，一樣平等。身邊的童子睡著了，他獨坐在一與他同樣清醒的宇宙裡。
我曾聽一位文壇的長輩說起歐陽修，說他認為歐陽修詩、詞、文都好，在朝仕事，又寫五代史，是一個全面性、完整的文人。
但是，什麼是完整呢？
在《醉翁亭記》，那遊山宴飲的場景裡，可以辨認出歐陽修與世界既即且離的關係。那是在歐陽修貶知滁州的期間，一日與賓客去了山間的醉翁亭，遊山宴飲後寫下的一篇文章。一般解讀這篇文章，都說是一篇好遊記。但我認為在遊記的寫景、寫人之外，這文章另有一層更深刻的意義。
雖然，書寫著山林變化無窮的景色，與絡繹不絕的遊山者，歐陽修自己在文章裡的形象，是一隨和微笑、並不多語的老人。他安坐在身邊眾人的喧嘩笑鬧聲中，卻和周遭人自有一無形的距離。旁人看著他與人同遊同樂。實際上，他眼中所見的山，所看的人…沒有人知道他在其中看見了什麼。
《醉翁亭記》末段透露了這樣的訊息：「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那是一雙疏遠的眼睛，從疏遠中得出了智慧。在他眼前是多層次的秩序。山林是一層：穩定的，四時變化但始終常在。禽鳥是另一層：吵了一整天的這群無禮的人類，終於要回家了，牠們可以取回山林的居住權。眾人又是一層：只顧吵吵嚷嚷地開心著。但在這之外，太守（歐陽修）內心藏著另一層次的快樂。表面上看來與眾人沒什麼兩樣，但只有他自己清楚差異之所在。他的快樂是一個祕密。
《醉翁亭記》是一篇遊記嗎？當然是的。但遊歷不僅在外，也在內。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歐陽修走進了一無形的山林。彷彿他把身體留在原處，精神卻走進了另一趟旅程，經驗了旁人無法企及的體會。他看似從未離開，實際卻遠遠地走了。
能讀懂外在的旅程的讀者，就讀他對山林的描寫吧：「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不是寫得很好嗎？你也可以欣賞這些描述，像是眾人酣樂地遊山，山確實是好的。但是，體察到另一種旅程存在的讀者，也循著線索讀進去吧。在那兒，存在著另一座看不見的山。文字到那兒也就休止了，歐陽修並不打算把他內心的旅程真正形諸文字。因那本是不必言說，不可言說之地。
幾天前的夜裡，我收到一則手機簡訊。「看，月偏蝕，現在。看到了嗎？」
久未謀面的友人，傳來這樣的訊息。我放下手邊的事，登上屋頂，果然看見清白皎亮的月輪。右下的一角，彷彿畫上的金泥暈散開來。我看見的現象不像是缺蝕，而比較像是一種流動，光與闇流淌混淆。隱隱然，是一充滿魔魅的景象。起因卻是宇宙中的幾個石塊，互相遮擋了角度。
那日在農曆是十五。在月光最飽滿的一夜，看見了我們星球自身的影子。遮擋在月球亮面之上的，我們的陰暗，正與光亮進行著對話。
一直以來《秋聲賦》很深地打動著我。使我也好奇寫出那樣文字的歐陽修。人要經過多少事，才會產生那樣的高度？物既老而悲傷，物過盛而當殺。看似嘆息，其實也是一種完整的接納。或許宇宙一切細節，如春光，如秋聲；如同他人對我們的讚美怨刺；如同某特定一日的歡樂或愁苦，都是對我們的演示。所以我又想起歐陽修的疏遠的眼睛，注視著眼前他和而不同的眾人的歡樂。
容許世間有一層隱密的意義。在那裡，沉默地被誤解。是非就留給它的淺薄吧。當他走進他的山，似乎是寂寞，卻也是自由。或許那才是做為一完整之人最關鍵的所在。你看見了嗎？

遠洋航行

莫泊桑有一個短篇，叫做〈我的叔叔于勒〉。故事是這樣的，在法國的海港城市勒阿福爾有這麼一家人，他們的經濟並不寬裕，屬於有些沒落的中等階級，在省吃儉用捉襟見肘中勉強維持著一個基本的派頭。全家例行的儀式是在星期天的早上，父母親與小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到海邊散步。這散步不只是散步，而是有點展示的意味——是要讓兩個待嫁的姊姊出來走走，給城裡人留下點印象，好攀上一門親事。既然他們的景況勉強到從不敢去赴別人家的請客，免得還要花錢回請，那麼星期天的散步已經算是最節約的一種社交行為了。

這樣的一家人，卻有著一個遙遠的希望，在那父親的弟弟身上。父親的弟弟名叫于勒，年輕的時候不學好，敗掉了一部分的家產。等他把自己名下的財產敗光了，他就像當時許多到新大陸找機會的年輕人一般，去了紐約。送走了一個敗家的弟弟，對於一個不闊綽的家庭而言，大概是很如釋重負的。不過于勒在紐約竟混得不錯，賺了錢。他也寫信回來表示，希望能賠償當年浪蕩時給家人帶來的金錢損失。
這麼一來，于勒從全家人的禍害，一下子變成了全家的希望。慳吝度日的父母親相信，只要于勒回來，他們的苦日子就到盡頭了。這個在紐約發了跡的弟弟，真是全家最有辦法的人，一定能把家人從這種錙銖必較的日子裡拯救出來。他像一個聖誕老人那樣被期待著。
但是于勒在寄來一封信表示要出發去做一次長途旅行，發了財就回法國後，便音訊全無了。即使如此，這家的父母親還是期待著于勒有一天會突然從剛入港的船上走下來，然後他們就可以開始搬家、買新衣服、上館子…。
這期待有個很不堪的結局。家裡的二女兒終於嫁出去後，全家人計畫了一次去澤西島的旅遊。澤西島距離法國不遠，但卻屬於英國，算是一種最經濟的出國旅遊。在船上，他們遇上了一個賣牡蠣的老水手。父親驚慌地發現，那衣衫襤褸的水手長得就像他的弟弟于勒。
于勒在美洲，生意一度做得很成功，但終於還是失敗了，落魄到身無分文的地步。他搭船到了澤西島，但怕與家人相見而不肯回法國，就在船上賣牡蠣維生。他沒有注意到，他所害怕見到的家人就在不遠處觀察著他，不肯認他。他已經從家人的希望，再度成了家人的禍害；從盼望他回來，到害怕被眼前這個落魄老人攀上親戚，糾纏不放——人內心如此巨大的變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便無聲地轉化完成了。

這則短篇故事，有著莫泊桑小說一貫出人意表的結局，俐落地揭露了人性的某些側面。莫泊桑寫這些故事的時代背景，是在十九世紀，歐洲人航行到世界各地去戰爭、去貿易。這是一個膨脹整合中的世界，放大了人類在世界中漂蕩流離的規模。一個遙遠的新世界，蘊藏著機會，也包含著凶險。在莫泊桑小說裡，我們看見的是一現代世界的形成。戰爭，航海，致富與窮困，階級的上升與下墜…，人們以個人、以小家庭為單位，受到這些變動力量的梳理，經歷著希望與失望。
在希望與失望的面前，人是同樣地手無寸鐵。故事中的一家人，一廂情願地將自己敞露給一個虛渺的希望。與其說是于勒讓他們失望了，倒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為了相信而相信，然後在自己的希望之前驚慌地仆倒。從頭到尾，于勒是無辜的。
但這個週末，我之想起〈我的叔叔于勒〉，卻是為了別的理由。
在談論著生活近況的時候，他忽然對我說：「妳總是想把自己準備好。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就上路了的。這也就是一個過程而已啊，妳會在過程裡學會怎麼做。沒有人是已經完成了訓練，然後像即位登基一般登上他的位置的。」
那時我竟想起〈我的叔叔于勒〉。
我知道他是對的。也許我心裡也住著一個于勒，那于勒正是我自己。我總是希望有一個我，能比現在的我更明白世間的奧義，更透徹，更了悟，更經得起風浪。我期望著那個我有一天能夠出現，像是期待一個來自遠方發跡的親人。那便是我的于勒。一個負擔了我過多期待、卻沒能達成，一直以來便像個窮親戚般地被我自己給屏棄了。
這個晚上我重新讀著莫泊桑的故事。在一切的世界裡，你最需要整合的就是自己內心的宇宙了。入夜之後我想著，我該向我心裡的于勒伸出手，好好地聽他說說，這一趟遠洋的航程。

復仇

關於復仇的故事我們都看多了。武俠片老是有那麼多殺父之仇、殺師之仇、滅門之仇……。在螢幕的世界裡，仇人的存在就像愛人一樣理所當然。主角總是要花很多年的時間，受盡種種苦難，得到高人指點不傳之祕，練就一身功夫後，才能報得大仇。報仇的過程總是拉得很長，不到完結篇硬是不肯交代。至於報完仇後的人生，通常就在完結篇之外了。

還有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我小時候讀的是把世界名著改寫成少年讀物的版本，有注音符號的那種。而《基督山恩仇記》那個充滿了冒險感，神祕懸疑的世界，也確實很吸引小孩子。不過後來想起，那果然是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成形時代的小說哪，復仇與施恩的方法，是讓一個人破產、或是把一個人從破產邊緣救回來。關於一個變形中的世界，如何同時產出了新的權力結構，也即是新的報恩尋仇法則，是我多年後才懂得的事。
有這麼多復仇的故事在前，卻能把復仇兩個字翻出新意的，是韓國導演朴贊旭的《老男孩》。
《老男孩》是朴贊旭《復仇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三部也已經完成，由《大長今》李英愛主演，今年入圍了威尼斯影展。）故事的一開始，讓人聯想到《基督山恩仇記》。主角吳大秀在一個酒醉鬧事的夜晚，忽然被綁架、囚禁在一個大樓的房間裡。有人按時送三餐給他，卻不告訴他身在哪裡，為什麼被關，以及要關多久。房間裡唯一和他作伴的是電視。在極度的孤獨中，電視簡直成了他的時鐘，日記，老師，朋友，以及愛人。他從電視獲得時間感，知識，新聞，以及一點點陪伴的感覺。
也是從電視新聞中，他在被囚一年後看到妻子被殺害，女兒成了孤兒被送走。而失蹤中的他自己，被當成了殺妻的嫌犯。
囚禁持續著。在不知道仇家是誰的情況下，他的囚禁長達十五年。十五年間他鍛練身體，挖掘地道，等待逃脫與復仇的機會。當他終於離開了監禁的房間，他開始了尋找幕後主使者的復仇步驟。
但這個乍看之下像是《基督山恩仇記》的故事，骨子裡卻更近似索福克里斯的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伊底帕斯王治下的城邦發生了瘟疫與災禍的異象，根據神諭，乃是由於城裡潛藏著染污的根源——也就是殺害了前任國王的凶手至今未被繩之以法。在伊底帕斯王的追究之下，真相層層翻露出來，原來他就是先王當年的棄嬰，命中注定會殺父娶母的孩子。他長途跋涉遠離家鄉，以迴避命運，結果只是將他推向早已預先寫定的結局。

如果說《伊底帕斯王》質疑的是，人在神諭與命運之前的渺小；那麼《老男孩》的懷疑要更加精細與深入，直達我們凡人仇恨與歡愛的本質。在憤怒或快樂的片刻，我們所感知到的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讓我們恨，如同讓我們愛？
如此，就來到了「復仇」這件事不堪逼問的核心。到底所復何仇？
伊底帕斯是被外在的事件所戲弄，吳大秀則是在內在情感的層次上都被操控了。伊底帕斯被一樁接一樁看似偶然的事件引入了圈套，《老男孩》的吳大秀則是連喜怒感受都受到暗示的作用。當女孩美桃與吳大秀墜入情網，計畫並監視著這一切的仇家李右真，若有所失地自語著：「美桃真的愛上了吳大秀了嗎？這麼快嗎？」要到劇情的最後，明白了整個案件的始末，我們才回想起他這句突兀的疑問。他是在怎樣無可挽救的孤獨裡說出了這麼一句話。作為一個失去了愛人的復仇者，當愛情真如他設想中被完美地操作出來，他既是朝向復仇前進了一步，也是更往虛無裡墜落。
真相是個逐漸袒露的過程。當吳大秀指出他的仇家李右真，當年曾經和自己的姐姐亂倫，李右真繼續打開謎底的紙團，證明給他看，要讓他與自己的女兒相戀，其實也不難。人心其實是如此軟弱，像是還沒乾透凝固的水泥板，任何一隻路過的貓，都能輕易在上面留下梅花狀的足印。想復仇的吳大秀，最終發現自己才是被復仇的人；他指出仇家的亂倫，卻發現自己也愛上了十五年不見的女兒。他想要追問真相，最後卻倉皇地只求把真相洗去。
這彷彿也是一個，關於輪迴轉世的寓言。
只要遺忘，只要創造一個相遇的場景，只要有足夠的暗示與催眠，像是在靈魂內植入一發送密碼的晶片……。
關於在累世的經歷中，我們曾有過的、不斷被洗去與覆蓋的記憶。
曾對我們說過「念眾生即父母」的人，該是怎樣悲憫地看著我們，以仇人為親人，以親人為陌路；看著我們遺忘了以為是永遠的事，卻掉落在眼前浮光掠影的片片刻刻裡，並且，一再犯著同樣的錯誤啊。

遣唐使

去年，在西安，唐代的長安城舊址，發現了一千多年前一名日本遣唐使成員的墓誌銘。這個名叫井真成的日本人，在史書上並沒有記載，他的身世與生平，至今仍是個謎。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刻在墓石上的一百多個字。「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才稱天縱，故能銜命遠邦，馳騁上國…」。

如同許多的墓誌銘，簡短的一百多個字並未能給予我們井真成生前的完整輪廓。在日本飛鳥時代、平安時代的遣唐史紀錄中，也沒有出現過井真成這個名字，因此有人推測不是本名，而是入唐之後，依唐土風俗改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應是和阿倍仲麻呂一起入唐的遣唐使成員之一，不幸客死異鄉長安，把這出使的繁華唐京城，作為了埋骨的所在。
於是這個一千多年前的日本人，曾經存在的證據，單薄地附著在一個沒有官方紀錄的名字之上。我們對他一無所悉。正如同他如果還在死後世界裡向這人世回望，同樣也會感到陌生吧。
但即使如此，墓誌銘發現之後，在中國與日本都引起了注意。去年，東京博物館才剛辦過空海和尚赴唐取經學法的一千二百週年紀念展覽，今年夏天又再度舉辦了「遣唐使與唐之美術」展。其中，作為展覽切入點的，就是這新發現的井真成墓誌銘。刻有墓誌銘文的墓石，被從西安運往了東京展出，進行了它的主人在一千多年前未及完成的那趟返鄉之旅。墓石是井真成人生的終點，但在博物館的展示廳裡，它又成了一個起點，帶領二十一世紀的參觀者進入那個中世唐帝國與日本間文明交流的世界。

井真成這個連姓名都無法確知的人物，之所以引起這樣多的注意，大概是因為他觸動了我們對古代旅人的想像。在他的墓誌銘中，有「形既埋於異土，魂庶歸於故鄉」的文句。
那是作墓誌銘者對一個死於異鄉者的猜想。它並不能多告訴我們關於井真成的什麼，卻重疊了我們對故鄉與他鄉的想像。因為，我們不都也曾這樣千里趕赴一個未知的遭遇，然後發現自己回不去出發的地方嗎？
最近，讀著歐陽修的詞選。
北宋歐陽修，大概是井真成之後三百年的人物。如同那個時代許多在朝為官的文人，歐陽修也因政治的風向而多次受到貶謫。每一次的貶謫，當然都意味著遷徙。從原來的作息被拔起，割斷在一地長久生活形成的種種牽絆與關係，向一未知的地方移動而去。
作為遷徙、離去的一方，歐陽修的許多詞卻是擬想那個留了下來的人，而且往往用一個女性的聲音，來說別離這件事。像是「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以及「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從留在原地的女性的角度，看見懸念之人漸漸遠去。那是一個自己無法參與的世界，頂多在樓頭遠望向地平線的另一端，揣想那個難以理解的天地。旅人與女性等候者的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一個空間是天高地闊，一個是被圍牆曲曲折折地遮掩界分。宋詞裡的女性等候者，她們的世界由各種瑣碎精緻的物事構築，簾幕、鞦韆、羅衣、金釵、香爐、闌干…。那是被物件分割占據的小天地，對比於旅人移動中的風景。

為什麼歐陽修詞裡的別離常是用女性的角度來書寫？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這些詞是寫來唱的，而唱的人總是女性。她們是在別離之中被留下來的人。文人雅士來來去去，她們始終在同一個命運裡定居。
但另一方面我忍不住想，就像定居的人對旅人寄託以浪漫的想像，旅人也同樣需要定居的人，需要等候者，需要那些百轉千迴地思念著自己的人。如果沒有，也要自己用文字創造出來。他們那樣著意地描寫，為相思所苦的女性精緻的居所，用許多小小的事物，填滿她們所在的空間，簡直有戀物的傾向。但那究竟是誰的戀物呢？是女性等候者的戀物？還是填詞的文人對自己即將別離的事物之依戀，卻假托給那個等候的人？莫不是，他們在詞裡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想像的居所，一個挽留與等待著自己的所在，那是他們無緣長久停留，卻在每一趟旅途中一再地想像。若非如此，怎能在這廣漠的世界裡尋獲一點安慰？
我想對你說的就是關於這些古代的旅人。沒有飛機和火車，他們旅行的世界比現在更廣大，更被未知所覆蓋。離別像是眼見著對方被廣闊無邊的空間吸收了。音信與歸期同樣杳杳，於是懸念就這樣抽絲生長了起來。

初雪

五代南唐的畫家趙幹，有一幅著名的〈江行初雪圖〉。幾年前，我在翻看一本故宮出版的書畫圖錄時，偶然地注意到了這幅畫。

彷彿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雪在將下未下之際，沿著江邊行走的旅人，捕魚的漁家，都已同時地感受到一陣徹骨的寒冷。有些迎風的樹木枝幹，已經較早的沾上了薄薄一層，畫家以胡粉點出的白霜。寒氣在空中凝結，還沒有催生為一場瀰天蓋地的雪——不是那麼絕對性、占有性的宣告，而是潛藏的，暗示的：就要下雪了喔。這樣冰冽的空氣，必是一整個冬季的前兆。
那騎在驢上的旅人將手籠在袖子裡。那壓低了帽簷的人，衣帶在風裡翻飛，回頭彷彿向他的同伴低語著天氣變了。他們身後的小廝在對掌心呵著暖氣。許多捲高了褲管的漁人還勉力頂著寒風工作，年幼一些的卻不住瑟縮起來了。所有人同時地感覺到冷，又以各自的方式回應。充盈天地之間的一股氣，不可見，卻是那麼清晰地，瞬間統攝了人的感官。畫面上互不相識的人們，臣服於同一法則之下。像岸邊的蘆葦朝向同一個方向，蕭蕭地發出了讓風穿過的，既空靈又渺茫的聲響。
我總覺得，趙幹畫的是那無形、不可畫之物。就好像歐陽修寫〈秋聲賦〉，把最無形的秋天之氣化現為形：「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正是那個不可見的什麼，使得草木從盛夏的蔥蘢繁茂發生了轉化。一無聲無形的力量從何處推進而來，草木在觸及的瞬間紛紛凋落。於是，秋天便到了。
鄭文堂導演最近的電影作品《經過》，是以故宮博物院為背景的。劇本也是鄭文堂自己寫的原創作品，環繞著這個山邊的博物院，他創造了幾個角色：一個當年經歷過故宮文物搬遷過程的老人家，一個年輕得有點莽撞的書畫研究員，一個好像提早進入前中年期的作家，還有一個來自日本的旅人。他們是這個匆忙的城市不太有時間多看一眼的人物，卻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與台北這個城市，與山裡的博物院，產生一種共存的節奏。

後來，我聽到桂綸鎂在座談時說起電影中的一幕戲。那幕戲裡有她、戴立忍、蔭山征彥三個演員。蔭山征彥是不知為了什麼未說出口的執念，專程到台灣想看一眼蘇東坡〈寒食帖〉的日本旅客。桂綸鎂是年輕的書畫研究員，明知當時寒食帖並不在展出中，還是很想幫幫那遠道而來卻得失望而歸的日本人。戴立忍呢，他之前對這種觀光客式的熱情冷漠以對，但到這幕戲時似乎改變了想法，而笨拙地想要進入蔭山與桂綸鎂之間有關〈寒食帖〉的對話。
桂綸鎂說，拍這場戲時沒有經過排演，奇妙地三個人卻很快進入了戲中的情緒。演員之間形成一共同的局，相互丟球給對方，接對方的球，再把球傳出去。
我對演員的技藝一無所知。但聽她這樣說時，卻彷彿可以想像她所說的情境。蔭山征彥飾演的島，是這場有關〈寒食帖〉的對話的起點。桂綸鎂和戴立忍的角色，則是相識多年卻性格迥異的兩人，才剛為了島的出現而有過一些摩擦不快。三個角色分別知道對方的一些事，不知道的又更多。他們之間的關係分別是賭氣、抱歉，以及好奇。正是在這種不均質的關係當中，相互理解的時間差錯裡，角色們分明處在一共同的情境，卻各自感受不同的冷熱氣溫。應該就是在這種熱漲冷縮的溫差氣流中，出現了互相丟球——角色向他人投射出去、而又接收回來的可能吧。
怎麼這又讓我想起了趙幹的〈江行初雪〉，藉描繪有形物質世界，呈現了天地間不可見之氣。也像《經過》這部電影裡，許多說出的、未說出之事。

中國的書畫文物，因為材質脆弱，在展出上有比較多的限制。不像西洋的油畫，你任何時候到羅浮宮都可以看見蒙娜麗莎。基本上在故宮，書畫是每三個月輪展一次的。像〈寒食帖〉這樣的珍貴限展文物，則更是久久才出現在展覽廳裡了。這種質材上的脆弱性，直接影響了人與藝術品之間的關係。往往我們並不是在一開放而敞亮的空間裡見到它（像我們見到蒙娜麗莎或維納斯像一樣），而是在為了保護文物免受光照傷害而調得極為幽暗的展廳燈光裡。這就使我們跟它之間的關係，彷彿帶點祕密似的，而且總得有些緣分巧合，因為它展出的機會是那樣有限，必須剛好它被選上了展出來，而我們又正巧在那城市裡。所以才會出現像電影裡的劇情，蔭山征彥飾演的島專程來到台灣，卻發現〈寒食帖〉並不是隨時陳列在展廳裡的。分明已經靠近〈寒食帖〉的所在，卻不可能直接看見——無辜地錯過了。
趙幹的〈江行初雪圖〉，現在就藏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趙幹是南唐李後主時代的畫院學生，也就是大約西元十世紀時候，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千年以上。這幅畫，歷經了宋、金、元、明，歷朝皇室內府的收藏，在明代嘉靖年間流傳到嚴嵩手上，後來在清代又回到皇室典藏。乾隆皇帝在前隔水上寫下了長篇的題跋，其中有云：「燭照意移生栗烈，畫時不知呵凍幾度方能成。」

我不曾像乾隆皇帝那樣目睹過江行初雪的真蹟，當然更不可能有機會像他那樣以燭火照明，隨著手卷開展帶引視覺與意念一點一點地進入畫中的世界。我看見的是圖錄，以及日本二玄社做工極精的複製畫。有生之年，會不會有機會看到這幅畫呢？那就像是世間一切難說之事，無可預測的緣分。但我至今清楚記得第一次在圖版上看到這幅畫的感覺。那是我對中國美術淺薄認識的第一課，我首次感受到中國畫裡或許藏有一神祕深奧的世界。
千年以前的一場初雪。冷縮的瞬間，雪降下之前空氣的溫度。那時我確實感覺到了，透過畫面傳遞出來，同時將我與畫中的人物、與一千年來所有看過這個畫面的人涵容在內的，天地之間一陣無可言喻的寒意。那是一凝止的時間重新被喚醒。我與他們同時感覺到冷。

專心於分心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那將是父親的最後一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並肩而坐。


我的一次難忘的閱讀經驗，也是一次中斷的閱讀。開始閱讀的起點是一個冬天，在國際班機的機艙裡。結束閱讀是夏日的晚上，我的客廳。

那是一本披頭四的傳記，杭特戴維斯（Hunter Davis）寫的。披頭四唯一正式授權傳記。我在一年半前開始讀這本書，後來忽然中斷，一直沒有讀完。書頁裡冒出一小截紙片，標示著一年半前中斷的地方，其實已經很接近結尾了，大概只剩十幾頁吧。那被我用來充當書籤的，其實是一張名片，有人在背後寫了e-mail和電話。我老是有這種隨手拿名片夾進書裡的壞習慣，以致於要找電話的時候常常找不到。

一年半前，我把這本書塞進背包裡，搭晚上的飛機去舊金山。一直以來我都喜歡旅程中的閱讀。尤其是在飛機上。機艙的空間，在飛機起飛後，照例是送飲料用餐點的一陣忙亂。整個機艙鬧騰騰的，倒不見得真有多少分貝噪音的吵鬧，而是一種尚未安頓下來的浮動感。

終於靜下來時，燈暗了，許多人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一小方螢幕上，不再走動交談。你讓空姐把你手上的杯子收走，跟她多要一條毯子以便把自己裹成蠶繭狀，東挪西挪個三十秒確認最舒適的姿勢，然後便拿出隨身帶的那本小書，打開頭頂專屬於你的那盞燈。對我而言這已經是個固定的過程了。念書的那幾年，每飛一趟台北到愛丁堡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正好看完一本平裝本小說。

再沒有像飛機艙這樣奇怪的，既公眾又私密的場所了。它的所有設計都是要在狹窄的空間裡塞進最多的人，同時又使所有人盡量忽視他人的存在。每個人用自己的耳機，看自己的螢幕。同在一個場所，卻不分享聽覺與視覺的經驗。等週遭暗下來，飛機引擎隱隱的噪音裡，就是最私人的閱讀空間。

睡與閱讀的輪替

通常我在機艙裡只做這幾件事：吃喝，睡，以及閱讀。其中睡和閱讀的輪替非常重要。因為在機艙裡讀書很容易忘記時間，而眼睛會很快就疲累。披頭四傳記裡冒出頭的書籤位置，我很清楚那記號意味著什麼。一年半前我在那裡中斷了閱讀。並且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打算重新接回閱讀的線索。

我帶著它從台北飛往舊金山，又從舊金山飛往紐約。在往紐約那段路上，父親坐在我的身邊，他就像平日一般，不打擾我的閱讀。他那一代，台灣所有鼓勵小孩念書的中產家長都有這種習慣——對閱讀中的孩子過度地寬容。偶爾我轉過頭去看他，他對我笑一笑。（那是一種有話要說的笑嗎？是一種想說話但又怕打擾我閱讀的笑嗎？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呢？後來，有段時間我一直這樣問自己。）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那將是父親的最後一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並肩而坐。我只是專心地，看著那四個小夥子作出各種的傻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為耽於閱讀，忽略了身邊父親的訊息，也許，他曾經想對我說些什麼？
一直都是這樣的。閱讀為你創造出一個半封閉的世界。使你隱身。使你忘記身邊的人，週遭的事。使你彷彿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但也縮小了那一刻其他的感知能力。你專心。但對他人而言你是永遠的分心者，眼望那個他們不明白的世界。

中斷‧接續

這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桌邊坐下來，繼續讀這本書。就從書裡名片標示的位置開始，那個我在一年半前停下閱讀的時刻。因為倏然降臨的死亡，而中斷了的時間。

已經是戴維斯在1985年補上的後記的最後幾頁了。那時披頭四早已解散。約翰已經死去。戴維斯寫完了林哥與喬治在1985年的最新狀況，剩下的就只有保羅──披頭四解散之後經營得最為成功，但長久以來一直背負解散披頭惡名的保羅。

我就這樣慢慢讀完了那最後的十幾頁。讀了保羅麥卡尼的長篇牢騷。約翰一死就被神聖化了，保羅得面對披頭迷的指責，他和約翰生前任何一點細小爭吵都被放大處理。他和約翰既友好又競爭的關係，互相激發也互相傷害。有時彼此依賴，有時彼此都相信對方是混球。他一定沒想到約翰會忽然死去，留下他在那個來不及和解的瑣碎爭吵裡，一肚子沒處發的牢騷。

一年半前中斷的閱讀就這樣接上了。平平淡淡讀完了他人的人生。從我客廳的窗戶望出去，看見巷子裡人家的燈光。這也是一個極平淡的閱讀場景。沒有旁人會感興趣的中斷與接續。我的又一次專心於，自這時間之流分心之事。


from 網路與書18《閱讀的所在》

暗示

我聽說了發生在你身上的改變。很奇怪不是嗎？住在這同一個城市裡，我們卻是怎樣互通音信的呢？本來也可以直接拿起電話。但不知不覺就變成是如此輾轉間接地，通過一個他人又一個他人的轉述，而知道了面對面時沒說出的事。說不定你也不時聽見跟我有關的消息吧。透過共同的朋友，無關的揣測，真實或虛構的種種是非，所搭建起來的這條信息的管道，是這城市裡不可見卻恆久存在的網絡之一。

所以那種種改變已經發生了嗎？我所聽聞的，有關於你，他們說是因為愛情的關係，而做的種種改變。幾年前，當我和你們一起坐在咖啡館裡聊天的時候，我一點都沒有意識到，你們兩人間成形中的那種關係，有一天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我想你也同樣沒有意識到吧。那個晚上，當我們三個人捧著白瓷杯子，被笑話嗆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並且不斷挨隔壁桌的白眼）…那一天竟是逐漸地朝向後來發生的種種而鋪設的一小段棧道嗎？
這個週末我讀著莫泊桑的小說。
莫泊桑晚年受精神疾病所苦。晚期一篇題為〈奧爾拉〉的小說中，他這樣提出心中的疑問：
「是什麼神祕的力量使我們由高興轉為沮喪，由信心百倍變為無比憂傷？空氣、看不見的空氣中似乎充滿了不可知的力量，冥冥中它就在我們身邊。我醒來時滿心高興，真想引吭高歌。為什麼？我沿著河邊走，稍作散步，然後回家，卻突然感到憂愁，彷彿有什麼不幸的事正在家中等我。為什麼？莫非是因為打了一個寒戰，它在擦過我的皮膚時，使我的神經受到牽動，使心靈蒙上陰影。莫非是因為雲彩的形狀、日光的顏色、物體的顏色，它們如此多變，以至在我眼前流過時使我思想混亂？」
莫泊桑是敏銳的。他深知人生充滿了瑣碎的意外，但往往是這些意外，在一不經意的場所，就此決定了這個人此後一生的腳本。在他的故事裡，經常是精妙地寫出了存在於一個人周圍的種種暗示，社會性的、生物性的、時間性的、空間性的…，人在這種種暗示中採取了行動——經常是粗心大意的——卻就此被導引至他不曾預期的處境。
就像他晚年時困惑地猜疑，空氣中是否存在著不可知的力量，主導了我們一時的高興或不幸，其實一直以來他的小說早已多次演練，存在於社會關係當中的種種無形的暗示。他筆下的角色，各種社會階層的人，貴族，農場主人，水手，妓女，商人…，無一不是接收與放送著他人無意間傳遞的訊息，從而走上生命中隨處皆是的意外岔口。在你毫無所覺時，便已經走在一條無可返回的路上了。

還是以他最著名的中篇傑作〈羊脂球〉為例吧。一八七○年法國在普法戰爭戰敗了，莫泊桑親身經歷普魯士人長驅直入占領法國國土的戰後時期，眼見並耳聞的一切，經常出現在他的小說裡。〈羊脂球〉的故事便是關於一輛從普魯士軍隊占領的盧昂城出發的驛馬車。驛馬車中的乘客包括三對富有的夫婦，兩名修女，一名主張民主共和的男子，與一名綽號叫羊脂球的妓女。顯然在十名乘客當中，羊脂球是社會地位最低的一人。一開始，其他乘客自恃身分，不與羊脂球交談。但隨著馬車受風雪所阻，來不及在預定時間抵達旅店，而羊脂球又是車上唯一隨身準備了餐點的人，這些自認尊貴的旅客受不了飢餓的折騰，接受了羊脂球好意遞來的食物，這才打開了談話。
等他們抵達了旅店休息一夜之後，卻發現當地的普魯士軍官不打算放行，除非羊脂球願意與他發生關係。羊脂球很有愛國心，嚴峻地拒絕了敵軍軍官的要求。於是整車人就困在旅店裡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便是車上那些尊貴的貴族與富人，為了能夠啟程離開，開始用各種計謀勸誘羊脂球答應普魯士軍官的要求。包括用各種花俏的語言，扭曲或偽造的歷史、宗教故事，闡述犧牲與奉獻的精神。運用他們社會地位所具有的權威感、偽裝的友誼，來打動羊脂球。

莫泊桑讓我們看見的事，在他筆下創造出來的虛構旅店裡，整整三天的時間，一種暗示逐漸累積升高的過程。富人們有計畫地、一點一點地向羊脂球灌輸「那件事不但算不上什麼，甚至還很偉大呢」的觀念。我們於是看見羊脂球如何一步一步地，從她原本堅定確信的原則前退卻、鬆動下來。他們為她創造出一個不存在的冠冕，鋪設一條看不見的紅地毯，只為導引她去做那件她不願做的事。
羊脂球最後做了那件事嗎？她做了。當她終於完成了同車的富人們把她推去做的事，他們卻立刻恢復視她為可恥下賤的眼神。冠冕與紅地毯轉瞬消失，像灰姑娘的馬車夫變回了老鼠。小說的最後，我們都看著羊脂球在車裡悲憤地哭泣著，為自己所受的什麼委屈，為她先前好意招待這群人、而被吃得一點不剩的那一籃食物。
莫泊桑確實極精準地看穿了日常生活之中的戲劇。那看不見的，逐漸累加起來的暗示。像他晚年神經質而敏感地感受，空氣中存在的不可知的力量。我們難道不是日日受著各種關係的暗示，而逐漸被改變成一個我們從來不是的人？比如你稱之為愛情的東西，我是不是也可以稱它做恐懼？

臥香與藏羚羊

小知從京都為我帶了鳩居堂的臥香，以老山白檀，安息春，與龍腦香為方合製而成的。我其實很喜歡這種藉焚燒而釋出的香氣。它們與液體揮發的香味不同，從房間一角的几案上升騰，緩慢而溫暖地，無聲充滿了整個空間。如果是在剛使用過的浴室裡點著臥香，會感到溼氣彷彿很快沉澱下來，變得安定。分明那臥香一端的星星火光不可能帶來多少溫度，但氣味卻讓人覺得空間整個都暖了起來。

秋天就快到了。是適合點臥香的季節了。
無論在中國或是歐洲的歷史上，香料都曾是極為珍貴稀有之物。來自遙遠的域外國度，因此更添神祕色彩。《酉陽雜俎》記載，天寶末年交趾進貢一種據說是老龍腦樹節方有的蟬蠶形龍腦香，宮中取名為「瑞龍腦」，唐玄宗單單賜了十枚給最寵愛的楊貴妃。但氣味這東西畢竟極難形容，楊貴妃得到的瑞龍腦到底有多香實在很難想像，史書文字只能訴諸簡單的量化，說是十餘步外都還聞得到那香氣。
那已經是大唐盛世的晚期了。一種遠自交趾進貢而來的罕見香料，見證唐帝國向外圍延伸的貿易與政治秩序裡最後的輝煌與奢華。（不只是龍腦，還是老龍腦中才產得出的瑞龍腦。越是稀有越是珍貴。）這個秩序在不久後就崩潰了，安史亂起，貴妃縊死馬嵬坡。誰知道她身上是不是還帶著最後的瑞龍腦香呢？
人類社會錯綜地結構著文化與經濟的交換體系，產生了新的規則與追逐規則的人。一些長久以來存在的東西，有一天就變成了貨物。隨之而來的是如傳統牧人逐水草而居般地追隨市場所創造出來，新的高價值貨物的人。比如香料，在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吸引了多少人駕船而來，甚至導致了戰爭。或是比如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皮。
去年《可可西里》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時曾經引起相當的話題。全片在西藏高原拍攝，而可可西里又是西藏最荒涼最人跡罕至的地方，藏文名字是「美麗少女」的意思。可是看了這部電影你恐怕不會認為可可西里這地方是個單純的少女。她確實美麗，但也是充滿毀滅力量的魔女。

在這地球上最具野性的冰封荒原，流沙像食人獸悄沒聲息就能將一個人吞沒了，永遠埋入地球的胃腸。除了流沙之外你還有一萬個死在可可西里的理由——遇上走私集團，高山症發作缺氧肺氣腫，車子拋錨在荒野的中央，汽油用完了，糧食吃完了，給漫天風雪困住了，迷失了方向……。至於活著出來的理由……誰知道？
但可可西里確實美麗，山峰頂上終年積雪，夜間的星空使你開闊無所障蔽地直面著神性的星宿。在這樣一個地方，有非法獵殺藏羚羊，剝下毛皮販賣的武裝走私集團，也有保育藏羚羊的志願巡山隊。藏羚羊已經存在了幾萬年，但是在忽然有一天在西藏以外的地方，某些與藏地人民一輩子無關的皮草時尚流行，與一貿易環節的建立，竟悄沒聲息帶動了藏羚羊大批大批的屠殺。
無論你是藏羚羊的獵殺者，還是保衛者，可可西里對雙方是同樣的嚴酷。同樣的冷，同樣的雪與風。可能我們都被好萊塢電影裡不死的英雄主角給弄迷糊了。老是以為生命是那麼耐久經用，出入槍林彈雨毫髮無傷，飛車在城市中追逐也沒傷到半個路人甲。於是我們變得難以面對死亡了。變得想用戰鬥來看待生死，以為死是疲弱與失敗，英雄都是不會死的。變得想用生育子嗣的方式轉移注意力，延續不可能延續的生命。
所以也許可可西里，這荒原，所讓我們看見的乃是一人類原初的處境。在這純淨沒有染污之地，生死像天空的星宿一樣清晰。你離開了人類像膽怯的孩子般集結聚居的聚落，走進可可西里，便是赤裸地面對這世界少有人能得見的美麗與危險。在流沙裡，在大雪中，一個人無聲地消失了。土地吸收了他，竟彷彿一種淨化。如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的那樣，赤裸與潔淨。
夜裡傳來友人的丈夫死於癌症的消息。像冰原上一躍而逝的藏羚羊影子。像焚燒已漸漸消散的白檀臥香。

眾人

秋天是祭祀太一神衹的季節，對宋代汴京城的人而言。一○八六那一年秋天，奉派到京城西面西太一宮去祭祀的是蘇東坡。在那裡，蘇東坡見到題在牆壁上的八行字。那是王安石於多年前留下的兩首詩。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彷彿人世風波中的暗碼。蘇東坡於壁前佇立良久。
王安石已經在那一年的春天過世了。
我對王安石的興趣，是從他的詩開始。其次才是他更為人熟知的，引爆中國歷史上最激烈黨爭之一的變法者身分。他主導神宗一朝的新政，激起異議者巨大的反挫力量，一生二度罷相，始終伴隨各種流言詆毀。直到後來，眼看他所籌劃的新法抵擋不住舊黨的反撲、以及兩宮太后向神宗皇帝的哀哭，終至在短短幾年內完全地廢止。
我想王安石很早就明白了，作為一個變革者所要付出的孤獨代價。別說舊黨攻詰，就是新黨內部後來也分裂而自相撻伐，且在他失勢後上演「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這樣現實醜陋的一面。擾擾攘攘的是非，渾渾噩噩的爭奪，他一定都看到了吧。
一個人到底能在意得了多少，世人紛紛的話語呢？變法當時，王安石有一首〈眾人〉詩，透露著敢與眾人不同調的氣魄。「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說的是王莽當年也曾大受頌揚，卻不表示他就是個賢人，而周公飽受流言攻擊，還是不減損他作為聖人的地位。「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
如果說寫〈眾人〉詩的王安石，雖不信任當世的俗人，仍然相信有朝一日聖人的褒貶會是一公正評斷的力量，則他晚年的〈讀史〉詩，恐怕是連後世的理解都不再寄望了。「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在史書中所留下的，往往只是後人猜測的行跡，受到末俗意見扭曲了的真相。前人真正的精神，卻是難於捕捉了。
如此，洞穿了話語的不可信。歷史的歧義，遠非饒舌的小人可以洞識。恐怕最敢放言臧否之人，往往也最是無知。因為無知，所以以為自己全知。
當然，王安石並來不及活到我們這個話語氾濫，以無知為知的時代。有時我看著電視上的政論節目，或是聽說了種種在暗處流竄的蜚短流長，而驚異於浪費在其中的時間與情緒。或許這乃是一平均主義的世界，眾人只顧紛紜，無盡地議論丈量著世界，用的卻只是一把短視的尺。又或許，那許多的紛紜，只是為了讓自己免於落單。

一○八五年宋神宗過世，哲宗繼位。再過十四年，哲宗也死了，徽宗即位。許多在前朝政爭中被貶謫外放的官員，漸漸被詔還。蘇東坡在海南島接到了新頒的王命，他也該啟程返京了。
我想，那時他必定是想起了王安石。
王安石已經在十多年前過世了。他年長蘇東坡十六歲。他們曾是抱持不同主張，分處黨爭敵對陣營的兩人，但是晚年卻有相知相惜之感。蘇東坡本來反對新法，但神宗死後，司馬光等舊黨人盡廢新法，蘇東坡也不同意，認為應該保留其中的嘉法。遂因此緣故，又再一次被貶。他也是敢於與人不同調的。即使那意味著同時得罪舊黨與新黨，使他在那二分法的朝廷裡再無立足之地了。
蘇東坡應該知道，王安石的晚年，罷相之後僻居金陵一帶，卻曾有詩「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雖是安住於一處小山壑，但每有車馬到來，便猜疑是來自朝廷的使者），自嘲地透露了對天下大事還未全然死心的心緒。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暮年最後難以割捨的牽絆，指北針般朝向京城的方向。
我想，在宋徽宗即位的那一年，也已屆暮年的蘇東坡，接到來自朝廷的詔命，必然是清晰地體會了王安石詩中那無可安慰的孤獨。
他在王安石死後，又多經歷了十多年的政爭風雨。此時，在甫即位帝王那彷彿還新鮮嫩綠的天下裡，卻感到無可挽回的蒼老了。所以他才會這樣寫：「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那彷彿是對王安石的一次典故的遙祭。在這個君王改換人事更迭的世界，不斷被重謄改寫的功過是非裡，他在十多年後如同山谷裡的回聲般應答著王安石。如今王安石早已辭世，自己也老了，政治風向又一次改變，喜愛議論之人又將有許多話說。但這一切，恐怕都算不上什麼了。
蘇東坡最後一次見到王安石，是在金陵的河邊。蘇東坡乘船，王安石騎驢來與他相見。當時蘇東坡還不知道，那次分手後不久，王安石就在次年過世了。他在詩中記下了那次相遇的印象，透露著對老人孤獨身影一種不忍的領會。這個令王安石難以信賴的世間，畢竟還有蘇東坡這樣的政敵兼知己：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那是他們在人間的最後一次失散。在許多話語的重量，擾擾世間對個人的稀釋作用之外，蘇東坡看見的那個背影，正說了一切無法被說之事。逐漸，消失在金陵的河岸，走入山氣茫茫的荒野。

鄭成功的土地測量師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的上午，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的熱蘭遮城城堡上，升起了旗幟。隔著台江內海，在今日的赤嵌樓、當時的普羅岷西亞城方向，有一些人看見了那面旗幟。但還不明白旗幟所要表達的確切訊息。

要到稍晚一些，他們才明白，這面早晨天空下無聲的旗幟，是在急切地訴說著一個事件。為了傳達給普羅岷西亞與附近地區的荷方人員，進入緊急的備戰狀態。因為，在熱蘭遮城西邊的海洋，鄭成功（荷蘭人稱他為「國姓爺」）的船隊已經航過鹿耳門水道，破開晨霧，於海平面上突然地浮現了。從這一天起，鄭成功展開對熱蘭遮城長達十個月的圍城。在一六六二年二月逼使荷蘭派駐大員的長官揆一投降，結束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統治。
那面早晨的旗幟，彷彿在朗朗青天之下，訴說著此一歷史的轉向已然發生。
在駐守普羅岷西亞的荷蘭人當中，有一位土地測量師梅氏（Philippus Daniel Meijvan Meijensteen），以日記記下他在這十個月的經歷。戰爭的頭幾天，梅氏即曾遠遠看見鄭成功本人。在那個看不清臉孔的距離，見到一人站在侍者為他撐舉的紅色絲綢華蓋下，近身侍衛一律穿著紅色的衣服，隱約有笛子和樂器吹奏的聲音。顯然鄭成功採用了一定的儀仗與縟飾。他已經是一運用嚴明階級符號的統治者，而不只是一海商或海盜之子了。我忍不住想，他的父親，縱橫海上亦商亦盜的鄭芝龍，也有這樣的排場嗎？還是，這是他從明朝流亡政權，隆武帝、永曆帝身上學到的，屬於帝王的統治姿態呢？
這位荷蘭的土地測量師梅氏，在圍城期間寫下的日記，後來成為向東印度公司報告殖民地失守經過的文字實錄，保留在公司檔案之中。《梅氏日記》經江樹生先生譯成中文，並詳加註釋，我們因此得以看見鄭成功的另一面形象。
梅氏在台灣住了十九年。推算起來，他剛到台灣時，大概只是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在那個大航海的時代，海外各種已知與未知的財富，就像磁鐵一般形成捲動眾多歐洲人命運的動力。東印度公司有計畫地訓練培養各種殖民地需要的人力，將他們送往海外，去擔任測量員，碉堡建築師，教師，或士兵。等待他們的命運就像世界一般難以預測。當中有人得以從殖民地發財回國，但也有人遭遇了《梅氏日記》裡紀錄的各種不幸遭遇：被酷刑釘死，倒臥荒野餓死，於長期飢餒之中病死…。那彷彿是在殖民地統治瓦解的前夕，荒野的力量以強韌的反撲掙脫了殖民者的規範束縛。結集在一起時，以軍隊與統治技術為後援而顯得強大的殖民者，在失去援助之時回復為軟弱的個人。於飢餓，恐懼，孤立之前，一個個地耗損、仆折了。
（鄭成功是否也理解這一點，因此在來到這塊土地上時，早早就採取了統治的符號，以華蓋與紅衣的侍衛鮮明地標示出權力，把權力如鎧甲一般地穿著著？）

不同於熱蘭遮城堅守了十個月，普羅岷西亞城很快就投降了。梅氏的職業雖然是測量員，有時也必須擔任荷方與鄭軍交涉的角色。我們因此在他的日記中看到更多近距離接觸鄭成功的紀錄。他似乎是個極其嚴厲易怒之人，不時發怒咆哮。軍令嚴苛，斬首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不久鄭成功就想到讓荷蘭的土地測量師來為他服務。如果梅氏理解得沒錯，鄭成功似乎是想運用荷蘭人的測量術，為他在台灣的國土訂下發展計劃。這群荷蘭土地測量員被分頭派去測量一塊塊的領地。他打算在每塊領地的中央建一個城市，每個城市距離海邊四小時路程。測量員的工作就是測量出建城市的位置，在當地立柱為記。每隔一小時路程距離立一個路標。
以梅氏自己親身的經驗為例，他「從麻豆北邊一個半小時路程的小溪，是要去哆囉嘓的半路，中國人稱為Hoem Cangbooij的地方，開始測量第一個領地。經過了哆囉嘓、諸羅山、他里霧、貓兒干、虎尾繝，到達二林。據我的記憶，總共約走了二十四到二十五哩路。」沿路行進非常艱苦，飲食也差。一些測量師因而病死了。
這在三百多年前進行的測量事業，令我感到非常奇妙。那些被測量成城市預定地，並插上了界樁的所在，現在都是什麼景象了呢？是不是照著鄭成功的想像，發展成城市了？他的屯田制度是不是依照荷蘭人的測量來展開的？是不是真的派遣了軍隊去立了柱子的地點駐紮屯墾，點狀地架構起他的反清復明根據地？還是，像台灣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是在政權輪轉之後，由無數沒有姓名流傳的移民，以其非計畫性的、持續的生命力，毫不知情地實現了一個城市的預言？
這些，我都不清楚。想像一群荷蘭的土地測量師，為普羅岷西亞城裡華蓋之下的鄭成功，丈量著田地與荒野。其中梅氏幸運存活下來，報告圍城期間的史事。根據梅氏的記載，有一天鄭成功向梅氏詢問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事業，買賣胡椒的價格，甚至問起東印度公司會不會和他做生意？顯然鄭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說，只是想拿回這塊土地，並不對荷蘭人有什麼敵意。如果荷蘭人說「請搞清楚，我們是敵人，不可能做生意」，他好像還覺得很奇怪似的。那時他心裡一定正盤算著他一直以來「通洋裕國」的主張吧——以海上貿易供應軍餉，長期對抗大清的陸上帝國。也許那時他已經有了攻打馬尼拉的想法？
只是他還不知道他會猝然地早逝。人世最不可丈量之事。
而我一直想起梅氏日記中這樣的一段記述。一天早晨，鄭成功把梅氏叫到跟前。他的三個隨從，分別拿著短棍，每根短棍頂端有圓環，上頭貼著一個錢幣大小的紅紙，是當作箭靶用的。鄭成功翻身上馬，馳騁而去，在奔馳中發了三箭，三箭都射穿那錢幣大小的紅紙。然後鄭成功問梅氏看清楚沒有，做不做得到？這殘酷戰爭當中的一個早晨，他忽然想起向這倖存的荷蘭土地測量師進行一次小小的炫技。那時，一個在東印度公司的殖民事業驅動下遠渡重洋、在台灣生活了十九年的土地測量師，也許看見了鄭成功一回孩子氣的表情。

寂寞的富裕

那一年，在上海的街上，我和幾個朋友邊走邊聊天，立刻有一戴著金邊眼鏡，模樣精幹的中年婦女過來，問我們要不要買包，買手錶，還是買衣服。她指的是仿冒名牌。出於好奇，我們跟著她從大街拐進弄堂，進入一民宅模樣的所在。她像帶朋友回家那樣，熟門熟路地招呼，打開一個房間，裡頭擺著滿滿的仿冒名牌包。我對名牌包包沒什麼興趣，無論是仿冒還是真品，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試了幾個包，看看不合意也就放下了。離開時我們什麼也沒買。

但那中年大嬸倒不放棄，又跟了出來，說她還能帶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買。為了表明她和我們同一陣線，她附和地說著：「這裡的東西是不夠好。我帶你們去另一個地方，更多更好，什麼都有。你們放心，我帶的不會差。」這時跟著我們的大嬸，不知何時已從一人增加成了三人，一齊像導遊那樣招呼著我們。要轉彎的時候，她們當中有人會留在轉角等待我們落在後頭的同伴（我們像一群完全沒有紀律的羊群，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我們其實不太確定她們之間的關係。是同行競爭，還是親戚朋友。總之她們帶領我們到另一處樓房，底下是小吃館子之類的賣店，我們沿著一狹窄的樓梯上了二樓，裡面盡是一間間的房間，像那種學校附近出租給學生住的廉價宿舍，門上還標著房號。每間房門打開都是仿冒品，一間全是手錶，一間全是皮包，一間全是皮夾，一間全是太陽眼鏡，一間全是上衣……。
於是，那幾位大嬸就自然地扮演起我們與那些店員之間的中介人。她們壓低聲音對我們說：「喜歡哪樣東西，出個價，我來跟他們說說。」當我們當中有人真的拿起一樣商品翻看時，她又對店員說：「這只，卡地亞的手錶，給個最低價。」
不知道店方與這幾位在街上招攬顧客的大嬸，關係是怎樣。大概我們如果購買了商品，店方會在事後讓她們抽點佣金吧？反倒是店裡的幾位店員年紀輕，不像她們那麼活絡地鼓動顧客購買，有的只是無聊地站在一旁，面無表情。說不定她們對這些年紀長他們一截的大嬸們不是很認同？她們幾乎也不大招呼我們，整個空間裡反而是那些大嬸們不斷在說話，好像她們才是店員似的。
我的一個朋友拿了幾件上衣，出了價，年輕的店員態度不很好：「這個價錢我都買不到。我賣東西總要賺錢的是不是？要不賺錢我幹麼呀。」聽到這樣口氣，我的朋友放下東西說算了。我們一行離開了那些擺滿仿冒品的房間，走著剛剛來時的狹窄樓梯下樓。那些大嬸仍然跟著我們，數落那個服務員的不是：「那個小姑娘，好多客人都被她氣跑了。她一個哥哥，也跟她一個脾氣。」「聽說以前在別的地方做，都做不久。這是靠關係進來的。」「就是，我看她也沒什麼朋友。」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論定了那個店員，並且建議要再帶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
最近，讀了余華的新小說《兄弟》。

其實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關於異父異母的兩兄弟，在文革期間的成長。他們的父親本是個強壯而正直的人，在文革初期就被打成了地主。即使如此他仍在每一次受到凌虐侮辱時，設法對他的孩子擠出笑容，假裝沒什麼大不了。他說他被人打到脫臼瘀腫的手臂是胖了；當家裡被砸的連吃飯的筷子都沒有，就折來樹枝代用，說是「古人的筷子」……這樣藉著解釋來圓緩、卸去世間殘酷的力道，保護孩子不那麼直接正面地遭到撞擊。但即使如此，最終仍走到了緩不過來的境地，父親被人活活打死了，母親也病倒了。只有父親曾經為這迫害他的世界圓謊的努力，為兩兄弟將凶殘轉化為鼓勵的企圖，成為留給他們的禮物般的回憶。
這其實是極其殘酷的過程。這兩個少年成長的遊樂場，其實是個人間地獄般的所在。所有人都是既殘忍又不堪，沒有多餘的同情去向他人付出。對於這樣悲慘的一個童年故事，余華卻是這樣開始述說的。他從一個多年以後的角度，敘述長大後的弟弟李光頭的一個念頭：
「我們劉鎮的超級巨富李光頭異想天開，打算花上兩千萬美元的買路錢，搭乘俄羅斯聯盟號飛船上太空去遊覽一番。李光頭坐在他遠近馳名的鍍金馬桶上，閉上眼睛開始想像自己在太空軌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測，李光頭俯瞰壯麗的地球如何徐徐展開，不由心酸落淚，這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經是舉目無親了。」
那是當童年的一切早已過去，相依為命的哥哥也已經死了。我們只知道他成了巨富，富到甚至可以做起太空旅行的夢。然而余華的整部小說，就結束在兩兄弟失去父親後，又失去了母親，真正成為孤兒的時候。也就是說，對於後來李光頭是如何賺了大錢，從人人喊打的地主的兒子，翻身成為劉鎮的首富，余華一字未提。只在一些小時候的事件裡，暗示了李光頭油滑機靈的本性，就像他暗示著宋鋼正直憨厚的本性。整個故事忽然終止在他們母親的墳前，有種令人錯愕的突兀感。

我在想，那是不是因為，在小說中的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著一種斷裂？那個以地獄為遊樂場的童年，與經濟繁榮勃發的當代，既是同一個世界，又毫無共同之處。就像是現實世界裡，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那些幼年的經驗，既養成了李光頭，也養成了宋鋼。一對兄弟如同硬幣的兩面。為了生存，用得上忠厚，也用得上油滑。於是宋鋼學會了誠懇，李光頭學會了交易。我們不知道他們後來如何長大，李光頭又是如何致富。我們只知道，在閱讀了整部小說，關於人如何在一個時代裡變形得瘋狂可怖而不自知，關於兩個孩子如何在這瘋狂的縫隙裡存活下來的殘酷物語後，我重又翻回這整部小說的開頭。
那是彷彿在另一個斷裂的時空。沒有了紅袖章，沒有了暴力與詈罵——那個世界不知何時已被抹消不見了。李光頭坐在他的鍍金馬桶上，陷入玄想，想像太空旅行的種種。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從在母親墳前的十五歲那一年，來到這個鍍金馬桶上頭的。也許經過那麼多的苦難，後來的致富反而發生的太快，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有一天，忽然就在一個太空般空空蕩蕩舉目無親的世間，想起死去的兄弟。
我們只知道，這個富裕而成功的人，此刻是多麼地寂寞。

死士

有時，在歷史事件的中心，英雄是出奇地安靜。
一九四三年五月，滿洲國最高軍事顧問楠木實隆到富錦視察五頂山要寨途中，遭到一名為常隆基的勤務兵以手槍近距離射殺斃命。混亂中常隆基藉地形掩護逃逸亡走，打算越過邊境潛往蘇聯。但追兵隨即掩至，常最終投松花江而死。

這於二次大戰期間刺殺了一日本中將的「五頂山事件」，自然鼓舞了無數的抗日分子。但是常隆基是誰呢？這個後來成為了英雄，在富錦一地立起了銅像的勤務兵，在那個決定性的片刻，於狹窄的山路上，忽然亮出藏在袋裡的手槍，直面中將的頭顱。幾秒鐘之內，以一種手術醫師般的決斷，快速地將一個人從世上剜去了。
後來，當開始追蹤這個常隆基的形象，我們所能獲得的線索並不多。常隆基在被徵兵之前出身農家。並不是抗日小說或電影裡的知識青年志士角色，也沒有留下任何訣別手信或思想論旨。事情自發生之日起，便沒有過一言半語來自當事人的說明。它就像大部分的事情一樣發生得毫無交代，所有的交代與解釋都是後來的。
反而是後來發生的事，更為清晰明白。在歷史的地平線上英雄突然出現又消失。造就這個英雄的事件，從事發到投河，不過兩三天。然而事情的餘緒卻一直留到了「多年以後」。近年，常隆基的故事拍成了電影，編成了舞台劇，在《南方周末報》上有一篇深入報導，訪問了跟常隆基有關，尚在人世的一些老人。歷史往往令人驚異，短短兩三天的事，如何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

例如，常隆基在逃亡路上，受了一對高家父女的幫忙。在一本虛構小說裡，這段情節被大加渲染，成了常隆基與高姓女子共度數夜，為常留下了後代。記者訪問了高姓女子的丈夫，他沒好氣地指著自己的兒子說，哪裡像常隆基？另一個在松花江邊向日本人密告常隆基，導致常投河殉死的人物，則是後來在文革中遭鬥。幫助常的高家父親被日人抓去，在牢裡關了好久，不斷受到騷擾劫奪，從此家道中落。他們本來都是極為平常的小人物。忽然就捲入世界消滅一個中將、與產生一個英雄的吐納過程，一輩子與這實際只占人類歷史兩三天的事件脫不了干係了。
但是在這一切事件的中心，英雄是出奇地安靜。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照片。他似乎是個極為硬氣的人。也是個沉默的人。後來不聲不響幹出這麼件大事來。除此之外我們所知極為有限。我們並不擁有一個清晰的人物形象，可以在傳記裡被研究學習的那種。我們有的其實只是一個事件，策動了事件的人彷彿背光的輪廓看不清楚。事件的中心空缺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圍繞著這虛幻的核心運轉。
其結果是後人不斷地往裡頭填補。比如填進一段老套的愛情故事，意識形態正確的政治指涉。彷彿以為歷史會因為不受到這些餵養而饑餓。或者我們自己是饑餓的。我們多麼恐懼得不到解釋。寧願有一個八點檔連續劇般，離奇難信的解釋，也不肯放任它的空白。

我一再想著這個故事。大概也是因為對那空白核心的猜想。關於死士，以自身的一死去刺殺，擊破這世界的某個節點，從此改變了世間的某些路向。關於這樣的人，我為什麼總是感到迷惑與好奇？幾乎是從少年時候讀〈史記‧刺客列傳〉起。且無論是在歷史的哪一面，常隆基，或是有一次在紀錄片中看見，日本的神風特攻隊殉死之前，以無線電與日軍軍中廣播連線，於是在大和艦上的人會聽見神風飛行員最後決絕地高喊：「現在要俯衝了！」
那樣地淒厲。
也許只是一種隱喻的關係。
有時這世界令我失望。種種粗鄙，無知，諂媚，自我欺騙，他人對我的惡意，我對他人的惡意，都令我失望。並且因為看見自己身上也有這些同樣醜陋的品質，而加倍失望了。然而我對這人生卻始終沒有發展出一種死士般的關係。如果有，或許那專注的片刻，時間與空間凝止的尖銳刺點，將足以切斷或改變些什麼。那是一種，將自己交託出去作為一把利刃，成為你不知是誰的那種力量手中的工具。不多，也不少。我相信這是死士的真義。
我始終沒有與世界發展出這樣一種死士般的關係。那或許是因為我感到，容納著我與令我失望的這世界的，乃是同一種蠢動與共振。我無法將自己從其中劃分開來。

春琴

關於美，我以為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是最好的教本。

這是一個發生在日本明治年間的故事。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九歲因眼疾雙目失明。她在彈奏三味線上展現了極高的音樂天賦。一方面才高氣傲，一方面父母與教琴的師傅都對她極為寵溺，或許也有失明後種種不便產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春琴竟長成了一個冷漠，任性，苛刻之人。即使如此，她的才華與美貌仍然不斷受到讚嘆，是人們口中傳奇的美麗盲眼琴師。
在這位美麗琴師的身邊，有一位如同影子般的人物。就是從小服侍春琴，對她忠心耿耿的僕人兼學生佐助。佐助本是春琴家裡找來專門負責牽著看不見的春琴進出，代替她的眼睛，伺候她種種雜事的僕人。後來春琴把他收做學生，教他彈三味線。十一歲少女收了十六歲少年做徒弟，而且動輒嚴厲責罵。但佐助對春琴是既當成主人，也當成師傅，那樣全心地孺慕。春琴傲慢的脾氣與種種頑固的偏好，只有佐助最為明瞭，雖說受責罰是常有的事，仍無微不至地盡力伺候著。
這樣的主僕／師徒，年長後又多了一層男女之間的關係，卻不是對等的關係。春琴仍然將佐助當成小廝使喚，佐助也仍然卑微地對應。這樣一直到春琴三十七歲那年，發生了她美麗臉容被毀的事件為止。
大概春琴的傲慢性格使她暗中與人結怨。一個夜裡，不知什麼人潛入春琴的住所，將熱湯潑往她臉上，毀了她自幼引以為傲的容貌。從此以後春琴日日以頭紗覆臉，再也不公開露面了。美貌一夕之間轉為醜陋，對春琴而言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不但對外保密，也擔心身邊貼身服侍她的佐助日子一久難免會看見她的臉。
於是佐助就刺瞎了自己的眼睛。

佐助刺瞎眼睛的舉動，可以做兩種解讀。一是他為了讓師傅放心，不看師傅的臉而繼續服侍她。另一種解讀，是其實佐助也是害怕的。春琴害怕被看見，佐助則害怕看見。從小仰慕春琴的佐助，簡直是將春琴當做「美」在人間的具體化身而侍奉著。主人／師傅無處無事不美。即使她那暴戾的脾氣，也毫無怨尤地承受下來。現在他所愛慕效忠的「美」，就在眼前毀壞了。這對於佐助的打擊，恐怕不亞於對春琴本人的傷害。
害怕看見的人，其恐懼一點都不亞於毀容事件真正直接的當事者春琴。藉由刺瞎自己的雙眼，佐助竟得以阻斷外在現實對內在認知的干擾，將他對師傅的印象永遠封存在尚未毀容前，最美麗的時候。谷崎潤一郎描述，佐助失去視力的時候，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由於失去了外界的眼力，代替之下竟打開了內界的眼力。嗚呼，這才真正是師父所住的世界啊，這下漸漸感覺到可以和師傅同住在一個世界了，在他已經衰敗的視力之下，已經無法分辨房間的模樣，也無法看清春琴的身影了，不過只有繃帶所包裹著的容顏所在還朦朧地映在昏白的網膜上，他感覺那並不是繃帶，而是兩個月前師傅圓滿微妙的白皙容顏，在混沌的明亮光圈中如同來迎佛般浮現著。」
這段動人的描述，我一再讀了好幾次。佐助失明的瞬間，在光影逐漸消融當中面對師傅漸漸模糊的臉孔，竟像是見到來迎接死者靈魂前往淨土的阿彌陀佛哪。

在這裡，谷崎潤一郎將失明的經驗比擬為死亡。死亡不是結束，而是打開另一個世界的通道。修佛者藉由死亡進入死後的世界，往生阿彌陀佛淨土。佐助則藉由刺瞎雙眼，關閉了外界色彩形象的世界，進入內在，與師傅共同的空間。（如此說來，確實師傅的臉孔就如阿彌陀佛般來迎，將佐助接納進入她的世界。這也印證在事件發生後春琴對佐助態度的轉變，他們終於是同一世界裡平等的兩人了。）刺瞎眼睛看起來像是毀滅的動作，實際卻是一次轉換的發生。若不是斷然放棄外在的視覺，不可能進入內在的純粹—一個「美」得以永久留存，不受時間或他人殘害而壞毀的世界。像是在外界現實的步步進逼圍剿中，忽然遁地而走，重獲自由。
谷崎潤一郎在小說的末尾，假托一位僧人之口，為佐助的作為做出總結性的評語：「能於轉瞬間斷絕內外，使醜轉回為美，其禪機可嘉，庶幾達人所為。」
後來，春琴與佐助這對盲人，繼續相依為命至春琴過世為止。經此事件，春琴深受感動，兩人之間終於有了愛情的可能。即使有旁人以為的種種不便，兩人卻彷彿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這樣說來，佐助的刺瞎雙眼，確是一瞬間轉醜為美，化不幸為幸福的立斷之舉。

這本篇幅不長的小說《春琴抄》（中譯本扣除註腳及譯者後記，不過八十多頁），我認為是二十世紀日本極精極好的小說，也是谷崎潤一郎最好的作品之一。其中充滿了層次豐富的象徵與寓意，它帶給我最重要的體會之一，即是有關「美」的領悟。
現世中的「美」，並非一究竟之道。它會消失，會變質。它會令依附它而生的人因落空而痛苦。
我以為，重點並不在佐助是否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而在那個動作帶來的「轉化」可能。
生存在這個高度謳歌外在美麗的時代，我們很少問自己是否擁有與醜陋共處的能力。無論是自己內在不為人知性格暗處的醜陋，或是外間刺目的現實。各種美麗如煙花般騰空又殉落，起落之間也有著無數打開轉化之門的可能。化醜為美，化短暫為永遠。然而五色使人目盲，繁華世界人云亦云的美麗，阻礙著我們用另一種眼睛看待世界的方法。
佐助在斷絕視覺之後，才終於溝通了他先前卑微地仰慕著的春琴的美。春琴在失去她自傲的美貌之後，才經驗另一種幸福，音樂的境界也更上層樓。藉由一決斷的轉化之舉，美的喪失，竟創造了另一種更高層次的美。這正是僧人口中的禪機吧。我讀到這裡，幾次將眼睛閉上，尋索有形世界經常令我們遺忘的，內在的視覺。

身不繫

蘇東坡六十五歲那一年，結束他在海南島三年的謫居時期。三年前他因朝廷的人事變動，在黨爭勢力消長之間，被以「譏斥先朝」的罪名遠派到海南島。一直要到宋哲宗過世，才被召還。死了一名皇帝，來自遙遠京城的一紙誥命，使他再度整裝踏上旅程。

在這趟漫長的返京之旅中，他路過金山寺。在那裡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張像。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畫像一直被留置在金山寺裡，而竟果然等到了蘇東坡的歸來。他於是在畫像上題了一首總結自己生平際遇的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晚年從流放之中歸來，走進一寺廟，卻見到了自己的畫像。我覺得真是太戲劇性的一幕。最近，重讀蘇東坡晚年詩，不住揣想這一生三次遭貶謫，一次比一次遠的詩人的生命際遇。我們習慣以為流動與變化是二十一世紀人獨特的專利，輕易就遺忘了古人也擁有深刻的變動經驗。
往往，在中央朝廷政治勢力洗牌的時候，以科舉入仕的文人們得把命運交出去，像骰子一拋拋在了在中國廣闊的國土地圖上。各自走出京城的城牆，四面八方地去體驗什麼叫遙遠。
那是在沒有現代通訊器材的時代。貶謫與遷徙意味著許多難測的聚散。當蘇東坡從惠州出發往海南島時，他的弟弟蘇轍也正要從筠州轉往雷州。兩人在互不知道對方消息的情況下分別上路。蘇東坡到了梧州，才知道蘇轍剛剛路過該地，計算著路程，幾天之後就會遇見了。
幾乎是以人類學家收集口傳神話一般的方式，忽然在旅途上撿拾到一個與自己相近的形象。「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這樣聽見了弟弟在居民的口說言談之中被提起。幾天前才路過此地呢，他們說，那人正像你一樣留著白鬍鬚，紅臉色，身高也相當。一個與自己血緣最親的兄弟，與自己一樣地流離，在這極南之地，就要相遇了。但這時還沒見到，還只是聽說。這詩正寫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上，將見而未見，也許懷著盼望，藏著許多見面時要說的話，在言語流傳中印證兩人多年不見仍然保存的相像。
於是我想起，那個以有形的地理場所與時間支架起來的，詩的空間。場所是五湖四海，因為貶謫流離而如不繫之舟般飄盪遊歷過的各地。中國是太大的一個國家，距離與遙遠的概念總是對應於際遇的。而時間則在一生的窮達起落間，如此衍生了聚散因緣之種種。

在蘇家兩兄弟晚年於嶺南重聚之前，他們已四處為官，聚散多年，有時只是遠遠地聽到對方的消息。元祐初年蘇轍奉派出使北方的遼國。蘇東坡人在杭州，以一首詩遙寄他的弟弟：「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河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從沙漠到清禁（京城宮中），河山到武林（杭州），迢遙的距離是以「看」、「夢」這兩個動詞來填補的。那是一種虛想的填補。但詩也在虛想之中產生。
恐怕在那個時代，遷徙不只是多買幾個行李箱的問題。蘇東坡本來有幾個妾，在他被貶謫的四五年內相繼辭去，只有一位名叫朝雲的，一路跟著他到南方。那個時代「家庭」的概念，可能和我們是很不同的。一個妻妾子嗣眾多的家庭，一旦男主人被貶謫到遠方，說不定真是得就此解散的。廣陌天地，距離是一種迫近的現實。出發上路前，有人決定留下，有人決定離去，家庭被迫重組為比較機動適合遷徙的人口數。這個國家遂以它廣大的空間感消化著、改編著它許多被流放的文人。

但當六十二歲那年，蘇東坡再次被貶到海南島時，唯一留在他身邊的朝雲也已經過世了。對於這晚年的遷徙，他已經預見了此去無回的可能。在信中他對友人說，「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那是一趟最終的旅程。所謂「最終」，指的不是他從此定居不再遷移，而是那一次、再次、三次的流放，遠、再遠、更遠，終於遠至了極南的海南島，已將蘇東坡推往了暮年極限之境。在那裡，他做好了死亡的準備。
蘇東坡終於還是回了中原，路過了金山寺。這是一次舊地的重遊。早年在杭州任官時，他曾在金山寺寫下「江山如此不歸山」的句子，雖然那時他還不明白，此後的一生真是會如他所說，那樣地歸期杳杳。
讓我們再回到這篇文章的開端吧。多年的流放之後，在金山寺，他終於見到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幅像。彷彿埋藏在時間裡的一則線索。出自故人之手，這幅畫像與畫中人長期以來乖隔兩地。終於見到時，也許會像是與舊日自我的一次面對面對質吧。感慨系之，遂以三個空間上的地名，一個比一個遠地，三疊唱般涵括了一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多少文人在帝國疆土廣漠的空間裡消磨著命運，但蘇東坡何嘗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把不如意的三次貶謫，化為一生重要的體悟，平生的功業。於是，流離遠放不再是空間消化了詩人，而是空間為他所消化。
見到那幅畫像後兩個月，蘇東坡便過世了。

快餐店裡的蛋炒飯

蛋炒飯有一種很奇妙的特性。比如說，你覺得蛋炒飯是中餐還是西餐呢？

在大多數國外的中國餐館裡，蛋炒飯絕對是中國菜的代表性名物。差不多是跟糖醋里肌、雲吞湯並列的明星商品吧。而且外帶點餐率應該是相當高，很方便就可以盛裝在外帶餐盒裡帶回家邊看電視邊吃（在美國常用的是那種上寬下窄的方形紙盒。在英國則是用錫箔盒，上頭再用一硬紙蓋壓實扣緊）。總之它幾乎是跟外帶披薩一樣，適合星期五晚上的懶人電視餐。
可是我有另一種對於炒飯的記憶。曾經有一段時間，它在我們這個城市裡，是被當作一種西餐來對待的。在西式的咖啡店裡，往往會有這樣一、兩道火腿蛋炒飯或青椒牛肉炒飯，排在牛豬雞排的後頭。由打著小領結的制服服務生送來，裝在圓形白瓷盤子，用湯匙而非用筷子吃。餐前附玉米濃湯，餐後附加糖的冰咖啡或冰紅茶。
雖然台北沒有普遍地發展出香港那種「茶餐廳」文化，但也不難找到一些經營了二、三十年以上的老式快餐店，賣早餐蛋、漢堡、炸雞、火腿蛋炒飯、青椒牛肉炒飯、三明治的那種。香港的茶餐廳有三明治、乾炒牛河、公仔麵。台北的快餐店則經常有炒飯。說來奇怪，但好像也很順理成章，炒飯就這樣臥底般地潛入了「西餐」的菜色行列裡。在六、七○年代的台北，對許多人而言，那說不定是門檻最低的一種西餐。口味熟悉，價格相對便宜，而且不需要動用刀叉極盡辛苦地把牛肉和骨頭、明蝦與蝦殼分開。
所以，在國外被視為中國菜代表的炒飯，其實有那麼一段時間，在我們剛開始生長出咖啡廳與西餐文化的城市裡，是被當成一種咖啡廳裡的餐點的。如此炒飯遂奇妙地具有種亦中亦西的品質，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中國菜，台北人卻在西餐廳裡吃它。

炒飯作為西餐的歷史，其實是因應一特定的時空而生，即是城市接受外來飲食文化的早期階段，所衍生的中介食物。一道熟悉的菜色，隨都市與文化風景替換挪移，獲得一微妙的詮釋位置。那幾乎是我們身邊諸種事物在時間層層積累的過程裡，不斷衍生、轉化，產生種種歧義的例證之一。
說來這菜單的越界也不是只發生在台北的快餐店。越南菜裡有用法國麵包配牛腩或咖哩。日本則有整整一系列的和風洋食菜單：炸豬排、可樂餅、蛋包飯等等。當初是文化間對話撞擊過程裡偶然的產出，卻從此天長地久地留在了味覺的倉庫裡。
在天母一家老快餐店裡，我點了火腿蛋炒飯和薯條，他點了杏力蛋（omelette）和烤吐司，用吸管喝裝在玻璃瓶裡的可樂，討論窗外的街樹。快餐店的裝潢很老舊，刀叉上都是刮痕。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老快餐店。它有一種家常的氣氛。像是小時候爸媽會帶你去的店—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吃，而是因為三明治、薯條，與裝在盤子裡的炒飯對你是新奇的，口味是簡單的，而且因為是西餐，不是天天吃到的中國菜，就使得去快餐店有了那麼一點節慶的味道，很適合當做給小孩子的犒賞。當然那是遠在台北還沒有麥當勞以前的事。
吃著老快餐店的食物，我和我的朋友聊起了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關於西式的食物，我們最喜歡的都是早餐。煎蛋、培根或火腿、吐司這一類的東西。在美國就一定有盛在馬克杯裡過淡的咖啡。在英國就一定有裝在金屬茶壺裡一不小心忘了撈出茶包就濃到難以入口的茶。要真從美食的標準講究，實在是沒什麼可說的，但我們都覺得最有意思。可能因為吃那種早餐的日子，往往是難得悠閒的周末上午。或是到哪兒玩了一夜的次日早晨，重見日常的天光。也可能，是跟我們對小時候台北那些西式快餐店的記憶有關？

正當我的朋友為這共同的早餐記憶而興奮，開始說起他在美國讀長春藤名校的那幾年，常去的一家早餐店時，我忽然想起，其實我們都是徹底地被留學的那段時期改變了。幾乎一無例外地。我所有在國外待過的朋友，我自己，或是屬於另一個世代的，一些長輩。
七○年代出國的人會說，他們當年出國念書，絕對不敢想沒拿到學位這種事。有人出國了一、兩年，學業不順利，讀不下去了，有一天忽然就下落不明，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直到多年之後出現，原來當時他們竟是決絕地去了中西部，或者南方，什麼城市或小鎮打工，開中國餐館。自我消失，切斷一切聯繫，寧願如此也不肯在學業不成的情況下返鄉面對親友。我們較晚的一代，沒他們那們悲壯，卻也是各自在自我的孤島上，吸收著各個面向的異鄉經驗。
像這樣的故事，不知為什麼幾乎沒有形成記憶。大家好像對留學都保持極固定表面的一種想像，以之為某種美好康莊大道的起點。那想像太強大，以致於曾經有過異鄉經驗的人，不知道如何詮釋自身的過程。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被那經驗改變了，卻說不出是怎麼回事。
這世界是多麼地輕信。那輕信又是多麼的牢固。
雖說是牢固，但當多年之後你終於看懂，那牢不可破的羅網也就如馬奎斯《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鎮一般，在風中灰飛消散了。

維多利亞港灣故事

在香港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並且是正對著一窗維多利亞港灣夜景的時候，剛好拿那些摩天高樓繁華燈火當背景。
事情發生在小班身上。他是個很好看的男生，有個交往很久的、在律師樓工作的女朋友。他們剛經歷過一段分居兩地的時期，那是小班出國留學的期間。現在他回來了，兩個人還好好地在一起。每天從他們兩人位在不同城區的住所，分別趕往另一處城區去上班，各自為著剛起步的事業努力。接下來似乎就是考慮結婚了。

在這樣最沒有戲劇性的時刻（沒有分離兩地，沒有爭吵，沒有一人在當兵一人在等待），卻還是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小班漸漸覺得他的女朋友有些不對勁。約定見面的時候，她經常推說工作忙，要加班。這樣見面的時候就漸漸少了。真見了面也常常是心不在焉的。
有一天又是這樣的情形。「要在家裡加班，整理一些文件。」女朋友說。於是這天又不見面了。掛上電話，小班心裡卻靜不下來。「到底是什麼事呢？」也許他心裡是有某種預感的。或也許不是，就只是想去看看她到底在忙什麼。他在一種複雜的，懷著一種自己不斷否認的念頭的情況下，帶著女朋友寄放在他那兒的一份鑰匙，轉了幾班地鐵，直接上她家去了。
其結果便是一小小真相的揭露。女朋友是在家的。但同時還有另一男子在，當然並不是在工作。名流的劈腿因一支躲在暗處的鏡頭拍攝而曝光。平凡市民的劈腿呢，不致那麼勞師動眾。只是一支鑰匙的旋轉，就忽然把隱私的場所，轉變為公開的證據，像一個傷口敞開。在這意外的場合聚在一起的三個人，都得好好想想怎麼辦。
事情發生小班當然是極震驚的。與女友大吵一架分手。他的朋友都想，那就是完了吧，發生了這種事。輪流帶小班出去喝酒安慰他。
可是幾個月後，女朋友又出現了。

「她要再跟我在一起。」小班說。自己都還是忿忿的：「都過了好幾個月才又跑來，一定是被那男的甩了！」
「那你怎麼想呢？」朋友A力持中立地問。
「在一起那麼久的感情了，我放不下……」他說。但馬上又有另一個聲音冒出來：「可是這口氣怎麼嚥得下去嘛！」
那一天起小班分裂成兩個人了。
一個小班是依戀的。要他堅決地拒絕復合，他做不到。另一個小班是受傷的。對那個女孩的憤恨，以及鄙夷，仍然像一隻獸在他心裡受著餵養。餵養那憤怒與鄙夷的，是來自過去與現在的種種瑣事，他女朋友對他說的一句什麼話，讓他想起她其實是多麼地虛假，會怎樣地背叛他。以及他在心裡不斷重回發現真相那一幕，一再一再地，重演那個晚上鑰匙將門打開的時刻。
這成了一幕自虐的戲碼。分明已經失去了信任，卻還是在一起。然後在所有相處的細節裡，不斷找到對方不堪的證據，證明她只是利用著自己。小班與他的朋友說起女朋友時，已經不像戀人，反倒像仇人了。我們都很驚訝他竟就這樣困在裡面，出不來。也許愛情本來便有自虐的成分。他像一隻受傷的小獸，在心裡養著另一隻野獸。一起困住了。
女朋友是怎麼想的呢？奇怪的是，在兩個人關係這種最不牢靠的時候，她開始加速逼婚了。會不會這是一開始她之所以會劈腿的原因之一，因為她想結婚，而那時小班剛留學回來開始工作，不太可能立刻結婚？或者，她只是想抓住小班，不管用什麼方法，也許因為她已經失去劈腿的另一個男人。更可能的是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她心裡也有巨大的不安。為了迴避那不安，她寧願嫁給任何一個能抓住的人。
有一天小班向女孩透露，其實在那件事發生之前，他本來已經買了戒指的。
「戒指呢？」女孩問。
我把它丟了。小班說。
「幹麼丟掉呢？怎麼都好，甚至拿去送別人也比丟掉好。」

我覺得這段對話，相當程度說明了兩個人立足點的差別。女孩是實際的。但小班不是。至少現在不是，在受了傷害之後不是。你很難要求一個受了傷的人實際點。他需要一個夢，替代已經失效了的那一個。他想要做出一點拋棄的姿態，拋棄一個戒指，一點有價值的東西，讓他覺得自己還有一點力量。但女孩卻只是很實際地想到戒指的價值，她已經從一個小家庭的角度，把兩個人的財產放在一起考慮了。
於是他還繼續在這段捨不掉的關係裡，每逢吵架就提起劈腿的事，一有機會就諷刺對方。他還沒有得到安慰，還無法修補好自己。女孩卻只想著要進入實際的婚姻，想要他開始存錢，想要跟他談未來。他們像兩支不同時間的錶，根本對話不上嘛。也許，其實他們都是受傷的。只是修補的方式不同。一個不斷挑起爭吵、回憶過去，無望地想要獲得說明，愛情是怎麼回事，怎麼可能就這樣把穿了？一個想你不要再提那些了，我沒有辦法回答你，我們現在來討論一點實際的問題嘛。說不定那個實際的人才是更恐怖的，把受傷的部分藏在日常瑣事裡，想要這樣偷渡過去。
在那面對維多利亞港灣夜景的酒館裡，我們一干聽眾都覺得，這樣還要繼續在一起下去，未免太勉強了吧。這當中，小班曾經想離開，變成他去劈腿了別人，最後只是徒然增加了受傷的人數，另一個女孩怨恨地離開了，又變成他和女朋友繼續對峙的局面。這真是場不斷累積傷亡數字的戰爭啊。
「如果現在真的分不開，要不要試著和解啊？」我說。「即使一開始被背叛的是小班，他也在自己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傷害了別人不是嗎？那個被他劈腿的女生呢？所以，他也就變成像他的女朋友一樣了嘛。能不能感同身受，承認對方跟自己一樣脆弱啊？」
我的朋友不可置信地瞪著我。好像我剛說出了全世界最天真的話。
對啊我是很天真。但是和解應該不會比這樣繼續互相傷害、互相懷疑、卻還要在一起地自虐虐人，來得困難吧。會嗎？

三叩門

有時候，讀一本書，一篇文章，注意力全在飽滿的情節與敘事主軸上頭。有些支線與細節，反而沒留意到。要到隔一段時間，再重讀一次，才忽然注意到，有些事作者早已寫了在那裡，但我先前竟沒多想地便略了過去。於是你與這本書之間，就有一種多層次的關係。每再重讀一次，都比前一次更看見了什麼。像是認識一個人的過程，從遠遠地看見了，到走近看清他臉上細部的紋路，乃至經過十幾二十年的交情，在愛恨競爭怨懟感激種種關係當中累積了對這個人的一種具有景深的理解。當然，那也是書本身足夠豐富，經得起一再地讀。

昨天，重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裡描寫康同璧母女的〈最後的貴族〉，就有這樣的感受。一些先前閱讀時沒有特別留意的細節，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為之思索再三。
康同璧是康有為的女兒，十九歲就有女扮男裝溜出北京城、沿著絲路長途跋涉到印度尋父的故事。以這樣的出身與膽識，一生當然不乏傳奇。章詒和認識這對母女，已經是五○年代末尾，康同璧近八十歲時的事。康老與女兒羅儀鳳一同住在社會主義中國政治秩序下的北京城裡，她們身上保存的許多老時代的美德與規矩，俠義心腸與細膩品味，確實是那革命喧天的時代裡「最後的貴族」。
或許正是因為章詒和描寫的康同璧母女實在太精采，她們在外在世界擠迫下的遭遇又太動人，文章飽滿多面的描述當中，許多細節我第一次讀時竟不及注意。其中之一，是關於一位林女士的段落。
康同璧喜愛卜卦，尤其只信一位林女士的卦。林女士沉默寡言，外表言談都像是個尋常的農婦，卻精於卜卦。對她的卦，羅鳳儀的評論是：「因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這樣的人算出來的卦，最準。」雖然如此，章詒和畢竟沒從羅鳳儀口中聽說這位林女士為什麼命苦，有過什麼遭遇，為什麼落腳在康家宅院裡。因此我們作為讀者，也無由得知這位林女士的故事。是什麼樣的過去，使她成為一個命苦心善，最能鑑照吉凶禍福之人。
有些事便是這樣在時間中永久的佚失了。我們從文章中知道的是，康同璧一日連算三卦的事。
從文章的敘述中推算，那約是康同璧八十五歲，去世前一年內的事。一日康同璧感到身體不適，心情也不好，便找來林女士卜卦。清晨卜了，卦象不好。下午，老人又找林女士來再卜一卦，卦象卻比上午更糟。
到了下午，老人又催女兒羅儀鳳第三次再把林女士請來，再卜一卦。結果出來了，是個下下籤，更糟。章詒和對當時場景的回憶，充滿了張力：
「妳說說，這是什麼籤？」老太太面帶怒容，一下子把臉拉得很長。
林女士不語，康同璧氣得兩手發顫。羅儀鳳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叫她趕快撤離。
康同璧繼續逼問：「我問妳，這是什麼籤？」
林女士還是不說一字。

這是一日三次的命運叩門。這次閱讀引我特別注意的，是林女士在盛怒的康老前怎樣地不發一語。命苦心善的林女士，果真是命運最佳的預示者。第一次占卜，在康老「怎麼會這樣」的詢問下，她的回答是謙恭而小聲的「康老，就是這樣。」但到了第三次，更壞的卦象出現時，在這充滿張力的一幕中，她從頭到尾毫無表情，不發一詞。彷彿她已經將自己交托出去，去充任命運宣示其存在的中性介質。不說安慰的話，不做多的解釋。那樣的面無表情，無哀無感，如同她手中卜卦的卦具。確實只有這樣的人，才能透徹於命運。
而我忍不住要想，這一日三次的卜卦，一次比一次更糟的卦象，構成一累進的序列。當中一個累進的參數，幾乎就是康老自己。按理說，同一件事，在同一天，應當不會有太大的出入，怎麼就至於每隔幾個小時，一次比一次更不吉呢？其實，三次卜卦，問的雖是同一件事，立足點卻是不同的。第二次卜卦，康老心裡懸著第一次卜卦的結果。第三次卜卦，又更鬱鬱於前兩次的凶兆。不吉的預感，是因著人對這預感的在意而累加的。命運便這樣將人籠進它的罟網裡。
我願用上一點想像力揣測，康老對卜卦與命運的這層關係，是懂得的。那一整天，在康同璧這位老人的內在，一再進行著自我的整理，以與命運的宣示對奕。想再一次看看，她是不是能以內蘊的控制力，抑制那累加上升中的噩運，而頑強地予以翻案。可其實，只要她還召來卜卦人，還在意卜卦的結果，就是仍陷在局中。最後的暴怒，乃是康老發現自己終於未能跳出那個局。

另一個細節，是在文章的末尾，章詒和提到「還在很早以前，上海永安公司老闆的女兒郭婉瑩和羅儀鳳一起用烤箱烤麵包，康同璧就建議二人學著用鐵絲在火上烤製，並說：『要是有一天，妳們沒有烤箱了，也要會用鐵絲烤出一樣脆的土司來。這才是妳們真正要學會的，而且現在就要學會。』」然後我才想起「上海永安公司」這個名稱在幾頁之前曾經出現過，那是我第一次讀時沒注意到的。
那是在康老生前度過的最後一次生日，在外頭文革風聲正緊的時候，屋裡所有的女賓竟然都身著錦緞旗袍，足穿高跟鞋，且化了妝，梳了髮型。原來她們為了來給老太太祝壽，偷偷把衣服藏在袋子裡，到了康家門口才趁四下無人趕緊更衣的。如此甘冒風險，是對老太太的尊敬，也是他們心中畢竟存有「不管外面天翻地覆，規矩原該如此」的堅持篤定。
當中有一位極年輕美麗的吳小姐，正是「上海永安公司」老闆的外孫女。她回答康老對她母親的問候說道：
「媽媽被趕到一間閣樓，閣樓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床。每月發給她十五元錢。領工資的那一天，媽媽必去『紅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廳）拿出一塊錢，挑上一塊蛋糕吃。她說，現在上海資本家家裡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裝著食品的餅乾筒了。如果紅衛兵再來抄家，她說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東西都塞進嘴裡，再去開門。」
忽然，兩個細節連起來了。這位吳小姐，「上海永安公司」老闆的外孫女，她的媽媽是不是就是年輕時曾和羅儀鳳一起烤麵包的郭婉瑩呢？這富家小姐竟就像康老曾經預示的，有一天終於到了沒有烤箱可用的境地。但即使生活如此窘迫，她仍然不改對西點蛋糕的喜愛，每個月還是堅持著要吃一塊蛋糕。由於這兩處細節的聯繫，使這位在文章中被著墨不多的上海女性忽然在我心中活了起來。她的女兒說她在挨批鬥時，一急就口出英語，結果更吃苦頭。不知那時，她是不是曾想起久遠以前的一個下午，她與她同樣年輕、同樣一口流利好英語的好友，曾經一起用鐵絲烤麵包。那時，一切都仍美好，她們微笑互望一眼，一同享用烤得脆脆的土司。

種子的信仰

坐在窗邊我讀著梭羅的《種子的信仰》。
同樣是亨利梭羅的作品，《種子的信仰》遠不像他的另一本名著《湖濱散記》流傳那麼廣。這本書當中有太多自然的觀察，使得出版社感到其文學性不如《湖濱散記》，因此否認了它出版的價值。事隔將近一百四十年，到了我們這個Discovery頻道深受歡迎的年代，才獲得了出版。一百四十年，那將近是一個半世紀了。所以，梭羅的書也像他描寫的松樹一樣。當他寫到松樹散播種子的方式時，他留意到松樹的節奏不同於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不需要那麼地急在一年：

「大自然做工永遠不疾不徐。如果她想種一床水芹菜或紅蘿蔔，她的工作效率看起來會十分迅速，但如果她想種一片松林或橡樹林，步調卻出奇得慢，有時甚至如同怠工一般，悠哉游哉竟無所慮。她曉得種子除了播種繁衍後代以外，還有很多別的用途。即使今年收成的橡實不幸全部落難，或是松樹根本沒結果實，也不用害怕，她有的是來年。松樹、橡樹與豆莢草蔓不同，並不需要每年結實。」
這本被埋沒了一個半世紀的書，大概就像他說的松樹一樣吧。一個來年，又一個來年地等待下去。到了適當的時機，自然冒出頭來，被出版社、讀者所看見，且翻譯成各種的語言。
但坐在窗邊，我也一直想起前晚與朋友的談話。
他的母親在不久前過世了。那之後，他說，感到好像失去了動力。工作上也是厭厭的。原本在我的朋友當中，他是以鬼點子特多著稱的。我常常搞不清楚他又換到了哪家公司，進行著什麼新的企劃。但在他母親過世之後，這一切似乎瞬間失去了意義。被加了薪又怎樣？職位升了一級又怎樣？推出一個新的廣受好評的企劃又怎樣？這些都變得無所謂了。他說，直到現在才明白，原來一直以來，很多事情他都是做給媽媽看的。
如今，再也沒有一個人，你可以拿著剛出版的、你企劃的書或雜誌去給她看，而她就只是單純地感到好奇與驕傲。雖然她完全不懂書中的內容——書頁打開吐露古怪的用詞，明星照片或插圖，家庭主婦常年隔絕了的那個世界。那好像是延伸自小時候拿成績單回家的經驗。後來他到台北工作，每隔一段時間回家，把日日出入的那個過於複雜的世界，濃縮在這些簡化了、拿得出手的工作成果裡，去交換她單純的高興。

現在這些好像都沒意義了。他說。雖然他仍舊輕易就掌握其中的規則，知道怎樣啟動與完成一個企劃案，但那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忽然，他與他所相信的世界，出現一道裂縫的距離。
我聽著他的話語，明白一種不可見的轉化已然發生。他失去了一對凝視的眼光，與一直以來透過那對眼光確認的位置。那彷彿忽然改變了程式的設定。母親的離世，抽去了程式當中最重要的那組參數。他必須重新跑一次程式，重新定義，修補程式中闕漏的部份，為自己找到一種新的向量了。
是這樣恍惚的瞬間，我們開始懷疑——那些，促使我們在這一刻，堅持著，經營著，計較著的，都是些什麼事呢？是什麼令我們選擇現在走著的這條路？你意識到的、沒意識到的，心裡深處的動機。或者也許只是某個人的點頭承認而已。我們被教養來認為至為重要的那些，成功與聲名，有一天就忽然發現了它們的浮動不實。發現自己曾經那樣汲汲於構造的，分明是小孩子手裡玩的積木，在下一場遊戲開始前便被推倒，卻一直誤以為蓋著真正的華廈。
於是，那個晚上，我與我的朋友談論著，有關親人的死亡，有關我們所能繼續相信，或不信的種種。像在風雪之夜相遇的旅人，我們交換著沿途的訊息，核對著方向或誤差。

我在心裡這樣確信。發生在他身上的，並不是一短暫的對世間事物失去興趣，「去渡個假吧回來你就好了」，那樣淺層的懷疑。它的解決方案並不是試圖回到從前的狀態，再去相信那些自己已然開始懷疑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你無法勉強自己去逆轉時間。那其實是與事物虛幻本質的一次遭遇。
但是你能容許我這樣說嗎？說那遭遇其實是珍貴的。在親人的離去之前，我們驚愕或悲傷的體驗，與突然地意識到有形事業種種的無謂，其實是他們留給我們最後的禮物。藉著離去他們為我們顯示，我們以為堅硬如岩盤的現實，其實是如此流轉不停。
（「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犍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這是我極喜愛的一段，如詩般的經文。）
於是我們便有了機會，看到世間種種之虛幻，如瞬間生滅，那些紛紛的聲響。卻不是從此耽溺在虛無裡自憐。而是，洞穿了虛幻流轉的本質後，才有可能更沉著安穩地站立。那是親人們的離去為我們種下的一枚種子。也許現在仍使我們困惑不安，但有朝一日使我們體會並且領悟。
即使還要很久，種子在它體內攜帶著生長的潛能而繼續等待。
那是一枚種子的信仰。

屋頂與企鵝

為了處理房屋漏水的問題，我透過朋友找到了一位室內設計師。星期天早上，設計師帶著一位專治漏水的師傅來按我家電鈴了。
房屋漏水的問題已經困擾我一段時日。幾乎每個人聽說了我的困擾，都只是說「漏水？那很麻煩哪，抓漏很難喔」，搖搖頭，也說不出個處理的辦法。因為漏水的位置，就在水塔的下方，一開始以為是水塔漏水。把水塔內壁做了防漏，鋪了磁磚，卻還是漏，主要是在下雨天漏。這才覺得，「根本不是水塔的問題嘛」。又沒辦法直接問房子：請問你是哪裡漏水呢？老公寓頑固地三緘其口，要你不得不在它的毛病前低頭。承認它經過這麼多年的使用，日曝雨淋，已經產生了它自己的痼疾。藏在磁磚底下，水泥牆裡，你看不到的地方，像一植根太深的積習，隱瞞著拒絕被碰觸的痛點。

這樣無計可施拖了好久，直到前陣子大雨，才覺得拖延下去實在不是個辦法。我的朋友給我介紹了他從事室內設計的學生，來幫我做房屋診斷。設計師是位高大黝黑的年輕人，看起來很樸實可靠的樣子。腰帶上扣著鐵捲尺、水平儀等傢伙，這樣帶著師傅來到了我家探勘災情。
設計師與師傅先進到屋內，看過室內漏水的部位，再到頂樓上去。晴朗的星期天上午，陽光烈到讓你想在屋頂裝太陽能發電板。師傅走近水塔的部位，仔細審視，敲了敲水泥牆的表面，用台語說：「已經『澎拱』了。」
設計師轉過臉來向我解釋：「就是說這邊的水泥已經剝離了，會滲水進去。」即時的翻譯，真是太感謝了。師傅是很友善的，但我覺得我在他有關房子的語言之前根本是個文盲，很不好意思地不敢多說話。於是設計師扮演了翻譯的角色。把師傅說的台語、我不熟悉的用辭，翻譯成普通話、我這種外行人聽得懂的話。
那時，我深深地感到，懂得一間房子的語言的人，真是值得佩服啊。師傅判定雖然水塔底部並沒有漏水，但是塔壁外部、以及旁邊龜裂剝離的水泥牆，卻可能讓雨水滲進去，再從樓下的天花板透出來。也就是說，漏水雖然是在水塔正下方的位置，卻不是由水塔內儲存的水所導致的，而是在塔壁及旁邊已經開始剝離的水泥牆，這也就是為什麼只有下雨天才會漏水的緣故。這解釋實在很合邏輯。聽了之後立刻就覺得「原來是這樣啊」，這麼簡單的道理我竟然都沒想到。而且當他敲著水泥牆的表面，你看見那些浮動剝落的水泥牆表面，真是會驚奇自己「竟然連這麼明顯的症狀都看不出來呀」。水泥都已經呈片狀剝離了，能有效防水才怪。畢竟是老房子，需要維修也是當然的。

這麼簡單的道理，卻是要由有經驗的師傅，他的眼睛替你觀察出來，指出來，才看得懂。再透過設計師的中介，解釋給你聽，你才更確信該怎麼做。這個早上，在屋頂上的三個人，有面對一所老房子三種不同的理解位置（從最懂到最不懂），並且形成了上中下游的溝通關係（老師傅是知識的掌握者，設計師是翻譯詮釋者，我是被教育的接收者）。
想起大學的時候去旁聽建築與城市史的課，有一堂課講到蘭嶼的聚落。教授邊放幻燈片邊講解，放到其中一張拍攝一片芋頭田的片子時，有一學生舉手問：「他們怎麼會認得哪塊田是自己的呢？」教授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停了幾秒才說：「每天在種，當然認得啊。」那一刻我切實地感到，我們這種大學生，真是種最沒常識的動物啊。（這一信念後來在一次體育課，親眼目睹有同學對著體育館後的鴨子說『哇！有雞耶』時，獲得了證實。）後來，我的朋友輩開始有人在大學裡教建築，屢屢聽見他抱怨，現在的學生啊，想念建築系竟然連鐵鎚鐵釘都沒摸過…，我也只能心虛而小聲地說：「老實說我也很不會用鐵鎚耶。」
所以我對於能很好地照顧自己生活環境，擅長用各種工具修理東西的人，一直都非常非常地敬佩。幸好我不是住在美國那種人人都得學習DIY的地方。或者說不定如果在那樣的地方住過，就會少點依賴性，多學會不少生活的技能。像我有幾個在美國念過書的女生朋友，她們就習慣地在家裡備有工具箱。其中有位很會用電鑽的，主張工具箱可以empower women。我覺得她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一直沒有好好地empower自己。

星期天晚上，我和朋友去看了《企鵝寶貝》。看著企鵝在嚴酷的南極環境裡的生存之道，尤其企鵝爸爸在小企鵝孵化不久後，與企鵝媽媽換班，長途跋涉去海裡捕魚，幾個月後回來，竟然還能從一堆毛茸茸的小企鵝裡，認出自己長大了的小孩。「怎麼會認得呢？」我和我的朋友都覺得實在是太驚奇了。不過我猜想，如果企鵝聽到了我們的討論，應該會很不屑地嗤之以鼻吧。因為對牠們而言，我們問的等於是「農民怎麼會認得自己的田呢」這種城市人沒常識的問題。至於像「企鵝在一片冰天雪地裡怎麼會認得路」，「怎麼會知道日月交會的那一天要集合去哪裡」…等疑問，就更不用提了。
唉。在我們所居止的這世界裡，我所認得的語言實在是很表面而淺薄。幸好還有許多人，從事不同的專業，適時地提供我們幫助。比如說這個早上屋頂上的治漏師傅，他已經在這行業裡多年，輕易就懂得了屋子的語言。比天天住在這裡的我更快看出問題的所在，知道如何彌補屋子的屬性（年久難免失修）與我的願望（不管怎樣別再漏水了）之間的裂縫。
麻煩你了師傅。

往事及其所創造的

雨下得最大的那天我搭飛機去嘉義。台北的天空安靜晴好，完全沒想到嘉義機場正因豪雨而關閉。臨出門前接到手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飛喔」，聽到從嘉義那邊傳來這樣的消息。
還是到松山機場去等。機場商店的報紙都賣光了。機場候機室塑膠椅上，每幾個人默默共看著一份報紙，形成一種臨時性的共讀會。終於在報紙幾經轉手被無聊揉縐以前，航空公司的職員宣布可以登機了。

之後果然就在不穩定的氣流裡高高低低地飛行著。從機場往市區的道路兩旁，洶湧著泥濁的地表逕流。雨停過後行經一蔗田邊的高爾夫球練習場。除了擊球的平台外，整個練習場幾乎都泡在水裡。不過嘉義人真是好氣魄，面不改色如常練球，把球打到水裡，噗通噗通。「咦？高爾夫練習場淹水改成釣魚場，用球把魚打昏耶……」我窮極無聊開始亂講。倒還有一小塊草地露出水面，「當那是果嶺是吧？」忍不住又這樣胡說一通。果然嘉義鄉親們技術都很不錯，綠油油的「果嶺」上竟然有不少小白球哪。
暴雨過後寧靜的下午，路上沒什麼車，我們在灰暗的天色裡四處張望。這是個逐漸轉型中的區域，土地在都市計畫地圖上被劃定為各種的專用區。周遭的蔗田，有些已經休耕了，不久後便會改作其他的用途吧。被高樓覆蓋的土地，很快也被覆寫了記憶也許。改寫就從人與地的關係開始。農人離去，工人與機具進駐，首先過渡地變更為工地，用鐵皮圍籬包裹起來，挖掘地基，直挖到那塊地有史以來從未被挖掘過的深度。終於有一天拆開圍籬，嶄新的樓房敞開大門。農業的時間讓位給工商業的時間。許多對這塊土地歷史一無所知的外地人進入，居住。在一個曾經隨一年節氣循環的地方，改用打卡鐘上的八小時計算時間。

（不久後高爾夫球練習場也會遷走。那時不知會不會還有人記得，有個豪雨過後，球場淹水的日子，他們對著一整片汪洋積水，練習揮動一支八號杆。）
回台北時又是大雨。入夜了車子在雨中高速前進，好讓我還能趕上飛機。在雨中急速後退的車窗景裡我有種不真實的感覺。這些身邊的風景，不知什麼時候，正發生著一次又一次地覆寫。我們這島嶼歷史無多，已經到處充滿創造出來的新城區。那些被設定了新規格的地域，忘卻了土地的歷史，屢屢按下了reset鍵般，重新開始積累著往事。
星期六晚上，雨下下停停，陳俊志拷了他的紀錄片《無偶之家，往事之城》來給我。我下樓去，看見他正站在機車旁摺疊著雨衣。好久沒見他了，還是那樣笑著招呼，「一點都沒變呀你」，我說。
我和俊志不算太熟的朋友，見過的就只有這樣笑笑的俊志。但我想一定還有其他的俊志，我比較不了解的，沒看到過的，比如紀錄同志運動、而在警局裡被脅迫洗掉影像的俊志。他似乎正為了下個禮拜紀錄片要上映而緊張，連夜燒拷VCD，分送給我們幾個被他戲稱為「七仙女」的，有機會先睹為快的特權觀眾看。（後來這個特權觀眾名單擴充為「十姊妹」，再後來又變成「十二金釵」，害我覺得自己的特權漸漸變稀薄了哎……）。

看了片子我才知道，在久未聯絡的一段時間裡，俊志忙些什麼去了。這次他到西門町一家老牌同志三溫暖去「蹲點」。原來計畫拍攝的主要對象是三溫暖的台客中年同志。豈料故事自行現身而來，蹲點期間遭遇了兩段死別的愛情往事：阿生與阿煙，怡謀與種生，兩對因為一人早逝而落單的戀人。因而最終選擇以這兩段死別愛情為影片敘事的雙主軸。
作為紀錄片導演，陳俊志是相當介入的。他總是長時間和拍攝的對象相處，形成一種姐妹情誼。或許正是由於他的這種特質，我感覺往事在他的鏡頭前獲得了延伸。例如因為片中提到同性戀、愛滋等對保守人家而言禁忌的話題，為了讓種生的家人同意，他到靈位前擲筊，竟就神而名之地擲得三個成筊那一幕，確實冥冥乎，彷彿往事有靈。忽就令你感到過去不只是過去，那個被述說被懷念的逝去者，仍然是未曾遠離地，參與著當下的敘述。於是故事便繼續說下去了。它從敘述者的口中延伸出來，到了被記錄、被觀看的當下。

我對俊志說你知道嗎，有時聽到同志朋友說感情，就像是片裡的阿嬤啦蔣姨啦那樣笑著說往事，常常都是夾雜著戲鬧；或是看他們在KTV唱歌，口白作工樣樣到位地，把芭樂歌唱得極其入裡，卻又留著諧謔的餘地。也許這些情愛之事之所以能禁得起玩笑，乃是因為說者早已看穿了其不能天長地久的本質。俊志說，當他拍到片尾那段三溫暖同志姐妹淘合唱〈流浪三兄妹〉時，是很震撼的。「作著一個流浪兒，也是不得已」的歌詞，彷彿是同志的寫照——作為感情的流浪兒，並不是自願的選擇哪。我說我想到片中蔣姨與阿華在西門町，一路走一路閒聊，過往風花雪月，在路過店家開闔的自動門、門內流瀉而出時大聲時小聲的芭樂情歌當中，就這樣輕描淡寫地，給說透了。
已經有太多往事的中年、前中年同志們，或許沒有「美麗少年」的青春無敵。在多年感情的流浪中，也都經驗過各自的生離與死別了。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在西門町老城區那三溫暖的廚房裡，飯菜飲食閒聊玩牌的家常場景中，這許多背負往事之人竟隱隱然共有一種不必明言的相互理解。相濡以沫，後天的家族血緣。或許那正是往事的力量。我們每個人，正是往事所創造。

末代稻農

雖然說國片不景氣已經不是新鮮事，最賣座的電影往往是好萊塢大手筆投資，砸下高額製作及廣告預算的全球大片。可是最近幾年，在那些大院線片之外，也持續有一些台灣獨立製作的紀錄片，默默發揮著影響力。這些影片幾乎都只能跟電影院爭取到一兩個星期的單廳放映，也不可能有預算打廣告。基本上是藉著影展、網路傳播與口耳相傳，吸引到一小眾的觀眾群。而促使每一個看過片的人會到網站上留言、發email向朋友推薦的原因，當然是影片本身足以令人動容。
我就是這樣聽說了《無米樂》這支片子的。
《無米樂》是兩位記錄片導演顏蘭權與莊益增，紀錄、呈現台南後壁地方幾個老農人一年的生活。這群老農人都已經六七十歲了，他們年輕時曾經眼見後壁地方作為稻米集散市集時的繁華，現今存留的老式磚瓦房仍隱約見證當時的盛況。但如今農村人口外流，年輕人都到外地去了。只有這些老人家留了下來，捨不得土地荒蕪，還是天天到田裡去耕種。

插秧，除草，噴灑各種的農藥，結穗的季節小心不讓稻株倒下，一直到收成，曬榖，這些對都市年輕人都嫌粗重吃力的工作，對這幾個老人家卻是家常便飯。雖然米價是前所未有的低，辛苦勞動一年下來，夫妻兩人每個月等於只賺一萬多塊。老農人們卻是驚人地樂天與知命，說話時呵呵地笑著，那是你在都市人臉上極少看見的豁達笑容。
「大自然是不會讓你反抗的。」片中的一位老人崑濱伯這樣說。颳風，下雨，乾旱，都不是人力可以反抗的事，而偏偏農人的生計就是這樣日日依賴著這些不可反抗的，無處投訴的自然變化。背著沉重的機器，在烈日下噴灑農藥；收成的前一天，卻下起了大雨…。你在大自然的面前吃了虧，是無法打電話向媒體報料，或是按鈴申告控訴什麼人的。這樣，老農竟從一天一天艱苦的日子裡，得出了自己對生命的體悟：「禪，就是不讓你反抗，甘願受苦。」
這看似簡單的幾個字，是老人們一輩子在農地裡體會與自然相處，得出的智慧。所有的老人說得出WTO三個英文字母。笑著用極不標準的英文發音說，因為WTO啦、WTO有關係啦，所以米價這麼便宜。WTO，我這才第一次知道，每天在報紙上看到沒感覺的W、T、O三個字，對老農人而言是這麼實際的影響。雖然米價這樣賤，種一年稻等於白做一年，農人們卻不願休耕。老人描述他對土地的感情，說土地就像心愛的女人，她如果愛漂亮，你就想買口紅給她搽；土地也是一樣，去田裡走走，就知道土地想要什麼，該除草了，要插秧了…，他捨不得看見土地荒廢。
我覺得全片最可愛的一幕，是老農寫毛筆字的那一景。當收成季節到來，而米價跌到了民國七十幾年的標準，老農感嘆著：像我們這樣用人工種稻，大概是最後一代了吧。這樣想著，回家竟然還興味盎然地用毛筆在紅紙上寫下橫幅的「末代稻農」四個字。一筆一畫像小學生寫作文一般整整齊齊，認認真真。老農的妻子在旁邊吐槽：「『滅農』了啦，什麼『稻農』。」兩個人就鬥起嘴來：「稻農啦」，「滅農啦」，「稻農啦」，「滅農啦」這樣，你一句我一句，最後是老農讓了步：「也對啦，農走到這一步，是差不多要滅了…」即使如此，仍然樂呵呵地笑得極開朗。
怎麼會有這麼艱苦的生活、卻又這麼開闊的人生觀呢？電影散場，我想所有默默起身的觀眾心裡都是這樣的疑問吧。

我忽然想起一件從朋友那裡聽來的事。這個朋友的祖籍是江西。他祖父年歲大了之後，決定住回江西的老家去了。於是每年過年，或是他祖父生日，他們全家就到江西去陪老人家過節。那是江西南部的農村地方。於是每年總有那麼幾天，我朋友離開他在台北的生活圈子，一屋子的CD，跑到江西的農村，過上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農村裡的有一天，我的朋友清晨早起，決定到外頭走走。在田野邊他遇見了一個孩子，其實也已經是少年了，如果是在都市裡的話，也許已經穿上嘻哈風的垮褲了。但在那農村，那年紀的少年卻還穿著開襠褲。隔著一段距離，我的朋友說他能清楚地看見，那少年勃起了。清晨，就站在田邊，對著日出勃起。
那少年回頭看了我的朋友一眼，繼續轉過臉去面對著日出的方向。並沒有露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對那勃起也沒有一點情慾的表情。彷彿是件不與他相干的事，我的朋友也是個不相干的路人。在他面前是廣闊一望無際的田野，以及一輪正從田野彼端緩緩上升的旭日，他就站在那裡，極自然地，彷彿事不關己地，勃起著。
當我的朋友跟我講述這件事時，語氣裡帶著一點點促狹，所有男孩子說起生殖器時都不免要帶上這種表情。但也就只是一點點。從他的講述，我可以感覺到，在那淡淡的促狹語氣之外，他其實是敏感地體認到，其中潛藏著一種與我們在都市裡習慣了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對身體、對情慾、對自我、對他人的種種心態，在那片土地之前，在那個少年毫不防範掩飾的姿勢之前，全都遭到了解消。
那景象對在都市長大的我們而言，實在太怪異了。但一切好像都是自然的。我們很清楚，那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們，很難想像的一種生活形式。

後來，我在余華的散文集《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讀到了這樣一段話：「我覺得土地是一個充實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個祖父，是我們的老爺子。這個歷盡滄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驚喜和憂傷都不會打動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麼都不說，只是看著，看著日出和日落，看著四季的轉換，看著我們的出生和死去。我們之間的相愛和勾心鬥角，對他來說都是一回事。」
我想《無米樂》的老農們是最熟悉土地的人。正是在與那沉默的，看著時間轉換與人世更迭，卻從來不被打動的土地長期地相處當中，他們被土地所接納，也接納發生在土地上的一切。
我知道許多受到這影片感動的人，是和我一樣完全沒有農村經驗，比我更年輕的都市孩子。幸好有人拍了這麼一部紀錄片，讓我們知道台灣消失中的農村，那種接近終點、「末代」的生活方式裡，蘊藏著一種與土地相處得來的生命態度與智慧。他們活得不比我們輕鬆，卻比我們寬廣。

博覽會裡的長毛象

剛從日本回來的朋友說她去了愛知博覽會：「時間都花在排隊排隊排隊，累死人了。」
一方面想，難得的假期不應該是專程跑到日本去，盯著隊伍前頭那個人的後腦勺苦等（等得實在是太久，前面阿伯的頭好像比剛剛更禿了），不如還是先去比較冷門，沒人排隊的那些館看看吧。
可是，正要離開隊伍時，又想：都已經來到愛知了，要是連長毛象、機器人秀都沒看到，回台灣怎麼向父老交代啊？（幾乎都可想像那樣的畫面了，一回到家馬上有人說：「你從愛知博覽回來了啊？好棒喔！機器人樂隊棒嗎？超大萬花筒是不是很炫？」而你卻得回答：「我沒看耶」的時候，應該覺得遜到不想認自己了吧。）

就這樣，一下子想隨俗在最熱門的幾個大館前排隊，一下子又想轉身離開……，猶豫不決天人交戰間，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這次博覽會，在各種未來科技與創意的展示當中，被視為明星中的明星的，卻不是來自於未來，而是來自過去，而且是一萬八千年前的過去。那是在一萬八千年前長埋於西伯利亞雪地裡的一頭長毛象。二○○二年，西伯利亞當地居民意外發現牠在冰層與永凍土中仍然保存完好的象牙與象頭，消息傳開後，不知道是誰竟然想到把它與將於二○○五年舉辦的世界博覽會連結起來（我個人覺得這聯想真是滿不可思議的），而開始把博覽會當成一個時程點，積極進行挖掘工作。花了兩年的時間，把整個象身都挖掘出來，克服搬運等技術問題，長毛象終於來到愛知博覽會的現場。
自從一八五一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博覽會一直都具有某種新時代與新世界探索及展示的意味。人類似乎需要用這樣定期的展示，來為自己證明時代進步到了哪裡。日本在一九七○年舉辦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也有一個明星中的明星，即是登陸月球的阿波羅太空船，從月球上帶回來的一顆石頭。
月之石與長毛象，時隔三十多年的兩次萬國博覽會，不同的明星展品，相比之下似乎說明了些什麼。博覽會這樣的展示場域，尋找的是能夠立即引發觀者好奇的新奇物件（object of curiosity）。但是，什麼樣的物件最新奇？則是一個受到當時時代氣氛，參觀者心態影響的問題。
一九七○年代，那個朝向太空探索、冒險的時代，所有人守在電視機前面，等待看阿波羅號登陸月球傳送回來的畫面轉播，太空人成了少年們心目中最想成為的職業第一名。（還記得八○年代第一位華裔太空人王贛駿來台灣演講的時候，風靡一時的情景嗎？）確實沒錯。「月之石」正是那個時代的象徵，最具有科技與未來感的物件，所以也是最能在萬國博覽會這樣的場合吸引全球目光的磁鐵。
二○○五年的今天，我們已經從當年的太空熱裡退燒了。太空還是留給星際大戰系列電影去演，讓絕地武士拿螢光棒砍來砍去好了。這回，愛知博覽會的主辦者挑出的明星不是來自外太空，而是就在我們生存的地球上。一種滅絕的生物，來自古老的年代。彷彿是暗示著，如今探索與冒險的新邊界，不在是向外去克服空間，征服未知的太空。而是探索我們這個星球的過去，上溯時間，找到還沒被人類人口占滿前的地球，與當時消失的物種。
這讓我想到浦澤直樹的漫畫，《二十世紀少年》。漫畫主角是一群成長於七○年代，如今已經邁向中年的男子。這些七○年代的少年們，擁有許多屬於二十世紀共同的記憶，比如搖滾樂，比如《小拳王》之類的漫畫。（大概就像我們的五年級生，把科學小飛俠和無敵鐵金剛當成共同語言吧。）一九七○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也是其中之一。當年這群住在東京的少年，從電視和報紙上看到大阪博覽會的種種，眼睛發亮地相信那就是「未來」。

到了二十世紀的尾聲，「未來」到底有沒有實現呢？這些當年的兒時玩伴，因為一名老同學的喪禮而重新聚集在一起。一個個都遠不是當年的模樣了。玩樂團的早就放棄了搖滾樂，乖乖繼承家裡的雜貨店；說要打擊邪惡的，也成了普通上班族。他們都已進入前中年期。回憶起兒時相信的種種，恍然有一個世紀早已流逝之感。
但是不要忘了，這可是浦澤直樹的漫畫，有他極擅長的那種懸疑、複雜的結構，不僅只是懷舊而已。這群前中年的好友，發現他們的童年並沒有離去，而是以一場惡夢的形式逐步實現。小時候，那個太空熱的七○年代裡，他們曾經想像出一個外星人、機器人攻擊地球，而他們挺身而出拯救世界的遊戲腳本，現在竟一步步按照著腳本實現。有人偷了他們的遊戲，照著遊戲設定的步驟毀滅世界，他們真的得從平凡的、前中年期的生活脫離出來，奪回遊戲腳本的敘述權，想辦法拯救地球了。
這部目前出了十七集，還沒畫完的《二十世紀少年》，我個人認為是咱們二十一世紀到現在為止最好看的漫畫了。其中包含著善與惡，遊戲內與外等等的主題。正像小孩子在遊戲時，為了扮演英雄，必須先想像壞人做的壞事——而且是越壞、越毀滅越好；這本漫畫裡的反派，也是先一手導演了惡，再包裝自己成為善人。原本已妥協於平凡人生的中年主角們，在這毀滅性的惡之前，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與熱情。善與惡，彷彿光與暗的雙生，DNA螺旋般互為正反面。每個人在裡面，尋找自己的腳本與角色。
大概大凡進了博覽會的東西，就一定得跟未來扯上關係。聽說科學家們不打算讓長毛象只屬於過去，而是想要複製長毛象，讓長毛象的基因在地球上復活——也就是說，把牠帶進未來。我想到已經被安樂死的桃莉羊，牠在一九九七年出生後，就被發現有生理早衰的跡象。我學生物的朋友解釋說，因為是拿老羊的細胞來複製的嘛，複製出來的羊當然也是老的囉。我不知道學理上是不是這樣，不過桃莉羊好像不折不扣是個老靈魂老身體，後來只好安樂死希望牠回歸安樂。
如果複製長毛象真的成功了，長毛象誕生的那一刻，距離牠的最後一隻同類從地表上消失，最少都有幾千年了。極圈的冰原，也已經在全球暖化效應下縮小，冰層與永凍土都變得鬆軟了。牠是誕生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裡。
牠有沒有可能明白，這一切都是從一次博覽會開始的？當時，人們排著長長的隊，走進展覽館，去建構他們相信的未來。
有些走進博覽會的人們相信，未來就在一隻曾在冰層裡沉睡了上萬年的長毛象身上。因此，那隻長毛象，牠捲曲的象牙，巨大的骸骨，就像現在剛剛誕生的牠一樣，承受著四面八方打來的鎂光燈，如同消失的古老冰原，折射著白燦燦的陽光。

迫近的繁華

那次在半島酒店住的房間，入口是一玄關。衣櫃，行李架，洗手間，浴室之後，再進一隔間的房門，才是沙發，書桌，與床舖。
當早上整理房間的婦人來按門鈴，你就知道了那玄關的作用之一。她把鑰匙插進鎖孔旋動門鈕，你在裡頭應聲，她立即警醒地說：「抱歉，我待會回來。」然後你聽見門被關上，來人已經退場。

這短暫的交會，彼此都沒看見對方。僅透過一些響動，作為訊號，察覺一個他者的存在。如此，無論房中的人是更衣中，還是尚未起床，迴轉空間的阻擋作用創造了隱私性。它阻攔掉一些目光，一些照面。把人與人的關係規範在純粹的機能性上。
城市往往，即使在我們沒有察覺的時候，依賴著這樣的一些空間安排在運轉。半島酒店作為當年殖民時代象徵況味的地標場所，或許在空間的語言裡還透露著某種特定的講究，使它的房間不似其他更新穎的高級飯店那樣一味追求闊朗，而在曲折間隔中維持著階級的身段。
香港總是令我感到奇妙。它的繁華是迫近的。從九龍尖沙咀看維多利亞港對岸香港島的燈火，比起從紐澤西望向哈德遜河對岸的紐約曼哈頓，則香港的繁華要顯得更為炫目耀人。更亮，也更近。
從空間上說，一來維多利亞港在寬度上小於哈德遜河的河面，因此對岸也就顯得近。彷彿隔開一段距離好讓你看清楚它，但又不肯遠到讓你可望不可及，而是要把你捲入，讓你以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另一方面，維多利亞港灣水岸與人的關係，又比哈德遜河更親近些。灣邊除了飯店，還有搭乘小渡輪的碼頭，近年新規劃的星光大道，在入夜之後仍然熱鬧非凡，擴音器大肆放送廣東話的流行歌，觀光客拿對岸的燈火當背景拍照片。紐約在這方面就顯得冷硬多了，哈德遜河岸遠不是入夜遊蕩的場所。曼哈頓城與河面之間是多線道的快速道路。只宜匆匆趕路，不宜逗留，不宜與橋下黑暗處所投來的目光交接。把車子當作移動的城堡，呼嘯便過，不多問，不多想。
對岸距離近，灣岸空間的可親性高，這樣就使得同樣是隔水眺看對岸高樓群構成的光燦夜景，香港的夜色要比紐約更人間，更臨場感。SARS之後為了發展觀光，香港島的大樓群每天晚間八點整演出燈光秀向你招呼。繁華降低姿態來靠近你，於是也就更不可抗拒。更不用說那些超大尺寸的霓虹招牌，櫥窗廣告，因為香港街道大多是狹窄的，它們也就不時挨貼在你身邊，或懸在你頭頂。四面八方的一個紅塵之網，彌天蓋地密不透風罩下來。
這是香港特殊空間語言所訴說的繁華。雖說亞洲的城市，比起歐洲，更具有某種亂序的生命力。但我想即使曼谷、東京，都沒有香港的迫近與臨在感。像是中環沿著山丘坡度興建的高樓，不是平面地等你走過去一探究竟，而是直豎成一個立面地展現在你眼前，不能不看見。
但對我這樣的遊人而言，如果能夠在日間夜間的瑣事都已結束、與朋友的吃飯聚會也都完結之後，一個人走回飯店去，那還不到飯店的那一小段路，才是我最喜歡的時刻。那時已經晚了，雖然天空還因城市光害而覆蓋著一片紫霞，但街道開始變得清冷一些，有些招牌燈關了，使周遭的光度稍為暗下一點（雖然香港是永遠不會缺少光的）。街上人少了，你與人群終於脫離開來。那時繁華就不顯得那麼迫近，不那麼無時不刻刺激你的感官。
它仍是在的。但安靜下來。如同要檢視自己，結算這一日的希望與失望。

我的朋友帶我離開熱鬧的蘭桂坊一帶，轉上荷里活道，從長長的階梯岔進巷裡，找到一家小酒館。那是被周遭高樓建築環抱，以至於與外面更熱鬧的街廓隔開的地段。彷彿是被遺忘在高樓背面，靠廚房與浴室的那一側。高樓裡的許多住宅亮著燈，但誰也沒有多管這位在他們腳底的小酒館。
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在於它一面發展著正面的繁華，一面暗地裡生成許多歧義的空間。因為位在熱鬧街道的反面，被忽視的角落，那小酒館就比較接近是跟朋友去的地方，而不像蘭桂坊那麼充斥著各國的觀光客，盛裝的男女，觀看者與被觀看者…，被這城市的光亮吸引而盤桓，服膺著它的行為密碼的人們。雖說最多的人總是聚集在最熱鬧的所在，但有些空間的存在彷彿就是為了迴避，避開過剩的目光，避開城市想加諸於你的規則與符碼，然後才有一個可以安靜下來，面對自己，說幾句心裡話的所在。
即使是香港這樣迫人的繁華，終於也會生成各種不同的，與繁華的關係。在那光與色最妍麗，熱度最高的所在，你冷下來看它，也是一種方式。走過一個城市，總會看見各樣的空間，與繁華的中心分別是各種程度的脫離。各種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或游離或安居的方式。我們便是這樣，一日一日地在城裡生活下來。

夏天的顏色

我是從小在城市裡長大的。父親出生在宜蘭的小鎮，到台北讀大學、工作，而後在城市裡定居下來。我則屬於完全沒有小鎮生活經驗的一代。說不定我和父親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就在這裡，在於父親擁有一個位在他方的故鄉，我則是整個地在城市的培養皿裡被養大的。這使得我對父親偶爾提及的，或在年節時候隨他回去的，那個所有人家沿著一條鐵軌分布的小鎮，只能有模糊的觀察與想像，而完全沒有真正生活其間的經驗。說起來，台灣社會正是在父親來到台北的那幾年裡，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化歷程，快速地將許多人從鄉間吸收到城市，從而改變了一整代人家族、家鄉、家庭的組構方式。
因此我想談談台灣年輕作家許正平的小說。

閱讀許正平的作品時，我常常想起那個父親有過，而我從來沒有經歷的小鎮世界。許正平的散文集《煙火旅館》中描寫的，是從離開者的角度書寫、與看見的小鎮。使那小鎮不只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性的，它封存在過去、在回憶裡。但無論是在有形的空間，還是無形的時間之中，它都是阻絕，無法靠近的。書寫者只能從一個距離之外回望。
我想，正是這回望的距離，勾引出那許許多多的書寫。書寫源於差異。彌補著距離，又突顯著距離。記憶。想念。失落。迷途。那距離原是無可彌補，回不去的，正因回不去所以必須一再被書寫。
後來，在他的短篇小說集《少女之夜》裡，同樣的小鎮，也構成許正平小說背景色的一部分。即使描寫的是城市，彷彿也總在文字裡看見角色身後那層筆觸淡淡的輪廓：夏天，被遺忘的老人們，遠處傳來的海潮聲，停止的時間。像經常存在我們腦中的那些下午，蟬聲與高度的日照使一切都過分清晰，卻在記憶裡泛白成一片光影，稀薄模糊不忍細辨。
那些真的是回憶嗎？還是一種回憶的模擬？逐漸地，像海綿一樣吸收了所有不可復返的事物，心底那些說不清楚的情緒……而終究成為一無可歸返之地，一切錯過事物的代名詞。
近年，媒體與商品市場如同返祖現象般，熱中於炒作五年級、六年級童年裡的無敵鐵金剛、小甜甜、王子麵、吉利果、棒棒冰……，與其說是回憶，其實更接近一種對回憶的著意擬仿。回憶與擬回憶是繞不出來的。它們的作用就在繞不出。
通往童年∕家鄉∕小鎮的路徑已經阻斷，於是童年∕家鄉∕小鎮便得以免於當下時間的加速與腐化。在那無何有之鄉，我們把一部分的自我安全封存於其中，以期免於當下的混亂與失序。
這些回憶∕擬回憶的核心，乃是一種剝離的經驗。離開小鎮，前往大城台北，那離開的經驗彷彿自此植入成為基因的一部分了。離去創造出一個「家鄉」，卻也同時使那「家鄉」變成回不去的所在。這一切寫入你的程式裡，你從此掛念一種不復存在的生活。
當許正平描寫這一切時，他格外抓住了那種小鎮上的人想去城市，城市的人想離開的流離之感。有時，出走帶有童話般的顏色，〈大路〉裡的男孩女孩像費里尼電影裡的角色般流浪到台北，〈夜間遷移〉裡男孩錯過了一班客運車後竟搭上馬戲團的便車，從此被嫁接到另一種人生去。從生活逃離與逸出，有種公路電影般浪漫自由的色彩，永遠「在路上」的狀態。
問題是，上路最大的威脅，在於最終發現自己原來無處可去，他方原來不如預期的美好，閃亮的「出口」標誌背後是被封死的逃生梯。

又或許，我們所失落錯過的不只是小鎮而已。這本小說集中，有幾篇作品碰觸到五年級由學運青年而上班族的變形過程。（雖然許正平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六年級。）〈嶄新的一天〉裡的久經失業的上班族，與〈少女之夜〉裡一夜情的中年男，都回憶著年輕時候在廣場上度過的青春。那彷彿也是一種在路上的冒險之旅，一趟壯遊。
在廣場上，所有人一起吶喊與行進。最熱烈的理想，最美好的愛情都發生在那時候。但終於，就像少年必須離開出生的母鎮一般，五年級世代從學運的集體經驗中剝離，千篇一律地成了上班族。
於是，〈嶄新的一天〉裡的上班族，這樣在捷運車廂裡認出了那些與他同世代的學運青年們：「失散已久的兄弟姊妹們不約而同和我搭上同一班捷運，進城。不只這一天，以後每天，我們也會繼續這樣在早晨一起搭捷運，上班去，在傍晚回到家，太太或先生與孩子們都回來了，週休二日，年假幾天，幸運的話，日子會一天一天過著……」
我覺得，許正平的文字很溫柔。有一種講述童話故事般的筆調。寫到失落時，只是悶悶的，「那種明明知道自己丟了東西卻又說不出是什麼的氣惱」。像是不忍心太怪責這個世界，也像世界加諸於他的氣惱或心慌，是喊都無法大聲喊出來，只能一個人面對的荒涼。這樣，當他描述這個這個世界時，始終看到的都是夏天的顏色。
但是，如果你是與他攜帶著相似的基因，與他在捷運上相見卻無法相認的兄弟姊妹們，你會認出在那夏天的顏色背後，密碼般地存在著另一套世界的圖像。那淡淡的夏天顏色裡，隱藏著我們以懷舊或鄉愁，回憶或擬回憶，層層構築而成的，另一走不出的世界之迷宮。

重度書癡的黃金守則

千萬不要只讀新書
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裡，主角渡邊只讀去逝二十年以上作者所寫的作品，他就是在讀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時，認識了和他有同樣讀書品味的朋友永澤。兩個性格迥異的年輕人，因為一位死了二十年的作者，而發展出一段友情。
哲學家叔本華說起當代人愛讀沒有價值的新書，火氣十足：「平凡的作者所寫的東西，像蒼蠅似的，每天產出來，一般人只因為它們是油墨未乾的新書而愛讀之，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這些東西，在數年之後，必被淘汰，實際在產生的當天就應當被遺棄的，只可作為後世的人談笑的資料。」「這些書的讀者真是可憐極了。他們以為讀極平凡的人的最新著作是他們的義務，因此而不讀古今中外的希罕的傑作，只知其姓名而已！其中那些每日出版的通俗刊物尤為狡猾，能使人浪費寶貴的光陰，無暇讀真正有益於修養的作品。」
不過叔本華對於失去了生命力的古書也同樣不客氣：「如同地層依次保存著古代的生物一樣，圖書館裡的木架上也保存著歷代的各種古書。後者和前者一樣，在其當時，都是轟轟烈烈，大有作為的，而現在則已經成為化石，毫無生氣，只有考古學家還在玩賞罷了。」
新書是蒼蠅，古書是化石，難道叔本華想叫我們不用讀書？那倒也不是，只不過這位老先生品味挑剔，他認為無論什麼時代，都有兩種文藝，一種是不朽的，由「為科學或文學而生活的人」所創造，這種文藝的形成過程，嚴肅、安靜而緩慢，在歐洲一世紀中所產生的作品不過半打。另一種是「靠科學或文學而生活的人」所寫的，「他們狂奔疾馳，受旁觀的歡呼鼓譟，每年送無數作品於市場上。但在數年之後，不免發生疑問：它們在哪裡呢？它們以前那喧赫的聲譽在哪裡呢？因此我們可稱後者為流動的文藝，前者為持久性的文藝。」換句話說，叔本華以為讀書應該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持久性的文藝書籍。

向人借書是不道德的
紐約時報書評人布洛雅（Anatole Broyard）大概是最小氣的書主人了，偏偏常有不識相的朋友來向他借書。布洛雅無奈地寫道：「他們一派天真，對我借出書本時的心情一無所知。他們不明白，我認為自己是在給他們愛、真理、美、智慧，和面對死的慰藉。他們更沒想到，我每借出一本書的感覺，就像是女兒跟男人同居時，當父親的心裡那種滋味。」像布洛雅這樣的愛書人，不免有些大小眼——不是用財富地位判斷人的那種大小眼，而是一種知性的勢利眼。如果來借書的人，在他眼中是無法讀懂那本書的，他會因為擔心糟蹋了書本，而千方百計地拒絕。
然而，即使是布洛雅這樣嚴格的書主人，還是免不了有把書借出去的時候，那可是焦慮的開始了。詩人艾略特說，每一本新書都改變了前一本書，布洛雅的說法是：「每一本在我書架上缺席的書，都改變了剩下來的書。」書主人等待朋友還書的日子，就像是孩子去參加派對遲歸的夜晚，父母親在家緊張兮兮地等門。
一位已故美國作家莫利（Christopher Morley）和布洛雅有類似的感受。不過他的朋友更惡劣，不但把書借走，還順便再轉借給自己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莫利好不容易拿回自己的書後，只得語帶諷刺地說，他朋友沒把書交給他家裡的嬰兒當玩具，也沒拿書當煙灰缸，真是太感謝了。當初借出這本書的時候，他以為再也見不到它，沒想到還能完璧歸趙。莫利欣喜之餘，順帶一提：「這樣我可能也會還幾本我借來的書吧」。
有這種惡行惡狀的借書人，難怪焦慮的書主人布洛雅要問：如果你真的很想讀一本書，幹嘛不自己去買呢？

偷書賊應該被詛咒
在巴塞隆納的聖派卓修院內，有這麼一段詛咒偷書賊的話：
「對那些偷書，或是從書主人手中借走了書而不還的人，讓那書在他手中變成毒蛇，並且咬噬他吧！讓他癱瘓，四肢萎縮。讓他受痛苦折磨，哭喊求饒。除非他崩潰，痛苦不停。讓書蟲侵襲他的內臟……當他面臨最後審判時，讓地獄之火永遠地吞沒他。」
比起現代人在牆壁上寫「在此倒垃圾者全家死光光」，這些古代修士們可真是不惶多讓。
有書不一定要看完
擁有很多書的人最怕被問到這樣的問題：「好多書啊！你都看完了嗎？」要是回答沒看完，恐怕問問題的人馬上就露出「哈哈，抓到你了吧」的表情，好像是你沒事故意弄很多書在家裡裝學問似的。回答看完了，又有幾分心虛，因為很多書確實只是翻翻，或只選自己感興趣的部分看，也有的根本就是工具書，需要的時候才拿出來查閱的，怎麼好意思大言不慚地說全看完了呢？
艾柯（Umberto Eco）就認為，問這種問題的人完全搞錯了，書架可不是放書的儲藏架，而是實用的工具，以應學者不時之需。將近一百年前也有人持和他同樣的看法，美國牧師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曾寫道，當一個學生的書多到一定程度，得找木匠來幫他多釘幾個書架，很容易會碰到這樣的問話：「這些書你全看完了嗎？」希金森充當學生的軍師，教唆他們反問：「那你工具箱裡的每一件工具，都用過了嗎？」
比起艾柯，希金森還算溫柔敦厚。大概太多人對艾科豐富的藏書印象深刻，忍不住要挑釁書主人的學養，因此艾科一次又一次被問到「這些書你都看完了嗎」，問到最後，失去耐心的艾柯回答：「不是，這只是我這個月底前得看完的書！」
不要以為艾柯真的一個月看一整間書房的書，他可能只是拐著彎子在說，我忙得很，你就別再問蠢問題了！

隨處皆可讀書
一講到讀書，你是不是有以下種種藉口？
「有人讀書必裝腔作勢，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線太弱，這都是讀書未入門路，未覺興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間冷，恐蚊子多，怪稿紙發光，怪馬路上電車聲音太嘈雜，其實都是因為文思不來，寫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讀書，總有種種理由。『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來冬又至，不如等待到來年。』」
這是林語堂對當代人找藉口不讀書的批評。他接下去說：「其實讀書是四季咸宜。古所謂『書淫』之人，無論何時何地可讀書皆手不釋卷，這樣才成讀書人樣子。顧千里裸體讀經，便是一例，即使暑氣炎熱，至非裸體不可，亦要讀經。歐陽修在馬上廁上皆可做文章，因為文思一來，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淨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讀書則澡堂、馬路、洋車上、廁上、圖書館、理髮室，皆可讀。而且必辦到洋車上理髮室都必讀書，才可以讀成書。」
對照林語堂半世紀前寫的這段文章，今天理髮室裡面讀書的人倒不少，不過都是讀《美華報導》和《壹週刊》。廁上讀文章的也不少，不過是讀報上的娛樂新聞和股票消息。只有在洋車上讀書比較難，公車裡講手機的人遠比讀書的人多得多。只有一些穿著升學名校制服的高中生，還會在車裡拿出英文單字來背。不過看看台灣公車顛簸的程度，還是別強求了吧。

注意你的書是不是夢幻逸品
小說家戴維斯（Robertson Davies）有一次在愛爾蘭一戶人家家中作客時，意外發現主人擁有豐富的祖傳藏書。其中許多書簡直是藏書家眼中的夢幻逸品：四開本的莎士比亞、第一版的珍奧斯丁《傲慢與偏見》、第一版的比德《英國教會史》印刷本等等。不過主人顯然對前代留下來的這些藏書不大感興趣，書本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
當戴維斯問他們，既然對這些藏書沒興趣，何不把它們賣掉呢？女主人提到，曾經有一位美國人想來家裡看她的藏書，不過他來訪的時間正是下午茶時候，家裡正舉行喝茶聊是非的聚會，於是男主人在門口擋下美國人的駕，請他改天再來。美國人碰了釘子，從此沒再出現。
其實那個美國人名叫羅森．巴哈，本世紀初著名的藏書家及古董書商，擁有無數的珍貴藏書，總價值達七千五百萬美元。羅森．巴哈曾經以十五萬一千美金的破紀錄天價，買下1640年版的《灣區祈禱書》——這本書可能是現存在英屬北美殖民地最古老的出版品，由當時麻薩諸塞洲灣區的清教徒領袖們印行。如果他看見這對愛爾蘭夫妻家裡的莎士比亞、奧斯丁、比德，他會在驚喜之餘，喊出怎樣的高價呢？
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為了這對愛爾蘭夫妻喝下午茶的習慣，羅森．巴哈沒有機會見到那些被忽視的珍本。
你可以用戴維斯講的這個故事，替自己做個小小的心理測驗。看完這個故事後，你的反應是：（A）好可惜啊！錯過高價賣出夢幻逸品的機會！還是，（B）哎！那些書錯過一個會更妥善照顧它們的好主人？
如果你的答案是（A），你蠻有理財頭腦的。至於回答（B）的人，你是真正的愛書人。

讀書當益智消遣
南宋詞人李清照，茶餘飯後的消遣就是和丈夫金石學家趙明誠比記性，打賭某件事是寫在哪一本書的第幾行：「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食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慮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既富，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如果當年有讀書電視冠軍，李清照小姐有望角逐勝利。

邊讀書邊寫筆記
《如何閱讀一本書》（How to Read a Book?）的作者艾德勒認為，讀一本書一定要同時寫點東西，「買一部書只是佔有這本書的一個前奏曲。但真正擁有它，卻是當你使它成為自己一部分的時候；為了達此目的，最好的方法便是在書上寫眉批。」艾德勒覺得如果與其珍惜書，捨不得讀，還不如買廉價的版本，對作者還比較尊重。
曾國藩也主張讀書時要：「一面細讀，一面鈔記。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
只是不知道曾文正公能不能接受PDA輸入？
用閱讀和古人交朋友
十九世紀英國批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曾說：「你願意把可以和莎士比亞神交的寶貴時光，浪費在言不及義的閒談上嗎？」
透過閱讀和古人神交，最直接的方法是讀歷史書和傳記。明人李贄讀《三國志》，忍不住想結識書中的歷史人物，表明「吾願與為莫逆交」，「若諸葛公之矯矯人龍，則不獨予向慕之，雖三尺豎子，皆神往之耳。」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也覺得閱讀傳記的魅力像是去拜訪朋友，走過一家又一家，去過一個花園又一個花園，醒過來時，才發現自己還是停留在原來的地方。
十六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蒙田也酷愛讀傳記和歷史，尤其最愛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他也熟讀凱撒的《高盧戰記》，喜愛閱讀凱撒的豐功偉績和洗鍊文字。不過蒙田是個難纏的讀者，他並不因為喜愛《高盧戰記》就對凱撒鬆口，他懷疑凱撒書裡談到自己的地方很少，可能是「為了想掩飾他污穢惡毒的野心」。不過他也承認凱撒確實是號人物，「要不是他肚子裡確實有不少的材料，他是不可能幹出這樣轟轟烈烈的事蹟的。」蒙田可能不覺得野心勃勃的凱撒是他的朋友，不過透過閱讀他對凱撒確實了解不少，也算是神交了。

睡前讀書幫助睡眠
許多中國古代文人，把科舉中第當成上半輩子唯一目標，對他們而言，睡眠顯然是讀書的大忌，所以才會發明出髮懸樑、錐刺股這些自虐的招數。
有些西方人不需要為了考試而熬夜，卻還是不甘心太早睡著。本世紀初的英國作家史奎爾（Sir J. C. Squire）就說過：「我的床頭書就是能讓我清醒最久的那本書。」
對大英百科全書編輯成員法迪曼（Clifton Fadiman）而言，「最好的床邊書，是那些否認明天存在的書。在床上閱讀，是在我們週遭拉起隱形的、無聲的窗簾。至少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空間，躲進孩提時候的想像私生活，藏進我們許多人一直錯過的秘密滿足感裡。」
史上最著名的床上讀者，恐怕非普魯斯特莫屬。他說過：「真正的書本不應該誕生自明亮的日光與友善的對談，而應該誕生自幽暗和寂寥。」想像一下普魯斯特哮喘發作而且失眠，他半躺在床上，床頭點著一盞昏暗的燈……嗯，普魯斯特先生，我們懂你的意思了。

好好聞一聞你的書
你能不能像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家吉辛一樣，記住自己的書的味道呢？對大部分的人而言，自己的書、別人的書、圖書館的書、站在書店看的書，讀起來都沒什麼差別，吉辛可不一樣，他對自己書的氣味極端敏感：
「譬如我那部吉朋（Edward Gibbon）吧，我已經把那部八冊米蘭版的精裝書，爛讀過三十幾年了——每逢我掀開它的書頁時，那股醇厚的氣味，便恢復了當初我得此書為獎品時的狂歡情緒。還有我的《莎士比亞》——它有一種味道，能把我送回更早的生活史中去。那部書本來是我父親的，當我年紀還小，不能讀懂它時，父親往往允許我從書櫃上搬下一冊來，恭敬地翻翻它的書頁，當作給我的一種款待。現在那些書的味道，還和以前一樣；每當我拿一冊在手時，它給我的是多麼奇特的親暱感受啊！」
原來不只普魯斯特的瑪德琳小甜點可以把人帶入回憶的時光隧道，書也可以。

壞書是罪犯的替身
吳爾芙大概常受到壞書之害，因此她在〈為什麼我們要去讀一本書？〉文中寫道：「……過去我們是書籍的朋友，但現在則是它的法官……那些曾經浪費我們的時間、騙取我們同情的書，難道不是罪犯嗎？那些偽書、壞書、錯誤百出的書底作者，使社會瀰漫著腐敗與精神墮落的現象，難道它們不是社會無形的公敵嗎？對於這些書，當這些作者讓我們在下判斷時，要嚴厲一點才行……」
吳爾芙雖然主張對壞書嚴格篩選，卻也主張讀書是最大的恩賜。她想像末世審判之時，所有歷史人物在上帝面前接受評斷，「而當天主看見我們腋下夾著書向他走來時，他略帶羨慕地向聖彼得說：『你看，不必給這些人任何報酬，因為他們在人間已經熱愛過讀書。』」

from 網路與書 第一期 2005年5月 / 閱讀的風貌 Part VI Lifestyle 閱讀生活

素食突圍

自從開始吃素以來，我的飲食經驗也隨之改變。
我覺得最糟糕的素菜，往往是那種用葷菜的邏輯去做出來的菜。比如我吃過一道咖哩飯，用了丸狀的素肉來代替肉。本來咖哩最好的地方，就在食材充分地燉煮之後，完整吸收了咖哩香料的氣味。這家咖哩店採用的那種素肉，基本上不太會有入味的效果，也不會有久煮之後纖維軟化的口感。相反地，自然的蔬菜當中，花椰菜，四季豆，馬鈴薯，都很適合做成咖哩。（最好不用甜稠的日式咖哩，而是印度咖哩。）認為用素肉代替肉，煮出來的咖哩就叫做素咖哩，是一種肉食者的邏輯，昧於那「肉」字，覺得菜餚裡面非要有個肉，不是真肉那就用假肉。

這其實是有點滑稽的誤解。那天我吃著那道素肉咖哩飯，怎麼吃怎麼怪，好像在吃一種塑膠仿造品。
要不是吃素，大概也不會注意到，我們的烹煮邏輯之中，受到肉食的影響多麼大。素食人口在台灣其實相當可觀，街上到處看得見素食餐館。幾年前我還沒開始吃素的時候，到法國旅行，同行的友人當中有一位素食者，上館子時幾乎都只能點沙拉。拿著菜單問有沒有素食呢？法國人瞪著眼，好像他們菜單上有了鴨胸肉、烤田螺、勃根第火腿，你竟然還敢問有沒有素食，真是件不道德的事。這幾年世界各地素食的人都在增加中，不知法國人是不是還那麼理直氣壯地肉食本色。
在台灣素食是很普遍的，不過奇怪的是我們的社會很熱中提供各種模仿成葷菜的素食。尤其是那種宴客的場合，其他人分食著魚翅、雞湯等大菜的同時，服務生也一道道特別端給你：蒟蒻做成的海參，蕈菇做成的鮑魚，豆腐做成的火腿、鰻魚。
做這些菜其實是很挖空心思的，好像有種：「只拿新鮮蔬菜上桌的話，未免太對不起你了。」很可憐我不能吃肉似地，變著把戲做出各種仿製品來。可是那樣的素食未免都太矯飾，太違背食材的本性味道了，吃起來實在很沒意思。我常常都很想跟他們說，可不可以給我清炒個小白菜就好。
我喜歡的素食，比如大直一家小麵店的素香飯。醬油基調熬煮切得極碎的豆干大頭菜，澆在飯上。米飯煮得比一般的餐館稍微乾些，粒粒分明，澆上了醬汁便溼度正好。佐以酸菜，有一種樸素家常的好味道。想配個湯的話，可以選擇髮菜羹或是紫菜湯。髮菜羹是髮菜與切絲的白菜、紅蘿蔔煮成勾芡的羹。紫菜湯特別的是在紫菜之外還加了空心菜。青翠的菜葉與梗子飄在湯裡，口感很爽脆。
或是今天才和朋友在一家義大利餐館吃到的一道前菜，紫蘇洋菇。那種西式的saute煎法，煎到洋菇變成金黃的顏色。因為事前特別請廚房不要加蒜，少了蒜香，但洋菇本身的味道也更清楚了。鹽是最後撒上的，不完全溶解在菜餚中，而有一種顆粒的口感。

我自己在家作菜時，有時也喜歡這樣，最後才撒上一點香料和海鹽。中國菜往往是要飽浸湯汁，使各種食材均勻地吸收醬料，把一鍋菜煮成一種味、一種色，那樣的彌合無間，見功夫於透徹之中。西式的煎法則經常容許每種食材保留它們的個人主義。茄子、蘑菇、西葫蘆（courgette），迅速地乾煎一下，保持各自的口感和氣味，最後灑上迷迭香、撕碎的羅勒葉…鹽與胡椒也都是粗顆粒的，讓你不能不察覺它們的存在。從食材，香料，到調味料，調和之中有分離，每一口都吃到不同的味覺口感組合。粗糙卻直接，襲擊官能以爽利的新鮮氣息。
因為朋友還是非吃素的居多，大多時候和他們出去吃飯，不會上專門的素食餐廳，而是去普通的館子。有的普通館子也會在菜單上備幾道素食，有的沒有。
那往往就是把店員叫來，問問可以出什麼菜，簡單即可。但有時就是在這樣的隨意當中，反而吃到意外的好味道。
有一次在宜蘭的一家餐館，請廚房做一道素炒飯。結果炒飯上桌，是在米飯中炒了薄片的辣蘿蔔乾，味道好極了。同席的非素食者們看了全都大為羨慕，從一桌子葷菜變節，又把服務生叫來加點一盤。不過再上來的炒飯就沒有了蘿蔔乾，味道也不一樣。那大概就是廚師一時的創意，用手邊食材組合出來的炒法，要再點一盤就沒有了。

漸漸習慣了之後，也覺得這樣點菜的模式挺好。剛開始吃素的時候，會有點不好意思開口，如果同桌有人比較強勢地說：「吃素？那麼麻煩…哎呀妳就吃肉邊素嘛。」我好像也隨時準備讓步。現在就氣定神閒許多，別人還在挑揀菜單上的名目，我已經叫過店員，問問廚房能做什麼素菜，確認食材做法，說明別加蔥蒜，這樣自訂出一道菜單上沒有的菜色來。有一種與那在廚房裡密不露面的幕後高人輾轉溝通了，得到他特權地專為你料理一道好菜的樂趣。
這過程也像是一種學習。在被菜單規範的有限選擇之外，試著突圍而出，清楚傳達你其實需要些什麼，搭架一道雲梯，好讓對方比較容易搆著你的想像。當然有時那溝通也會失敗的：明明說了不要蔥蒜，湯面上還是灑滿了蔥花；說了不吃蛋，卻還是來一道蛋豆腐。那也沒什麼好氣餒，一切溝通當中本就保留著兩造誤解的空間與權利。但偶爾，從飯桌到廚房那樣間接曲折的溝通之中，竟就產生了某些意外的菜色，你從菜單規定好的那些味覺裡突圍而出了。
或許是因為你的一次詢問，廚房裡有人暫時拋棄了那些工整的菜名，放下成為大廚歷經的養成訓練。他忽然想起來，把本來上不了餐廳檯面的辣蘿蔔乾從冰箱拿出，片成薄片，下鍋，翻成一盤炒飯。
炒飯上桌，你們雙雙在那瞬間，完成一次味覺與想像的突圍。

歧路的瞬間

我終於開始整理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寫的一些文章。整理過程拖拖拉拉不說，臨到出版前又忽然抽換掉一大部分。害得我的好友兼編輯郁馨非得改變原來定好了的出版時間表。好幾次我都有「這次她一定不想理我了吧」的感覺，多虧郁馨始終很有耐心地容納了我的任性。換作是我自己，絕對受不了這種作者的。
也許整理這本書對我而言之所以特別困難，是因為在這一年半當中發生太多事了。妹妹訂婚以及結婚，父親去世，姐姐的小孩誕生。一種新的生活產出在死去的每一天之上。與許多事物，我嘗試著建立新的關係。比如與懷疑。比如與迷戀。比如與突然而來的絕望。
這些，到頭來，都成了書中的主題。

因為工作的緣故，現在幾乎只在週末寫作了。我通常盡可能拒絕掉朋友的邀約，把週末完整地保留下來，讀或是寫些什麼。週末變成一個不同於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時間結界，以睡眠與週間的日子區隔開來。星期五的傍晚離開辦公室，行經大半個喧鬧的市區，在晚餐桌上聽與說著各種來路不明的消息。身體，姿態，話語裡，摻雜了這裡或那裡受到的輿論或文化影響。
然後回家。第二天醒在另一種時間裡。
入夏之後天光敞亮，醒來時躺在床上從房間的窗戶看見隔壁人家屋頂上那幾棵酒瓶蘭，葉子在熱風裡搖晃著。
前一個晚上談論的事，這時變得那麼遙遠，毫不重要了。在意的事情，也是那麼清晰可見地、彷彿受著某些程式的設定。你忽然就看穿自己了。看穿自己是那樣虛偽地強迫著自己去相信一種關係，去喝一杯咖啡，去愛一個人，去穿一個品牌的服裝，去聽一片CD。以為那樣才是正常。
那些深植在你內裡，使你認為這樣才正常的設定，有人稱它是文化，有人說是因為消費時代的廣告，有人說是業力與習氣。
這每個禮拜兩天的時間結界，好像又長，長到讓你可以在星期五午夜過後，過渡到星期一早上以前，從週間的世界脫落，迴避掉你在人群中時不知不覺就相信的那些事。又好像太短，短到還是必須走進星期一，回到人群裡，重新與世界建立一種關係。
前天，M在電話裡說，「看了古谷實的新作喔。」內容…唔…還好，但是，「妳也會看吧。古谷實出了新作品，不管怎麼樣，就是會看啊。」
對啊。當然還是會看（第二天我就跑去借了新出的古谷實《機車人生》）。或是浦澤直樹出新作，《百鬼夜行抄》和《浪人劍客》有新的一集出來的話也是。可是不知不覺間我身邊看漫畫的人少了，要知道出了哪些新漫畫漸漸變成不是那麼順手的資訊。有時很久沒有走進漫畫店，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什麼？都已經到十八集了啊」。然後補課般地一次借很多本漫畫回家，一個下午坐在窗邊，邊喝果汁邊看。

現在最常在一起的朋友們，比如說我在博物館的同事，我與他們之間共享的資訊屬於另一種。每個月我會收到email，整理出全世界的博物館有哪些跟中國藝術有關的新展覽。到他們的辦公室會看到新的特展圖錄。但是「古谷實是非看不可的」，這種話是沒辦法讓他們了解。
大概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一些平行的世界吧。這些平行世界同時存在，卻互不相涉。
每個平行世界也都有它的程式設定。你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些什麼。那個看漫畫的我，有她非看不可的一些漫畫書（不看的話，就沒辦法跟看漫畫的朋友對話啊，或是，就會覺得自己從那個世界脫落了，從前面已經讀了的十七集斷開了…）。上班的我，也有她一定得遵循的規範（不可以在開會的時候打瞌睡，不可以穿夾腳人字拖喔…）。
有時，只有在寫作的時候，這許多平行世界之間產生了對話。你從一個世界張望另一個世界的種種規矩。於是就明白了，前一秒鐘相信的事，其實是受了什麼樣特定的制約。
對於那些制約，始終是手無寸鐵地進入，再遍體鱗傷地出來。只是現在不那麼怕痛了。
我一向很少讀自己出版過的書。稿子整理好交給出版社後就在心裡把它們收起來了。（所以每當被問「妳那時寫的這個比喻是怎麼想到的」之類的問題，總像是被問起陌生人的家務事一般。）現在則是在整理的過程便已經感到陌生了。是因為時間在那些安靜的週末裡變快了嗎？我坐在現在翻撿著過去，已經難以辨認幾個月前寫下那些文字的自己。
有時我感到自己站在歧路的瞬間。下一秒可以開懷大笑，也可以忽然就哭出來。那瞬間同時飽和的兩種情緒，都真實至此，也都同等虛幻。是哭是笑都無所謂，傷心並不比高興來得不正當一些。靜靜地把眼淚流完，便轉到下一個片刻裡了。如浮雲之過晴空。
新書的書名，我原來是打算把它叫做《你不相信的事》的。特別是關於愛以及死亡。關於這兩件在時間中重複地發生，但我們經常都不知該如何去相信的事。在時間裡，發生了許多事，我們受著這些事件的淘洗，一遍一遍。有時感到下一個片刻也許就是歧路，但所有的歧路也是完整的同一。

孩子氣的夏天

在我們都還是學生的時候，學年總是從暑假開始，又以暑假結束。這就使得時間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區劃開來。又濕又熱的天氣，令人眼花的陽光，蟬叫，午後的雷雨，冷氣或風扇運轉的聲音，皮膚上的黏膩感，腦子裡突然的昏昏欲睡…，總是在這些印象當中，結束了前一年，並且等待著下一年的開始。

當中有一些暑假特別長。小學升國中，國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的暑假。那些暑假，在畢業典禮和聯考之後，就把你放生給汗津津的日子了。那段時間總是有種懸宕感。你被容許了一段久違了的自由時間，但另一方面你也似乎是在等待著。等待放榜，等待新學校開學，等待換上新制服並且被發給一疊新教科書，等待坐在你旁邊的同學換了一個人。等待你之後的人生，不知道它會以什麼方式在你面前出現。幾乎總是在昏倦的熱氣之中，耀眼而幾乎令人目盲的陽光裡，我們不知不覺就跨過了一條看不見的界線。
在今年台灣國際動畫影展的參展影片中，有一部韓國動畫長片《我的美麗女孩》。那是關於童年裡的一個夏天，彷彿正是少年與成年交接的臨界線。跨過那條界線，一切就會變得不一樣了…那樣的短暫的時間。
金南宇的父親在他小時候過世，他和母親、外婆生活在海濱的小鎮。在夏天結束以前，少年南宇從學校畢業，最好的朋友俊浩要到大城市首爾去升學。有位叔叔似乎是有意追求南宇的母親，經常到家裡來幫忙修修電器什麼的。少年南宇的生活，大概就是位在這樣一種臨界點。看起來一切都是先前生活的延續。但是也許，在不知不覺之中事物已然改變。必須離去的人，時間一到，便走了。事物流逝的預感，在那個夏天的暑氣中恍惚地浮現。
「是不是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不長久，會像父親那樣地離開…」
好友離去之前最後的夏天，時間在暑熱裡是那樣令人昏昏欲睡，使你幾乎誤以為時間停止了，其實它正更快速地將你帶向那臨界的邊緣。少年南宇在商店裡意外發現一顆神奇的彈珠，以那彈珠作為另一個世界的入口，斷斷續續進入一個奇異的、真假難辨的幻境，遇見了天使般一身白衣的Mari。然而Mari也像其他現實裡的事物般，你不知她是否會長久地存在∣∣或者應該說，是現實像是幻境中的Mari般，說起來，這是許多少年成長小說或電影常見的主題。一個夏天。即將發生的改變。一些想像。與現實。
少年南宇無言地抵抗著那個追求母親的叔叔。可是當外婆生病了，叔叔到家裡來幫忙，事情應該已經很明顯，他回不去父親活著的時候，他與母親、外婆的三口之家也不能永遠拒絕改變地維持下去。少年也許感覺到了吧，他對母親再婚的抵抗其實幼稚而孩子氣。但他仍控制不住地那樣做。
也許那只是對時間的抗議。

也許那只是對他無法掌握的，大人的世界的抗議。
看了那支動畫片後的週日下午，我坐在窗邊的藤椅上讀著小說。天氣已經是夏天的規格了。我頭頂的窗架子上，用線繩吊著的兩株空氣鳳梨，懶洋洋地旋轉著。
我可以望見斜對面的人家，他們把屋頂轉化為好繁茂的一座園圃，甚至搭起蔓生植物的棚架。再過去，隔壁巷子那施工中的建築，還整個地包覆在鷹架所張起的灰白色塑膠布裡。這一帶社區的房子基本上多是四層樓左右的舊公寓，那新建築物突然高出周遭的公寓，擋去了我原本窗景四分之一的天空。有風的時候，灰白的塑膠布在風裡發出獵獵的聲響。一灰白色的幾何立方體，在藍亮的天空下，還真像某種裝置藝術。但我想在今年結束以前，他們會拆去塑膠布，許多家庭遷入，陽台種起花草植物，曬衣服。無塵般的幾何線條讓位給生活瑣碎的樣貌。
前幾天，有人跟我聊起了Pierre Bourdieu。
近代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追求的是確定性。寫成了科學公式的、一目了然的規則，向我們保證這個世界在我們不注意它的時候，仍然按照一定的法則運行。我們想要把一切事情確定下來，我們想要把一切不可知、不確定的事情轉化為確定。拿近代科學的火炬去照亮一切晦暗不明曖昧模糊的地帶。
只是，確定並不比不確定來得位階高。不確定是無法驅除的。往往在意圖驅除不確定的時候，我們忽略了許多同等重要的訊息。
我在想，我們大概都是在不知不覺之間，被訓練成為對不確定抱持猜疑的人吧。不知不覺我們度過了那些標誌著成長下一階段的暑假，變成自己既陌生又熟悉的一個人。
動畫電影的最後，俊浩的父親與追求南宇母親的叔叔同船出海捕魚，在海上遭遇了風暴，情況非常危急。那個風雨滔天的晚上，俊浩與南宇同時見識到自己的生活，一直是位在多麼脆弱的表面。生命中不可控制的因素，忽然就欺身到了你的眼前。
從那裡轉身去面對，一個外在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不確定的世界。
成長好像就是這樣弔詭的事。明白世界是超出我們手掌控制的範圍之外。同時在往後的日子裡，盡一切所能、一切訓練，使事情能在自己掌控之中。
什麼時候我們度過了自己，最後一個孩子氣的夏天。

謊言的練習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惡童日記》，一對雙胞胎兄弟在戰爭初期被送到邊境小鎮的外婆家。離開熟悉的城市，少了父母親的照顧，監護他們的外婆又是個吝嗇、殘忍、毫無人情味的人，這對雙胞胎開始訓練自己生存的技能。他們為自己發明了各式各樣的練習：互相毆打，以便可以不感覺到痛；互相辱罵，以便不被他人的侮辱所刺傷；想念母親的溫柔時，便向對方重複說著「我愛你」，直到愛的字眼喪失了意義，不再因為思念而流淚。他們一方面互相作伴，一方面進行種種特訓，擴大自己能夠忍受與承擔的容量。而與此同時，戰爭加諸於周遭世界的殘酷，也步步地升高，彷彿測試著人類承擔苦痛容量的限度。

在雙胞胎兄弟給自己發明的練習當中，有一項是：忠實描寫事物。戰爭中斷了的學校的教學，外婆和其他的大人又不能教他們什麼，他們決定要教育自己，給自己安排了寫作課，互出作文題目。決定文章好壞的標準是：描寫的一切都必須是真實的。
這個標準看起來簡單，實際上比想像中困難。他們必須盡可能避免使用情感性的修辭，必須認知到他們心目中的好惡並非必然是事情的真貌。（例如：他們不能寫「外婆像個巫婆」這種涉及主觀判斷的句子，只能說「大夥兒都叫她老巫婆」；對於特別照顧他們的傳令兵，不能寫「傳令兵很和善」，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傳令兵是不是有凶惡的一面，只能寫「傳令兵給我們兩條毯子」。）
換句話說，他們只進行最簡約的陳述。篩除一切附著在句子上的情感與判斷，也同時就是消除對人性隱藏的預設或期待。像樹木在最嚴寒的冬天來臨以前必須將葉子落盡，以便可以用最不耗損能量的方式度過考驗。
《惡童日記》的最後，雙胞胎兄弟多年不見的父親來到他們居住的邊境小鎮，企圖越過邊界偷渡出國。雙胞胎兄弟等著父親在邊界的地雷區被轟炸而死，其中一人便踩著父親的足跡與屍體前往鄰國。另一人留下來繼續生活。
這對雙胞胎在戰爭中受到的殘酷啟蒙只是故事的開端。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接下來發表的《二人證據》、《第三謊言》，與《惡童日記》構成延續性的三部曲。《二人證據》從雙胞胎當中留下來的路卡斯開始講起。戰爭已經結束，但生活並不因此比較容易。所有人都以遺族的姿態活著，愛上自己父親的女孩，恐懼被拋棄的孩子，丈夫被政治迫害而死的圖書館員…當然也有與雙胞胎兄弟分離的路卡斯自己。這許多角色們，與所愛所惦記的人離異，每個日子都像是一個傷口，在身邊的人身上尋找著替代性的短暫安慰。

但到了《第三謊言》，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卻又完全推翻前二部曲的故事。雙胞胎四歲那一年，他們的父親因外遇打算從家中出走，造成母親槍殺父親，又誤傷雙胞胎之一的家庭悲劇。悲劇發生後，一家人或生或死，從此離散。雙胞胎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被養大，成了不同的人，各自構築對對方的想像。因此，或許《惡童日記》中那段雙胞胎一同度過的童年時光，是其中一人獨自在外婆家中長大時想像出來的？想像一個雙胞胎兄弟和自己在一起，好使得他一個人在學習世界的殘酷規則時不會感到那樣的孤單。而《二人證據》中的路卡斯，也可能是雙胞胎兄弟中的某一人，為自己或兄弟想像的未被實現的人生？
這是否已經是最接近真相的故事了？我們在前二部曲中讀到的那些事，只是虛構的創造——或許是為了迴避現實的殘酷與孤寂，尋找一種安慰的解釋，而創造了這種種，孤獨的衍生物。《惡童日記》的雙胞胎兄弟為自己設下「描寫的一切都必須是真實」的規則，身為讀者的我們最後卻分不清什麼是真實了。甚至，這規則的本身也是虛構的。
當我閱讀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新作《文盲》時，《惡童三部曲》這一有關真實的悖反命題，始終揮之不去。
在《文盲》中，雅歌塔．克里斯多夫一如既往以極為簡約冷靜的筆調，描寫了一些成長過程的回憶，流亡的經驗。那麼，這是《惡童三部曲》作者真實的生活嘍？她是在從故鄉離散出走的流離感中，創造出那對雙胞胎——他們無論做什麼都在一起，最後卻必須如一個人分裂成兩個那樣地分離。關於她幼時的困苦生活，偷渡穿過邊界來到異鄉，在瑞士學習新語言開始新生活…正是從這些生活的殘片裡她寫出整整三冊的《惡童三部曲》來，如同那對雙胞胎創造了彼此。

也就是說，這是《惡童三部曲》之外的另一部曲？如果《第三謊言》揭露了前兩部曲是雙胞胎兄弟在什麼樣現實基礎上虛構出來的，我們忍不住要把《文盲》看成是故事外的故事。《第三謊言》說出前兩部曲的謊言，《文盲》則告訴我們《惡童三部曲》的虛構從何而來。
現實與虛構，雙生，卻又相互包覆∕剝落的關係。問題是，《惡童三部曲》之中，想像創造出來的故事，並不比現實來得甜美。一、二、三部曲，各有各的殘酷，或許在那殘酷的間隙，它也提供想像者以某種安慰——只是想像的安慰力量就像是一塊太小的毯子，你拿它覆蓋胸口保暖，就把腳趾暴露給冰涼。
《第三謊言》裡，誤傷雙胞胎之一的母親因為自責，總是把那不在身邊的雙胞胎想像成比較優秀、比較傑出的一個。那使我想起《文盲》中的許多流亡者，許多人在流亡的第二年自殺身亡，或是適應不了新環境而回國去坐牢。流亡者在一個世界裡想像自己失散在另一個世界裡的命運，像是分離的雙胞胎。
有時，打開電視，看著越來越離奇虛誕的新聞，我會想，我們是否也如同雙胞胎兄弟那樣為自己進行著種種生存的練習，謊言的練習。直到我們都視真實如謊言，視謊言如真實。

編織

那個下午在我面前舖開了的，是一些來自東南亞的織品。
P教授與G教授，一一指認著織品上圖案：龍，蛇，鱷魚，鳥，獅子，船，房屋，樹木，花卉，人物…。這些圖案，因為適應織機的編造技術，都已經幾何圖騰化了。然後一組組圖案首尾相續，不斷重複、互相衍生，直到布滿整匹布的為止。「屋宇圖案是常有的，但從某些細節的差異看得出來，怎樣的會是柬埔寨，怎樣的又是泰國…」這樣的討論在學者間交互進行著。然後我們來到一件sarong之前，從上而下有孔雀，寺廟，以及人物騎在馬上，「可以說是從天界到地面的一種秩序…」。但這件sarong到了最後的五分之一，卻忽然變成完全不同的圖案。

「她把圖案用完了。」P教授說。
我一時會意不過來，什麼意思，把圖案用完？那些幾何化了的紋樣，不是可以無盡連綿首尾相續地織造下去嗎？那不就是幾何圖案之不同於寫實，因為它們將事物單純、象徵化，乃至趨近於永恆？
後來才想起，盛行於東南亞地區特殊的織布方式，一種叫做Ikat的技術。棉線或絲線必須按照預想的圖樣先染好色，然後才上織布機去織。雖然，理論上一種圖案可以無盡地綿延下去，但實際上當為一種特定圖案而染的棉線用完，那種圖案的編織也就無以為繼了。那個下午攤開在我們眼前的一匹布，這個一百多年前的紡織者，她染好的線在還沒織出希望的長度前就用盡了。可她並不想提早結束她的紡織，也不想用單色線織出一段沒有圖案的布來。她或許是順手拿來他人用剩的染線，接在已經完成的布後面繼續織下去。於是就形成一截突兀的，完全不同的圖案。孔雀、屋宇、騎士，忽然就讓位給菱形的格紋。
「而且她在這裡犯了個錯誤。」P教授指著兩種圖案交換之前的地方，原本連續的圖案到那裡出現一道雜訊般的斷裂。她一定是接錯了經線，以致於圖案錯開了彼此，隔了一公分半的距離後才又接了回來。
一次失手。為了什麼事情心慌意亂的失了神，那失神就永遠地留在那兒了。在那分成兩段的圖形，截斷了的孔雀尾羽、建築屋簷中斷的傾斜、騎士未完成的衝鋒之中。編織者也許在當下就意識到那無可挽回的差錯，幾何化圖案的寧靜秩序裡出現的一個謬誤，一次無法彌補的錯過。
這也被封存在時間裡了。
這是我最近想跟你說的一件事。
這一年，我買了好些東南亞織品的書籍。我尤其喜歡看印尼臘染，繁複纖細的線條裡頭，色彩紛紛的纏枝花卉。我也喜歡看Ikat的織布，那些通常是女性用極為簡單的傳統織機製作出來的極複雜紋樣，令你想像她們坐在織機前的盤算與計量。她們採用了哪些圖案，怎樣讓它們井然對稱地分布。然後在少數的情況下，也許是像前面說的一個錯誤，讓你忽然意識到這個織者的存在。她的一次意外被織進布裡，將她的一天永恆地留下來了。

P教授與G教授指給我看一隻鳥雀，牠嘴喙的尖端多了一道直線呈九十度下垂。她們說那是常見的一種紋樣，可以連結到《羅摩衍那》的故事。《羅摩衍那》是流行於東南亞的神話。故事裡一對戀人羅摩與希塔在他們的冒險裡失散，希塔受了反派角色的欺騙，以為羅摩死了。這時一隻鳥叼來果實作為信息，表示羅摩仍然活著。
鳥就在那裡，在紅色的底色之上，重複地出現，活著牠黃色的輪廓。一隻正叼著什麼的鳥。（在幾何化了的圖案裡，牠嘴裡叼的東西被簡化為短短的一段直線與菱形。）當活在一百多年前的這位織布者，在腦中決定了這個圖案時，她應該很清楚這個熟悉的神話故事，與其中指涉的種種吧。關於訊息，關於愛情，關於生或是死——那是在沒有手機的時代試圖傳送一個簡訊的故事。當她操縱著織機來到那個圖案，她便又一次講述了那個故事。
我們大概早就有了失散的預感。那預感如此栩栩逼臨遂變得比現在更永恆，在它還沒被實現前的時空裡一再重演。我們便是如此受著未來的介入，它在化為真實之前就已經比現在更搶先一步地真實著。
（我多想告訴你這不過是一場幻影般的棋局哪。但我們畢竟還是讓那些預感決定了大多數的事。）
有時候，我想做一件我不可能會做的事。那樣我便會從自己被編織在其中的那些經緯線中站起身。像個圖案脫離了布匹。像那隻永恆地叼著一幾何化的果實的鳥，忽然就拍拍翅膀，從紅色的底色之中抽身，飛走開了。

扮演一場戰爭

我在雜誌上看到一篇報導，說是美國近年出現一波重構南北戰爭歷史記憶的風潮。在維吉尼亞州，當年戰爭最慘烈的地帶，一次重演一八六四年「斯波遮尼亞（Spotsylvania）戰役」的活動，聚集了四千人。這四千人天還沒亮就來到當年斯波遮尼亞戰役戰場的附近，分別穿著北佬、南佬的制服，配備著假的來福槍，躲在戰壕裡，等待拂曉的攻擊行動。
這樣的熱情真令我大吃一驚。四千人呢。他們可能是推銷員，中學生，老師，普通上班族…，到了週末分別自日常生活中脫身，穿著一個半世紀前的服裝，趴在戰壕邊端槍瞄準（跟他們一樣是上班族偽裝成的）敵軍，然後又倒在草地上演中彈身亡，或是被假砲彈硝煙弄得灰頭土臉，流汗比流血多。

真是驚人啊。想想看，四千多名自願臨時演員在清晨的原野上，重演一場戰役…這算是一種集體的「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嗎？不過，不同於電影∕小說《鬥陣俱樂部》裡，普通上班族聚集在某個酒館的地下室，拉下領帶揮拳相向，這種戰爭的歷史重演還多了：制服，旗幟，軍號聲，你的同袍以及敵軍。戰爭是一種集體的事件。在鬥陣俱樂部中每個人為自己而戰，互扁，然後各自承擔自己的鼻青臉腫。在戰爭重演中則創造了一種遠超越個人規模的處境，勝戰或敗戰，一種共同參加了歷史的感受。
維吉尼亞州的斯波遮尼亞地區，曾發生歷時四年的南北戰爭中最慘烈的幾場戰役。一八六三年五月在一處被稱為「斯波遮尼亞血腥角」（Bloody Angle of Spotsylvania）的地點，南北軍雙方沿著壕溝與防禦工事在傾盆大雨中混戰了十八個小時，留下遍野的屍體。據曾親歷戰場的荷爾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描述，附近的林樹因嵌滿了子彈而閃閃發著銀光。
我在雜誌上讀到的那篇報導，解釋南北戰爭之所以至今受到那麼多人緬懷的原因，是因為那是場「自由與奴役之戰」。真的是這樣嗎？我有點懷疑。如果，人們只是用自由與奴役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理解戰爭的兩個陣營，那麼如何解釋來自南方各州、飾演南軍陣營的人，也以同樣的熱情投入這場戰爭的紀念？難道他們會說自己認同的是奴役的一方嗎？
所以，與其說那些重演戰爭的人，試圖重構的是戰爭理念層面的意義，不如解釋為更單純模糊的懷舊驅力。那些努力想保存古戰場原貌，不讓它們被速食店、便利超商、連鎖賣場取代的人。那些穿著復古制服，坐在古董錫版照相機前，留下褐黃色影像的人。活在二十一世紀，卻藉由一次扮演，將自己向一八六三年延伸，接上另一個時代。原始部落的巫師們披上動物的毛皮以獲得超自然的力量。二十一世紀的人扮演一場他們不曾經歷的戰爭。我們或許都是這樣，無意識地向某個傳統借取著能量。
路易斯．曼南德（Louis Menand）的《形上學俱樂部》（The Metaphysical Club：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重構幾位影響現代美國的思想家，以及塑造這些思想家的美國歷史事件。其中一位，就是前面引述的荷爾摩斯。

一場殘酷的戰爭，對人產生的撞擊力道，像是劇烈搖晃一株秋天的樹，抖落一切既有的認識與信念。經歷過後，世界再也不是同一個了。
戰爭爆發前，荷爾摩斯是哈佛的學生。一八六○年四月，林肯發表宣言召募志願軍時，荷爾摩斯立即從哈佛休學從軍去了。然而往後戰爭的血腥殘酷遠超過這年輕哈佛學生的想像。我們從荷爾摩斯寄回家的一封封家信，讀到這個年輕人所經歷的疲憊與挫傷。
經過四年，從戰場回來時，荷爾摩斯完全地改變了。戰爭使荷爾摩斯意識到原本波士頓、知識貴族、精英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全宇宙的運行法則。後來，戰爭結束之後，荷爾摩斯的思想特別重視超越地域的區別，規避偏見，與地方主義的痕跡。（今天的戰爭重演者則懷抱著一種對地方史的熱愛，不願戰場被全球經營的連鎖商店所占據。）
那是一八六三年，已經轉調後勤的荷爾摩斯在十八個小時的戰鬥結束後來到血腥角現場，明白那是又一天、又一次挑戰他忍耐限度的殘酷景象。二十一世紀的戰爭重演者們倒臥在地上想像當年死傷遍野的規模。荷爾摩斯巡視著死者當中呼吸尚存喘息呻吟著的生者——在這裡失去了最好的同袍之一，也更遠離過去相信的一切。那是一百多年後，那些努力保存戰場原貌的熱誠南北戰爭重演者們，無法真正重演的傷痛。
在晚餐的席間，我與一位來自澳洲的學者聊起，她說在澳洲，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反而比二次大戰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澳洲仍受不列顛母國的統領，許多年輕人被送往歐洲打仗。或許因為戰火是遙遠的，踏上征戰之途，顯得更像是年輕人們的一次壯遊。相比之下，二次大戰對日軍的戰役，以及戰俘營的經驗，顯得迫近而殘酷許多，反而是人們不願回顧的記憶。每年，一次大戰的紀念日，許多澳洲年輕人專程到土耳其，一處曾有許多澳洲士兵喪生的戰役地點去參觀。在他們心中，模糊地想加以紀念的，也許並不是戰爭的本身，而是某個他們未及參與的，青春與壯遊的時代。雖然，在戰爭的親歷者身上，青春已經完全地改變了。

老鼠過冬記

整理花的時候，特意戴上了塑膠手套，還是在手上留下好幾處刺傷。上個星期買的香水玫瑰，插在瓶裡不過三天就萎謝了，所以這星期還是買了一般的品種。另外，也給過年時的櫻花枝換水，它在沒有土壤的情況下還是抽出嫩綠色的新葉。即使當初的粉色花朵都已經乾燥，一碰就紛紛地掉落下來，每換一次水就掃一次地。
所以，春天畢竟來了嘛。今年年初密集送來寒流的冬天，已經過去了呀。
下午，朋友在電話裡給我講了一個老鼠過冬的故事。說是在他兒子的童書繪本上看到的。

有一群老鼠，每年春天、夏天、秋天的時候，都忙著為冬天儲存糧食。只有一隻小老鼠什麼也不幹。當別的老鼠幹活時，牠躺在草地上曬太陽，不然就無所事事到處閒晃。別的老鼠問牠為什麼不工作，牠就說，「我在蒐集陽光」，「我在蒐集微風」，或是「我在蒐集花的香味」…。
這樣到了冬天，老鼠們在地洞裡，靠著一整年存下來的糧食過活。但是這年的冬天特別漫長，在陰暗又寒冷的地洞裡，牠們逐漸耗損著糧食，冬天卻像是永遠到不了盡頭。眼看著糧食越來越少，老鼠們在黑暗中喪失了信心，覺得再也撐不下去了。
這個時候，那隻在春夏秋三季無所事事的小老鼠，開始對著牠的鼠伴們描述陽光曬在身上的感覺，空氣中花粉的氣息，與清晨露水的涼味。彷彿牠真的在那三個季節裡儲存了無形的收藏，這時掏出來使用。其他老鼠們在黑暗中諦聽。小老鼠的描述重新給了牠們希望。牠們撐過了那個冬天。
「童書裡會有這樣的故事啊？」我覺得有點不可置信。
「對啊。很不錯吧。」他說。「另一個啟示是，老鼠的社會其實還滿寬容的，可以容忍那隻小老鼠什麼也不幹，還吃大家的過冬糧食。」
其實我們人類也曾經實驗過共產社會啊，只是搞砸了而已。可能我們人類沒有老鼠寬容吧。
不知道小孩子們讀到這故事時，有什麼感覺。我們又期望他們有什麼感覺呢？他們能夠想像那樣沒有希望的冬天嗎？這故事讀起來像說故事人的自我合理化，他一定曾經覺得必須為自己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打起領帶去上班、存錢買股票，做一些可以清楚看出目的與收穫的事，進行一番解釋。告訴在他周圍皺眉頭的人，想像力也是很重要的，什麼都不做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無所事事發呆的人可能會拯救世界喔。

而對於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那些才剛來到世界上，摸索著觀看與參與世界的小孩子們而言，這個故事也許同時說明著兩件事：
一、這世界是有可能嚴酷到讓人失去所有的希望的。像是掉進在地洞裡沒完沒了的冬天。並且問題可不只是口袋裡沒有暖暖包而已。而是一種侵入了心裡的寒冷，每一天都更減損一些的希望。好像黑暗永遠不會有盡頭似的。
二、那樣的嚴酷又是有可能度得過的。憑藉想像，與記憶。在地洞裡想起某一日的陽光，並且在那樣的回憶裡獲得一種安頓。外在的嚴酷，與內在的記憶，好像是完全不成比例嘛。然而生活最嚴酷的處境，最終給予了小老鼠那些微小事物以力量。絕望與希望互相補位。如同一個銅板的兩面。
當我們把這樣的故事寫進童書裡時，我們在告訴小孩子們什麼事呢？我們是不是想要他們學會，這世界既是充滿絕望又是充滿希望，而且希望總是在絕望時才顯出用處來？
並且，與其說這是我們教導他們的事，不如說，是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的事。藉由他們的相信，我們才能再一次這樣向自己確定。
我的朋友為什麼想到在一個週末的下午，跟我說這個故事？也許他察覺了，我經常是，搖搖晃晃站在絕望與希望鄰接的界面上。
有時我想起另一個世界的繁華。
那種繁華的距離，是彷彿夜間三點醒來，發現關去了聲音的手機面板，正因一通電話而閃爍。你看著那在床邊的冷光撲朔，如同漂浮在海中的一朵水母。
直到冷光熄滅，又只剩下來自窗外的微微的光。
決定不去接那個電話。
那電話來自的場所，可能是夜店。或是一喧鬧的宵夜餐廳，那些地方的燈光總因對比於外面的夜空，而明亮到慘白。什麼人忽然在那裡想起你來，便打了這麼一通電話。
決定不去接那個電話。在那個決定之中，你與這個世界的另一面，遂有了一種距離的關係。一層沉默的包覆。
有時我感覺，想說的話已經不發生在這個世界上了。語言採取了另一種形式。更完整的言說，包藏在全然的靜默裡。比如一個下午，心裡的湧動。你能說什麼呢，能說什麼而不形成曲矯與累贅。於是只能安靜下來。
世界與我的鄰接關係，微妙地變化了。
又或者，在某一個可能的時空裡，你接起了那通電話。然後聽見，刮過露天無人的停車場，風的聲音。

革命前夕

入夜之後我們到城區看了一場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有關切．格瓦拉在二十三、四歲時從事的那次走遍南美洲的旅行。
我還記得一九九七年，格瓦拉是那年空氣裡的關鍵字，說出口就打開了某種傳奇與想像。街上販賣著以他戴著貝雷帽的俊美臉孔製成的各種商品。愛丁堡王子街花園的冰淇淋車，招牌邊貼著他的海報，像安迪沃荷的瑪麗蓮夢露那樣，套成許多不同的顏色。
那一年他的骸骨出土。已經是他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被捕，遭到處決之後的三十年。那些行刑的人將他的遺體拍照，且剁下雙手送交他的革命舊友——古巴的卡斯楚。經過這樣有如黑社會般的殘酷處刑與示威後，他的遺體被草草掩埋，在一處少有人知的墳塚裡度過歲月。彷彿再也不會有人想起了，當革命已經不是流行的字眼。然後忽有一天墳塚又被打開，幾個考古學者往挖出來的土坑裡探，他們的影子與日光一齊投射在白骨之上。他又回到這個光亮與暗影並存的世界。一九九七年。

格瓦拉出身阿根廷一經濟寬裕的醫生之家。後來他自己也進入醫學院就讀。在電影，以及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中記述的，其實只是他幾次長途旅行中的一次。一九五○年他曾經單獨騎摩托車旅行阿根廷北部。一九五三又有第二次的環南美洲之旅，那次旅程的最後，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卡斯楚。旅程的終站轉變為革命志業的起點，格瓦拉從此成為卡斯楚並肩作戰的戰友，一同在五九年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大政權。
格瓦拉自己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這本書的〈後記〉裡，描寫的那個沒有名字的人是誰呢？應該不是卡斯楚。但那看起來像是，兩個各自攜帶著不明而巨大能量的革命與流浪之人，一次命運預示的交會。格瓦拉對那次會面的描述，是這樣的：
「小山城的夜空佈滿星光，四週的然與寒意驅走了黑暗。好像——我不知如何形容，好像一切的物質實體都消融了，都遁入了太虛，把所有物體的個性都抹去，把我們吞噬，使我們陷入無邊的黑暗裡。夜空中沒有一絲雲可以讓人藉以辨認空間的遠近感。我身旁幾公尺外的一盞昏黃燈光也在黑暗中失去了力量。」
「這個人的臉在陰影中，看不清楚，我只能約略看到應該是他雙眼的亮光和他前排四顆牙齒的閃光。」
這個格瓦拉沒有寫出名字的人，與他在一個不知名的山城中初次見面。兩人都是離開了自己出身的城市與國家，一再地流浪與冒險。忽然，這不知名的人吐出謎一般，但對照後來的事態發展、卻又帶有預示意味的話來：「革命是一件不涉個人的事；革命會奪走這些人的性命，甚至奉這些人為典範或工具，用以馴化繼起的年輕世代。…你將會死得慷慨激昂，成為仇恨及鬥爭的完美呈現，因為你不是一個符號，而是未來會被毀滅的社會裡的真正一員；你的言詞及行動將會展現出一群人的精神。你和我一樣有用，不過你不會知道，對於那個將來會以你作為犧牲的社會來說，你的用處會有多大。」

我們這些從T恤、手錶、海報、商品上認識了格瓦拉的人，現在再一次從電影螢幕與傳記中認識他多一些。但是一切浪漫化的革命與旅行想像，背後其實是游擊生活的慘烈殘酷。匱乏的補給，與山林之外那個以優勢武力包圍及偵測著游擊隊的、巨大機器及秩序的對抗。看著友伴一個個倒下。在飢餓與疲乏中消耗。被捕時只剩不到二十人。
那是浪漫傳奇隱去不談的部分。確實如格瓦拉的〈後記〉中那沒有名字的人所言，格瓦拉不會知道，他的游擊革命徹底地失敗犧牲後三十年，他的名字竟又在二十世紀結束前重新被憶起，成為理想的象徵。因與果之間，往往不是邏輯正面的承接。不是你想做一件事，它就造成了你預想的後果。不是的。格瓦拉不知道這個以他為犧牲的世界，如何受了他的影響。如同我們也永遠不會知道，他隱身叢林中那些飢凍的夜晚，為我們承擔了什麼。
那麼還是，讓我們看看在格瓦拉的革命還沒開始之前，他走上的那趟旅程吧。那個年輕、大膽、有時不負責任的小夥子。身無分文，雙眼發亮，在飢餓與疲倦之中前進，到處結交朋友，這趟革命前夕的旅程，彷彿後來游擊生活的一次早期的演練。
「錢幣已經拋了起來，正在翻轉當中，有時轉到頭像那一面，有時轉到字那一面。我將要透過我的嘴巴，用我自己的語言，重述我雙眼的所見。」
他這樣走完了。那個無關乎成敗、無法預知的「用處」，就成立了。

後來，格瓦拉與卡斯楚帶領八十一人的游擊隊攻堅登陸古巴。八十一人當中只有十二人生還。這是什麼樣的數字比例，那又是什麼樣的經驗，看著與你一同作戰的年輕同志一個個死去？也許像這個沒有名字的人說的，「革命是一件不涉個人的事」，不僅死去的人無算，即使是存活者，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將會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什麼樣的犧牲獻祭，實踐了什麼樣的，「用處」。
格瓦拉在〈後記〉中，這段有關他與一位不知名的革命者會面的描述，文字中充滿了模糊氤氳的氣氛、實體消融的無邊黑暗，彷彿他早已經直覺，這次相遇的奇幻時刻，乃是深深包含於歷史的不可捉摸與難測之中。
在古巴革命成功後，卡斯楚成為古巴的統治者，但格瓦拉仍不放棄游擊隊的生活，繼續向世界輸出革命。他似乎一直是個在路上的人，從沒改變生命作為一次長征般的摩托車旅行。一九六六年他潛入玻利維亞進行游擊戰。次年被捕，第二天立即於當地被處決。

白襯衫

在時尚雜誌工作的記者朋友打電話來，說正在準備做一個「白色」的專題。
「白色？」我問。「白色的什麼？」
「任何東西啊。」她說。「像妳不是很喜歡白襯衫？」
對呀。我是喜歡白襯衫。可是當她問我衣櫃裡有幾件白襯衫，我說讓妳失望了，我的衣櫃絕對構不上有收藏的程度。我討厭為收藏而買東西。

而且，白襯衫這種東西，常常是不經久的。它太簡單，卻不容易找到真正喜歡好看的版型。而且說是白色，其實也有好幾種不同層次的白。有時候，找到從版型到白顏色都好看的襯衫，可是穿了一季之後，卻從領口袖口開始發黃，變得不那麼白了。不然就是版型變得不合身。還有我是出了名的擅長把食物掉到身上，這對白襯衫的殺傷力也比對別種顏色的衣服大。
所以穿白襯衫就像是尋找完美的關係。完美的白襯衫容不下一點污漬。但漸漸地胸前位置有某次用餐時滴到的醬油，洗過又漂白後留下的一塊淡淡標記（不說的話別人可能也看不出來，但自己心裡老記著有這麼個陰影）。幾個季節過後領口也浮出黃顏色來了。更糟的是襯衫的纖維在多次的漂洗之後變得稀薄透明。終於有一天，你意識到這件一度完美的白襯衫，與你之間的關係其實就在那短暫的一季。
今年冬天，在紐澤西買的一件襯衫，白色當中是帶點灰的，在車線與袖口上有一些設計。我非常珍惜地穿它。
大家都說白色的衣服好搭配。其實白色是一種最不易相與的顏色。顏色的純度很輕易就在你的使用中折損掉。它把你的歷史留在它上面了。一杯翻倒的咖啡，一次匆忙的用餐時沾上的番茄醬，一個把髒乎乎的小手伸向你而你不忍拒絕的孩子。這些事件在白襯衫上留下了記號，像是文字發明以前，以刀刻記事。你已經忘記了，而它還留在那裡。

在一整天的晴朗之後，傍晚時分，氣溫又忽然地降低了。我帶著感冒前兆的症狀走在被路旁店招照得亮晃晃的夜間街道上，轉進巷子。在一間電影公司的會議室裡，看了王家衛的最新作品，三段式電影《愛神》中的〈手〉。
鞏俐飾演一位舞女華小姐。讓有錢的男人養著，幾乎當上了男人的側室。但她自己暗中還養著情人。張震演的裁縫學徒小張，受師傅的差遣去了華小姐家。在那裡這年輕的學徒上了這情慾世界的第一堂課。坐在華小姐的客廳裡，三○年代情調的陳設中，小學徒聽見房間裡傳來令人臉紅的，情慾撩動的聲音。
華小姐一眼看穿了裁縫學徒小張彆扭的姿勢，生硬地掩飾著勃起。在慾望面前，他們的立足點並不平等，一個初出社會的年輕人，與一個老練的舞女，但他們都是在慾望相關的產業裡。一個直接地以男人的慾望維生，一個必須為她縫製旗袍來撩撥那慾望。於是華小姐給小張上的第一課，夾帶著羞辱，是讓他直接地面對慾望。
往後，小張果然成為出色的裁縫師傅。（是因為他在華小姐的第一課裡，認識了裁縫這行業真正的核心，處理的乃是慾望嗎？）相反地，華小姐的遭遇卻漸漸不堪。有錢男人離開了，小白臉只是向她要錢，最後連夜總會的班也沒法上了。她已經今非昔比，卻還撐著償付不起的排場，讓自己陷入一個難以脫身的、淪落的過程。

舞女的角色，在王家衛的電影中出現過多次。《2046》裡章子怡演的白玲，《阿飛正傳》裡劉嘉玲的露露。這些角色的共同點，是她們既是美麗而潑辣，卻又不可思議地脆弱。明明是老練的，卻還是在她們最擅長的情慾場上踩了空，終至從繁華的頂端跌落。
後來，她們問我，什麼東西令你聯想起白色？白色的小說？白色的電影？
我說，雖然王家衛的電影畫面，總是充滿令人目眩神迷的色彩，但是反射了所有顏色的光，出現的就是白色。電影中那些女性的角色，看似潑辣其實無助，輕易地被她們的慾望染色，像一件白襯衫那樣漸漸改變著顏色與形狀。
有許多種白色。剛漿洗過的床單的白。跳在窗格子上的陽光的白。定窯瓷器的白。膠彩畫裡胡粉的白。一張透明到可以看見血管的年輕臉孔的白。還有在王家衛電影中那些女性角色心裡，環繞著繁華空轉的核心，在燦爛的霓虹燈火、旗袍花色、一切三○年代情調的豔麗色彩的對比之下，那令人不忍的空白。

一個聲音喊出

我忽然記起小時候的某一日，母親帶著我們姊妹搭公車時發生的事。那是公車上除了司機，還有個車掌負責收票的年代。我們很可能是在從外公外婆家出來，要往家裡的路上。我有種強烈的印象，知道當時母親心情並不好。當大人心裡有事的時候，就算你不知道是什麼事，仍然可以感覺得到他們四周的空氣，比別處空氣溫度低上個十度左右。因此我們全都很識時務地盡量不吵鬧。把自己變得模糊，淡入一車廂匿名的人群裡。
車行了幾站之後，車掌過來逐個地跟乘客收票錢。我母親對她說：「上車時付過了。」

車掌冷淡但簡潔地回答：「兩段票。」
我母親打開零錢包，那裡頭沒有足夠的銅板付我們四個人的車錢。於是我母親轉向我們，說：「我們下車吧。」
我的母親。她年輕時候非常美麗。在我忽然記起的這個回憶裡，她站起身挺直了腰，那姿態是優雅的。但我在我的記憶裡清楚地看見，那是非常勉強維持出來的優雅。她可能穿著她常穿的那件大衣，打著一條絲巾。大衣與絲巾直到現在還珍重仔細地收在她衣櫃裡，有她放在衣櫃角落裡的薰香包的氣味。但在那時，那個特定的日子裡，我母親的優雅當中，有什麼空掉了。她內裡有什麼正被憂慮與煩躁盤據著，她的優雅只是種微弱但刻意的支撐。
後來我們並沒有下車。鄰座的太太掏出錢包來，補足了我們不夠的銅板。我的母親對她說了謝謝。
不知為什麼我忽然記起這件小事。下午我才在便利商店加值了悠遊卡。去買礦泉水的時候，想起悠遊卡裡面可能連一塊錢都沒有了，於是拿出卡片來交給店員，她直接從正要找給我的鈔票裡抽走了五百塊，還給我卡片和一張電腦列印的收據。我們已經遠離那個非有銅板不能坐公車，那個憑藉手心裡捏著的金屬在城市中移動的年代了。

這段記憶當中有多少事實的成分，我也不能確定。那個年代的車掌，會這樣在車上一個一個地向乘客收票嗎？我有點懷疑。但這段記憶中最鮮明的，除了母親那小小的強作鎮定的身影，還有那時我心裡的感受。那時幼年的我，對於付不出票錢，全車的人都在看著我們這件事，感到非常非常地羞恥。
為什麼身上沒有帶夠銅板會是羞恥的？而且是那樣小的小孩子，已經經驗到金錢當中隱含的困窘了嗎？
我不知道記憶中的母親正為什麼事情煩憂。但這身上沒有足夠銅板的事件，彷彿是增加到她身上的另一件細瑣但確切的不幸。對這些。她一貫以優雅的姿態予以拒絕。一種紙薄的優雅。事隔多年以後，我想起當時的羞恥感受。也許不只是關於匱乏。關於口袋裡臨時短少的幾個銅板。也是關於她在世界面前徒然的偽裝。
今年寒流來得頻繁而密集，我發現自己重複穿著那幾件高領毛衣。過年前有一天，我母親忽然想起衣櫃裡有些她年輕時候的舊冬衣，想拿出來讓我穿。她檢閱衣櫃中的財產，竟翻出了一件駝色的羊毛長大衣，腰際附有一條細皮帶，大翻領上鑲著一圈不知來自哪種獸的獸毛。我驚奇地發現大衣袖口還綴著當年購買時的標籤。是我父親從國外給她帶回來的。但那時已經生了我，抱孩子不方便穿這麼高級的大衣。我之後是我妹接著出世。於是那件大衣在衣櫃裡一掛竟是三十年。

今年皮草又流行了。年輕女孩穿不起整件皮草的，也都在脖子上圍著一圈兔毛，或更昂貴些的，藍狐毛圍領。前幾年拍過反皮草廣告的模特兒，恐怕也都穿起毛皮來了吧。時尚其實接近道德，是那種你在輿論之下不自覺便同意了的事。
母親已經很久不追隨我們這個城市的流行法則了，但從新聞上她也知道這件重新自衣櫃出土的大衣，鑲毛領的款式，「今年流行呢。」我說我不穿這個了吧。總覺得把獸毛從牠們身上剝下來這樣圍在脖子上，不是什麼舒服的事。
我母親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天，所憂慮或煩惱的，不知是什麼樣的事。不如意的事情，它發生的當下彷彿會維持一輩子。但消逝之後也如同從不曾發生過。永恆便是這麼脆弱又強悍的事。像是一個車掌收票的喊聲。
坐公車的時候，有時司機會忽然喊出站名。可能是為了回答某個上車時向他問路的乘客。（有時這麼一喊，就有乘客忙不迭地從最後一排座位站起來，急急忙忙跑下車，一邊含糊地道著謝。）我其實喜歡在搖晃的車上，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喊出，一個站名，我們即將停靠的地方。所在的位置。在倫敦搭地鐵時，豎著耳朵聽駕駛用沙啞的廣播系統，唸出永遠不可能聽懂的站名。以及最後拉長了聲音喊，Mi---nd the Gap，Mi---nd the Gap。小心列車門與月台的間隙。小心間隙。
或許無關。但是，這個牢固又脆弱的世界正被什麼維持著。某種我們說不出，或恐懼一旦說出，便會消失的力量。

嗩吶

晴朗的冬日下午，從遠處傳來送葬隊伍的吹打樂聲。可能已經在附近一陣子了，作為背景聲音的一部分，仔細想的話，好像是早就聽見的動靜。二十分鐘前，當我剛回到家，把超市的紙袋放在桌上的時候，也許就已經聽到那似乎極遠極遠，穿過了整個城市而來，擾動著空氣邊緣的聲響。主要是嗩吶。那樂器本有的銳利拔高的音質，在距離中受到削減弱化，變得像這個冬日下午的陽光一般輕盈飄忽，乃至有些魔魅了。
只是我並沒有多加注意。把那當作一個週末下午同時發生的許多聲音中的一種。構成這整個城市沒有意義，或是有意義但我們誰也不曾認真去追問的訊息之一。城市大部分的聲響是匿名的，就像製造了它們的人一樣。要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我可能根本不會記得在這個下午聽見了什麼遠方的吹打聲。

初始，那樂音在背景中迂迴隱約地存在著。但當我走進浴室整理一些架上的瓶罐時，演奏卻忽然變大聲了。隊伍不知沿著什麼樣的路線前進，這時突然就極靠近了，很可能正路過我所在的這條巷子，近到彷彿正從門邊走過似的。嗩吶的聲音一下子清亮了起來。我放下手邊正在做的事，試著辨認聲音的來向，但嗩吶那種氾濫感的音響，已經膨脹擴大據滿了整個空間。四面八方地。忽然你就在它的包圍裡了。
卻不過是一兩分鐘的事。很快地嗩吶的聲音又收小了，取而代之的是鈸鐃與鑼鼓。一下下的敲擊突然地變得立體，站起來了，彷彿可以從空氣中抓下那聲音來。嗩吶被蓋了過去，變成背景的幫襯。顯然嗩吶的樂師們已經走遠，現在最靠近的是鑼鼓師傅們。你可以清晰地在聲音裡聽見隊伍前進的形狀。
但那也只是再一兩分鐘的事。整個隊伍漸漸拉遠了。嗩吶也好，鑼鼓也好，又恢復到先前那遙遠的模糊，乃至逐漸聽不見了。空間又被讓出來，還給日常的聲音。我繼續手邊的整理工作，擦去白瓷磚上的水漬。一隻狗吠了兩聲，一個男人的咳嗽的聲音，一個初學鋼琴的孩子生疏地按著幾個音符——那種晴朗安逸的週末下午，無所事事的聲音。
說是送葬隊伍，其實我也沒親眼目睹是什麼樣的人在吹奏，只是猜測罷了。

這是我第一次驚奇地發現，這種小時候嫌吵鬧的吹打樂音，在它的移動之中，靠近又遠離，竟有種神祕的魅力。當它還在遠處的時候，朦朧凐遠，被距離篩掉了響亮。但當它迫近前來，嗩吶與鑼鼓那種極具擴張力的銳利音質，對空間產生了主導與定調，彷彿進行了一種無形的轉化（或者，淨化），忽然將我們這條尋常巷子裡世俗的生活起居空間，轉變為儀式性的空間。
在它的行進裡，在它漸層的流過之中，我們不知不覺經歷了一次梳理。
夜裡，發生了地震。
突然就置身於劇烈的搖晃當中。一些碰撞的聲響止息之後，四周出乎意料地安靜。沒有小孩哭。沒有狗叫。也沒有大人起床開燈議論，或收拾東西採取避難行動。但在這安靜的底層，其實是許多意識醒來，許多眼睛睜開。大概天氣太冷，人們寧願默不作聲，在棉被的包覆裡張望。
像白天行經這巷子的嗩吶聲一樣，夜裡的地震也倏忽轉化了這個空間。空氣是懸浮而靜止的。太多沒說出口的猶豫，使它停止流動了。許多人在等，會不會有下一波的搖晃。會不會需要起來，採取什麼行動。這一個夜晚，便如此懸吊在集體的觀望之中。那是恐懼還不構成恐懼的時刻。直到醒來的人再一次睡熟以前。

早晨。去剛過世的長輩家裡上香。
又是一個低溫寒凍，但陽光大好的日子。走過青田街一帶的巷弄，手插在大衣口袋裡。巷裡的樹木朝著明亮的天空，幾乎相信是春天了。
回家沖了紅茶，拿出吐司麵包與果醬。廚房畢竟有些東西在昨晚的搖晃中掉落了。一個小酒瓶砸在地上，竟然沒有碎。簡單地收拾了，坐在餐桌邊慢慢吃起早餐來。紅茶是最便宜的那種茶包。果醬卻是考慮再三後，奢侈地買來的一小罐法國洋梨果醬。
陽光持續漫漶。稍晚我走到陽台上，看見底下巷子裡一個人在洗車。對面公寓陽台晾著一件寶藍色的棉運動外套。
那是直到下午我才想起，地震過後那麼安靜的緣故。
從前，一發生地震，最先喊起全家，問每個人是否都沒事的人是父親。有時是白天，父親出了門，還打電話回來問：「剛剛地動喔。會不會怕？」
父親已經不在了。那是安靜的第一個原因。那是我可以繼續躺在自己的被窩裡，不需要起床回答誰的呼喊，對一整幢搖晃中的屋子冷漠以對，的原因。

以嬰兒之名

我姊的兒子出生了。
這件事情的實在感，首先是以email附加圖檔的形式來臨的。在我姊夫打電話來報告母子平安的消息後，我依照平日的通訊習慣知道該等著收email。果然，email很快就到，打開圖檔，跳出一個紅通通的嬰兒，哇哇大哭著正被放在磅秤上量體重。
如果我們和姊姊住在同一個城市，或者至少在同一個時區裡，大概會比較有臨場感，分享到一些待產，或陣痛、要上醫院的即時報導。可是我們和我姊之間有十二小時的時差，其結果是，我們早上醒來——「什麼？已經生了。」有種小孩從天而降的感覺。是靠著email傳來的那幾張照片，我才第一次對家裡多了個小孩子這件事，產生了現實感。真的有這麼一個，剛出現在世界上的小生物呢。可能是出生晚過預產期的關係，他看起來比一般的新生兒成熟一些。姊姊和姊夫暫時還沒想好中文名字，只取了英文名字叫威廉。

於是，在被朋友的小孩、以及路上不認識的小朋友，稱呼為「阿姨」的多年後，我終於正式「阿姨化」了。證據就在我的電腦圖片檔案裡，現在專開了一個檔案夾，存放從我姊那裡寄來的威廉的照片。（我姊姊跟姊夫就像許多第一次當爸媽的人一樣，為嬰兒買了新的數位相機。）
然後，過年期間我和我媽去了一趟紐澤西，那才是照片中的嬰兒獲得更進一步現實感的時候。我們到達紐澤西時是下午，聽說先前幾天美東大雪，一夜之間道路都埋沒了。但我們抵達之時卻是陽光晴好。積雪鏟在路邊，完全看不出當其隨寒風席捲而下時的嚴酷。雪馴良地在公路旁堆成小丘，白色反照得四面亮晃晃的。
這樣的午後我到了位在一靜謐社區的姊姊家。在被請來臨時看護半天的表嫂懷裡，第一次看到，那剛喝了奶一臉昏昏欲睡表情的，我的小外甥。
關於你對這個小生物存在的真實感，在見面的瞬間立刻以各種感官形式補充完整。小小的身體，體溫，聲音，還有那一臉奶味。超過了網路上傳來的照片。是完整的真實了。
家裡有了個新生兒，帶來的第一個變化，不是他在大人群中逐漸地長大，而是大人全都在他面前退化了。
不知不覺大家都玩起角色扮演遊戲來。開始擬仿小孩子說話。
我媽只要是抱著她寶貝孫子的時候，說任何話都要透過小嬰兒的身分發言。她不再對我說：「小菁，幫我拿一下毛巾。」而是說：「阿～姨～，幫人家把那個毛巾拿過來啦！阿～姨～快點啦！」我懷疑我媽是不是把小孩子當成布袋戲偶了。
我妹跟小嬰兒溝通的語言策略，則是不斷發出單音節的字。嬰兒一哭她就：「喔、喔、喔、喔，好、好、好、好。」連我們都不知道她在說什麼，我想嬰兒應該是更一頭霧水吧。不過這樣連續單音節發音，加上搖晃，有時竟然也會奏效，讓嬰兒停住不哭。基本上我想嬰兒應該是覺得：「這個大人好奇怪，還是別指望她了吧。」於是非常睿智地安靜下來。
我是裡頭唯一努力要用一般大人口氣跟嬰兒說話的人（因此可能也是最不正常的一個）。但這種做法有時不太受到其他大人的歡迎。有一天我媽在廚房準備晚餐時，我抱著嬰兒參觀廚房，並且向他介紹爐子上的各種食物：「你看，這個是人參雞湯，是外婆煮的嗎？不是。是表舅媽昨天拿來的。啊，這裡有包子，是外婆做的嗎？也不是，是奶奶包的。…那外婆請問妳到底會煮什麼？」這樣做的結果是被我媽趕出廚房，給嬰兒上了寶貴的一課：真相並不是中性的，事實的敘述有時會導致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是家裡出現了個小嬰兒後，對周遭大人行為舉止產生第一件怪異影響。大家都開始把說話口氣倒退到十歲以下的狀態。沒完沒了地擬仿幼兒的口氣、聲音，用他作第一人稱發言。好像忽然得到時間的特許，遂紛紛以雨後春筍的規模幼稚了起來。

我懷疑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裡，或多或少都有想用另一種口氣說話的慾望，想藉一個他者來發言。嬰兒的在場，提供了完美的機會，發揮類似戲劇裡面具的功能，讓我們這些大人可以理所當然地隱身在他之後說話。
在一群大人的包圍中，嬰兒是最沒有說話能力的人，結果卻有最多人以他之名發言。他還沒清楚發展出「自我」的意識，周遭的人卻紛紛搶著替他扮演那個「我」：擬仿小孩口氣替他爭取多一盎司的牛奶、多一條毯子、多一件衣服、多一個人來哄。我們不再直接用自己的身分說話，而是迂迴透過他存在的轉介，在一種共謀的扮演裡，達到對彼此的溝通。
不知道他長大以後會記得這一段時期嗎？應該是不會有任何記憶的吧。一天下來，我看著他躺在小小的嬰兒床裡熟睡，睡得把兩隻手臂向上舉成「萬歲」的姿勢，只有小孩子會有那麼放心的睡法。很快他會學會替自己說話，學會站起來伸出手拿到那個他指涉中的物件。他並不知道，曾經有一段時期，每一句話都是以他之名說出，承載著另一個大人在諧謔與擬仿的背後，一種突如其來，想在語言中失去自己的願望。

預兆之城

幾乎每個人都沉默地坐下，在暫時屬於他的那個座位裡。好像走進這車廂的時候，就把聲音留在外面了。他們都是些穿著大衣與套裝的，上班族模樣的人。身上的顏色一逕是黑與灰與深藍。有些人開了座位上方的頂燈，繼續閱讀從辦公室帶出來的報告書。還有五分鐘發車。這裡是紐約。我在一班即將駛離市區的客運車上。

我其實是不到下午四點就累了。坐在大都會博物館面向中央公園的咖啡館裡，給我一個睡袋我可以當場模仿展館裡的木乃伊。如果是在台北，這樣的疲倦很容易解決。跳上捷運或者公車，最多二三十分鐘，出了捷運站再走幾步路大不了轉趟公車，就可以到家躺平。可是這裡是紐約，唯一可以躺平的那張床位在哈德遜河另一側的我姐家。即使搭上從紐約市開往紐澤西的客運，四十五分鐘後在最接近我姐家的一站下車，從下車處到家之間的距離也不是走路可以走得到的。出了城市捷運系統覆蓋的範圍，美國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在這種時候舉例說明空間距離是怎麼回事——是種沒了交通工具就無處能收容的狀態。我必須按照計畫，搭六點從紐約市開往紐澤西的那班車，然後我的姐姐才能在下班的路上，到公車站接我回家。
這就形成了一種空間與時間之間的換算關係。空間膨脹了，時間也跟著固定下來，不能像在小地方那樣容易機動調整。我發現自己多出兩個小時在大都會博物館的咖啡店裡。這都是因為距離的關係。在沒有車的情況下，我不能想回家就回家。距離變成一件沒得商量的事，紐約不會讓你那麼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去，像我們在台北時總以為自己可以的那樣。如果你逛累了你必須好好地，跟你的疲倦待上一陣。這不是個那麼好說話的城市，你不能隨時走進它的繁華又隨時轉身離開。
每天，許多通勤的人進入與離開紐約這城市的儀式，發生在時代廣場附近的Port Authority公車總站。那幾天我把自己混入他們當中，搭早上九點的班車進城，六點的車回家。Port Authority是我見過最大的公車總站，數百個發車口，像機場登機門一樣編上號碼，用路標指引。把人從城市四周帶來，又帶走。像一個巨大的幫浦。每天我乘坐客運通過荷蘭隧道，覺得自己不過是一顆渺小的血球，上午與其他陌生的乘客一同被匯流到城裡，晚上又疏散回到城外冬季難以穿透的黑夜，各自散入一望無際的地景上那些錯落的屋子當中。

這使我想起一個看起來很平常的句子。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在《我曾以為父親是上帝》（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的序言中說：「我們都有內在的生命。我們都覺得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卻又像是由這個世界流放出去的。」晚上六點，客運從總站發車，帶著我和這一群我一無所悉的，穿著套裝戴著眼鏡拿著公事包的上班族模樣的人，開始了我們這一天背向這個城市的，流放的過程。我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始閱讀保羅奧斯特的新小說——Oracle Night。（後來我停不下來地在機艙黯淡的燈光下把這本書讀完，以致於接下來幾天眼睛難受得不得了。）
我總覺得，保羅奧斯特是個真正知道生活的不易的作者。並且清晰地看見那不易，直到了詩意的程度。你隨時可能失足，一腳踩了空，下一個浪頭又順著你腳下的虛浮把你往前推了。Oracle Night的主角席德是個小說家——是出過幾本小說，有一群固定的讀者，評價過得去，雖然能以寫作維生，但絕對談不上暢銷的那種。他剛生完一場大病，因而負了一筆債——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就從席德正逐漸復原，重新建立生活秩序，並試著開始寫作的時候寫起。
他走進一間神祕奇特的文具店。他的寫作一開始順利卻又突然地停滯住了。他的妻子似乎隱瞞著什麼。他不意闖進中國城一隱密的特種營業場所並受了誘惑。他的家被小偷闖入偷走了所有有紀念價值的東西。他開始猜測事情最難以消化的真相，關於妻子過去的愛情。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暗示著背後有什麼更大的真相正被隱藏。那些看不見的、無法說出口的過去，才是影響當下最決定性的因素，在隱瞞與沉默中它的力量正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過去推擠著未來，直到一場災難迫在眉睫。

保羅奧斯特讓席德在他的書裡寫著一本書中書。而在席德正寫作的書裡，又還有另一層的書中書。關於出走，關於背叛。關於想像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其實你早已知道自己的惡夢。直到你在無意識之中想像了它，才終於把它化為現實。
天已經黑了。我在第六大街上匆匆走著尋找地鐵站的入口。我已經晚了。恐怕今天搭不上六點的車。稍晚我必須用手機聯繫我的姐姐，以免她久等，以便我們的時間環節都還是可以接得上。週五的Port Authority車站比平日更為擁擠，售票窗前排著長長的隊。但人群之中少有交談。每個人都已經完整地被包覆在他們的離去裡了。
那時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作為一種預兆般，幾天後當我回到台灣，接到了他的電話。）忽然彷彿可以看懂，他那一步接著一步，毫不容許踏空的生活方式，以及包藏在其中，一種偶發的軟弱與任性。那時，我在離開紐約的車上，比後來更清楚地明白地想起這些。有如另一個，遙遠世界的繁華。

泡棉睡眠

我總是過度想像假期時間的胃納，以為在那幾天不必工作的日子裡可以發生、完成多少事。星期五還沒到，許多事情已經被編派給週末。給自己做一頓早午餐；整理書架；讀辦公室用的報告書（本來是件無趣的事，但在心裡把它推到週末，以為有一整個下午可以慢慢讀，就好像變得有趣些了），還有那些我老是買得比讀得快的小說；當然還要好好睡幾頓飽覺。

我其實非常喜歡睡覺——這是一件最近才開始承認的事。雖然我的睡眠時間並不特別長，非假日大概是一天六個小時左右。而且大約是內建的生理時鐘太精準了，即使假日也常常是在七點以前醒來。所以我對於那些一到週末可以睡過中午、或是把好幾天的睡眠存起來一次睡掉，那種每次經過他房間總是驚訝地發現「什麼？還在睡呀？」的人，總是非常地羨慕。因為我即使前一天晚上熬夜到三點半，七點一到還是「叮咚」地睜開眼睛，然後一整天都累得像泡在洗碗水裡面的盤子一樣，在地心引力環境下進行任何輕微的動作都把僅存的力氣像菜渣一樣輕易甩脫。還有，要是有人打電話來約第二天的事，那種「好哇那麼明天起床通個電話吧」的約法對我最不利了。因為作為早起的一方我肯定是等電話的那個人，當對方還在睡覺，我多出好幾個小時、整整一個不確定長度、所以很難完全照自己意思安排的時段。
雖然睡得不多又容易醒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不是很需要睡眠的樣子，其實我真的很喜歡睡覺。睡眠對我的第一個重要功能，很像是包裝東西的泡棉。如果是一整天在辦公室裡，或是剛去開了個會什麼的，即使有些想寫的東西擱在心裡，通常也沒辦法立刻坐下來寫，幾乎毫無例外地必須先睡一覺。大概上班工作，或是開會，需要某種腦力狀態，跟寫作是不同的。也就是說，睡眠開始變成一種類似介質的東西，扮演「時間的泡棉」的角色，把我生活裡的幾個不同區塊隔離開來。我需要睡眠間隔不同的思考狀態。睡著了的時間類似是把腦子攤開抖一抖，從辦公室Excel表格和Powerpoint特有的那種分段法抖開來。然後就可以用另一種文字與節奏思考。
這樣做的結果是，我會在各種奇怪的時間睡覺。也許只是半小時，或四十分鐘。比較不熟的朋友可能會在晚餐後打電話來，大驚小怪：「妳怎麼這個時間在睡覺？」然後第二天發現我反而半夜兩點清醒著，還寫了e-mail給他。
時間變得零碎了。所以我們就需要一種介質將這些碎片分開包裹，再收拾在一起。使你不會在零星的時間切割裡，一味地跟著碎下去。

過年時我總會想起小時候的除夕夜。一年當中，那個夜晚和其他晚上都是不同的。只有在那個夜晚你被大人准許——甚至鼓勵——晚睡。他們說習俗叫做「守歲」，至少要醒過午夜十二點，父母親才會長壽。於是吃過年夜飯之後你就有一整個，比平常更長的夜晚。在我很小的時候那好像是好重大的一個挑戰，早早就準備要玩撲克牌，等著電視特別節目開始，準備清醒一個晚上，而且心裡還為了這麼單純的一件事興奮得很。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除夕夜有什麼好玩而興奮，而是因為吃了年夜飯就沒事了，距離上床也還有好幾個小時，為突然擁有那樣多出來的時間，開放的可能性而興奮。可實際說起來年夜飯與午夜十二點之間實在是一段奇妙的時間。作為小孩子我們既被奢侈地准許了一個不睡覺的晚上，但那晚上也是已經被填滿的。你所被允許從事的活動，不外是和家人一起看電視，吃大量的瓜子和零食。然後忽然窗外鞭炮聲就響了，電視裡的小人兒們互相拱手作禮開始唱新年應景歌。一年就從這樣一個，既給了你時間，又不完全讓你按自己意思度過的夜晚開始。
現在想起來，大人所做的不過就是推遲了睡眠的時間而已。卻足以使那夜晚變得特別。
還有，是的，我從那時起生理時鐘就已經很精準了。所以守歲之後的大年初一早上我還是一早就醒來，全家除了我以外都還在睡，我看著桌上都是瓜子殼與糖果紙的混亂的客廳，一個人無聊得要命。唉。魔咒解除之後的早晨哪！
有時泡棉般的睡眠需求會在意想不到時忽然來到。完全不考慮你的主觀意志與方便。某個晚上我必須在九點半去開一個會。時間還早回家卻嫌遠，正翻著書等開會時間時，忽然有種想好好睡一覺的念頭。打電話到住在十五分鐘車程外的朋友家：「可以去妳那裡睡一覺嗎？」可能正是交通繁忙時候，連打三家計程車行都沒車，走了一段路出去大馬路上攔。這樣仍然不肯放棄，目標明確地朝朋友家邊走邊找空計程車，上車後堵了一小段，終於趕在睡意快要無法負荷時走進朋友的公寓裡。她打開房門放我進去。於是我在她那剛點了一小圈迴香，滿是檀香味的房間裡，睡了心滿意足的一覺。

綠色

山上的階梯生滿了苔蘚。濕氣附著在那綠顏色上，變成顏色的一部分了。我滑了一下，整個人坐在石階梯上，手掌按在地表，按在厚苔蘚濕潤柔軟的質感上。那時我抬頭看這清晨的山區，它廣大的青色包容著我。從我手底下的一片苔蘚；我眼前高度的一些灌木叢；更高的地方，攔著天空的，細碎的相思樹葉與圓厚的榕樹葉。

這許多種遠近深淺不同的青綠色質感。一座山既統一又分殊的種種面貌。這時是早晨八點，山中的綠色還浸滿了露水。遠方的山丘頂端是一道明顯的山氣。再晚一點，陽光開始蒸乾露水時，那綠色就會失去現在看見的這種潤澤感。山的綠色將會受了在它之外的、宇宙一顆恆星的左右，而調整起它的顏色。而調整起它映在我眼裡的顏色。
對於像我這樣住在城市中心地帶的人，平常大部分時間看見的是水泥與瓷磚的顏色，一下子置身層次豐富，奢侈的綠意中，眼睛好像還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去看出那遠近厚薄乾濕的變化。我想閉上眼睛在那裡頭靜靜地坐一下。安靜也是在那顏色裡的。即使閉上眼還是感覺得到。
杜甫曾經在一首〈夢李白〉詩中，記他憶起李白的一個夢：「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反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經歷中唐之後的那些戰亂與流離，城市的摧毀與破落，熟悉的路徑被荒煙與盜賊橫阻，即使是活著的故人，也同死去的一般遙遠。相見無期。生命猶如羅網，時間與空間各是構成羅網牢固不可掙脫的經緯線。對於思念中的遠別故人，好像只有在夢中突然的相遇，才算是短暫地掙脫了空間的羅網。李白出現在杜甫夢中的場景，是一種顏色的變化——「魂來楓林青，魂反關塞黑」，來的時候有一片青青楓林，走的時候只剩下暗黑的關塞。這有形的色差的變化，發生在杜甫夢境裡一個畫面的轉折。也像是一種短暫的，從有限人世的距離阻隔掙脫。一個現實中不可能的夢的實現，像一片林子那樣青翠的。瞬即消失。

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中引用過的《雨月物語》那則故事，武士因為無法如期回到朋友身邊，於是自殺脫離肉體的負累，鬼魂趕赴約定的時間地點。這則故事當中，也帶有生時的有限與困蹇——活著就必須臣服於空間與時間的規則，有形的身體不可能霎時穿過遙遠的距離。因此以死亡，進入另一種存在狀態，打開另一條通道捷徑，通往意念所指的地方。杜甫寫這首詩的時候，或許也感受到同樣的、困頓與自由的反差吧。在死別與生離都無法控制的外在流轉中，只有在夢裡得到超越時空距離的相會。
也許媒介就只是一種顏色。像是杜甫在夢中看見李白時的那種青綠色的場景。像是我坐在清晨山邊的青綠裡，想到李白與杜甫，杜甫見到李白的那個夢。那被夢見了的青綠色似乎還在那裡，透過一首詩留下來。
那彷彿也是另一種通道的打開。在一首詩中紀錄了的那個青綠色的夢，就此隨著文字留傳下來，然後在山邊的這個清晨被召喚醒來。一個一再被夢見的夢。

那天早上我們一群人徒步走進山裡。剛離開柏油道路走上石梯的那段路，遍築著破落雜亂的民居，位在主要道路上那些門面堂皇溫泉旅館的背面。原本應是磚瓦房，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揭去了瓦片而在紅磚之上覆蓋以綠漆的鐵皮。再往上走，就離開了民居的地帶。沿路可見溫泉的管線，每隔一段距離就有石塊可揭起，伸手進去就碰觸到溫熱的乳白色的泉水。我們沿路呼吸山裡清晨那潮濕而帶寒意的空氣，每走一段路伸手去向泉水借些溫度。然後我們當中忽然有人提議偏離那沿著管線的道路，踏上更高一些的坡度。忽然我們就置身一種非人類中心的視野裡了。四周密生著巨大的蕨類，三角狀的巨大葉面，與蜷曲的樹心，不曾為人類行走方便而被修剪過的。蕨類的茂密程度遠超過從底下往上望時所能想像，多層次地朝向各個方向歧出生長、互相補位著充盈坡面上的空間。我們唐突的闖入壓折了不少枝葉，不久便放棄了而沿著另一條坡路走下來。再一次回到舖設著溫泉管線的小徑上時，回頭望向山坡，全然看不出我們走過的痕跡。我們短暫的介入壓折了枝葉，所影響的空間分布，不久又會由新葉所填補吧。
那也像是蕨類的夢。將我們吞吐，進入又退出它的綠色。在我們離去之後持續地酣眠。一座山不為人知的奧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