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文學風景

第六集 張惠菁

學歷史的張惠菁在偶然的狀況下投入文學的寫作，初試啼聲的作品《蒙田筆記》就一舉拿下中央日報文學獎首獎，接下來的《惡寒》也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可以說是近數年文學獎的常勝軍。她的作品常採多線敘述或具有神秘感，但卻又邏輯清晰。另著有散文集《流浪在海綿的城市》，以及短篇小說集《末日早晨》等。在這一集中，時髦亮麗的張惠菁將以演員的身分扮演自己，讓讀者見到他的另一重才華。

「生活原本就是很神秘。我的小說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沒什麼理由的預言、消失的玻璃杯，或是沒由來的互相感應。你會覺得神秘，是因為你覺得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有一個理性規範的世界。但是小說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很象徵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愈自由愈好。」。


張惠菁 訪談

王志成：你是怎麼開始寫小說的？

張惠菁：我的第一本小說是《蒙田筆記》，寫的時候我還在英國念書，在快放棄博士班學業的階段，自己還不是很確定自己要作什麼，因為成長過程中很喜歡讀小說，所以自然會有一種想法，讀了好的作品，電影也好，小說也好，就有想做出好的作品的嚮往。所以成長的過程之中，一直有很強的希望去做一些創造性的事情的衝動，但是沒有把他作出來。正好在人生那個階段，在一個關卡上，因為以前一直在唸書，念完大學念研究所、出國念書，是一直銜接的。 到了我在愛丁堡，決定要放棄博士論文的時候，剛好是一個停頓的關卡，那時候再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累積了很多想法，這個可以寫，那個可以寫，就選擇那時候，把《蒙田筆記》寫出來。

王志成：國內讀者對蒙田這位作家並不熟悉，談一下《蒙田筆記》想對讀者傳達什麼？對你自己的意義在那裡？

張惠菁：我在愛丁堡念的是十八世紀的思想史，我剛去時就修了一門「十七世紀思想史」，在裡面蒙田是課堂上的讀物。我一直覺得蒙田很有趣，他跟21世紀台灣的時空背景是相隔很遠的。可是這個人的生命史上，有一些主題，是超越這些時空的。他是十六世紀的莊園領主，他跟他父親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因為他是領主家庭，生活很優沃，年紀輕輕就退隱到莊園裡去。當他老了、病了，才開始想回到政治界去。這個人對待生死的態度是有趣的，在他最壯年的時候選擇去退隱，卻在他將死之前回到最熱鬧的人世。 他對生死的態度我一直覺得很有趣。所以在《蒙田筆記》中，我有一半的篇幅，是在寫蒙田這個人。其實比較是我想像中的蒙田，而不是真實的蒙田。另一個角度，是在寫一個跟我比較接近的一個研究生，他的生活裡，發生了一些跟他研究主題有關的事件，這些事情都混合在一起。從他閱讀蒙田的經驗裡，反映了很多他在台北的生活。我想寫一個兩面的故事，裡面有些題材跳了很長的時空，可是是人永遠會面對的問題。

王志成：歷史系的背景，對你的思考和寫作有什麼影響？

張惠菁：影響非常的大，我覺得歷史系的訓練，一旦跳進去，就是終身的記號。我自己是作思想史的，會有一種奇怪的思考方式，就是把我們看到的事情，當作流動歷史河流中的一個片刻，當我看待現在的事情，都習慣用比較長的時空背景去看。有一些缺點，就是會變得猶豫不決，尤其要作政治決定的時候、投票的時候，都會考慮的太多。但是對寫作來講，我看待我所創造的角色，我想寫的主題，都是從比較長的時空脈絡去看他們。小說寫的情境，可能都只是一個切面。

王志成：妳的小說裡有一種神秘的傾向，可以告訴我們靈感是哪裡來的？

張惠菁：生活就是很神秘呀，我小說裡可能會出現一些沒什麼理由的預言，消失的玻璃杯，或是沒什麼理由的互相感應。你會覺得那些東西是神秘的，是因為你有一些想法，事情應該是怎樣的。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有一個理性規範的世界。可是小說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象徵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那些象徵是越自由越好，它可以很奇怪。 另外一方面，我們會認為這些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可是實際上，有很多事情不應該發生，也是發生了。人的生命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亂數系統。周圍很多朋友的事情，或親自接觸到的事情，都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像我有一篇小說，叫做《黑天使真理》，小說是寫所謂的「嬰靈」，一個女性年輕時墮過胎，從此她被一個「嬰靈」，或者說是某種存在，跟了他好幾年。從坊間常聽到的鬼故事衍生過來的。有一天我聽到一個故事，一個女性年輕時墮過胎，過了三、四年，有一天他去坐計程車的時候，計程車司機告訴她說：「小姐，我剛剛看到一個三歲的小孩子跟著妳」。像這樣的故事是常聽說，但是這個讓我覺得很神奇，不論真假。有一個存在物跟了你三年，他一直在看著妳，那個事件的存在，對我來講是很不可思議的。 我自己生活裡有個奇妙的事情，我曾經養過一缸魚，這些魚就很沒有理由的一隻接一隻消失。我找不到理由，沒有屍體，也沒有跳出魚缸。我沒有辦法解釋它，但我也不強調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比較關心的，是在那些我們可以用神秘稱呼的現象裡，在那些事情發生時，我們經歷它的人，是在怎樣的狀態。那個人的狀態，才是我比較關心的。

王志成：你小說中對神秘的描寫，好像跟我們對學歷史的人印象不一樣。歷史強調實證的因果關係，這樣相反的情況，你如何看待？

張惠菁：歷史就是一種後見之明的學問，事情都發生了，才往回找事情為什麼會發生。解釋的過程同樣充滿主觀。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就是這樣，歷史就是不斷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找原因，找藉口的學問。我們的生活裡，也不斷地為一些事情找理由，小說其實也是一樣的，你選擇寫那些事件，會影響到後面事情的發展。可是那些事件的串接，我覺得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尤其像小說，象徵性這麼強的藝術裡，他的串接可能是跳躍的，或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我覺得兩方面都是共通的。我們都是很的主觀選取一些事件，去說成是相關的，說成是同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王志成：妳會常從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去取材嗎？

張惠菁：我蠻排斥把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原封不動的搬到小說裡。我的小說裡比較不會出現真人真事。但是我想小說家的生活，一定會某種程度的影響到他的作品，有時候是一些細節的地方。 像我有一篇小說叫《千禧年前》，那一篇小說的起源，是有一次我去剪頭髮，剪頭髮會先洗頭，在洗頭的過程中，替我洗頭髮的人就非常仔細的洗我的耳朵，擦乾淨耳朵。那是一個有點詭異的狀況，因為耳朵通常不會被人碰到，可能自己也很少碰到自己的耳朵。我聽過一個理論，當人類還是猿猴的時候，猿猴會互相抓虱子，之後演變成人類，因為社會的關係，不太會相互碰觸，就會演變出一些行業像理容、SPA等，增加人跟人之間的碰觸，變成正式的行為。其實起源就是猴子互相抓虱子。這個理論行不行得通我不曉得，但那次的經驗讓我感覺到，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或身體上的接觸，會在完全沒有意識到、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那個狀況有點詭異，我把它寫在一篇小說裡，那篇小說裡寫一個器官跟人的身體互動的關係，從人的身體碰觸，寫到這個人的心理狀態。

王志成：英國的留學環境，或在台北的生活經驗，對寫作有什麼影響？

張惠菁：英國的環境跟台北很不一樣，我當時是在愛丁堡，一個比較小的城市。台北的感覺是很擁擠的，不止是空間上的擁擠，也是人際關係上的擁擠。因為所有認識的人都在這邊，從小到大的記憶都在這邊。有很多印像都是很擁擠的。但是在愛丁堡的期間，我就是一個全新的人，一到那邊是沒有人認識我的。當然在那邊住一陣子漸漸有一些認識的人，但是比起來，那邊人際關係的網絡是很空的。很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之下，我開始寫作，那樣的環境是有影響的。 現在想起來，我比較喜歡那樣空間上、關係上的空曠感覺。我很喜歡從高的地方往下看那種感覺，那樣的情況，出現在像《蒙田筆記》的一些小說裡。在英國的時候，我會常去爬愛丁堡附近的小山丘，不只是小山丘，從高樓上往下看的感覺我很喜歡。因為你在都市的中心，大樓位在都市的中心，因為高度的關係，所以從上往下看的時候，聽不到下面吵雜的聲音，也沒有太多人在你周圍，純粹是因為高度的關係，因為聽不清、看不清下面的事情，感覺既在其中，又相當抽離。那樣的角度去看環境，有時候是一種超現實的、奇妙的感覺。雖然有時候我在很多人的地方，也會用這樣的角度看事情。

王志成：有人說第一本小說就定義了一個作家，你同不同意這個看法？妳的第一本小說《惡寒》，有大量的後設手法，也似乎反應在妳後來的小說之中，能不能談一談？

張惠菁：我當然不同意第一本小說就定義了一個作家，這樣我就等於被定義住了，當然很想逃避一下這個說法。其實我比較同意日本一個小說家村上龍的講法，他說第三本小說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小說家第一本小說，常常都是寫自己的經驗。第二本小說就用第一本小說的技巧，去更上一層樓。第三本小說，才決定這個小說家能不能繼續寫下去，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我非常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才出兩本小說，把時間順延一下，責任推到下一本小說去。我覺得小說家的每一本小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你唯一的作品，就是你現在在寫的這一本。前面的作品都不算，不論成功或失敗。《蒙田筆記》裡的一些主題，也許後來也有一些東西，在我的小說裡發生。我都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去寫，我不覺得我是限制在同樣的主題上面。有些我關懷的東西，可能會重覆的關懷類似的東西。我覺得做一個寫小說的新人，自己才開始寫小說沒有很久的時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嘗試各種題材，像是開放的可能性。我現在是保持這種心態在寫。

王志成：你覺得作家的生活吸引你的地方在那裡？

張惠菁：我覺的作家生活蠻辛苦的，寫作的過程也是很大的體力勞動，有時候想法斷掉，想再接起來就很困難，在撐體力。最大的好處，因為一般人的刻版印像，你會被允許有點怪，家人就會體諒你。一直坐在電腦前面，家人就會覺得你在創作中，事實上妳可能在逛其他網站，但是大家就很體諒你。家裡的人都會對我們有一些期待，覺得你的人生應該要幾歲結婚，幾歲出國念書，幾歲拿到博士學位。變成一個作家，意味著這些都被打亂，比較不那麼用這種眼光來看你。有時候會為妳找一個藉口，因為你是作家，你會被允許有點怪。

曼谷的市集

我在曼谷的市集與手持籮筐的小販錯身而過。他的籮筐裡舖著鮮綠的葉子，上頭擺著分裝成小包的某種甜食，鮮黃色。我被那顏色吸引，但來不及叫住小販，他已經沒入我背後朝另一方向流動的人群之中了。

市集繼續將它的顏色與氣味向我推來。一家銀舖，販賣泰北金三角地區民族的舊銀飾。店主在擦著一件銀項鍊，你向他詢問櫃子裡一件銀鐲子的價格，他就把鐲子從櫃裡拿出來，放到秤上去秤，按重量再用計算機換算成價格。他很安靜，在計算機上打出價格後便不多說什麼了，繼續低頭擦拭剛才那條銀項鍊，笑容幾乎是靦腆的，對你試探的出價，抱歉地笑著搖頭。然後我忽然注意到櫃子上方有一疊黑色的舊布，問他是什麼，他從櫃子上拿下來，是同樣來自泰北民族的服飾。其中有一些長條形，上頭有手工彩色織繡的棉布，店主給我們看書裡的照片，是背小孩子用的。稍晚我們在市集裡陸續遇見許多像這樣專賣泰北民族與首飾的小舖。這許多東西在他們的生活被產生了，又被拆解下來，一件件賣進市集裡。
另一間舖子，更為陰暗古舊些。我的朋友一眼看見了櫃子裡的越南瓷器，幾件青花圓盤，必然是沉船出土的，透著海水浸泡過的色澤，以及鐵斑。她向老闆還價的時候，我隨便看著櫃子裡的舊首飾。暗色木框的玻璃櫥櫃裡，許多鑲嵌在金飾上的彩色寶石。瓷盤的價格久說不下，我的朋友懊惱地抱怨「他真固執」，最後買了一只小瓷罐。

像我們這樣從遠方來到這個市集的人，帶著自己在另一個城市裡生活的慣性與記憶，在這裡遭遇了一個圓形漆罐，一張伊斯蘭風格木雕小凳，一幅棉布上的刺繡。這些古舊的物事，它的製作看得出手工藝時代的精細，幾十年來日常使用的痕跡也安靜地沉進它的顏色裡了。你知道它從一看不見的他人生活而來，而你打量它時，又想像著它在你生活裡的新位置。漆罐在你客廳的矮几上，小凳你坐在地上看書時拿它當小桌子用。你帶著一點罪惡感接受這些從他人生活離散而來的物品，尋找它在你生活裡安頓的可能。物品獲得了新的身世，你獲得編寫進生活空間裡的一個新密碼——你仰賴這些密碼讓空間有一點暖度。
往曼谷的飛機上我繼續讀著阿颯兒．納菲西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阿颯兒．納菲西與她的學生們，在八○年代政治與宗教氣氛日益緊繃的伊朗，持續閱讀著西方小說中的經典：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納博可夫的《羅莉塔》，詹姆斯的《黛西米勒》，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在那之外，是殘酷痛楚的現實。不斷有人因政治主張而從世上消失，官方日報和宣傳小冊刊出他們用在學生證上的舊照片。有人因參加遊行被逮捕入獄，聽聞獄中女子被連續強暴的真人實事，而霎時接觸到所在世界不堪的暴力。女子們因為露出頭髮或頸項，或為了穿著一雙粉紅色的襪子而遭斥責。她們必須學會用寬大的黑袍隱藏自己，同時隱藏起自己正在閱讀的一本《大亨小傳》。
這些小說到底對書中的閱讀者們做了什麼？它們成了女子們與週遭世界的一個介面。在大學裡，激進的伊斯蘭學生們用道德檢視，用現實的尺度丈量小說，細數其中反映的西方墮落與罪惡的證據。納菲西與她的學生們則試圖拉出小說與現實間的距離，徒勞地向周遭吞人的聲浪解釋小說這門越虛構越真實的藝術。

納菲西很清楚，她與學生的立足點並不相同。她在西方受教育，曾經小說與電影是她生活中理所當然之事，曾經她不必戴面紗上街，參加集會遊行也不需恐懼。而她的學生們則連這些經驗都沒有。「這些學生和同世代的其他人一樣，根本迥異於我的世代。我的世代為失落感所苦，為我們遭竊取的過去所形成的生命空缺沉吟，使我們身在故國卻宛如異客。然而我們有過去可拿來與現在比較，我們對於被剝奪的事物保有記憶與印象。但我的丫頭們卻時常提起被剝奪的吻、沒看過的電影，和肌膚沒吹到的風。這一代沒有過去，他們的記憶是由朦朧隱約的慾望構成，被某種從未真正擁有的事物填滿。」
在一個與小說背景迥異的時空裡，穿著黑罩袍的女孩們閱讀這些小說。彷彿「另一種可能生活」的片段，從那個不曾實現的時間，離散而來到她們的生活裡。如同我們對事物的依戀，她們也仰賴這些破碎的密碼，讓時間有一點暖度。
離開古董商店後，走到一販賣飾品的攤位，四五個女子坐在墊高的地板上，面前一地的容器呈裝著各種顏色的天然寶石。她們正把那些寶石珠墜搭配著串成項鍊。我看見塑膠架子上掛著一串孔雀石藍色珠串，其間穿著幾個銀色的小墜子。那是一條長及胸前的項鍊，但我覺得應該短短一圈圍在頸際才好。「可以幫我改短嗎？」那皮膚黝黑的女孩，睜大她的眼睛笑著同意了。我坐在路邊看著她靈巧地將項鍊打開，抽掉一部分的孔雀石。那是又一次對事物秩序的插手調節，調節成能和我日常衣櫃接軌的規格。不知怎麼我想起阿颯兒．納菲西在書中說：「無論是什麼情況，千萬別把小說當成現實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們在小說中探求的並非現實，而是真相的頓悟。」有時我幾乎感覺，即使「現實」的本身也不能被當作現實人生的翻版。在這些紛亂的，無理可循的事件當中，長久的苦痛與壓抑之後，頓悟像舊貨舖子角落裡的一件漆器，它斑駁的紅色，忽然被看見了。

南泉

寺廟的僧人在鋤草時，發現一隻可愛的小貓。於是東西兩堂的僧人，為了該由誰來養這隻貓而起了爭執。這狀況被南泉和尚知道了，他走來把鐮刀架在小貓的脖子上說：眾生得道，貓即得救。眾僧人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南泉即刻手起刀落，把貓給斬了。稍晚，趙州回到廟裡時，南泉將整件事向趙州說了一遍。趙州聽說，便脫下腳上的草鞋，頂在頭上走了出去。南泉和尚於是嘆息道，要是你在的話，貓就得救了啊。

三島由紀夫在《金閣寺》裡，用了這則「南泉斬貓，趙州戴鞋」的禪宗公案。書中藉著柏木這個角色所提出的解釋是：貓是美的象徵，卻造成僧人爭執的根源。「所謂美這個東西，是啊，怎麼說才好呢？它好比齵齒，疼痛，觸及株連舌頭，強調自己的存在。人終於忍受不了痛楚而請牙醫將它拔掉。把沾滿血的、茶色的、骯髒的小齵齒放在掌心上看過之後，可能會這樣說：『是這個嗎？原來就是這個傢伙嗎？它給我帶來痛苦，不斷地讓我惱於它的存在，於是在我的體內頑固地紮下了根，如今它只不過是死了的物質而已。』」
南泉和尚斬貓，就是像把蛀牙從牙床上拔下來一樣。蛀牙造成我們的疼痛，是因為它還植根在我們的身體。一旦拔下了，它忽然從身體的一部分，變成一不相關的外部物質，遂不再能施加我們以痛苦了。南泉斬貓也是如此。手起刀落，他完成了一次瞬間的轉化作用。活生生可愛的小貓，立時成了死去的屍體，已經不再是美了，已經不再會引起僧人的爭執了。「所以斬貓就像是拔掉疼痛的齵齒，看上去也像把美摳出來，但這是不是最後的解決就不得而知了。美的根是不會斷絕的，即使貓死了，也許貓的美還沒有死呢。趙州為嘲諷這種解決的簡單化，才把鞋子頂在頭上。也就是說，他知道除了忍受齵齒的痛苦以外，別無其他解決的辦法。」
《金閣寺》裡的兩個主要角色，溝口與柏木，都是稱不上美的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面對著美的強大力量。溝口對自己的口吃非常自卑，他為金閣寺的美所震懾，以為金閣是人世間最美的東西，但這金閣的美又是外在於他，獨立不為所動的存在。跛腳的柏木則不同，他尋找美麗的女子，處心積慮地接近，再把她們拋棄。似乎他面對美的策略是把手伸進去，去介入，去改變美的事物，自己卻不為美所改變。（溝口則是無法接近美，在一段距離之外仰望，被美影響，被美迷惑。）

「柏木所喜愛的就是美的無益、美通過自己體內卻不留下任何痕跡、它絕不改變任何事物」，當主角溝口觀察到這點時，他想如果美對他的意義也是如此，他的人生不知會有多輕鬆。然而這就是溝口與柏木這兩個角色的差別。柏木比較接近南泉，他看出美的事物的變化本質，它們作為美而存在的同時，也存在於下一瞬間轉化為不美的可能。溝口呢？他還在金閣的實體與幻影之前，尋找著將這美給看透的方式。
我和朋友到那種二十四小時的飲茶店去吃宵夜，那家飲茶店採用一種冷色調但充滿塑膠人造皮質感的裝潢，桌上擺著立牌狀的無線裝置，上面有一排細小的按鈕，分別寫著催菜、加水、點菜、服務…等等用途，這些都令我的朋友很喜歡。「我喜歡這種，科技在日常生活裡的應用。」但是要點菜的時候我們還是抬起手來叫服務生。上百坪的樓面只有三桌客人，各據一方地坐著，服務生緩慢安靜地在桌間移動。我總是覺得這種時候的飲茶店極為魔幻。不是因為人造皮沙發或是無線催菜按鈕。而是偌大空間裡疏落的幾桌客人，可能分別剛從一些更吵鬧些的空間離開，KTV，夜店，晚場的電影院…，到這裡來吃宵夜，腦中還各自慣性地迴旋著剛才那個空間的音響，一段旋律，或一則笑話。你會看見他們那種適合去夜店的穿著，與臉上的濃妝，在飲茶店以日光燈照明的敞亮空間裡，忽然被稀釋而安靜下來了。這地方有種水族箱式的螢光感。
已經是很晚的深夜，天空暗到就要開始便亮了。仁愛路上幾乎沒有我以外的車。在這樣的時刻，公車專用道與一般車道的界線，意義淡了；地上那些行車方向的箭頭，也不大有管束作用了。那些標誌彷彿只是白晝的另一個世界的殘留，冷冷地反射著街燈投射下來的光源。我又想起燒了金閣之後的溝口。他奔跑著跑向山頂，躺倒在野地上喘氣，他剛完成了向金閣縱火的犯行，這時站了起來，望向金閣的方向，看見滾滾的濃煙與焰火。世界已經在他眼前完成了一次轉化。從有金閣的世界，變化為沒有金閣的世界。美的齵齒已經拔去，傷口還淋漓地滴著血的同時，就要轉化為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了。

海鹽與迷迭香

起初我只是把那座山當作娛樂家人的一種方法。十二月，罕見的冬颱還未在海面上形成以前，一些家人和朋友從太平洋的另一邊來了。他們說該去哪裡玩呢？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太魯閣，我多麼喜歡那裡的山。於是這件事就真的發生了，點人頭，訂火車票，租一輛九人座的車。七嘴八舌地約定集合時間，有人遲到，有人打電話去催，有人去買御飯糰，才回來又有人說要去買礦泉水……這種團體旅行少不了的拖拖拉拉式集合法也跟著發生了。我看著身邊這群人在便利商店、售票點、洗手間之間來回跑來跑去，來了這個又去了那個，好不容易才像要去遠足的小學生般集合底定。

出發前一天我才決定加入的。本來是打算直接把他們交給太魯閣的山，讓他們自己去玩。當九人座廂型車開入國家公園地界，沿峽谷地形前進，我發覺自己第一次跟這麼多家人朋友一起面對這片山。一個人的時候，你與山之間的關係直接而立體，它就那樣堂堂地逼臨在你面前，使你無處可避地向它暴露。一群人去，風景卻變成同行者共同身在其中的容器，一種話題，交談、吵鬧，甚至沒話找話說的題材……。在同行九個人的社會關係裡，風景也被稀釋成九等分，在九個人之間世俗化了。
比如說，小凱看見山壁凹洞的反應，是跑到裡面做出練武功的樣子，還「萬佛朝宗、佛光萬丈」地亂喊一通。比如說，阿應看到路邊的女警人形立牌的反應，是跑上前和她拍一張情侶合照。我忽然覺得好像回到學生時代的玩法，風景是拿來搞笑的，是社會性的——不在有多美，而在有多能讓同行的人拿來一起玩耍發揮，就像一則朋友間共同的八卦話題，也像城市裡那些不斷變換裝潢、好維持新鮮感的夜店酒館。空間充滿逗引的元素，拉出話題，拉出交談與親密的姿態。
後來，他們離開台灣的那個星期天下午，我在家裡煮義大利麵。用橄欖油拌炒九層塔，秋葵，切丁的番茄，最後下天使髮麵。我那剛從托斯卡尼旅行回來的室友，從櫃子裡拿出一玻璃罐粉末狀調味料。「只要加上這個就會很好吃噢。」她用那種《料理東西軍》介紹嚴選素材的表情認真地說。我從她手中接過玻璃罐，旋開上頭的金屬蓋，一種令人清醒的味覺緩慢滲入空氣裡。是粗結晶的海鹽與切得極碎的乾燥迷迭香。只是這兩種乾燥物質的混合，或許還加上一點胡椒顆粒，而不像中式料理那些作工繁複、經過發酵或熬煮的罐裝調味料，但這乾燥的粉末似乎更直接地襲擊我以天然香草及礦物的爽利氣息。我忽然想起在愛丁堡念書時候的義大利室友卡米拉。她在寫博士論文的最後一年常常用做家鄉菜紓解壓力。因此我有時半夜起床到廚房倒一杯水，會看見她沉默而固執地在那兒揉著麵糰。經常她在麵包裡放的就是這種迷迭香。

卡米拉後來怎樣了呢？我離開愛丁堡後，不太跟那時的朋友們聯絡了。雖然不是故意的，但好像總是不知不覺就成為了那個失聯的人。卡米拉拿到博士學位後，開始教書了嗎？依然會在準備授課，或是寫升等論文感到壓力時，半夜起來做麵包嗎？因為迷迭香的氣味我想起她。在愛丁堡最後那一年，每當我推開宿舍廚房門聞到那麵包香，就知道卡米拉準是又在心裡困住了。她將無法對人言說的壓力都宣洩在麵糰上，然後又把麵糰做成的麵包吃掉——這當中彷彿有種極為實用的儀式性，把無形的心緒轉化為有形，以便分食消化。與她同住一間宿舍的我，無由得知她的論文或是實驗到了什麼階段，碰到什麼困難，只有滿屋子迷迭香的氣味開放分享。
在太魯閣的第二天，我決定脫隊一日。他們搭廂型車走了之後，我坐在旅館房間面對立霧溪的窗前讀一本書。風聲，水聲，忽然又都是一個人的了。附近有一所廟宇，據說是在中橫公路開通後不久就設立的。那時當地還沒有觀光旅館，有出家人來建了吊橋，修起長長的石階梯，將廟宇建在高處，俯視山谷與仰望雲霧之處。近年觀光客漸漸多了，廟裡的師父說正募集改建經費，希望把階梯修得不那麼陡，讓來參拜的人好走。我想這是不是山中風景兩種命題的消長。遠離，走進山裡尋找一個僻靜的地點；或是靠近，讓那些為山而來的人徒步更容易些。悖反而並存的命題，像是一種熟悉的香料氣味，浮盪在暖熱膨脹的空氣裡，每每在我推開廚房門時撲面而來，其間竟隱藏著無法言說的煩憂，固執滯留於一個人的心裡面，而終以香氣與味覺的形式獲得稀釋，擴散開去。

計程車

我和阿吉安剛上計程車，司機的手機就響了。他接起電話大吼：「人客在車上，妳惦去啦！」
顯然對方不肯就此閉嘴（我們在後座都聽見話機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對著他回吼），於是這段建設性極低的談話繼續以高分貝一來一往地進行，完全無視有我和阿吉安兩個免費聽眾在場––我們一人拿一分《破報》當作駕駛座和乘客座之間象徵性的隔間，假裝什麼都沒聽見。
「不屑啦！」終於計程車司機啪地摔上手機，同時車身來個大迴轉。我和阿吉安努力在座位上保持平衡，繼續舉著報紙。

那是在他來到這城市裡，作為一個司機，成為城市日夜流動的一個人口之前。那時他脫離了家族的行業，從一族群而成為單獨行動的一個個人，從此服膺於一套截然不同的生活作息、與花季無關的遷徙規律。像一隻落單的蜂那樣，孤身往霓虹燈裡去尋找下一個搭載的對象。剩下與家族及過去生活最後的一點聯繫，就是前座椅背上那張用稚拙的筆跡寫著的商品表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來到這城市當一個計程車司機。我好像問了。但他沒有回答。
周遭漸漸暗了。阿吉安指著窗外，我們正經過的一幢有大片落地窗，燈光敞亮的房子，問，那是什麼。遠看像是時尚的咖啡廳…但我瞄了一眼立在屋外的房地產看板…是樣品屋。
我忽然想起，我曾經三次搭過同一名計程車司機的車。很可能三次分別是他生活不同階段的取樣。
我工作的那個地方，因為離市區有點距離，只有一家特定的無線電計程車行比較容易叫到車。我第一次搭那名司機的車時，他的車很新，椅套都還有新人造皮的味道。他把車行的制服燙得筆挺。他談論政治，抱怨經濟不景氣，他不隱晦自己的政黨立場，但還不到令人討厭的地步。他車開得很穩，把我在遲到之前送到我該去的地方。下車的時候我謝謝他。
過了一陣子，我向同一家車行叫車時，又遇見同一個司機。一開始我沒認出來。這次他似乎更迫切地想談論政治，我一上車他立刻說了一個政治人物的名字。「上次我在你們這兒載到一個客人，他說那人是全世界最沒有常識的人。」
我幾乎是立即地警覺了。從那種急迫地想要談論的態度，以及「全世界最沒有常識」這樣的措辭，我知道我只要稍表同意，接下來整段車程都會是沒完的政治人物糟蹋。而且我並不喜歡他這樣隨便丟出一句奚落他人的偏見，使我落於一種被迫回應的位置––被迫要同意，或不同意。於是我說：「我不覺得」，然後便不再接口了。他或許也感覺到我的不快，接下來的車程沒有再說一句話。

終於司機想起我們的存在。「好康都他們賺，有辦法他們自己處理啊，現在做不到了才來找我，我不屑啦！」唔…像這樣沒有前情提要的說明，實在是沒辦法聽懂啊。
阿吉安住舊金山，只會講非常簡單，單詞的中文，以及一些日常問候語。「他說什麼？」阿吉安用報紙擋著臉湊過來問。我只好給她一個「問得好，我也想知道哩」的表情。阿吉安還不明白，雖然我常年住在台北，這個城市還是經常讓我感到很離奇。計程車司機到底在想什麼，經常都是最大的謎團之一。
總算司機似乎意識到剛剛那樣無視於我們地對著電話大吼，實在有點沒禮貌，開始向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這位司機還兼做室內裝潢生意，大約是哪個工地起初找他合作，跟他進貨料，後來反悔自己做，結果發現找不到更便宜的貨源又回來找他。這一類生意上的衝突。原來我們上車的時候，不意闖入了一個營生與利益分配的場景啊。
「你做生意還有時間開車啊？」
司機搖搖頭，一臉「真別提了」的表情。「我還有做便當勒！便當做得比較大啦。」
被他一說我這才想起來，剛剛上車前確實看到車門上還寫著訂購便當的電話。真是個令人驚奇的經濟系統。到底計程車，便當，裝潢，這三種完全不同性質的事業，是怎麼扯在一起的？
幾年前有一次，我搭計程車遇見一位兼賣蜂蜜和蜂王乳的司機。司機在前座椅背上貼有用很樸拙的字跡手寫的商品項目，並說提供送貨到府服務。司機顯然不是擅長做生意的人，他推銷的方式生澀到我都替他不好意思了。「蜂蜜家裡還有，才剛買了還沒喝呢…」忍不住覺得需要找些藉口，別讓他感到推銷太失敗。為了掩飾尷尬我跟他聊了起來，才明白那些蜂蜜是他家裡產製的，那是他家族從事的行業。在他來開計程車之前，也是養蜂家人中的一員。
於是在那次短暫的城市內部移動中，我聽司機說著養蜂人的遷徙。養蜂人把蜜蜂養在特別設計用作蜂巢的木箱裡，用卡車載著，隨花季遷徙。山上的果農歡迎這些帶著活行李的養蜂人，因為他們豢養的昆蟲會幫助授粉，利於果樹的結實。每到一處他們暫時安頓下來，和果農打過招呼，打開箱子，放出箱裡的蜂群來。龍眼花正盛開。在果樹林無聲生衍的繁花之上，疊加了另一張營營的，移動的覓食之網。

第三次搭到他的車，車子舊多了，椅子上罩的布套好像很久沒洗。（我還記得認出他時我想：「原來計程車會舊得這麼快。」）他沒開口跟我說話，一逕聽著廣播，在後座都可以感覺到有一股焦躁。他看到隔壁車道有同車行的另一輛車，驅車靠近，搖下窗子問：「去哪？」但他馬上就發現了，在對方車子裡的是張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臉孔，一位政治立場正好跟他相反的名嘴。他大罵三字經，在號誌變換為綠燈時猛踩油門衝出去。這還沒完，他拿起手機打給隔壁車道那位司機：「我告訴你啊，待會你要洗車子啦。因為你載到一個骯髒鬼！」
最後一次見到那位司機，不是在車裡。我經過一家路邊的快餐店時，看見一個穿著他們車行制服的身影。起初覺得面熟，然後才想起來。他臉上帶著那種嘴角下垂的，忿忿的表情，獨自坐在路邊，人行道上的塑膠椅子裡。

白鸚鵡

我想如果我是在另一個場合遇見她這個人，對她的認識會和現在完全不一樣。關於場合，你知道有時時間與空間並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彷彿事先設定好了一種向量的。像是那種在機場航站之間運輸旅客的電車，設定好往或返兩種方向，於是那些來自各種各樣的遠方，行李中裝載著過去的旅客們，在踏上同一班車的人同時，就自然地朝向同一個目標、以同一種速度漂移，像是被同一股洋流梳理的許多株海葵觸鬚。
我遇見她是在一個工作的場合。從那天開始，我們便形成一種工作上的關係，並且持續地處於一種必須要在期限內達成目標、往前推進，解決問題，找出辦法的狀態。我便是在這種狀態之中，逐漸形成對她這個人的認識的。

她很快就展現了那種快節奏的個人特質。她的出現，在工作場合中加入了一種新的推力。在我工作的那個地方，規則通常是匿名的。你可能是在一分公文中，收到一個指令，一個期限，要你在什麼日期以前，完成哪些計畫與程序、一個待填的表格。那指令經手了許多機構的許多人，也變得跟它的來源一樣匿名了。它的原始用意與設想已經模糊，不知不覺就變得瑣碎。於是我們容易將它不痛不癢地應付過去，就像輕忽地看待時間之中的這一秒。
當她加入這個工作環境的時候，事情變得有點不一樣。你忽然感覺到一種全新的、不同於慣常的節奏。充滿她個人色彩的做事方式，毫不加掩飾的速度與意志，在每一個細節上頭。
我開始跟她工作不久，就見識到她那種極個人的速度與效率。有位來訪的外賓，託我們幫他把一些書籍用快遞寄到國外。他給了我們他在某家國際快遞公司的帳戶號碼，說讓快遞公司從他的帳戶付款。
當天晚上，我同時收到一封e-mail，一通手機留言。她說她已經問了快遞公司，如果要寄送對方付費郵件，我們必須也要有個戶頭，或者如何如何處理云云。第二天早上又是另一通留言，提醒我務必記得叫快遞，把東西寄出去。
一個快遞郵件。用一封e-mail、兩通電話留言來提醒。她做起事來，大概就是這種令人翻白眼程度的認真。
當然，我不是唯一一個被她用e-mail、電話緊急聯繫的人。一開始，我總是驚奇地（或是半嚇呆地）看著她龍捲風似地席捲而入。在我眼前上演奪命連環電話攻勢，以追蹤一件事情。當她要聯絡一個人的時候，她打手機找不到，就打對方辦公室；辦公室也沒有，打到他隔壁辦公室。像這樣，她會連絡所有可能碰到對方的人，找到那個人，以便事情獲得立即的解決。

一天下午，我遇見她早上在找的那個人，問他：「你們聯絡上了嗎？」
「是的。」他回答。「她翻天覆地地找到我了。」
確實差不多是這樣。
逐漸我習慣了她的步調。覺得有這樣一種新的推動力也不錯，事情以非常明快的步調往前行進。當她在辦公室裡，你的腎上腺素好像也跟著升高了，問題與答案之間好像都應該生出一種立即的關係（而不是「等一等」，「我想一想」，「這要請示上級」）。但對許多人而言，她大概就是「壓力」的代名詞，一天一個女孩用一種瀕臨崩潰邊緣的聲音在電話裡對我抱怨：「為什麼要一個下午打好幾通電話來催，好像我沒有在做事？」或者，在一個步調趕不上她速度的場所，事情對她會變得無法忍受。前幾天我跟她走進一個布置中的展覽場地。她在展場的輸出圖中，發現了幾個錯誤。她立即地找來同行的朋友，要他去對已經忙翻了的布展單位說。
那個被她請託的人無奈地說：「可以視而不見嗎？」
答案當然是不行。我想在她的字典裡，可能從來沒有「視而不見」四個字。

近兩年我開始認真思考「做事情」這件事。要讓事情照你理想的方式發生，而不是就這樣一天過一天地鬆脫了，其實是一件不易的事。因為這個世界同時既是變換迅速，又是緩慢到抵抗著改變的。我開始留意身邊那些擁有種種不同的、「做事情」的策略的人。有的人有種強烈的人格特質，總是能夠有力地說服別人。有的人擅長從別人的角度思考，換一種角度來說服。有人不放鬆任何一個細節，像導彈般緊追回應。這個世界上永遠有那麼多與你抱持不同想法，或是漠不關心的人。有那麼多不理解、懷疑、嘲笑，或是嗤之以鼻。看著周遭每個人不同的「做事情」策略時，也是看著他們面對這一切的方式。那不是什麼商業雜誌常說的成功學。而就只是他們面對廣漠人群與時間的，一種自己的辦法。
她跟我說過這樣的事。在她的家人當中，有人養了一對白鸚鵡。後來因為搬家、出國等種種原因，最後白鸚鵡是被託付給住在台北的她來照顧。
白鸚鵡的翅膀被剪過了，使牠們無法飛得很遠。有時她將牠們放出籠外，牠們會拍著那被人工修裁過的翅膀飛過客廳，進行一次短程的飛翔，飛到櫃子上頭，或是窗台上。或者牠們會在地板上跳躍著前進。每隔幾天，她將牠們帶到浴室去洗澡，打開蓮蓬頭，白鸚鵡便張開翅膀，彷彿在牠們的雨林故鄉，接受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
我一直很想看看那對白鸚鵡，想看牠們張開翅膀讓蓮蓬頭的水落在身上的樣子。但是因為我們一直處在極為忙碌工作狀態中。至今，那對白鸚鵡在這個城市中的存在，於我仍像是一種珍奇的傳說。

秋香色

我開始吃素的時候，母親非常地擔心。
又一次她感到無法理解、也無從信任我做的決定。甚至擔心到連續幾天夜裡失眠。可是，我對她的失眠也同樣無能為力。因為我也實在不理解，不過就是不吃肉嘛，又不是搬去伊拉克住，幹麼擔心到睡不著啊。真是奇怪。

那陣子，我們這個人口單純的家庭，氣氛變得非常地詭異。每天我回家打開門就看見媽媽臉上寫明了焦慮。近一年來她明顯地瘦了，看起來越發地幼小。她那張不大顯老的臉孔上，經常掛著天真不解的表情，好像世界上大部分的事，都是離奇而不可思議的。自從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過她與她同世代的「小女孩媽媽」們，她好像越來越像個小女孩了。有時我懷疑，是不是我的書寫助長了她性格中作為家中么女的部分，使她覺得可以放心摘下過去二十多年來為扮演母職而戴上的假面，回到不負責任的耍賴裡了。但年歲還是在她的表情滲入煩憂的時候顯了出來，使她臉上的溝紋比平日清晰，變得難以負荷了。
那幾天我在母親皺著眉頭的表情中出門。小心不要碰觸到關於食物的話題。其實我也是沮喪的。我們這一代當作個人自由選擇的事，總是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碰壁。然後才想起，自由從來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連吃的東西都不是你一個人決定的。你甚至不能選擇推開一碗排骨湯，而不導致另一個人的失眠。我懷著罪惡感出門去上班，覺得世界窄迫到容納不下一個心願。
然後，有一天晚上回到家，我媽竟完全變了個人。早上那個煩惱的母親不見了，她又變成小女孩。「喂！快來看！」門一開她就跑過來，對著我興奮叫嚷：「你看！我好高興喔。」
我的母親。她對這個世界的形狀，有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她不受動搖地相信人生應該依照以下進程：求學，工作，結婚，生子……這些階段之間，應該以個人力求上進的動力串接起來，這樣就沒問題了。單純得近似上個世紀一度流行的進步史觀。在這樣的信念架構之前，我的許多選擇在她眼裡，包括吃素，都成了對那簡潔秩序的剝離了。
我無法說服她接受的，卻由一個我從沒見過的人做到了。
在電話中聽見我媽為我那麼煩惱，一位表舅媽立即從七堵趕來了，並且送來了兩個水晶花器。其中之一形似高腳水果盤，表舅媽在其中注入淺水，將拆散了的花瓣浮灑在上。另一花器更特別，形似尼泊爾式的佛塔，且有蓋形似塔尖。表舅媽取劍形的綠葉置入，使葉身自然地環繞器形而彎曲。
這個新奇的花藝設計使我媽開心極了。她像個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忘了先前不愉快的擔憂。但我想，其實不只是花器的緣故。表舅媽自己長年吃素。我想是她替我達成了說服。稍晚我在電話裡謝謝她。她對此隻字不提，只說：「妳媽媽很關心妳。就這樣。」

那以後，我不在的時候，表舅媽經常到家裡來。她每週末去建國花市買花材，總會順便帶花來家裡，幫母親改換花器布置。週末於我是獨處看書的時間，因此她來的時候我總不在。有時晚上回家，注意到房間裡換了一盆蘭花。有人在你不在的時候來過，不欲多言，留下一盆花便離去。
我想我沒見過這位表舅媽。或是小時候見過，但是已經忘了。表舅媽不常跟親戚朋友來往。我也不記得在那些家族婚喪聚會的場合見過她。聽說過她早年是護士，後來修習佛法極為虔誠，多年擔任志工。
一天我回到家看見房間裡是一束顏色罕見的劍蘭。是一種薄薄的的淺青，我媽說是「秋香色」。當然是表舅媽送來的。媽媽又為這鮮花開心得很：「說是因為知道我喜歡這種淡雅的顏色哪。」
經常收到舅媽的花，我在電話裡對表舅媽說，真是過意不去，找天讓我請您吃飯吧。
表舅媽婉拒了。
「我的個性不喜歡跟人吃飯。就這樣。」
我想「就這樣」是她習慣的結尾詞。她好像也「就這樣」輕描淡寫地，頂替了我該讓媽媽開心的工作，幫我把我兜不攏的局面給收拾了。
那之後母親仍不時想說服我吃點肉。不過每個禮拜表舅媽來過，她心情便明顯變好。白天她不時把表舅媽送的盆栽花器挪動挪動，調整角度，好像又多了些事做。但她仍然是小女孩。家裡的燈泡壞了，問她怎麼不去買，她說：「我不會。」妹妹歸寧喜宴的請帖印好了，她去文具店買來自來水筆，試寫了幾個字，又說不會用，硬是要我幫她寫。
「我沒有時間，妳寫。用原子筆也可以啊。」
「我不會。」
這次我打定主意不幫忙，要讓她自己動手。有一天回到家，發現桌上的喜帖信封已經寫上工整的地址。而且是外公家教影響下的一手好字。
明明就會嘛。我在心裡覺得好笑，也不去說她。她擺弄插在瓶裡的劍蘭，得意地說：「我就是喜歡這種，淡雅的秋香色。」
我其實不覺得那叫做秋香色。而且覺得她得意地拿別人送的花來標榜自己品味風雅，實在更像小孩子。但那劍蘭確實美好。它們在長玻璃杯裡將皺褶的花瓣向夜間的空氣展開。入睡前我仔細看著那罕見的顏色。它就像這世上偶然便發生了的、人與人間無須多言的契同一般，難以名之。

深山棋會

一九七○年代在遼寧聖跡山出土的遼代墓葬群中，有這麼一座磚造古墓，墓主是一位女性，生前顯然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墓壁上畫著男女僕從，準備在死後世界繼續服侍死者。墓壁上還奇蹟完好地懸掛著兩幅畫軸。其中一幅是〈深山棋會〉，群山之中，三人面對棋盤而坐。另有一人，不知從何方專程而來，正走向那山裡的亭台，趕赴棋局之約。

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中有這麼一個挖掘和宮皇女墳墓的故事：死於一八七七年的和宮皇女的墓被挖掘了。挖掘者發現在白骨的手中握有一塊濕板攝影用的玻璃版，上面隱約可見一男性的模糊形影，身穿武士禮服，頭戴著禮帽。或許，和宮皇女是懷抱著情人的相片而入葬的吧。研究人員們將玻璃版帶回，想把上頭的影像弄得更清晰些，沒想到，次日早晨拿出玻璃版時，可能由於長久埋葬在墓中的玻璃版突然接觸外界光線的變化所致，影像竟在一夜之間消失了。
一個虛幻的故事。川端藉書中角色之口如此說道。這樣的故事，彷彿說明著幽冥與人世不穩定的邊界。本來，隨皇女之死而埋藏的戀情，突然地暴露在天光之下。世人目擊了他們不應窺見的，一段過去的殘留。但那也就是恍惚的一現。經過一夜，幽冥重新收回了它的所有物，影像從世人的眼前消失了。和宮皇女愛戀的祕密遁入幽暗之中，得以免於世人的揣度與窺視。失去了影像記憶的玻璃板，變得澄清透明，像是罪與執取轉瞬獲得了滌淨。

那出土自遼墓的〈深山棋會〉圖，並沒有像川端小說裡的出土影像那樣戲劇性地消失。最近我的朋友告訴我：「〈深山棋會〉即將在瀋陽展出兩週呢。」那麼，原本只為墓主的眼光而保存的畫軸，即將被公開地展示了。如果說幽冥回收了和宮皇女的祕密，它也將這幅遼墓裡的畫向人間出讓，使畫作脫離了墓穴裡沒有盡頭的黑暗，而要被放置在博物館的展櫃裡了。去看它的會是像我這樣的人吧，從狹窄的月曆格子裡騰出時間來，好讓自己能在展示櫃前站上一陣子。他們當中會不會有人想起，這幅畫來自一個和我們多麼不同的世界，一個以千年為時間單位的地方，而竟就這樣無言地流散到我們這個光亮的世界裡來。畫中的人物還持續下著一場，靜止在時間當中的棋局。
有時我覺得，幽冥只是一個隱喻。意指一切光亮的，攤開的，平鋪直敘的語言與習俗定義所無法規範的世界。是那些伴隨語言的光而生的暗影，每一句話都召喚了更多不可言述的渾沌。幽冥也許就在我們心裡，他人理解之光無法照亮之處，甚至連自己也不知如何用理性加以整理規範的地方。接收到一句話語，當面說的，或用簡訊、網路傳來的，而突然生出「他畢竟是無法理解的啊」這樣的想法時，彷彿清晰地看見，在眼前，關係的限制，誤解的形狀，都歷歷在目了。你在一段距離之外看著言語像潮水一般湧來又退去。同時是安穩也是辛酸地明白，從今後是在語言暗影的的護衛之下，一人獨處了。
後來我在別的地方讀到那幅畫的另一個名字，叫做〈山奕候約〉。彷彿畫中人物是可以這樣無盡地等下去的，等待另一個下棋的人出現。

對那幅畫我一直懷著這樣的想像。那不知名的貴族女子，在預感自己死期的某一個晴好的秋日，把後事一一囑咐了，此後便將自己交託給等待。當她終於閉上眼，侍女們像在她的交付中演練過的那樣，為她穿上了裙，褲，花襖，戴上手套，軟靴，繡花高耳棉帽，最後，她們抖開了那條繡有金龍探爪紋樣的絲綢被，讓它在空氣阻力中緩慢地落下，覆蓋在主人的身上。
他們舉行了一場從社俗的角度而言，無愧於死者生前身分的盛大葬禮。然後就要把她交給幽冥了。彩雕棺蓋朝她屍身投下的影子，逐漸擴大，直到布滿了她整個世界。接著是砌磚的聲音，一點一點地，朝外隔絕了人世，隔絕了活著的日子裡那些熱鬧與紛擾，親友僕役從不令她落單的擁簇。所有的聲音遠去之後，一整個墓室如同永恆那樣巨大的寂寥之中，她繼續等待著。時間像塵埃一樣累積著寂靜的厚度，畫絹上一筆筆地出現了山林來環抱隱士的獨居。直到，那些於永恆當中顯得再無差別的日子裡的某一天，她悄悄地，避開壁畫上男女僕從的眼目，逕自赴那深山裡的棋會去了。

馴服的時間

工作的時候，時間經常必須倒過來數。有人提出完成工作的預定時間，然後大家就紛紛掏出PDA或是記事本來說：「排一個時程出來吧。」所謂排時程就是，先設定好未來的結局，再把時間倒推回到現在。把當中應該發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排出位置來。

於是「現在」不只是現在了。它還得擔負讓未來實現的任務。「現在」朝向六個月後將發生的事而存在，並且百分之五或十地構成那個目標未來的一部分。我們攜帶在身上的許多計算日期的工具，PDA，記事本，有行事曆功能的手機，摺疊放進皮夾裡的年曆，好像都是為了這種從未來到現在的逆推而存在。年初在工作上訂下詳細的計畫，工作以外就由各種的算命預測來幫忙，訂下「今年要結婚」之類的人生達成目標，並且據以執行。於是就把時間格狀地劃開了。
劃分格子的時間、填滿的時間，是被馴服的時間。從無數的可能性中，拉出一條選定的故事線，像登山索那樣拉著前進，以免一不小心踩空了，掉進虛無。所以，無論是誰提供的故事線都可以，根據是紫微斗數或西洋占星都沒關係。
最近，重讀了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我已經到了可以把高中時代喜歡過的小說一本一本拿出來重讀，然後驚訝地發現它竟寫得那麼好，好到高中時的我不可能看懂…已經到了這樣的年紀了吧。
究竟，高中時候的我，是基於什麼樣的誤讀，而一直景仰著三島由紀夫的這部作品呢？我現在已經完全記不得了。有可能在不理解一部作品的無知狀況下就被它吸引嗎？彷彿出於直覺，或者更像是來自未來的回音，未來有一天重讀這個作品時受到的震動傳遞回到過去了。
說不定，就像三島在小說中描寫的金閣，這部小說也是揮發著美的氣味因子，吸引了即使是不懂美的人。純粹的美，是不安定的。像一種業。
「…倘使審視其細部的美，諸如其柱子、欄杆、板窗、板門、花格子窗、寶型造型的屋頂…其法水院、潮音洞、究竟頂、溯清亭…池面的投影、池心的小島群、松樹乃至泊舟石等等細部的美，就知道美絕不是以期細部告終，以其局部完結的，而是任何一部分的美都包含著另一種美的預兆。細部的美，其本身就充滿了不安。它儘管夢想著完整，卻不知道完結，被唆使去追尋另一種美、未知的美。於是，預兆聯繫著預兆，一個一個不存在這裡的美的預兆，形成了金閣的主題。這種預兆，原來就是虛無的兆頭。虛無，原來就是這個美的結構。這些細部的美在未完成之時，各自都蘊含著虛無的預兆，木質結構尺寸比例精細而纖巧的這座建築物，就像瓔珞在風中飄蕩似的，在虛無的預感中戰慄。」

三島描繪的是美。也是地獄。無處不在的美的地獄。在戰後的日本，逐漸建立起來的秩序中，物質短缺而繁衍出黑市交易，人們在戰爭中失去愛人又環繞著失去的空洞而產出新的情慾…，這一切構成了帶有肉感的俗世，連住持方丈都無法拒絕、看似虛幻實則牢不可破的俗世，在繁複豐饒的感官體驗裡，飄搖著地獄的景象。
美即是地獄。再沒有人能像三島寫得這樣殘酷而透徹了。身周那些美麗的事物，器皿，花朵，女人，寺廟，樂音，三島挪移著小說的視角，放大或者縮小、用自己或他人的眼睛，這樣接觸到的所有美的事物，既疏遠又貼近地環繞在身邊，構成了囚籠。《金閣寺》中口吃的少年感到自己是被隔絕在世俗的生活之外的。美以金閣的形象，阻絕了他和生活的關係。那是他永遠無法擁有的東西。少年便在這虛幻而巨大的力量，地獄般的俗世與美之間摸索，直到最後行動的介入，「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能獲得解脫。不拘於物而灑脫自在。」
我無意在這裡重述，或是解讀《金閣寺》。談論這部作品，需要更長的篇幅，更安靜一點的時候。只是，在時間中重新遭遇這部作品，我忽然有種奇異的感受，彷彿它終於通過時間向我靠近了。時間也是囚籠。在其中迴蕩著種種聲音，與事件。事件也像是三島筆下的美，不安定地，觸發著下一樁事件。在這沒有盡頭也沒有出口的時間甬道，我竟在日復一日馴服的，充滿俗世的時間裡，遭遇了某種不朽的光亮。

潮汐的奧義

他們說冰正在溶解。南極的巨大冰棚，不知從什麼地方開始溶化，有一天忽然就崩塌了，一整片堅實的白色碎裂散落到海裡。二十世紀初美國蒙大拿州的冰川國家公園成立時，大約有一百五十條冰川，如今只剩不到三十條。這樣的變化發生在我們渾然不覺的每一天裡，可能在你刷牙的時候，可能在你走進咖啡店坐下來打開報紙的同時，凝凍了幾萬年的白色冰壁，就在瞬間垮下來崩解了。

發生在那麼遙遠的地方的事。看著雜誌上的報導時我總是有種複雜的感覺。全球暖化，溫度變高了。海面上升，昔日三角洲上的小鎮現在泡在水裡，墓碑帶著死者的名字滑進爛泥裡。阿拉斯加的凍土解凍了，森林因為底下的土壤軟化，而變得搖搖晃晃的了。地球整個地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我們不過是上頭的寄生物罷了。
《少年Pi的奇幻旅程》裡，最吸引我的是關於一個小島的描述。可憐的少年Pi因為船難，在海洋上漂流，一日漂到了一個小島邊。小島海岸生長著茂密的海菜與樹木，島上有連綿的淡水池塘，以及聚生在島嶼上傻愣愣的狐。
對於在海洋上漂流的少年Pi而言，這已經接近天堂了。不用再害怕沒有淡水喝了，也不必再擔心沒有食物，不必隨時受到陽光曝曬。雖然回不了家，但至少是安全的。少年Pi仔細觀察了幾天，發現淡水是海菜過濾海水之後產生的。這是一個漂流的島嶼，大部分由海菜及與海菜共生的植物構成。天氣炎熱時，海菜生長旺盛，小島的高度就會增加。陰天或是風雨的日子，海菜被海水吞沒，島嶼就變小。島嶼在海上漂流，就像少年Pi一樣。
這個活的、漂流的島嶼當然是出自於作者的想像。我不知道世界上可不可能真有這樣的奇異島嶼。少年Pi不久就發現了島嶼的祕密。那是一個肉食的島嶼。白天，海菜及樹木進行一般的光合作用，並且將鹹海水淡化，供給狐飲水所需。但是到了晚上，沒有了陽光，島嶼會產生某種化學變化，海菜會分泌強酸，殺死被吸引到池塘裡的魚，將牠消化分解後，營養從海菜的根部，傳輸到島上的樹木。所以狐到了夜間，總是爬到樹上，避開地表的強酸。白天才又下樹來，吃島嶼吃剩的魚。整個島，島上的海菜，樹木，狐，構成完美的共生體系。

恐怖電影經常有這樣一種設定：空間變成活物了。一間房子，一艘太空船，變成禁閉的、惡意的屠場，惡靈古堡，食人屋…。這大概是我們人類終極的恐怖之一。因為我們總相信空間應該是中性的，隨我們使用的，要是發現它竟然是活的，我們會嚇得半死。可是，說不定這個世界一直是這樣的。我們住在一個活生生的星球上，它忽而地形隆起，海洋上升，突然的暴雨蓄滿水庫。我們也因它的生命變化而得以與它共生存活。雖然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忘記：它並不總是聽我們的。
今年，你住進東京都內一個叫做「汐留」的地方，東京灣旁填海而來的新地。你想那裡一定曾經是潮汐停留的地方。就像台北的汐止一樣，一度是水與地的交界。以一種緩慢的律動，海洋吸入又呼出著陸地。有一天什麼人做了填海的決定，永久改變了水與地的關係。現在汐留是新發展的城區。新的高樓，新的捷運系統，每一塊舖地的石材都像才剛從工廠裡打磨出來，光亮鑑人。高樓在天空裡分割出弧形美麗的銳角。
這一個奇幻不真實的地方，除了潮汐的記憶之外沒有別的歷史。不，也許並不真的是那樣地無根。位在海灣旁的這個地方，曾經是貨車運輸的起點，那時它作為城市邊緣的運輸站，機能性地支撐著東京城市的運轉。如今它也轉變為城市的另一個中心了，讓其他遙遠的衛星城鎮來支撐它的存在。它還沒有新宿的擁擠，也不及六本木熱鬧，那些嶄新得彷彿才剛撕下塑膠膜的高樓群，在天空下寧靜得像是某種巨大的植物，拔高伸展。你在這裡目睹古老城市一次安靜的自我更新。原來城市也是另一種潮汐，向四周推移著它的領地，甚至推向海洋。
看見那些高樓的照片時我心裡想，那個食人島嶼的寓意究竟是什麼？這個星球的海岸線持續變化著，人將城市推向海洋，海洋又向崩解的冰山收回領地。水與陸地不斷重新組構，形成像那虛構的漂流之島般自足平衡的循環體系。少年Pi很快明白，最令他恐懼的東西，也是使他活下去的動力。生命在傷害與自保的平衡之間漂流著前進，像植物分泌出強酸捕食獵物，同時也餵養著其他的物種。這裡面似乎有，我還不理解的奧義。

樹洞物語

當你心裡懷有一個祕密，你想到山裡去，尋找一個樹洞，對著它說出祕密，然後用泥土，永遠地將那樹洞封起來。如此你與那樹洞產生一種短暫的關係。它承載了你。作為這世界的一個朝向你的開口，它接受了你傾倒給它的東西。過去的回憶，當前的慾望…樹洞承接了它們，你轉身離開的時候，並不需要為它負太多的責任。
可實際上人們並不總是到山上找樹洞。王家衛的電影《2046》彷彿是如此說的。他們在同類之間找樹洞。在周圍的那些男人或女人的身上找。想要和他們產生一種關係，讓他們像樹洞一樣地承載你的祕密，當你的容器。在這個人如潮水的世界裡，大部分的眼光只是流過，身體只是擦過。人們以高聲笑語掩飾搜尋的目光，但實際上他們都在尋找著，帶著無望的希望，一個像樹洞般承載自己的祕密的人。那希望太強烈了，以致於，兩個人之間只要出現一點傷口般的接觸面，過去立時如破傷風病菌般湧入。
《2046》是幾部王家衛電影的續集故事。《阿飛正傳》裡的露露（劉嘉玲）出現了。在《阿飛正傳》她是張國榮的新歡，美艷而輕佻，在張曼玉面前刻意炫耀著生殖競爭勝利者的羽毛，又迷得張學友神魂顛倒。到了《2046》，我們才發現，她從沒從張國榮的離去中復原，仍然尋找著「沒有腳的鳥兒」，持續受著為男人爭風吃醋的輪迴苦楚。時間不再往前走了，只是重複著發生過的事，且每一次都更為不堪。她的美艷便在其中無情地折損了。

《花樣年華》裡的周慕雲（梁朝偉）也出現了。本來他是受到妻子背叛的丈夫，與隔鄰的張曼玉相互安慰，卻到最後都不肯逾越各自的已婚身分，而只能分離了。到了《2046》，周慕雲已經又經歷多年的滄桑，去過新加坡，在賭場裡把自己輸光，潦倒回到香港，為報紙寫情色小說。他對關係的信賴也像一件舊衣服在時間裡給洗穿了。所以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花樣年華》裡失意的丈夫，而是在情慾面前極為理智冷酷，遊走諸多歡場女子之間的一個男人。這才想起梁朝偉也曾經在《阿飛正傳》最後一幕短暫地現身。整部電影他就只出現了那麼一場戲，觀眾莫名其妙不知道這個傢伙打哪來的——那時電影接近尾聲，張國榮已經死了，張曼玉劉嘉玲已經被拋下了，而梁朝偉在那唯一的一場戲裡，穿上一身西服，別上錶鏈，梳起頭髮，出門去了。我們連他在戲裡的名字都不知道。或許那正是「周慕雲」要開始走進這個花花世界的時刻。對於《阿飛正傳》裡，那「沒有腳的鳥兒」的故事，他還不知情。但經過《花樣年華》，到了《2046》，他卻已經變成同樣只能飛，不能停的人。
於是，三部電影連起來看，整個故事多了種命定的色彩。喜歡過《阿飛正傳》，《春光乍洩》，《花樣年華》的觀眾，大概都不會覺得《2046》好過王家衛的前作。但是作為一個系列的第三集，它卻拉出了單部電影不可能的時間序列。十三年前看過《阿飛正傳》的觀眾，會格外洞悉當中的滄桑之感。戲裡戲外皆然。去年，張國榮從高樓墜下。劉嘉玲經歷了多年前裸照被公開的事件，她和梁朝偉與張曼玉之間的感情事似乎捉摸不定。彷彿觀眾在現實中，也被餵哺以銀幕上的飄移虛無。然後我們又看著周慕雲，露露，蘇麗珍，這些角色在不同的電影中出現，每一次都像個現實裡的真人似地，經歷了更多的滄桑。

當然也有新角色。像是章子怡飾演的夜總會小姐白玲。她剛搬進旅館的2046號房，是這個花花世界裡新來乍到的人。羽毛仍然新鮮艷麗，可以潑辣，可以驕傲。然而她很快就得學會，情慾這東西可以值兩百，可以值十塊。把美麗與性當成口袋裡唯一的貨幣，那幣值是最不可信賴的，它使你誤以為自己是個富人，實際上一貧如洗。在虛無的愛人面前，白玲一下子就發現自己原來毫無籌碼。她對戀人那句要脅的話——「我不能和別人一樣」，已經是退到底線了，得到的回應卻彷彿相反地證實：妳和別人沒什麼不同。
這是情慾世界殘酷的規則。相信自己可以不同的人，傷得加倍重。一代一代的曠男怨女都是這樣的。情慾是對一樹洞的尋找，在人群之中尋找那個承載自己的樹洞，攜帶著過去鑽進去，好好地睡一覺。周慕雲跟白玲的差別就在於，他已經不在他人身上尋找樹洞，也不會讓自己充當別人的樹洞了。白玲在他面前，一次一次把自尊擺得更低，他卻冷酷但誠實地拒絕。從此他會是白玲一輩子失落的樹洞吧。
也許他已經不相信那樣的樹洞了。黑蜘蛛蘇麗珍對周慕雲說：「你了解我的過去嗎？」那時，梁朝偉對鞏俐充滿暴力感的一吻，與其說是基於慾望，不如說是被絕望所圍繞。因為無法像樹洞般承裝彼此的祕密，因為無法讓對方向自己敞開地傾倒過去（以及無法向對方傾倒自己的過去），於是有了那樣暴力的一吻，彷彿想藉由口腔打開靈魂的內膛。像離開水面的魚用身體抽搐著呼吸，他最後一次徒勞地想要突破那阻隔彼此的過去。可是，身體分開之後，還是只能互不相涉地分離。
週末晚上的捷運裡，總是有許多盛裝的男女，畫著深色的眼線，皮膚上映照車廂的金屬色。我向人群相反的方向移動，離開車站，鑽出地面，一下子眼前黑暗的夜空好像極貼近，就在伸手可極的地方。台北是個都市，但比起其他大城市它又有一點市郊的感覺，一忽兒你就離開了霓虹燈的地面，進入滅了燈光的住宅區。情侶在巷子裡擁抱著，眼光落在彼此的身後。他們注意到了嗎？這世界像個樹洞般黝黑開敞。我想對它說點什麼，一點祕密的事，讓它替我封存起來。然而我說不出。在這巨大的樹洞面前，我的一切都構不成祕密了。然後我忽然想起，《阿飛正傳》裡的張國榮，與《2046》裡梁朝偉的差別。這兩個浪子角色，一個是先天反叛的浪子，一個是後天歷經滄桑才造就的。前者一定得在年輕時死去。後者，卻非得歷經中年。如此我們好像也可以說，《2046》是一部關於老去的電影。故事講到了這一個地步，霓虹燈光與旗袍花樣都在鮮亮的顏色裡疲憊了。

「這是給你的芸香花…」

在悲劇發生以前，在他將愛人逼向瘋狂，並踩進最後那陰謀與復仇的布局裡，使得滿室公卿像一堆骨牌倒地般死成了一片之前，哈姆雷特曾經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殺死他的叔父。哈姆雷特要戲班子在宮廷裡排了一齣戲，演的便是他從父親的鬼魂口中聽來的，叔父在花園裡下毒謀害先王的不為人知的過程。這面以戲劇的質材磨亮而成的鏡面，果然令叔父在虛幻的舞台前失態，從而露出了現實亟欲掩蓋的蹊蹺來。叔父在戲剛演到謀害國王那一幕，臉色大變地起身拂袖而去，在哈姆雷特眼裡，等於確證了鬼魂向他陳述的控訴––這個取代了父親成為國王的叔父，確實是如戲裡演的，為霸占權位與王后而謀害了自己的兄長。

戲劇在這兒變成了一種假設。現實諸多可能版本中的一個。被推到現實跟前，去試探，去比較，去讓祕密所隱藏的人被翻轉到台前來，暴露在舞台燈光的檢驗之下。像一具精密的測謊機。經過這幕戲中戲，宮廷陰謀已經昭然若揭了。雖然沒有說破，但是復仇者與即將被復仇的人，心裡都雪亮明白，對方扣在手裡的是些什麼牌。問題只在於，那幾張牌會在什麼時機打出，對自己造成怎樣的損害。
叔父離開了劇場後，出於良心上的不安，在神壇前下跪懺悔。哈姆雷特看見了，拔出了佩劍。這本是他復仇的最佳時機，可以將這樁恩怨在最經濟、牽扯最少人的情況下被解決。可是他想起父親的死狀，卻又遲疑了：
「他突然下手，可憐我父親，沒準備，光想著吃喝的俗念，慾念薰心，好旺盛，向艷陽天怒放的花朵；他生前這筆帳怎麼算？
只有天知道了。
若是照我們人生的想法，只怕是他一身孽債好重啊。」
相形之下，哈姆雷特想，如果他趁叔父在神前懺悔之時殺了他，豈不是正好把叔父送上天國？因這弒兄者的靈魂剛在懺悔中被滌淨，因此反倒顯得比他那暴死的被害者更聖潔？
「收起吧，我的劍，守候著一個時辰只等他喝得爛醉，他暴跳如雷，正當他在床上翻滾，縱慾亂倫，在賭博，賭神罰咒；在幹什麼勾當，讓他別指望還會有得救的希望。
我趁機扳倒他，好叫他兩腳朝天，亂踢亂蹬，好叫他漆黑的靈魂直滾進地獄。」
因為這對死後世界的信念，他像等待一個終局的高潮般，推延了復仇的時機。這一下推延，所有的悲劇都就位了。下一幕，哈姆雷特錯殺了波洛紐斯（奧菲麗雅的父親），使得全劇最無辜的奧菲麗雅瘋狂已成定局；他被派往英格蘭，回來時便得直闖叔父布下的決鬥場。

莎士比亞確實看清了人在此世時間之中的處境。人在時間之中的變化，不僅僅是有形的衰老。而是他們竟像輪番演出不同角色的演員一般，擁有諸多變形的可能。這一瞬間的潔淨美德，下一刻被慾望貪婪所取代。正直的人突然被嫉妒給吞沒，慈祥溫柔的面孔卻被軟弱矇蔽了。當哈姆雷特一手導演的戲中戲，那王后對國王旦旦信誓著愛情時，國王說：「決心不過是記憶的奴隸」，這個即將在戲中戲裡被謀害死去的角色，預言了妻子很快就會變心，而她竟一點也不知道，還天真地發著誓。
然而，也正因為哈姆雷特如此透悉人性的浮動，使他再無法相信愛情的堅持度，而成了一個愛無能的人了。
自從今年夏天，台灣第一名模的名號打響之後，媒體很快又開始尋找下一個台灣第一名模，我們才發現，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美麗的階級制度。同樣是模特兒，卻有那麼幾個位置，例如某瘦身中心、或是某高檔購物中心的代言人，硬是比其他廣告更象徵美麗的頂點。那些已經美麗極了的女孩，臉孔光潔，身材比例完美，卻仍然投入使用豐胸產品一個月的考驗期，以爭取瘦身中心的模特兒合約。美麗也是有隙可乘的。也是浮動的。它的積累與消退，在市場經濟中決定著下一個合約。

如果是哈姆雷特，他會比我們更清楚美麗的無助嗎？還是，像他對待戀人奧菲麗雅一樣，虐待狂般不斷以言語機鋒貶損她？哈姆雷特是個審判者。這齣戲中的主要角色，幾乎都是受到權力、慾望磁鐵影響的小鐵釘。即連那弒兄娶嫂的國王也是軟弱的。哈姆雷特毫不寬容地看著他們。他計畫的復仇是徹底的，從此世通往永恆。復仇必須發生在對方最不堪的時候，以斷送靈魂通往天國的道途，使對方人性中的煎熬在死後的世界仍然一再地永劫回歸。哈姆雷特對人性的理解，使他相信那樣的時機必會到臨。等待會使眼前虔誠的人，露出可鄙的表情來。他像個精神科醫生等待患者揭露性格的黑暗面般，等待著仇人的敗德。
他確是一嚴峻的復仇者。這嚴峻的律法在窄小的人間注定是要導成悲劇的。當哈姆雷特等待仇人掉進捕鼠器，他也將白紙一般的愛人奧菲麗雅推向瘋狂。在他採用了復仇的律法時，也就等於斷絕了世俗的幸福––並沒有別的選擇。當心智失常的奧菲麗雅將一束小花送給哈姆雷特那竊國的叔父，她說：「這是給你的芸香花…你得把你的芸香戴得別緻些。」芸香花象徵懺悔。彷彿她是明白的。懺悔並不能保護國王免於哈姆雷特嚴峻的復仇。
「這是給你的芸香花…」，因為你是那樣安全地不相信永恆，又是那樣危險地遠離你的罪。

紙老虎

即使是我這樣對房地產市場一無所悉的人，也可以感覺到一種浮動的氣氛。最近每當週末我走過十字路口，總會看見穿著塑膠布背心，舉著巨大的廣告看牌的工讀生。車子在交通號誌前停下來時，他們也許兩三個人一組，以一種披頭四橫越艾比路般的姿態，舉著看板開始踩過斑馬線。十秒鐘後他們動作一致地翻轉看板，使訊息從建設公司幫新房產取的那些氣派的名字，變成非常親民的「歡迎參觀」。

而天氣已經開始轉涼了。中秋剛過，赤道帶上的人幫我們接過了那些直射的陽光，舉看牌這事大概也變得輕鬆了。有時也可以看到他們坐在安全島上休息，看牌扛在肩頭上，嘻嘻笑著為了什麼事情開心得很。
不知為何那房地產的行進行列看起來有種喜氣。可能因為那些年輕的打工學生經常是帶著種半玩耍的表情，或是他們舉著的看板傳達著市場的活絡，又把路口點綴得熱鬧。但在這一切之上已經是秋天的天空了，剛過四點光線便開始淡漠了下去。行道樹紛紛地落著葉子。地面的熱鬧氣氛，對比上頭空曠而高的天空，使得喜氣看起來就只是附著在都市表面上淺薄的一層－－像是這個下午，地面上那疏淡的，馬上就要被時間收走的，最後的日光。
老人家稱入秋之後的熱天為秋老虎。因為有時秋天的太陽出人意料地烤人。今年倒不見秋老虎。幾場暴雨之後天氣就一昧地涼了。一次乾脆爽俐地放手。
我喜歡讀梅鐸（Iris Murdoch）的小說。但是又很怕她筆下那些痛苦的女性角色。在《大海，大海》裡是哈特妮，《黑王子》裡是普麗席拉。這些女性都有種被禁閉的特質，禁閉她們的是看不見的牆。她們就像被設定好了的機器人般，困在某種迴路中不斷重複著那些痛苦的思考模式與話語。她們是那種在巨大的世界裡伏地爬行的人。因為世界之大，而她們盲目不見，以為多走一步便要踏空。
《大海，大海》裡查爾斯是倫敦劇場界的名人，以導戲專制蠻橫著名的舞台劇導演。因為厭倦了劇場圈，離開倫敦一個人搬到海邊，買了一幢老房子，過起退隱生活。他甚至還想寫本自傳呢。

這幾乎是梅鐸的小說中一再出現的主題：關於人有沒有可能將過去一股腦地丟在背後，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還是，人的永遠的處境即是：一方面急切地想脫離過去，卻又無法抵抗、慣性地捲入由過去招引而來的人物與事件之中。越是想逃脫，越是身陷其中。《大海，大海》裡的查爾斯雖然已經厭棄了劇場的庸俗與殘酷，分析自己在劇場中大半輩子的事業，明白他只是想要「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世界咆哮回去」，卻不表示他就此可以脫離那種咆哮的方式。在小說第一章的〈史前〉裡，梅鐸花了相當多的篇幅，讓查爾斯以一種內行人的角度說出劇院世界獨具的光亮與黑暗。「劇院是一個讓人著魔的地方，它不是一片輕柔的夢土。失業、貧窮、失意都會把現實活生生擺在一個演員面前；而且就像婚姻生活一樣，劇院也可以很快讓人認識到人類靈魂的侷限性。」你讀著這些敘述，感覺這人已經徹底看透了劇院裡的虛實交掩。他是劇院裡的一個老靈魂，因為看過太多演員的成功與毀滅，虛榮或卑微，以及永遠不見底的自我耽溺；看過最美麗的女演員蒼老地哀嘆著青春而死去，應該已經沒有什麼能動搖他了吧。
結果呢？他離開倫敦的劇場，卻不見得離開了戲劇。他到了海邊的鄉間，不知不覺間，開始把他本該平靜的退隱生活戲劇化。他的演員朋友們紛紛來訪，帶著過去與他的戀情或交往而來，加入這場沒有舞台，因此也難以落幕的戲劇。

那不幸的哈特妮，便是這場戲劇不情願的主角。她是查爾斯初戀的情人。分手近半個世紀後在這海邊的小鎮上意外重逢。她已經嫁給一個退伍軍人，長久以來便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直到這個來自倫敦、頂著名人光環的前男友忽然出現，堅持她的婚姻一定是不幸福的，想要扮演屠龍騎士把她解救出來。她被留置在查爾斯的海邊房屋中，缺乏脫逃的力量與意志。被解救的公主一天一天喪失生命，更像是被隔離在養老院裡的老人。
不幸是偏執，幸福也是偏執。梅鐸的小說，彷彿總是讓我們看見，人是如何在悠悠天地裡卻偏要執著地緊抓著一根救不了命的稻草。每一條路都是歧途。
有時候，我們會宣稱自己棄絕了什麼、明白了什麼，但下一個瞬間發生的事，卻使我們恍然，那些體悟只不過是紙老虎。只是搶先一步說出來，好為自己壯膽。
那些舉牌的工讀生開始走回安全島了。號誌燈在我面前變換了。無數的訊號在身邊出現又消失。這分明是一個舒爽的秋日午後，我不知為什麼感覺像是置身於大海。

離婚

他說起前妻搬出去的那一天，行李用兩輛車一次載走。他走進空掉大半的房間，發現連牙膏都沒有了。夜間十一點，走進7-Eleven買牙膏。
然後開始一段漫長的調適的過程。找不到襪子。翻出共用戶頭的提款卡，發現他從來沒記住過密碼。轉過頭想要問件什麼事，已經不見了能回答的人。
生活裡交給另一個人幫你保管的那一半，現在只好收回來。碰到東西實在找不到，非得去問前妻時，想想又避免打電話，還是用email好一點，並且小心謹慎選擇著措辭。
突然空出來的空間那麼多。房間，衣櫃，現在都擺不滿了。這突然騰出來了的空間，卻是以把一段關係放進狹小的收納箱裡為交換的。那另一個人忽然脫離出自己的生活圈之外，偶然相涉的時候，雙方都盡量保持分際內的簡潔，把兩人重疊的部分收束在最小的範圍內。

這樣，再過一段時間，自然那重疊的範圍就漸漸消失了。他多收回一點自己的生活，她就多消失一些。從找到的襪子消失。從記起的提款機密碼消失。從不必再交一半給她的薪水消失。從紀念日消失。從晚場電影消失。從電話費帳單消失。
「你以為離婚就是把一段不舒服的婚姻結束。其實事情才開始呢。會經過一個很久的過程，才要開始習慣而已。」他這樣說。那是一個逐漸抹消的過程。把一個曾經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徹底地抹消。每多過一天都是把那個人再更抹去一點。他說最難受的是這部分。而不是離婚前的爭吵或衝突。
靜靜聽著他說這些事的時候，我想他已經進入了離婚這件事的另一個階段。我記得一年前他說起這事時，才不是這樣的口吻呢。那時他還對他的前妻懷有憤怒，大概是從爭吵中遺留下來的不滿，以致於提起時還有些恨恨的。只是一年的時間，這些情緒卻已自行發生了轉化。——即使是聶魯達從他那善妒暴怒的情人布莉絲身邊不告而別（其實幾乎是逃亡了），後來為她寫〈鰥夫的探戈〉時，還是有一種對消逝過去的眷戀之意，只是明白那已是永遠地失落了的。
聽說前妻的父親病重的消息時，他去了醫院探望那一直對他很好的老人。可是走進病房時，他一時認不出他的岳父了。那一排病瘦蒼白的老人，一致地暴露著臉頰與手臂上的青筋和老人斑，看起來都那麼像。他花了點時間適應病房裡的氣味與光線，一床一床地仔細看，找到那個已經瘦到和他記憶之中截然不同，插著鼻管的老人。
見到他，老人的第一個反應是去看他的手指。發現戒指已經不在了的時候，眼淚掉下來了。

他說，那是離婚後他最強烈感到罪惡感的一次。這個躺在病床上，連話都沒法說了的老人，在乎的竟然是他手上的戒指。老人一再地，反覆確認似地看著，勉強抬起毫無氣力的手去觸摸，又一再一再地失望了。
那以後他就成了離婚的反對者。朋友當中有人要離婚了，他第一個就說：幹麼離婚啊！不要離婚啦！
「那你自己到底為什麼離婚呢？」我忍不住問了。
早知道這是個沒辦法輕易回答的問題。我看著他的眼睛瞇縫了起來，視覺焦點在我面前一段距離外散開。像是努力拼湊出事情的全貌，但又無法確實地掌握。甚至，在能不能將那模糊的感受翻譯成語言的疑問前遲疑了一陣，終於還是開口了。
妳知道，他說，有時候，在兩個人都還很年輕時，會為了小事吵上好幾天。都是再瑣碎不過的事了。為了信賴或者懷疑，為了關心或者冷落，為了靠近或者距離。現在想起來，真是一點都記不清是些怎樣的事了。但在那些小小的衝突與爭吵中，彷彿有些看不見的什麼累積了下來，一點一點地，像是淤積的泥沙把河床墊高了。
終於有一天，你們發現自己站立的位置，已經不再是同樣高度的風景了。即使，並沒有真正發生什麼不能原諒對方的事，但彷彿先前淤積的小小爭執都還沉澱在心裡，已經不再能透明地交談。
大概是這樣的緣故，他終於還是做了那件，此後要花上二分之一人生去反對的事。

博物館森林

上上禮拜我在這個專欄裡說了《擁抱大白熊》這部電影。也許還可以加上一段前情提要，關於我是怎麼認識了王小棣導演這個人的。
大約是一年前，故宮為了拍攝多媒體放映室可用的影片，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找到了小棣導演的稻田工作室。這部叫作《歷史典藏的新生命》的影片，邀請了一位法國陶藝家，一位日本服裝設計師，一位荷蘭動畫導演，以及一群台灣實踐大學建築與空間設計學系的學生，到故宮來參觀，而後分別進行創作。小棣導演把這整個過程用影像紀錄下來，關於博物館展示櫃裡的文物和創作者當下的會合，她稱之為「創作能量的流轉」。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小棣導演。我很快對她感到熟悉親近。而且也明白了她電影中那深刻的關懷和幽默感是怎麼來的。她的人與她的電影毫無分別，有一種在第一時間令你感到溫暖的能量。
因為小棣導演的關係，我才遇見了後來出現在影片的藝術家們。
陶藝家尚開始一個日子的方法是站在轆轤前拉一百個碗。當中若是有一個碗拉壞了，那就從頭再開始拉。黏土在他手底下旋轉出一個圓滿的空洞，只為了被摔在泥上回復成黏土，再拉成下一個碗。在由泥而碗由碗而泥的重複裡，手指與泥土抓到了那個夥伴般的默契。

服裝設計師佐智子在台北到處尋找老布店。後來我在舊金山買到她編寫的一本《更紗》，才明白我們只是意外走進她對老布料多年迷戀當中的幾天。她短髮，穿著黑色長大衣，看起來非常優雅。在故宮的時候她特別提件看《大藏經》的裝裱。我後來聽說她對自己在開鏡記者會上的發言非常懊惱，覺得自己沒有成功地表達出看到文物時的感動。在離開故宮往機場的路上她便這樣一再表示著後悔。懊惱牽纏著她黑色長大衣的優雅的身影。
動畫導演蓋瑞是其中看來不大好相處的一位。他有一種都會色調的，尖刻的敏銳與幽默感。這使他顯得不是那麼易與。使他有時是冷冷地注視。有一天工作後我和幾個工作人員與蓋瑞一起去了一家清酒店。長得非常好看的年輕服務生來到桌前解釋怎樣喝那清酒，他離去後蓋瑞說：「千萬不要嫁給這個男人。他像個老師什麼都管。」這樣的蓋瑞似乎對台灣最不適應。他好幾次說，為什麼大家老是在講手機。經常他和一個人談話，忽然手機響了，那人去接電話，一講就講了十幾二十分鐘。先前的談話中斷了，不可能再接得上。
這幾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創作的人，小棣導演也是，對待當下的經驗均極為認真。因而現實就在他們面前那麼，幾乎是令人苦痛地飽盈了。後來，看了小棣導演完成的影片，我想起智利詩人聶魯達在自傳裡一段描述智利森林的文字。

「一棵腐朽的樹幹是何等珍貴！…黑色和藍色的蕈類給它安上耳朵，紅色的寄生植物為它綴滿紅寶石；另外一些懶洋洋的植物借給它鬍鬚和幼芽；一條蛇如同一股氣體，從樹幹的腐爛內臟裡飛速噴射而出，彷彿是死去的樹幹逸出它的魂魄…更遠處，每一棵樹都與它的同類分開…它們高高聳立於神祕的大森林覆蓋層之上，它們的枝葉有的呈線形，有的像卷髮，有的多枝杈，有的呈披針形，風格各異，像是由一把不同剪動的剪子剪出來似的…一道峽谷；底下，澄澈的溪水從花崗石和斑駁大理石上悄然流過…一隻檸檬般純黃色的蝴蝶，在水波和陽光之間翩　飛舞…在我身旁，無數朵黃蒲包花頻頻向我點頭致意…殷紅的喇叭藤花再高處悠悠飄擺，如同從神奇森林裡淌出的點點鮮血…殷紅的喇叭藤花是鮮血凝成的花朵，潔白的喇叭藤花是白雪凝成的花朵…在樹葉的戰慄中，一隻狐狸飛也似地穿過那片寂靜，但寂靜畢竟是這些枝葉的法則…遠處隱約傳來一隻慌亂的野獸的吼聲…一隻藏匿著的鳥兒猛地往斜刺裡鑽過去…樹木花草在竊竊私語，直說到一陣暴風雨使大地的各種樂音齊聲高奏起來的時候。
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會了解我們這個星球。」
我多麼喜愛聶魯達。他將森林描寫得像是一座博物館。彷彿森林裡各個物種所經歷的每個瞬間，都是那樣值得長久地被凝視，被加上品名卡，打上燈光—倘若你能從一整座活的森林擷取下那個靜止的片刻的話。
或者一所博物館也有可能像一座森林？一種釉色、一種紋樣、一塊織錦上頭金色掉落了以致於顯現出底下詭奇的粉紅。在這些物品周遭曾經發生了許多視線與觸摸，它們似乎形成了這物的無形的場域。面對進入那場域的路徑，有人是妒嫉的，有人是忘我地讚嘆的，有人得到了安撫，有人滿溢著失落。那些視線的流動形成整座森林般的活物。物品們像特殊演化的物種，以一種顏色或一種形制占據它在這其中的位置。
這樣想著時我正走在正午的市街。路邊戴著墨鏡的人向我伸出了他的碗，我才明白我已闖入他蹲踞的盲目之中。

城市上空的氣團

許久以前的一個下午，有個職員向我走來，手裡拿著幾張表格。她擺著一副嚴峻凶惡的臉色，理直氣壯地，像個債權人般地在我桌子前停了下來。我看了她向我遞來的表格一眼，就明白她來找我的目的。然後我知道那時我一定是，像聞到了什麼刺鼻氣味那樣地皺起眉來了。
先前我分明已經，把填表所需的資料都整齊地打在一張紙上給她了。那張紙現在就拿在她的手上。難道連從條列的資料中，找出需要的那幾筆，填進表格這樣的事，她都不能夠自己做嗎？

那時我正在為幾件有時效性的案子傷腦筋，被這樣瑣碎地打斷，幾乎已經在失去耐性的邊緣了，又隱忍下來（純粹是為了不想多花時間爭辯）。低下頭，把表格填了，檢查一次，「是這樣的」，交還給她。
初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那微妙的改變。在剛剛凶惡地走進來的那個人，與我抬起頭、要把表格還給她時的那人之間，出現了某種斷裂。那是後來回想才顯得清晰的事情。我把表格交還給她時，她的表情忽然變了。「謝謝妳喔。不好意思。」好像剛才進來時嚴密武裝的表情突然間離她而去了，霎時她顯得赤裸無助，甚至是不知所措的。這樣茫然道著謝地走開去。
那瞬間忽然的表情抽換，我至今記得非常清楚。幾乎使我也立刻就愧疚了起來––差點對這個人發脾氣了哪，我其實已經在心裡嫌棄地想：「喂妳也太好混了吧。」她為什麼一開始要那樣氣勢洶洶地走來呢？是認為我會拒絕她嗎？但當我準備好防禦，她的攻擊卻忽然消失了，顯露了她或許從一開始就毫無惡意的面目。
像這樣的事，總讓我對這世界產生一種迷離恍惚的感覺。在你正要對它生氣時，那個氣憤的理由卻消失了。像是暴雨之後的突然出現的美麗晴空，你對暴雨的埋怨還沒完，它已經不復存在了。場景的抽換進行得那樣迅捷，彷彿經過縝密的排練，而你是那個在排練時打了瞌睡，以致於錯過情節發展的演員。或者，那迷惑的感覺，只是因為你還沒看清楚事情的本質。看清在你面前的這個人，他推到你面前的表情，只是出於自我保護的偽裝罷了。孤單偽裝成愛。不安偽裝成憤怒。恐懼偽裝成歇斯底里的嘮叨。而偽裝總是會輕易地瓦解消散，你甚至不必，來得及反應什麼。
週末的晚上，聽著The Perishers的新專輯時，我想起這件瑣事來。一件零頭般的事。像抽屜角落裡那些舊名片、手機附的吊飾帶、落單的電池之類，用不上卻又沒扔掉的雜物般的畸零事件。並不能和什麼其他的事情歸成一類，合在一起拿來舉證論述這個世界的某條道理。但我還是想起它，像記起做過的一個夢的殘片。

當我跟朋友說起這個事件，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我為什麼這樣就幫對方把工作給做掉了。
「妳有沒有告訴她：『資料不都在這兒了嗎，不會自己看啊』？」
沒有。
「妳就是這樣。」他們搖著頭。「所以工作都壓到妳頭上。」
暴雨最厲害的那幾天晚上，我有時在半夜被雨聲吵醒。雨水重擊在水泥的房屋，在鄰居的鐵皮屋頂上，帶著毫不節制的破壞力道。天空是暗得什麼也看不見了。我聽著這樣的雨聲想，如果是在山上，或什麼比較沒有遮蔽的地方，不知有多驚人。那好像是忽然被提醒了，住在地面上的我們，是如何像個傷口般地朝著天空敞開，隨時可能受到它任意的沖刷。
過後的第二天，總是很容易可以辨識出昨天淹過水的地方。機車成排地倒下。垃圾出現在路中央。路上行人很少，大家似乎都預期馬上又會下起雨來。「氣象預報說是還有一個颱風在形成。」計程車司機這樣對我說。我們的城市忽然變得沉默了。戶外的活動不用說是取消了。好像霓虹燈也少了許多。彷彿連室內的活動也中止了，沒有小孩子的練琴聲，沒有鄰居那對夫妻經常的大呼小叫聲。在高度潮濕的空氣裡，這個週末比平常安靜了許多。城市上空彷彿形成一種無形的氣團，大部分的人因而靜默地待在家裡。不知是出於憂慮，還是謹慎地等待著什麼。
我聽著The Perishers。CD播完後就聽著外頭街巷異常的安靜。想起在工作場所遇見的那人，一開始毫無道理地凶惡而來，後來又不知為何露出顯得抱歉的神色。忽然覺得我們這在雨中安靜下來的城市，好像也正處於同樣的茫然不知所措。忽然被這一場大雨提醒了什麼似的，丟下了平日理所當然的喧騰吵鬧。彷彿洗去了偽裝。竟自不安地抱歉了起來。

漂流木的火花

【夢幻部落】裡，戴立忍飾演的書店老闆，從陰鬱的自我抬起頭來看著眼前從山裡來的男人；他和書店老闆的妻子里夢來自同一個部落，但是，里夢已經跑了。書店老闆受傷而忿忿地說他水性楊花，野花一朵，彷彿這樣就把這個女人說完了。尋找里夢是毫無希望的。里夢這個缺席的女性，是這部電影一個漂浮的游標。誰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那樣沒完沒了地出走。為什麼離開部落來到城市，為什麼結了婚又拋棄。她彷彿活在一種不同的邏輯裡，以致於，對不理解她邏輯的人而言，她的存在近似一則謊言。

在我看來，【夢幻部落】是一個關於流浪的故事，裡頭人人都是流浪的，他們生命中有人抽身離去了（一個女子，或是一個父親），他們也就攜帶著其畸零的身世生活下來。即使有落腳的地方，也顯得那麼無處紮根。

鄭文堂影片裡的角色，似乎很少有效率地交談。常常是封閉的，沈默的。有時候，他們會突然多話起來，但說的卻是自己的語言，用一種催眠般的節奏。你真要替他們捏一把冷汗，怕他們不合時宜，會挨別人的白眼…。但奇妙的是，從【夢幻部落】，到他新近被提名東京影展的作品【經過】，鄭文堂的作品似乎也根植著這樣一種假設，或者信念；雖然人的封閉與隔絕是那樣絕對，卻還是有可能，忽然就產生了連結與理解。即使是，像【夢幻部落】裡那樣，兩個從來沒見過面的人，透過電話交友中心的線路，以最疏離的距離，交換著身世。像是流浪之人偶然在一海岸相遇了，分享一丁點漂流木媾火的溫度。

鄭文堂並不是那種，以才華銳利地將世界化開一道口子，讓人一眼就看見他的導演。他似乎一直是安靜地，將粗爍現實吸收、消化，而後產出溫柔涵容的故事影像。那些在身週的現實之中，壓迫的，冷漠的，粗暴與哀傷的種種，似乎都被這位導演吸收了、轉化了，匯流進入作品之中。我曾經極幸運地，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了這一作用的產生，見聞他在拍片過程裡遭遇到的種種衝突與挫折，而後看見最後產出的作品，仍然是他一貫的寬容理解。

我想，那就是阿堂獨有的溫暖吧。像是來自漂流木的火光。


from 某影評2004

排班家長

王小棣導演的新片《擁抱大白熊》開場不久，有一段「尋找家長」的劇情。大軍是單親家庭的小孩子，爸媽離婚後跟爸爸住在一起，家庭環境雖然不錯但大人都很忙，平常就由還在上高中的表姊充當保母。這天因為電子琴課的老師要求家長要到，表姊卻聯絡不到大軍的媽媽。在一陣混亂的打電話、留言、找人代班之後，結果不約而同出現在電子琴教室的「家長」計有：大軍行動不便的外婆、擔心找不到人只好自己出席的表姊、大軍爸爸的女朋友、還有媽媽的外籍新男友的兒子。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奇怪的、東拼西湊起來的「家長代班人」組合，真是相當優秀啊。而且他們彼此之間還趁這個機會，很認真地寒喧握手起來了哩。可能這些友善的寒喧還真是相當需要。想想他們未來可能的關係，也許有一天會分別成為對方的：丈夫前妻的繼子，弟弟的繼母，或是女婿的兒子之類。這個奇怪的組合，顯現了「家庭」這單位在今天的社會脈絡裡，已經不是一成不變的固著關係，而是不斷地處於演變之中。家人的組成，包含了這個家的過去式與未來式：前一次婚姻造成的關係，未來可能形成的關係，全部都是現在的一部分。
說起來大家都很善良熱心，而且也很關心大軍，雖然不見得跟他有血緣關係，還是為他挪出時間，跑去看兒童電子琴班上課。大家都來幫著當家長。但這樣一來又好像沒有人是對他負全責的。可能在我們這個分工精細的社會裡，小孩子也要用排班制養大才行。
假如行得通，我個人對這樣的排班制度是沒什麼意見啦。倒不覺得非得假設自然血緣的家庭有多了不起，到不可替代的地步。只不過就跟所有組織一樣，要讓一個系統運作，至少得進行相當程度的管理，做好有效交接及訊息傳遞才行，否則就會出各種的狀況。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難怪人類到現在都還是主要以自然血緣來劃分責任：「自己生的請自己好好帶大吧。」總要有一個人當主要負責人才行嘛。）
「因為真的認識像這樣的小孩子。」在試片室外編劇黃黎明像平常一樣以她那單純又認真的表情，睜著圓圓的眼睛告訴我：「你很想為他做點什麼，可是沒辦法。他要的東西只有那一樣，不是你能給的。」在《擁抱大白熊》裡，大軍要的那樣東西就是媽媽。可是媽媽也有自己的人生要照顧，結果就是她老是缺席，在說好了要來和爸爸交班的時候沒有出現，終於出現的時候又累得睡癱在沙發上沒法跟大軍玩。

其他的家長代班人呢？還是青少年的表姊，自己的人生也是夠煩了。她的媽媽和大軍的媽媽是姊妹，但姊妹之間貧富懸殊。大軍住華宅，零用錢花不完；表姊卻必須幫阿姨看小孩，幫家裡送手工水餃來賺錢。她被嫌胖，她在家裡的空間老是被占用，她和父母兄弟衝突不斷。她的願望是買下櫥窗裡的一隻大白熊。因為一個人負擔不起，所以打算跟朋友一起分攤。沒想到就要存夠錢的時候，朋友卻把她該攤的那一分挪用到別的地方去了。
擁有大白熊的願望，擁有一隻巨大到要用雙手環抱，甚至可以躺在它懷裡睡覺的大白熊，其實就是對一個擁抱的盼望吧。它本來是表姊的願望，後來也就變成了表姊與大軍共同的願望。這一大一小兩姊弟，大部分時候像仇人似地互相沒好氣，最後卻有了相同的願望，即是在填充玩具布偶身上實現一個擁抱。布偶是個好替代品。它不會跑，不會閃，不會遲到不按排班表出現。它的擁抱是無條件的。但要實現這無條件的擁抱，卻是有各種的條件。首先買大白熊必須要有錢。錢不夠就必須有人跟你分攤，這個分攤的人還必須遵守她的諾言…。大軍與表姊是這個世界上的兩個小小人兒，他們的願望既簡單又困難。他們想要的擁抱就在櫥窗裡，隔著玻璃卻無望得到。
我記得看過介紹澳洲紅袋鼠的紀錄片，如果一隻母袋鼠在小袋鼠還在育兒袋裡時又懷孕了，新生的嬰兒胚胎會在母體中自動暫停生長，使母親可以先照顧牠的哥哥或姊姊。到哥哥或姊姊能夠離開育兒袋獨立時，嬰兒才繼續發育。

我想許多父母親大概都會羨慕地想，到底為什麼人類還沒進化出這樣的功能呢？為什麼不能在發現懷孕之後，用念力讓他暫停發育，到完成事業上重要的開發計畫，或寫完升等論文之後，才：「現在可以了，請繼續長大吧，我們期待著你的來臨呢。」這樣隨心所欲地生孩子呢？一定有父母親覺得，如果能夠擁有這樣的進化功能，叫他們像袋鼠一樣天天吃草也無所謂吧。
有一天，在我的朋友們之間出現了這樣的對話。
「好想趕快把小孩生出來。」說這話的是懷孕七個月，已經開始感到不方便和不耐煩的準媽媽。
「等到生出來，妳就會想把他塞回去了。」小孩已經七歲了，有經驗的現役媽媽這樣回答。
那時我想，我們可真是進化不足的袋鼠啊。為了在這個日益複雜的社會裡把小孩養大，我們創造了家庭制度、安親班與托兒所等等，這些以人為的機制編造而成的育兒袋。而且社會越是進化，育兒袋的規模就越大，把國家政策，社會福利制度，也通通涵括進去。但即使如此，也無法保證，這不斷擴大的育兒袋能夠滿足一個小孩所想望的，那種最小最小的擁抱。

埋伏

風災的新聞是這樣在電視上被呈現的。在那個婦人慟哭著述說家人被土石流淹沒的畫面出現之時，螢幕左方同時有跑馬燈播報奧運成績；上方有新聞製作單位下的、用驚嘆號加強語氣的標題（「二十人活埋！」、「災情慘！」）；主播的臉孔露出在另一個較小的視窗裡，底下是下一則政治新聞的標題。

彷彿我們甚至連幾秒鐘專心的注視與聆聽都做不到了。螢幕上有太多潛在的視覺焦點了，使那傷痛的婦人必須同時與一個政治人物的發言，一些從雅典傳回來的消息，以及其他人、其他地區的災情同時存在。她是現在的新聞，可卻不完全占有現在。必須與下一則即將播報的新聞，以及上一則剛剛報過的新聞，一同分割畫面。彷彿她的悲傷苦痛是被放在許多訊息的中間，像菜單一樣地被選擇。不，其實並不存在選擇。有的只是這樣「一」與「一切」的重疊並存。再沒有誰的悲傷可以得到觀眾完整的注意力了。即使是他們自己的悲傷也不行。到處是其他的事，四下裡埋伏。
也許螢幕上許多擁擠並存的新聞，竟對觀眾形成一種安全的隔離。一方面使災難新聞的焦點被分散了––作為許多同時發生的事之一，它顯得稀薄了。另一方面又使它在那些驚嘆號的標題下，在經過剪輯的特別報導裡，被戲劇化，變得不像是一件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使災難和死亡，像一種浮泛的印象那樣流過。雖然在我們眼前它總是被廉價地放大，卻也生不了根。關上電視的那一刻，便消失得徹徹底底。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沒有辦法多看電視新聞了。打開電視不久就開始感到，各種新聞在同一時間塞滿螢幕的方式實在太擁擠吵鬧，而訊息又總是太迅速與廉價地嫁接，操作的手勢是明顯而絲毫不加掩飾的。但去抱怨這樣一件事，幾乎已經確定是無效的了。不管怎麼樣它都已經是現況了。如果我要看電視新聞，就只能看這樣的新聞。
因此每次打開電視看新聞，好像是在練習，如何在這符號叢林裡，嘗試專注於理解一件事的來龍去脈上。這似乎是件要用上很多想像力的事。大家都說電子媒體時代把觀眾變弱智了，沒人讀書了。其實看十五分鐘的新聞，從當中披瀝出一點對事情的理解來，恐怕比讀書還要難，需要更多心智穩定性的訓練。學校應該開教我們看新聞的課才對。

因為我暫時還沒學會這種技能，所以不覺間就越來越少看電視新聞了。經常是聽了朋友談起，或是在報紙雜誌上讀到了什麼，才去開電視看看是怎麼一回事，以致於我老是在電視上找舊聞。前天我的朋友聊起他看了朱木炎得到奧運金牌那場比賽的轉播，「那個迴旋踢好厲害哦，好快喔，我看世界上沒人擋得住吧。」被他這樣一說，我開始對「世界上沒人擋得住的快速迴旋踢」充滿好奇。打開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想看會不會有那致勝畫面的精采重播。可是，看過一節又一節的新聞，奧運的報導不少（畢竟是有史以來成績最好的一次呀），加上後來又有一位選手贏得銀牌，記者不斷地訪問選手，選手家人，選手鄰居，選手未婚妻，選手家鄉的市長…與選手有關的事通通都有，就是沒有勝利比賽的畫面。
可能我已經錯過了播放比賽畫面的新聞時效期了吧。媒體已經開始報導關心別的事了––所謂「別的事」，是指選手什麼時候要結婚啦，選手的爸爸跟總統說了什麼話啦，市長如何帶大家喊加油啦…。總之我們的運動新聞，好像不太專注在技藝的精進上，而是迅速地轉移注意力到跟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事情上頭去了。從好處來講真是很有人情味。選手立即地成了地方光榮的子弟，大家開始關心他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出國深造。從電視新聞得到的印象，好像這些選手們在奧運贏得獎牌，已經不被當作個人運動技藝的磨練成果來理解，只在更世俗的層次上被擁抱與慶賀。
如同災難與死亡在新聞中被稀釋，轉移焦點。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奧運新聞裡。跟蹤一則新聞之時，感覺自己好像中了埋伏，不斷被引導到周邊的事情上去。實際的比賽是怎麼回事呢？到底是在什麼時機使出怎樣的迴旋踢？這些真正想知道的事，反而得不到解答。

村上春樹到二○○○年雪梨奧運觀賽時，曾經在賽前去看馬拉松比賽的路線，觀察了整條路線上、下坡的分布，想像跑者在各個區段可能遇見的考驗。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接下來有一段丘陵區。道路筆直，可以看到前面很遠的地方。於是乎被甩到後面的跑者，說不定會因為確認了其間的差距而感到沮喪。對精神來說也是非常嚴酷的路線。…看了這條路線以後就很清楚，所謂『日本的三名女性跑者獨占獎牌』這種話純屬夢囈。三個人聚在一起努力奮鬥，或許勉強有一個人可以奪得獎牌還差不多吧。這並不是能夠將三人不同的心理狀態與個性全數接納的萬能路線。而是一條接受了其中哪一個人的特質，便會將其他人全都踢走的暴力路程。」
我好像從沒有在我們的新聞中看到過這樣的報導，能體會到在運動中勝出所需要的體能訓練，心理狀態，個性或精神強韌度，向觀眾清楚地說出。讓我們明白：原來致勝的關鍵在這裡，最難的部分是這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長期磨練的技藝，在比賽過後非常快地被推到新聞的焦點之外了。使得勝利的快樂，也像災難一樣地表面。
有時，我在看新聞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彷彿那些事件要進入電視機盒子，也是經過了一段馬拉松路程。關於這個世界的各種層次不同的肌理，單單只有某個特定的部分，且往往是最淺薄的表層部分，會被呈現出來。那也是一段嚴格淘汰的，接受了這一些、踢走了那一些的暴力路線啊。

啞謎

哈洛卜倫在《How to Read and Why》一書的前言中，如此談到了閱讀：It returns you to otherness.
自從讀到這句話，我一直在想，那是什麼意思呢。它立即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以為自己在讀到的那一刻瞬間地理解了什麼。但仔細去想，又是那麼模糊不定。尤其是return與otherness這兩個字之間的反差。彷彿將你帶往他方，才是歸返的路徑。

那讓我想起了一位朝向他方的旅行者，我中學時代崇拜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當他在遠離家鄉法國的地球另一面，進行著田野調查的時候，曾經連續好幾個禮拜，腦袋裡重複著一段揮之不去的樂章——蕭邦的三號鋼琴練習曲。這謎樣的自動演奏機制，使他疑惑不定——畢竟他所喜愛的作曲家是華格納、德布西，而從來不是蕭邦。為什麼這時，卻在異鄉的場景裡，從記憶裡清倉出這麼一段旋律？
類似的經驗我也有過，所以才會特別注意到李維史陀的這段描述吧。有一次，在沒有音樂可聽的山上，我被一段流行副歌苦苦纏著不放，而且還是平常並不特別喜歡的歌手。不同的是，李維史陀畢竟在那重複迴旋的蕭邦三號鋼琴練習曲裡，發現了先前不曾有過的欣賞方式。他開始感覺，欣賞德布西時體驗到的喜愛感，同樣也可在蕭邦作品中感受得到。但是如果不是聆聽過德布西，這突然地、對蕭邦的體會，也永遠不會發生吧。換句話說，蕭邦作品當中隱藏起來的美，經由德布西的中介，才向他揭示了出來。那是一個音樂聆聽者豐富成長的結果。而這豐富化的經驗，是發生在更多的聆聽之後，有一天，在距離家鄉那麼遙遠的地方，在一荒野之中，便突然地形成了。
「或許，這也就是旅行的本質吧，是一種對我自己腦袋中的沙漠的探察，而不是對那些在我週遭的沙漠的探察吧？」
從那裡，李維史陀進行了這樣的探問。與他對原始社會的研究相較，這是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探問。面對自我心中的沙漠。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不僅觀察身邊的田野，同時也追問：為什麼我會跑到這裡來？目標何在？人類學研究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在他眼中，這是一「令人驚奇的啞謎」：他的探險並不是將他帶往新世界，而是把他帶到自己腦中的舊世界。所有世界當中最陳舊的、一直與他同在的那一個。

在舊金山的時候，有一天必須去進行一次與公務有關的拜訪。連日來面對家人有關一場婚姻儀俗細瑣的叨唸，我忽然就如失去彈力的橡皮筋那樣地疲累了。有種非一個人出去走走不可的感覺。幾乎是什麼也沒說地，像誤闖了白日的幽靈那樣滑出門縫去了。徒步到附近一條開著許多小型服裝店的街道Fillmore，漫無目的地逛了幾家店。奇異地幾乎所有店舖都被布置成一個混亂而豐富的衣櫥。賣的商品不是單一品牌，而是各商店基於其不同品味風格與來源，到處進來的貨。往往也不是單一類型商品，既有服裝又有家具，既有皮包又有香水飾品。我在混雜的材質與色彩裡這樣晃蕩了一會，店員也彷彿出於直覺地知道我是個晃蕩者而非消費者，不大搭理，使我在孤立的安靜中漸漸把疲累感淡化了。之後才搭公車前往城區。
我其實不確知公車的路線，只在地圖上大致確認，它要前往的方向跟我是一致的。然後我就上了車，懷著一種「錯不到哪裡去吧」的疏隔感，坐在車裡隨它在舊金山坡道起伏的路上高高低低地晃。經過公園。經過中國城，那些中文字是熟悉的，但招牌上的用詞，店名，甚至裝潢配色，都以一種只在異邦中國城才會有的方式組合。
下車的地方是金融區。看了一下門牌號碼，確定沿著其中一條街繼續往北走。
那之後是一次在舊金山那城市小小的尋路之旅。越往北走，越發覺自己正在遠離辦公大樓林立的地區。兩旁漸漸開始出現住宅，社區的公園了。路上的人越來越少，偶爾遇到的人也不是穿西裝打領帶拿著公事包的，而是著休閒衣褲出來溜狗的。道路是向上的緩坡。好在這一天的天氣還適合步行。我開始想，到底對不對呢？終究還是繼續懷著「反正錯不到哪裡去」的心態走下去了。
這樣一直走著，樹木越來多，週遭越來越靜。我進入到一個相當宜人的住宅區域。毫無預警地，道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山崖邊，崖上生著茂密的草木。距離我想找的門牌號數還有大約兩百號，這條路竟然就中斷了。

唯一的辦法，我問了那個在院子裡檢查車子的人。「妳得下到山丘底下。蒙哥馬利路的門牌號碼到這邊為止，然後在山丘底下接上。」他向我剛剛經過的地方一指：「樓梯在那邊。」我站在山邊往下望，山丘其實相當高呢。果然有一段樓梯曲曲折折地通往底下的馬路。
真是怪。好像當初決定有這麼一條路時，是先在地圖上畫出來似的，把地圖上的一條直線當成同一個平面，絲毫沒考慮到中間有一個山丘的高低落差。底下的那一段蒙哥馬利路，與山上同名的那條路，在實體空間裡是兩條接不在一起的路，卻仍然不動聲色地將門牌號碼接下去往前數。
我終於找到那個公司的辦公室時，發現他們擁有面山的視野。十分鐘前我就站在山丘頂上，懷疑地望向底下。
今年以來我幾乎是，異於往常地進入工作的狀態。我的朋友們奇怪地問，「妳為什麼會去做一個，把自己弄得那麼忙的工作呢？」夜間離開辦公室前，在電腦關上了那一剎，抽空般的瞬間寂靜裡，「為什麼我在這裡」的感覺抓住空檔浮現了。這是個李維史陀問過自己的問題，我的問法也許構不上他那種層次的，切換於文明之間的探問。但要找到答案，好像也不會比較簡單。像一條隨時可能中斷的路，那麼無法確定。隱約地，好像既是一再地將自己趕離到他方，又在他方之中，找尋回返的道途。

小孩桌

我試著記憶小時候被大人帶去參加的那些婚禮或壽宴場合。出門前我媽拿出最好的洋裝要我們換上，在我們的頭上別緞帶花。經常都是在一陣忙亂當中，遲到三十分鐘，最後勉力光鮮地出現在一屋子親戚面前。
我想我一直，對那樣的場合懷有某種敵意。坦白說直到現在都還是如此。那些場所空間的形狀好像被規定好了似的。即使是小孩子，也能敏感地察覺到那不是說真心話的場合。有一些規矩，引導著塑造著那個世俗化到過分簡單的場所。我們穿著洋裝別著緞帶花被帶到那樣的場所表面，彷彿不只是去參加家族的喜慶活動，而是被推上前去面對一種強大的論述。在那些被談論個不停的新郎的職業、新娘的相貌、雙方的家世背景裡，隱隱進行著未曾言明的比較與暗示，關於世俗的成功與失敗，關於表面化的美醜，關於人生得意與否的論述。在那之前，作為小孩子的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染。初期是從長得可愛、功課好的比較開始，漸漸，朝向一整套完備的，社會成功度的計分系統演進。

我想我一直沒能習慣那樣的場合。而且，或許暗地裡一直對那樣的場合感到憤怒。當我們意識到大人在那樣的場合面前，會把我們裝扮成和平常不同的樣子，誇大我們說的話做的事，以炫耀不存在於我們身上的聰明或懂事時，我們是不是——即使當時還不懂得——已經有了種被離棄的感覺。開始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以當下實際的面貌被接受。我們是經過捏造與塗改的。
那是遠在基因工程還沒進入一般人的想像之前，我們的存在已在大人的語言世界裡被施以符碼替換的工程。留下這個，拿掉那個。我們的某些行為會被誇大處理，某些行為會被略過不提。我們在言談中被修補，成為能被歸類到期望之中的樣子。
在外祖父母過世後，親族間的聚會一下子減少了。我與我的表兄弟姊妹們，那些小時候曾經一起坐在喜慶筵席中的「囝仔桌」的同輩，後來卻彷彿被大人各自帶開地養大，成為沒有什麼共同點的人。偶爾從媽媽處轉述得知，誰誰誰生病了，換了工作，或是結婚了…。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像我這樣對婚慶場合中的親戚關係充滿懷疑？也許當中只有我，始終沒有從囝仔桌起身。當你被大人帶著逐桌炫耀或比較之後，囝仔桌是個避難所。你終於在菜上桌之前被帶過去，跟年紀輩分相仿的小孩子們坐在一起。囝仔桌是一種障蔽，是隱身戒指，坐下去你就暫時不需要再去面對那些大人世界的論述，可以趁大人互相讓菜敬酒聊個沒完時，享受一點小孩子的自由。除非你們一時鬧得太大聲招惹了他們的注意，或是有哪個小孩被弄哭了。當年和我一起坐在小孩桌的，我的同輩們，現在是不是各自有了自己離開小孩桌，加入大人世界的門徑與策略呢？我想我是那個一直沒離開小孩桌的人。猜疑地看著那些大人推到我們面前的遊戲規則，卻無法明白清楚地說不。
妹妹婚禮的前一天，按照西式婚禮習慣，新娘、新郎、伴郎、伴娘，與證婚人一干人等，到禮堂為第二天的婚禮排練預演，預演後所有人到一家泰國餐廳去吃飯（叫做rehearsal dinner）。席間，伴郎和伴娘分別收到新郎和新娘贈送的禮物。我是她的六個伴娘之一，也收到禮物以及一張卡片，上頭寫著：「我知道妳並不喜歡這樣的場合，但是妳還是為我這樣做了。謝謝。」
坐在我身邊的伴郎之一探頭過來看：「她用英文寫卡片給妳啊，真奇怪。」
那時我避開了他好奇的眼睛，聳聳肩，彷彿這是件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其實我想起了許多事。他是不會明白的，卡片上的話像是我與妹妹之間一次默契的交換。我從來沒有真正對妹妹說過，答應當她的伴娘以來，我其實有過幾次懷疑，我是不是在做一件，我自己不相信的事呢？去扮演那六個穿著禮服捧著花束的伴娘之一。如今我們都長大了，不再是那麼全然被動地被帶到大人的論述面前。我們也許可以嘗試與世俗的場合建立另一種關係。經過我們選擇解釋的關係，而不是大人告訴你應該做的事。

但另一方面，我但願她能有她理想中的婚禮。我們能為另一個人做的事情那麼有限，其中最具明顯意義的，還是在那些大日子裡。
最終我所能為她做的，也就是在那些受到習俗規範的場合裡，配合地扮演，使那意義完滿的發生。
對於這一切，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同意還是拒絕，是喜愛還是厭惡。也許我終於還是不能抗拒那大人親族世界高度世俗化的論述，與它潛移默化的力量，而開始在裡面扮演一個共謀的角色了。前往美國參加婚禮的路途上，我開始了這沒有答案的懷疑。我想我該仔細地看著這整個婚姻禮俗的過程。我不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與這一切的關係是什麼。也許我所做的這些，正是我一直厭惡的虛假偽善。或也許那是因為，我還沒學會大人世界的操作。也許必須真正進入那些操作，才能認出其中人情的難度與技巧。像是味覺發展得極為敏銳的美食家，嘗出醬汁中調和的香料或蕈類，而由衷地讚嘆廚師技藝的華美。也許必須學會世界的規則，才會懂得讚嘆那些嫻熟人事者的技藝。也許，我一輩子都學不會了。

故鄉是一部黑幫電影

兩年前的一趟旅程中，我在倫敦的書店裡同時買了尼克．宏比的小說How to be Good，奈波爾的《浮生》（Half a Life），和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旅程中我讀了奈波爾，在回程的飛機上讀宏比，然後，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也許是《白牙》比前面兩本書都厚得多，或是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已經不會有誰的幽默感比宏比和奈波爾更賤了吧」，因此，即使《白牙》封面引用的眾多書評一致稱讚這本小說聰明又爆笑，回到家裡我還是就順手把它放上了書架，一直沒翻開過。直到最近，聽說它終於要出中文版了，才想起來似地，「啊，那本我有…」。其實它一直就在我眼前，每天都在，從書桌抬起頭來目光正對的地方。

這世上捨近求遠的人不止我一人。小說《白牙》裡的一家巴基斯坦裔父子三人，其實都有那麼點味道。讀一本幽默的小說其實常常都是在看角色們做一些我們自己會做的蠢事，而且還加倍蠢，放大蠢。看到小說家那樣把一件蠢事，像籃球轉播員做慢動作解析那樣，停格，重來，一個跨腿一個阻擋一個跳躍地仔細講解過後，我們覺得獲得了對那愚蠢精闢入裡的認識。以致於下次自己做同樣的蠢事時可以沾沾自喜起來。
為什麼只能沾沾自喜，而不能從此戒絕不犯呢？既然都已經知道那是蠢事了。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蠢事––尤其是其中最蠢的那些，跟你心目中珍視為理想或人生目標的東西是那麼地接近，以致於到頭來很難區分理想和愚蠢，很難下那割除腫瘤的一刀，而不把整個肝臟一起切了。
對小說《白牙》中移民第一代的父親山曼德而言，那是另一塊母土。比起他千里迢迢移民而來的這個地方，故鄉母土是美好而值得懷念：信仰總是純粹的，生活是杜絕了污染的，沒有電動玩具或是婚前性行為。以致於他身在倫敦，卻要不斷地想像故鄉，虛構故鄉。虛構到他開始相信，應該要把兒子送回去，來一趟反移民，才能得到最完美神聖的教育成果。
對第二代的大兒子馬吉德而言（他就是那個被父親的故鄉信念送回巴基斯坦的兒子），故鄉不是那麼具體的時空。他想去的是科學許諾的未來，生物都用基因工程修補過，把瑕疵當作一個寫錯的鉛筆字那樣擦掉，連皮膚上的痤瘡都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
至於小兒子米列特呢，那是黑幫電影。最好是像個教父那樣坐在高背椅裡，一半臉孔隱在暗影中。一動手指就有人幫你掏槍轟掉坐在餐廳吃義大利麵的那些小嘍囉，搞得滿地番茄醬。

黑幫電影？沒錯。故鄉基本上等同於一部黑幫電影。說穿了，身為移民第一代的父親山曼德，他全心相信與渴望、不惜把兒子送回去接受純粹宗教教育的故鄉，其實和小兒子迷戀的黑幫電影，不過是同樣的作用。––他們其實都暗地渴望著另一個世界，期待在那裡被分配到比他們真實身分更稱頭些的角色。他們強調自己是革命者後裔，或想像自己是教父。雖然，表面上，前者是一個失根的移民第一代對家族記憶的嚴肅追想，後者是一個青少年看太多好萊塢暴力電影的後果，但不知為何，在《白牙》裡卻荒謬地像是同一回事…。
實際上，他們是在倫敦的一個平凡的巴基斯坦裔家庭。但他們似乎都相信自己應該要更崇高、更有力量些。他們住在倫敦有點像是諸神走錯路來到了人間。而且他們想像的那種崇高與力量，只有在一個不是「現在」、不是「這裡」的非凡的異世界（戰爭、革命大時代，或是電影裡的黑社會），才可能發生。
可惜二十世紀末的倫敦遠非那樣的神奇世界。戰爭早就結束了，那時沒搭上英雄列車的人，現在想補票也沒機會了。結果是，為了接近那個想像的世界，只得用一些「替選方案」來代替。熱愛黑幫電影的米列特，沒有幫派可混，只好去加入宗教狂熱組織。自命為科學家、光榮退役軍人的山曼德，現實生活裡是個餐廳服務生，只能對著客人嘮叨他的科學知識，在家長會發表宗教使命宣言，或是到酒館裡對著酒保講那個已講過上百次的曾祖父起義抗英史…。
每個人好像都沒法過上那個夢想的生活，只剩下一點替代品。或者，是因為那個異世界的存在，才使得現實裡的一切一無例外地全都成了替代品呢？從光榮的歷史來到平庸的現在，渴望為個什麼崇高的理想流血獻身，可最後唯一能貢獻熱血的對象，也不過就是一隻貪得無饜的蚊子罷了。
Zadie Smith似乎急著要拆穿這一切。有時你真要想，她為什麼那麼急呢？莫非，在她嘻笑幽默的底層，其實是隱藏著憤怒，對這些虛假裝飾的憤怒。於是她便在這或許是憤怒或許是不耐的動力驅使下，無情地揭露著角色們信念的愚蠢荒誕，一層一層地拆開著那些替代品，愛情，宗教，科學，教育…，直拆到空無的核心。連故鄉都不過是部黑幫電影。

朝向那一日

距離我妹的婚禮還有十四天。這十四天裡我都要小心不要挑起任何跟衣服有關的話題…。雖然這樣警戒自己，下午踏進家門時，我媽還是眼尖地注意到了我手上的袋子。
「那是什麼？」
「喔，這個啊？我買了一件衣服。」
來了吧。我就知道。接下來的對話方向我可以準確地預測，大致上她會先批評一番，然後又扯到婚禮當天的穿著。

果然：「又買了這種不三不四的衣服，那妹妹的婚禮上妳到底要穿什麼？」
（順帶一提，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她指的是一件灰色棉質翻荷葉領上衣，雖然布面皺巴巴而且剪裁不對稱，但是才沒有不三不四呢！哼。）
基於死馬當活馬醫的進取人生觀——我媽正是憑藉這種人生觀走過了半個世紀，具體證據可見於她對我的教育方式——她從我的衣櫃拉出各種裙子來和這件「不三不四」的衣服配配看，看是不是能把它神奇地馴服為一件婚禮可穿的衣服。她連八、九年前的長裙都翻出來了（天哪我剛到英國念書時的Laura Ashley時期…）。
這整個過程中我保持沉默沒有開口對她說：不必為難了，這件衣服實在跟婚禮一點都扯不上關係，就是我打算平常配牛仔褲穿的嘛。有些衣服生來就是要配牛仔褲的（好吧最大的讓步是那件麻質白長褲），就是不能配窄裙更不能配任何能被穿進一場婚禮的裙子。這是天生的。就好像我十六歲那年告訴我媽我天生不是念醫學院的料一樣。沒想到經過這麼多年我們之間的意見不同，基本上沒什麼轉變，只不過是從我的天生才能轉移到一件衣服的天生才能而已。
我之所以沒有開口說出這些話，是因為這些話出口後她的反應，我也同樣可以準確預測——絕對會是：「又配牛仔褲？一天到晚穿牛仔褲。妳幾歲了啊妳。」
於是我放棄告訴她我眼中的服飾符號學。直到她放棄管教我的衣服。然後我們就又精準如咕咕鐘報時地進入下一個階段。「那現在該我。」說著我媽便開始拿出她打算在婚禮當天穿的衣服（更準確點說它們從幾個禮拜前就一直掛在衣櫥外頭沒收起來過），拿的皮包，戴的飾品，再度排演一次。我也只好再度重新回答她的問題：「拿這個皮包好還是那個？」哎，這應該是本週以來的第三次了吧？
這場服裝秀最後毫不例外地以我失去耐性作結。當我媽說，那妳呢妳那天要拿什麼皮包？我說，唉唷可不可以不要再來了！她（顯然感覺到我的不耐煩）說好好好不說了不說了。然後忍不住又補上一句，是為妳好要妳漂亮妳還不知好歹。

對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為什麼她那麼重視的事情，我卻那麼不勝其煩，一貫對這扮家家酒般的禮俗感到虛假而排斥著。這也許是家人之間最不可解的謎之一吧。
就像我媽不知道我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看小說，或是加班（她的名言：「很認真做做不完嗎？」）。或是一個人坐在關了門的房間裡。或是站在瓦斯爐前面，一面用筷子攪拌著在滾水中浮沉的麵條一面沉默地發呆，而且寧願發呆。對她而言我一定是活在非常不真實的世界裡吧。竟然無法理解即將到來的這兩個星期真實意義的所在，乃是在於一次又一次的排演。在把衣服放進行李箱又拿出來重新組合與檢視，在問過還要再問一次地確認所有搭配的細節。這一切都像是一首樂曲中的漸升音階，那樣逐步地推向高潮。如非這樣，無法為那期待的一天做好準備。
我是繼續每天去上班，打算在婚禮前幾天才用最短的時間解決衣服問題的。而她是要每天在家裡，這樣一階一階走向她期待的日子的。一個女兒出嫁之日。肯定是她人生最重大的日子之一。那特別的日子便是這樣在每天重複的儀式中，逐步地趨近。
晚上，趁媽媽在客廳看電視時，我走進她的房間，看見她已經又把大部分的衣服收進行李箱了。還剩一套桃紅色的套裝掛在衣櫥上，在燈光下幾個霧面金屬鈕釦沉默地折射著光線。我去巴黎時給她買的。那些收起來的衣服都用白色的薄紙包著。在那些比較仔細的服飾店裡買衣服時，他們會用那種薄紙幫你把衣服一件一件分開包，然後才放進印有店名的提袋裡。那樣的衣服買回來時，包裝的薄紙她都一張張勻平留了下來。到像這樣準備出門的日子，就又拿出來珍惜地把衣服包裝得像新的一樣。「才不會勾壞。」她說。
媽媽已經很多年沒給自己買衣服了。那些商店都在我們日常行走的動線之上，消費是一件順手的事。但媽媽已經脫離那樣的行走動線很久了，也不再有動力專程出趟門去逛街。於是往往是我去了哪裡帶了件衣服回來給她（通常不帶她去買。因為她看到價格吊牌會覺得貴而不願買）。其實我經常很心虛慚愧，因為我給自己買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遠比給她買的多。那些她被動接受的，而且總是高興滿意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現在都仔細裹在服裝店的薄紙裡，像是倒返時空回到新衣的狀態。然後我想，還有兩個禮拜吧。她最期待的那個日子。

放棄

他總是這樣對我說，「妳一定會很快放棄的。」
這是一句咒語般的話。這樣說了以後，他與我與時間之間，自動就成立了一種微妙的，暗含張力的關係。本來沒有盡頭的時間，忽然就多了一道「使用期限」。彷彿在看不見的地方，有人用粉筆畫了一條線。自此便把日常生活的每一天，轉化成一種等待。等著那條線出現，然後我們當中的一人，就可以對另一人說：「看，妳果然很快放棄了」或是「胡說！我才沒有呢」。

贏了這個賭注會得到獎品嗎？會比較開心嗎？好像也沒有。可是不知怎麼就變成這樣的關係了。彷彿是為了贏取說那句話的權利，我們等待著。等待時間中的那條邊線不知不覺被跨越了，然後就可以判定，事情是以誰的版本定案下來。有一個人說對了。
已經有多久了呢？那等待似乎是不被說破地暗中進行著的。每天我起床，想著今天要做的事，用那塊相當經用好像可以用上一百年的洗面皂洗臉，出門對著自己跋涉。在一天結束前檢視自己，知道他預測的那一天還沒有到，還沒呢我還沒放棄我的念頭。這樣想著既是輕鬆也是沉重的。彷彿決定權不在我手中，而是在一只碗底滾動著的、隨時可能停下來的骰子上頭。
（為什麼那麼害怕，當那個做決定的人呢？為什麼變得像是在下一盤，失去控制的盲棋呢？）麻煩的是，我們好像就此停不下來了。因為那句咒語般的話，「妳一定會很快放棄的」，就變得時時檢查自己，是不是真的到了那個使用期限。但是，多久才不算是很快呢？如果我一直等待，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等待上…。
有個村上春樹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短篇，叫做〈看袋鼠的好日子〉。從前讀的時候，是把它當成一本有趣小說集裡面，比較無聊的一篇而隨便翻過去了。短篇小說集裡大概都有那樣的一篇，中場休息等級的作品。〈看袋鼠的好日子〉是關於「我」和女孩子去動物園看袋鼠嬰兒的事。
「我們從一個月前報紙的地方版上，知道了袋鼠嬰兒誕生的消息。並在一個月裡，一直持續等待一個參觀袋鼠嬰兒的適當早晨的來臨。可是，這種早晨總是不肯來。有一天是下雨，第二天也還是下雨，再過來一天地上還是濕濕的，接下來連著兩天都颳著討厭的風。有一天早晨她的蛀牙痛了，另外一天早晨我又不得不去區公所辦點事。」這樣過了一個月，當「我」和女孩終於到了動物園，袋鼠嬰兒已經不太算是嬰兒了。離開了媽媽的腹袋，自己在地上跑來跑去。
這其實有點喜劇。目標是要看袋鼠的嬰兒，可是忘記袋鼠嬰兒其實是會長大的。被牙痛或是區公所之類的事情轉移了注意力。等到看袋鼠的好日子終於來的時候，袋鼠已經不是嬰兒了。

時間不是線性的。而是四面八方的。你等待的事不見得正面朝著你來。更多時候是忽然地就實現了什麼，你發現自己忽然一完全不同的處境裡。在這新的立足點上。意識到，那條看不見的粉筆線，不知在什麼時候被跨越了。
到什麼時候我們會覺得無法再說什麼，或做什麼了。在哪裡，一個什麼樣的地方。然後我們就都沉默下來，聽著週遭的聲響。像是現在，夜裡十一點四十分，很快就到了今天與明天交接的時刻，二十分鐘內時間就會翻口袋似地把明天變成了今天。我聽見後巷裡人家洗衣機或馬達運轉的聲音。有人扭開水龍頭，洗了一陣什麼。在這樣感官敏銳的夜裡，那聲音如此貼近，幾乎是肉感的，飽含天啟的訊息，就要揭露了最終卻還是迴避開去。幾乎是不能忍受的。
雖然已經這麼晚，可是我無論如何想找一本書，所以還是出門了。事先打了電話去朋友家，「妳還沒睡吧？」去找我留在她那裡的一本書，查證一個句子。一整天它在我腦裡忽隱忽現，就是嵌不進對的字詞。混淆的記憶就像是那種便宜的玩具，玩法是要把散落的玻璃殼子內的五六顆彈珠同時轉進底盤的凹洞裡，得用上一點靈巧免得顧此失彼，進了這顆彈珠又出了那顆。真的查到時又覺得沒什麼，不過就是：What's past is prologue——凡過去的皆為序曲。莎士比亞《暴風雨》。
那就是我想對他說的話。總有一天，當我們之中有人說出那句定案的話，這一切也就過去了。然而過去也不過是序曲罷了。還不是要帶著它活下去。時間其實才沒有有效期限，沒有那個確切的點過了之後你就可以不管不想了，時間沒那麼仁慈。過了夜半，我帶著那個句子從書店回家的路上，看見一路樹影在風裡搖晃著。忽然很想朝向那樹影暗處走去，散一個長長的步。

昨日的視覺

《新橋戀人》中的那個女孩，夜間潛入博物館，找到她最喜愛的那幅油畫，藉著手電筒微弱的光線細看。在她失明以前，無論如何想要再看一次。如果不是在那個禁止進入的時間，而是在大白天買了門票，跟其他觀光客一起排隊進入了展覽廳，那麼這最後一次，失明前的觀看，似乎就不那麼令人感到「沒有遺憾了」。這最後的一次執取，似乎必得是對世俗秩序的一次犯行。必須是偷來的。然後才可能安靜下來等待，等待對這世界的視覺像種罪惡般地被滌淨。

作為一個夜間闖入博物館的犯罪者，她終於置身黑暗無人的展覽廳中，面對著她最喜愛的那幅畫了。那終於是屬於她獨自一人的畫了。沒有白晝的觀光客跟她分攤。就跟即將隨失明而來，籠罩她的完整黑暗一樣只屬於她自己。我想也許此後她對那幅畫的記憶將永遠是幽闇的—不是因為失明把光帶走了，而是因為記憶中最後那次，在竊賊般的手電筒照射下完美的觀看。
我羨慕那夜間闖入博物館的女孩。看過《新橋戀人》的人應該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會羨慕那在漆黑空蕩的博物館內，尋找那「再看一次」經驗吧。首先必須是，有那樣一幅畫長久以來吸收了你的渴望，成了你心目中無論如何必須在失明前再看一眼的景象。讀了布賀東（Andre Breton）的《娜嘉》（Nadja）才知道他也曾經有同樣的羨慕。「娜嘉」是布賀東筆下女主角給自己取的名字，是俄文「希望」這個字的開頭，「也正因為那只是開頭」。彷彿希望只能是這樣攔腰被砍斷似的。
但你總是懷疑，即使羨慕著同樣的事情，實際上沒有兩個人的羨慕是相同的。布賀東是這樣說：「我很喜歡那些只為了能在非法時段裡盡情欣賞用暗燈照明的女子的畫像，而故意被整夜反鎖在博物館裡的男人。在那之後，他們怎麼可能會不對這名女子知道得比我們更多呢？」這段話讓你有同感，卻也同時有種很想扁他的感覺。讀完整本《娜嘉》這種感覺就更強烈了。

或許是那種想要比別人多知道一點的暗示令我討厭？或許我之羨慕於博物館潛入者的不是那種特權感，而是不擇手段的凝視本身—就像愛情發生的時刻一樣，別的都不重要了。「但那只能發生在明天就要失明的人身上呀。」有人這樣提醒我電影的劇情。「除非你知道自己就要失去，否則不可能以那樣的強度去看。」好像我們不失明似的。難道我們不是一直在失去前一秒看見的東西。早晨醒來，甚至沒有察覺地，再也無法以昨天的眼睛看世界了。昨日的視覺，它像一種珍稀的鳥禽悄悄地絕種了。牠族類的最後一隻飛遍密林找不到交配的對象，且樹林像過小的布景不經久飛，忽然牠發現自己闖進山坡地邊的高樓社區，像是走出了攝影棚的楚門，死時也就落在某棟大樓的公共設施中庭裡，被當成麻雀埋葬掉。此後生物學家要說明這個物種只能舉出同屬的，或是同科的其他物種來混充。
昨日的視覺是類似那樣，在不知不覺中就消失了，此後只能舉今天看到的，最接近的東西來比喻。（而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在比喻。）我把手掌貼在冒著涼氣的牆壁上，希望能摸出白色的形狀。凌晨五點三十四分的白色。然後才意識到那根本不是白色。那顏色中帶著點昏弱冷淡，只有整日裡的這個時間，這天的天氣，在這個傾斜的日光角度下才會有這樣的白色或非白色。每一秒它都更朝向本有的飽和靠近。但每一秒也都和那樣的飽和維持著一不可跨越的距離。
有一次我走進博物館正在布置中的展間。
穿著實驗室白袍般工作服的修復師，戴著口罩與手套，檢查平放在桌上的一幅油畫的狀況。她的臉孔露出在口罩上方的那部分對我笑了笑。
許多油畫靠牆而立。牆上的懸勾還沒開始等待它們。有人帶著我走了展場一圈，我逐漸認出那些極有名氣的油畫。曾經在西洋藝術史的書籍上看到過照片的，應該總是泛著雪銅紙的光澤的。

不知為什麼那空間令我感到一種稀薄的悲傷。四周非常非常地安靜。燈光因為照射在寂靜上所以就顯得暗了。那些靠牆的油畫，像許多美麗的世界並排而立。你認出它們每一幅在雪銅紙上時都是單獨飽滿的，現在卻因為你與它們之間那無聲靜寂且光照黯淡的空間，使它們似乎在你眼前變得輪廓疏淡了，但對你在心底像認出熟人般的無聲驚喜—「是它！是那幅畫！」它們似乎也都包容地接受了。你注視這幅畫與你之間的距離，第一次意識到看見它也意味著看見那距離。當一幅畫被印在雪銅紙上，印成你可以一眼看清楚的大小時，你與那幅畫之間快速地達成一種觀看關係，快到來不及意識到，那關係原來平滑一如紙張。但在展示間裡，你需要站在一幅畫前，花一點時間適應它，謹慎地，恍惚地，不敢期待能找到它的祕密。這時你彷彿面對許多世界入口中的一個。在進入以前。不忍逼視其中的豐美與這一秒的單薄。
後來我一直沒有在展覽正式開幕後，像其他觀眾排隊進去正常地觀看。
在我心裡存著這樣的記憶。彷彿自己在某個時刻整個地碎掉了。關於那不可能再現的展覽廳，疏冷的光線與距離，就存在其中一個碎片裡。在昨日視覺的光漸漸失明以前。

陰謀陀螺

他會說起他從前的工作月薪多少，比起來現在的待遇是如何的不足道、工作又是如何的人微言輕。他說他的同學都已成了多麼有成就的人，彷彿他受到了重大的虧待。你把這些話當了真，安慰他幾句，他又說：「那些不重要啦。」表面上說待遇不重要，可要真是不計較，就不會一天到晚這樣提了，所以畢竟還是介意的。介意而又說「那不重要啦」，就是在把你勸他的話往外推了。
他會以一種半像忠告，半像尋找聽眾的語氣說：「如果你有時間，願意聽，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事。」彷彿許多事情正在發生，悄悄地影響著全局，而你卻愚鈍地渾然不覺。他會暗示，某人對你其實是不滿的。說時刻意掩去了那個某人的姓名，又欲蓋彌彰地加上幾句形容詞，讓那人的身分明顯到根本不必猜。

其實，恰是以這種語氣說話的人，知道得最少。他們對世界有種茫然的不明就裡，總以為有些什麼陰謀正在進行著，因此非得想著要多知道點什麼，就顯得時時在刺探似的。他把透露訊息給你（誰誰誰說了關於你的什麼話啦，誰誰誰想占你的這個職缺啦），當作是一種友好或恩惠。但那可真是不輕鬆的恩惠哪，因為他懷著胸有成竹的成見來講述這一切，甚至已經幫你編派好一個角色。即使你全不答話，也不可能置身事外。那些成見移植攀附而來，將你綁架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對這樣編派到頭上的劇情，你能說什麼呢。你試圖說服他事情並不全是如他以為的那樣。你試圖告訴他，他過多的言說與舉證無助於澄清真實，只是在把世界講成他一個人相信的樣子。不久你就開始失去耐性了。「我幹麼非得知道誰對我不滿呀！」這些他主動當成情報滲露給你的訊息，那種施恩的說話方式，給人一種污穢黏膩的感覺，你不大領情。「不滿？就算真的不滿又怎樣？讓他們去不滿好了。」這樣想時既是不耐的，又帶著隱約的驕傲，慶幸自己不必那麼躁動，像一隻長毛狗對著任何人脫手丟出的皮球追逐而去。你幾乎要有點同情他，要想對他說，你並不像他那麼有興趣窺探這些瑣碎的事跡，你有別的事忙。更追根究柢你其實是想對他說，拜託你長大吧。
不久你聽說他（又一次地）在工作的場合鬧得很不愉快。你收到他寄來的電子郵件，接到他的電話，裡頭充滿了躁亂的情緒，堆疊的線索，老在哪些人對他做了說了什麼話上打轉。你試圖勸他幾句。但話一出口你就明白了，他從來沒有，現在也不會，聽進你的話。他使你想起一句布賀東（Andre Breton）的話：「在人的一生中，主觀與客觀不斷相互爭鬥，爭鬥中，前者通常很快悽慘落敗。」你想這話似乎不大適用在他身上。經過這麼多爭鬥他的主觀依然頑強地欺壓著客觀，像一個高明的柔道壓制動作。並且你遺憾地發現，原來你只是失去耐性，現在還更進一步失去了信任。你想他為什麼總在刺探與傳話？他的形跡如此接近他指控旁人的罪名。

那彷彿是個老盯著暗影看的人，最終成了暗影的一部分。長期懷疑著有什麼陰謀正在進行，就變成了陰謀的本身。
帕慕克（Orhan Pamuk）那部描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細密畫家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重複出現著這樣的描述：所有優秀的細密畫家最後都會失明。長期伏案工作消耗的眼力，隨著年紀漸長，恢復的速度也越來越慢。直到有一天，黑暗如預言般悄悄地降臨了。對於窮盡一生心血，只換得失明的結局，畫家們卻另有解釋。他們以為一切繪畫不過是擬仿真主阿拉眼中的世界。畫家的失明，是他進入了阿拉的黑暗，也是進入藝術的另一個層次。「一位細密畫家必須花五十年的時間，不停地練習畫馬，才能夠真實地描繪出阿拉擬想並期望的馬匹。他們聲稱最完美的馬圖畫應該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因為一位真正的細密畫家在經過五十年的工作後，必然已經失明，但歷經一些練習的過程，他的手將記得如何畫馬。」
因此，在這部懸疑的小說裡，最精美的繪畫是與黑暗比鄰的。失明彷彿是獎賞而非不幸。是畫家在一輩子的努力之後，終於能夠不再去看外界的事物，專注凝視內在輝煌的黑暗。那是一種歸返，回歸母體般地回到阿拉之中。當雙眼不再為外在的世間所染污，這時看到的只有黑暗中浮現的記憶，完美的典型，畫家被容納進入了阿拉的視野之中。
我認識一個像他那樣的人。他總是被外在的線索弄得那樣混亂，混亂到在連番的刺探與窺視之後，卻還承認自己一頭霧水。有時我想，也許他那些不斷的關於他人的講述，是出自一種強大的編造世界的慾望。非得欺身靠近，非得挪動些什麼，甚至非得抓住一個比他有權力、有位置可以做點什麼的人，把他主觀看到的世界嫁接給對方。當遭受拒絕時，他便陷入憤怒與惶惑，陰鬱暴躁地在迷宮裡來回行走。（我開始慶幸作為一個寫作者的編造，是種有距離的編造——是要從現實退後一步的，讓開一點空間以便可以看得清楚些。）
我想我看到的是一個舛舛不安的流亡者，沒有終極的黑暗可歸返。因此越是蒐集眼見的所有片段，就越是遠離真實。他對現實的背離如此粗糙顯見，使我容易以為自己有權利嫌惡他的頑固與愚昧。其實不是的，誰也沒有這樣的權利。當他陀螺般地打轉，從那轉速睜開眼睛窺看，唯一看得見的，便是這撩亂的世界越來越像個串供好了的陰謀。

在黑暗中

我拉開通往地下室的鐵門。
那時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不知是誰關了樓梯間的燈。鐵門在我身後緩慢地闔上，眼前光照的範圍逐漸縮小，終於只剩完全的黑暗。
我站在暗裡等待眼睛稍微地適應，恢復辨物的能力。毫無效果。那扇厚重的防火門為了防堵意外，連光也一起阻絕了。我很可以轉身開門出去走另一條路，但又想其實只需走過一段樓梯間，就可以到達有燈光的辦公室區。雖然看不見，只憑記憶，小心地試探腳下的階梯，應該可以走得到吧。我想。扶著牆，開始下樓。

大概是到了樓梯一半的地方（我猜），黑暗似乎變得更深了。那是因為眼睛適應了的緣故——卻不是開始看見東西，而是清除了剛剛在光亮中的殘留影像，這時便更加清楚自己是置身在什麼樣不可穿透的黑暗裡了。在暗中你會感覺自己像是被禁閉了，但禁閉的同時也在打開，打開除了視覺之外的所有感官。皮膚表層與聽覺都警覺起來了，試圖在空無之中抓取些什麼。但身週只有全然的靜寂與涼氣。我開始有點擔心，既然這樓梯間的燈都關了，也許底下出口的門也鎖上了？我會不會走到樓梯底，發現自己沒法推開底下那扇門，給封堵在這段甬道的闇黑裡？
於是決定往回走。像來時一樣小心翼翼，每踏出一步前先以足底試探搜尋落腳點。這樣一階階地踩踏著向上升，直至手掌碰到防火門的冰涼金屬觸感，明白自己正站在光與闇的鄰接界面。一推，就又看見了。
又看見了。同時聽覺與觸覺在虛空中悚然的敏感也潮水一般退去。我看見一些還沒離去的同事站在門廳裡聊著天。下午的陽光不受阻攔地大片欺了進來，照得門廳那麼敞亮。他們當中有人跟我點了點頭，無由得知我曾短暫地脫離了與他們共同居止的這片光亮，進入一個埋伏在身邊的黑暗空間。我像懷著一個祕密般走入他們當中，又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了。他們甚至不知道，就在他們身邊那段熟悉的、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已經因為關了燈，而養出如此徹底完美的黑暗來。只不過一扇門，隔開了兩個世界。
關於黑暗的一段美好描述，來自艾可（Umberto Eco）的小說《波多里諾》（Baudolino）。

波多里諾與他的朋友們，尋找著傳說中東方教士天堂般的理想國度，而踏上了旅程。他們的旅程一開始是走向荒野，接著更遠地走向神話與傳說，開始遭遇只存在於想像之中的生物與人種——人頭馬，蛇怪，一個全村人都裸著身體的伊甸園般的村子，只有一條腿的人，各種獅頭羊身、或獅身蠍尾的怪獸…。
在他們行經的地域當中，有這麼一片阿布卡西亞的森林。那是一個完全黑暗的廣袤地區，沒有月色也沒有星光，有的只是高密度的黑暗。波多里諾等人藉著風向辨別前進方位，藉著溫度變化感知白晝與黑夜的交替。在森林中盲眼般地行進了數日之後，他們察覺到阿布卡西亞人的存在。聽見阿布卡西亞人的竊竊耳語，像善良而好奇的小生物，挨擠著群聚著議論著這群稀有的外來闖入者。
這知道對方的存在，聽見、也許還聞見，卻看不見彼此的兩群人，後來，竟也在黑暗中達成了某種溝通。波多里諾一行人當中有個阿布杜，思念著一不可企及（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公主，寫出了許多傾訴衷腸的歌謠。這時在黑暗中他又唱起了他為虛構公主所譜寫的情歌。突然之間，竊竊私語的阿布卡西亞人全都靜下來了，專注地諦聽，然後，他們開始以口哨模仿，重複它的旋律，彷彿感受到了歌中的溫柔心境。波多里諾、阿布杜與他們的朋友看不見這些阿布卡西亞人。甚至不知道他們是人還是別的什麼物種。但或許正因為看不見，泯除了異同的界線，省去誤導的手勢，表情和語言，他們之間竟以這樣單一有限的訊息，達到一種默契與理解。一個人唱，一群人應。在黑暗之中。
「世界上還會有更美的地方嗎？因為就算存在著醜陋的東西，你也看不到。」

這樣一則關於黑暗與默契的故事，出自符號學者艾可的手裡。整部《波多里諾》當中，符號不斷衍生歧義，受到誤解，或有心的謬用。波多里諾是這許多誤解或謬用的中心人物，他是個撒謊者，或者，他是個擅長說出人們希望聽見的話的人。他的話一說出口便失去了控制，語言符號不斷增生，繁殖，流傳。或許起始於無形的想像，卻在有形的世界裡產生改變。最後波多里諾決定閉上嘴，模仿基督教早期的隱士聖人那樣，住在一柱子的頂端。然而他的存在也是一個符號。儘管他不再過問世事，仍然招引了無數的解讀。善男信女來到柱子邊，祈求智慧的指引。他變成一個籤筒，無論吐出什麼話都有理。
在這樣一部關於夢想與謊言的小說中，艾可卻保留了阿布卡西亞的黑暗森林。全書中唯一完美的理解時刻，就發生在那個黑暗的地方。然而留下來是不可能的。波多里諾的亡妻在夢境之中警告他，要他別留戀，繼續前往光亮的所在。那是個不可久留之地。這個美麗的地方只宜留在記憶裡。倘若留下來，符號又會開始衍生歧義，旋律會變奏，像病毒嫁接在基因符碼之上。他們必須繼續走，慢慢地，離開那美好友善的黑暗。
「又經過了許多天之後，他們看到了某種閃光、某種乳白色的光芒，漆黑的環境又轉變為灰色而厚重的濃霧。他們發現一直和他們同行的阿布卡西亞人已經停下腳步，並以口哨向他們致意。他們可以感覺得到這些肯定懼怕光線的當地人停在一塊空地的邊緣，就像在招手一樣，而根據發出的輕柔聲響，也可以感覺到對方正在微笑。」
有時我會想起，我們之間或許也存在一片黑暗的森林。只有在我們都靜默下來，不再說那些漂亮笑話的時候，才終於置身於同一片完整的黑暗裡。所以現在，我只想對你說說隔壁巷子那棵美麗的樟樹。它最終還是被砍去了枝葉，我猜他們打算將它移植。這令我感到非常地沮喪。夜間我從它身邊走過，它身上只剩下最後幾片青翠的葉子，在被月色及路燈稀釋了的黑暗裡輕輕地搖晃著。我久久望著它們。不知它們是否回應我的凝視，吐納著二氧化碳的夢境。

借來的時間

我收到這樣一封轉寄郵件，說是某家比利時雜誌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進行採訪，問他們一生中最後悔的事。顯然這是道複選題。百分之七十二的人後悔年輕時努力不夠，一事無成。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後悔選錯了職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後悔對子女教育不當。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後悔沒照顧好身體。還有百分之十一的人後悔沒有賺更多錢。

這封郵件就跟其他的轉寄信一樣難以追究來源，也不敢確定其真確性如何。假設它可信，這些老人的後悔真是都非常的實際，竟然沒有一點…比如說，關於婚姻或愛情的後悔嗎？悔不該當年選錯對象，之後水深火熱半輩子；或是，為了個細瑣的緣故，錯過了什麼人，之類的。大概六十歲之後，那些都已經遙遠不堪了。一度以為不可忘的人，先是被動輒以二十年、三十年為單位的時間抵銷，最後殘存的一點形跡也被老人衰退的記憶力忘了個乾淨。終於還能留下來後悔的，竟就是這些最實際的東西，事業，兒女，錢。實際到無聊透頂。
不過仔細想想，這無聊透頂，可是茲事體大。關於一事無成的後悔、選錯職業的後悔，幾乎就是全然否認了這一輩子嘛，是屬於，「如果重來，想要過一種不同的人生」，那種層次的念頭。是整個人生喔，而不是只改變件什麼小事情。換個工作，重新獲得成就，賺一大筆錢…，這些只是他們心目中扭轉人生的方法罷了。其實是這麼樣地，想要過另一種生活看看啊。
當然，這採訪的結論，也可能是受了問卷內容的引導而來的。我想像一群老人，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地方，分別被問到這樣的問題：「老伯，請問你這輩子最後悔的事是什麼呢？」老人們便紛紛想起了一些片段，那時，是怎樣盛怒地甩了兒子一巴掌啊，一時衝動把多少錢投進了股票，幾乎就進了某家公司卻又退縮…。這些實在具體發生過的事，當中的後悔還浸透著種種挫折遺憾的情緒，卻是難以言明的，只好化約成問卷上簡單的答案。就說，後悔沒教好兒子，後悔沒選另一個工作吧。
當採訪的人離去了，他們可能還各自留在被攪動喚起的記憶裡。那個時候，怎麼就做了那個決定呢？也許當時就有人對他們說過，那句咒語般的話：「你要後悔的。」於是就越發後悔起來。像《桃之夭夭》裡，郁曉秋對何民偉說的話。

《桃之夭夭》裡的郁曉秋和何民偉，是一對小情侶。跟大部分沒經歷過磨難的初戀一樣，當時是無論如何都要在一起，一時一刻都要緊。可隨著時間過去，外在的阻力卻顯露出比愛情更有耐性，更強韌的一面來。這段不被何家同意的戀愛，最終以何民偉順從了父母親的眼光，選擇了一個家庭出身更相當的女性結束。
就是在分手的那一天，明白已經保不住這個人的郁曉秋，說了這句話：「你要後悔的。」話是在哭泣中說的，並不帶有威脅的意思，只是脆弱，明白已無力挽回。但這樣一句話也還是有力的，雖然郁曉秋也許不明白，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往後讀下去，讀到何民偉後來發生的種種不順意，總要替他想，覺得他的人生彷彿從那裡就定調了，注定是要後悔的人生。並且想起，他在那時做的是個什麼樣的決定呢？他選了一條容易的路走。因為和郁曉秋的戀愛遭到全家反對，結婚沒有房子，爭取住房碰壁，受郁曉秋的母親奚落…。這些瑣碎的情節，加在一起讓他反方向地被另一種生活吸引了。他選擇另一個感覺像是好人家的女孩，父母贊同，所以住房沒有問題。這彷彿是在疲憊中挑上了一條容易走的路。要到後來才發現，實際上並不比阻力多的那條路容易走。而是既然已經在那個點上感到倦怠妥協，往後便還多的是倦怠妥協的時候。
這一對小情侶，都還很年輕，在那一個點上分開了，後悔不後悔都要各自承擔了。反而是郁曉秋，在沒得後悔，在把生活所給予的全盤接收下來的時候，才成長為另一種內在更充滿的形式。
我又想起電影《末代武士》裡的那個山村，冬天就被雪封住了。裡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進不來。季節，像一層膠膜般，將它保存了下來。隔絕在外頭變動的世潮之外。那些虎視眈眈想拿下它的人，不容在帝國境內有這麼一個遺世獨立自治山村的人，也必須等待。等待春天雪融之時。
我在看過那電影幾個月後，忽又想起這段情節。所以，時間也有可能是庇蔭者，掩護山村暫時地安全無虞。不到雪融之時，誰也打不開它。那是我們幾乎要忘了的，一種想起時間的角度——總以為時間是逼迫的，不留情面的；殊不知它有時也是寬厚的，育養的。那一座山村在現代國家機器的力量逼臨之際，還被給予了一個冬天。它向時間借來了時間。

逆轉

郁雯分配給我在她婚禮上收禮金的工作。我一直都覺得婚禮禮金真是個有意思的習俗。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沒有社會福利的狀況下，人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互相支援婚喪喜慶的吧。不過，說起來我好像沒參加過幾次婚禮。朋友當中當然有結婚了的。不過認識得早的，是早在我出國的那段時間就自行了斷；認識得晚的，結婚之後才成為我的朋友。還有一大票的朋友不結婚。所以我到現在參加過的婚禮次數，絕對還是個位數字。這是不是某種社會現象的縮影呢？
「從來沒有人找我收禮金呢。」我覺得新鮮極了。何況我在朋友當中是有算術不大好的名聲的。
「妳長大了，可以做這個工作了。」我的朋友笑著說。

當時，我聽著這句玩笑話，沒想到收禮金跟長大之間還真的有某種關係。郁雯是我高中時候的朋友。因此我們之間有一整批跨越了高中、大學時代，共同的友人。（其中當然也不乏誰跟誰在一起過，誰跟誰又有什麼過節之類，一言難盡的故事。）於是當我坐在收禮金的桌檯後，一張面孔出現在眼前，帶著孩子的，打著領帶的……，對著我微笑，好像他們認識我似的，我也對他們報以對陌生人的那種禮貌微笑。等接過紅包袋，看著上頭的名字，才發現，不是我認識的那個誰嗎？這時才抬起頭來，從眼前的這個人身上辨認出高中時候穿制服的形影。「妳是XXX！」
然後就一陣驚叫。
這讓我想起最近看的一本小說《愛情的謎底》。作者創造了一個完全背反時間的角色麥斯。他一出生就是老的，皺皮膚，白頭髮，眼裡生著眼翳，像個七十歲的小老頭。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他的身體越變越年輕。他倒著生長，兩歲的時候像六十九歲，三歲的時候像六十八歲，以此類推，他心理與生理的年齡，會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交會。三十五歲的時候，他看起來就不折不扣是個三十五歲的人。可惜他不能停在那裡——可以逆反時間，卻不能讓時間停留——接下來他開始變年輕，四十五歲的時候像二十五歲，六十歲的時候像十歲。最後他老邁死去的過程，會是逐漸成為爬行的、只會啼哭的嬰兒。
這是個大膽的想像。如果麥斯在家裡足不出戶，就算逆反時間而生長又怎麼樣呢？還不一樣就是從生到死，死的時候臉上的皮膚是布滿老人斑，還是粉嫩的嬰兒臉頰，有什麼差別？可是他畢竟是得出門，得把自己暴露在別人的眼光之下，而且不大可能跟每一個遇見的人解釋：「我看起來很老沒錯，其實我才十六歲喔。」
這就給時間加上了一個社會向量。麥斯從小受的訓練是，隱藏他的實際年齡，模仿外表的年齡。在他十六歲的時候，當他的朋友穿著襯衫與寬褲子（小說時代背景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舊金山），他得照著中老年人的衣著打扮，好看起來不顯得那麼怪。問題是他像所有十六歲的少男一般，墜入情網了。他愛上了一鄰家的女孩，而她把他當成樓上的老伯。這個開始得非常悽慘的戀愛故事後來延續了一生。他在三個時間點上遇見這個女孩。第一次，他是老人她是少女，他們之間沒有可能。第二次，他三十多歲時又遇見她（她完全不認得他了），用了個假名，換了個身分，重新跟她談戀愛，乃至失去她。最後是，當他已屆遲暮之年，外表卻像個十歲小男孩，他再度找到她（這次又假冒了另一個身分），像仰望母親般看著他不知情的愛人。
小說家這大膽的想像，等於用另一個方式，再度演練了時間的殘酷。麥斯的故事是個悲劇，絕對是的。他的悲劇在於，不可能和他所愛的人，感知同一種時間。

在他三十幾歲，第二次與女孩相戀的那一回，他終於如願和她結了婚。但他的妻子漸漸老去，他卻變得年輕了，那時他得費盡心思把頭髮染灰，故意穿過時的衣服，像做舊一件古董，卻畢竟歸根結底是件假古董。人人都說他們嚮往青春。但那時的麥斯其實不想恢復青春。他年輕了而愛人老了只意味著，他們會失落彼此。時間是社會性的，是以那些你在意的人為座標。你只是想和你愛的人停留在同一個次元。別比他們老得快，別比他們老得慢。並且希望你們的關係也是如此。所謂「白頭偕老」。
那其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即使我們不是麥斯，我們不逆轉青春。
時間是社會性的。你和你的朋友們，走過類似的人生階段。在類似的時候開始關心類似的問題。面對親人的老去，發現自己也很需要整理身體，交換起中醫或推拿診所的資訊。那天的喜宴裡，有孩子的朋友們自然地坐在了一桌。我還滿高興沒人拿出名片來交換。而且，我又得到朋友的特別待遇，接過他提供的水果軟糖，餵山羊般餵了他的兒子一次。這次他已經學會對我說謝謝了，雖然說得非常小聲，並且給了我一個害羞的微笑。他也長大了呢。我們都長大了。我會收禮金，而他會說謝謝了。

拆房子

我喜歡的英國小說家哈尼夫．庫雷西這樣說：「愛上一個人很容易，只要讓步就行了。」他真詐。在這個句子的末尾以一個句點停頓了。他沒說出來是什麼樣的讓步。對愛上的對象讓步嗎？也許是。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裡馬歇爾對希爾貝特那樣的讓步。但更大程度也對自己的讓步，對心目中那理想的原型愛情想像讓步，讓它變成一個可能在這個世界裡實現的事。形式向內容讓步。假設對現實讓步。「絕對應該如此」對「怎麼就這樣發生了」讓步。於是就可以愛上一個人。

颱風將來的某一日，我在一面山的位置上讀小說。那與各種層次不同的褐色、黃色拼湊而成的一整座山的綠色，無所遮蔽幾近奢侈地曝照在眼前。你真要感覺它是活的了。那巨大的體積上任何一點都是活著的。樹在搖動，山的輪廓因而微幅、沉緩地變形著，不久幾乎全然靜了下來，颱風可能就這樣離開了吧。我忽然有種想靠近某棵巨大的樹的慾望，仰望它巨大的伸展的枝葉的傘蓋。不是那些受了圍牆圈囿的路邊樹，它的樹根不是老在水泥下水道蓋板的阻礙下停止了生長的，一真正的，山裡的樹。樹皮上滲著前夜的露水與山裡的霧氣。我好像真的可以看到這樣一棵樹。然後奇怪地意識到，心裡怎會有這樣，一株理想、原型的樹？又為什麼，毫無道理地在這麼個早晨，久違了似地想念起它來。
最近，家附近的一間日式木構平房給拆除了。那是我小時候有記憶以來就存在的一幢屋子。我現在想不起小時候看見它的樣子了，應該也是有過極宜人居的時期。但是後來，在週遭陸續蓋起水泥公寓後，它就一味地破敗下去了。窗戶破了，用硬紙板糊上。瓦片掉了，磚頭壓著黑色塑膠布蓋上。木柱上的綠漆剝落得極厲害，幸而那種老房子的綠漆剝落起來還是很好看的。院子裡的草木當然是沒人修剪，也就有些樹芽長到牆頭上去，從裂縫鑽出來，又把裂縫掙得更大了。到底有沒有人住呢？偶爾夜裡經過還是會看見裡頭透出亮光。不知道是誰在居住或看管著這房子。彷彿放棄了，彷彿認識到房子在蓋好之初也同時俱來著朽壞的力量，遂對那力量讓步了似的。
後來終於拆了。
拆起來真是很快。一天下班的時候經過，發現屋頂已經去了大半。再過兩天，就只有一塊空地，隔日就圍上了工程用的鐵皮圍籬。
那個夜裡我經過，發現房子已經不在了，什麼都沒有了。我驚奇地看著月色照在空無一物，黝暗的土壤上，有一種淡淡的，冰涼的感覺。然後我又驚奇地看見，空地的角落有一株巨大的樟樹。那樟樹一定有四層樓高，與周遭樓房毫不搭調。彷彿它是一夜之間突然出現的。它在風裡的搖擺，無聲，沉著而有力的，幾乎對那些水泥房舍的平庸構成威脅。我從來沒注意到那裡有這麼一棵樹。
也許是因為從前那平房在的時候，遮蔽了部分的視線，遂使那樟樹不顯得那麼高。平房消失它便暴露了出來。

忽然我想起另一位小說家艾柯筆下，擁有說謊（或編造夢想）天賦的波多里諾，對拜占庭大臣尼塞塔坦白自己愛上帝國皇后的一段對話。神聖羅馬帝國的腓特烈大帝是他的養父，他卻愛上只大自己兩三歲的皇后貝阿翠絲。這不可能的戀情折磨了波多里諾多年，直到有一天，他在戰場上救了他的大帝兼養父，把他帶回了皇后的面前。在以救夫恩人的新身分見到皇后的那一刻，他的戀情突然轉化了。
「我突然了解，救了主子的命之後，我也償清了我的債務。不過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已經無法再自由地熱愛貝阿翠絲。於是，我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愛她了，就好像一個傷口結了疤。她的目光在我心中喚起美好的回憶，但是已不再令我顫抖。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待在她的身旁而不會感覺痛苦，離開她的時候也不會再受盡折磨。我無疑已經完全成人，年少的熱情已經在我心中沉睡。我並沒有因此而覺得難過，只有一股輕微的懷舊。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沒有保留而咕咕大叫的鴿子，只是現在求愛的季節已經結束。所以應該動身了，前往大海的另一邊去吧。」
那個聽著波多里諾告白的拜占庭大臣尼塞塔評論道：「你已經不只是一隻鴿子，你已經變成了一隻燕子。」
「或是一隻鶴。」波多里諾這樣加上一句註解。
彷彿從家禽變成了候鳥，意識到天空那樣大。拆掉了房子，樹便顯得高了。我在想或許一切關係都牽涉了讓步，像一棵被房子遮掩的樹，將自己降格到庭院的角落。然後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悄悄發生了轉化，做好了準備。也跟開始的讓步一樣容易地，有一天房子拆了，忽然便在打開的天空底下，遍照日光，遍照月光。

夜奔

有時在夜間走過小巷，晚到人車靜寂的時刻，會看到柏油路面上小小的暗影跟你一樣行路匆匆。牠們的顏色與路面十分接近，你必須憑藉牠們背翅對路燈光線的黯淡反照，辨認出那些以一微小的弧度凸起在路面之上，且迅速移動著的身形。
一個夜晚有幾隻蟑螂試圖橫越巷子呢？有的看起來是打算從左邊的樓房遷徙到右邊的。有的從右邊遷徙到左邊。不知牠們各自是遵循怎樣的遷徙召喚。好像從來沒看過兩隻蟑螂在路中間停下來，用觸鬚彼此心電感應一下，交換住家情報之類的。（可能牠們很不屑吧：「哼！螞蟻才幹那種事。」）難道牠們當中流傳著某種蟑螂版的《Taipei Walker》，知道哪裡有什麼吃的，運用的是什麼樣的嚴選素材…？不然兩邊都是尋常公寓人家，幹嘛冒著被機車輾過的危險，巴巴地爬出圍牆，往對岸投奔而去啊。

法藍向我講述他的遭遇時，我腦中出現的就是這幅蟑螂夜奔的畫面—僻靜的暗巷裡，零星地，從黑暗牆角爬出的蟑螂，各自朝向相同或相反的方向，匍伏、偵查、迅速前進。中途有幾隻在這遷徙的途中陣亡了，死於跟牠們選在同樣的時間穿越路面、且不大理會其他物種的人類腳下。法藍從倫敦來，住進台北某飯店，很不幸地發現飯店老舊得不符預期，並且以他拿下了眼鏡後、不甚銳利的眼角餘光，瞥見牆角有個東西在移動。那時他背反了他「旅行時應隨遇而安」的信念，想：「夠了！如果是蟑螂，我立刻搬出這家飯店。」幸好在戴上眼鏡，恢復視力後，他發現在牆角挪動著的不是蟑螂，是一隻大蜘蛛。
為什麼蜘蛛就比較無所謂，蟑螂卻會讓人立刻搬家？我自己也是那種，一發現有蟑螂出現在房間裡，就只好把整間房間讓給牠，帶著小說、茶杯、枕頭去逃亡的人。到現在我也無法解釋，幹麼那麼怕蟑螂。會飛的，無聲無息突然出現在角落裡的，巨大油亮的，介於幼蟑與成蟑之間因此背上有著令人起雞皮疙瘩的紋路的。半夜裡你從睡夢掉了出來，覺得喉嚨乾澀，到廚房去倒一杯水，打開燈，牠就在那兒，在地板拼花瓷磚的正中央。你一下子醒了。牠也醒了，醒在一個乍亮的空間裡。那令牠感到安全的黑暗被一下子抽走，所以牠也嚇得呆掉了。有幾秒鐘你們就那樣對峙著。牠的觸鬚以一種尖銳的緊張感僵懸著不動，顯然也在等待與觀察。
你想，從門口走到茶壺的路徑是安全的嗎，你的落腳點跟牠的距離是夠的嗎，牠會不會驚慌失措中弄錯了逃走的方向，結果反而撞上了你（這是我一次不幸的親身經驗）。你們心裡想的事情可能是一樣的，都想不計一切與對方保持距離，卻不知道能不能信任對方保持冷靜。不知道你開始動的時候，牠會不會知道該往什麼方向前進，才不會爬上你的腳。或者牠會不會—更糟的情況—忽然就飛起來了。

當你終於下定決心，一步踏上廚房的拼花地板，牠彷彿，也下了決心似的，掉轉頭狡捷地溜進流理台的下方了。於是你鬆了一口氣，在警戒中完成倒水的動作。你們像一對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怨偶，小心翼翼避免自己的路線（或視線）與對方重疊。並且在房門關上後，如釋重負地，努力忘記對方的存在。
父親每次目睹我因在房間發現蟑螂，而開始進行抱著枕頭小說毯子茶杯的大搬遷，總是覺得我很荒謬：「這麼大的人還怕蟑螂！」這是我在他心目中，仍是個小孩子的諸多事證之一。其實，真的不是大小或力量的問題。我確實無法解釋為什麼蟑螂具有讓人類頭皮發麻的特性。是因為牠比我們城市生活空間裡所能夠見得到的大部分昆蟲，都來得肥大嗎？是因為長相嗎？是因為牠突如其來的出現，讓我們想起自己並不真的擁有這個空間，即使你付了房貸？
這種無理可說的恐懼，讓我想起克拉克的科幻小說《童年末日》。那些接管了地球，帶來世界和平，有如神祇一般的外星人，一開始神神祕祕的，不肯讓人看到他們的真面目。後來人類才發現原來這群救世主們長著黑皮膚，尖耳朵，長尾巴，換句話說，就跟西方傳統認知裡的魔鬼一模一樣。為什麼沒見過外星人的人類祖先，會創造了跟他們一個樣子的撒旦形象，並且環繞著這個形象，不斷繞射各種恐怖的幻想呢？幾個世代過去，當這群外星人在為人類創造沒得抱怨的和平與文明之後，也將地球導向終結，人們這才理解，他們的祖先之所以對撒旦形象那麼地恐懼，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在這些外星人手裡栽跟斗的實際經驗。令人恐懼的事，不是發生在歷史上，而是在未來。前代人類不理性的恐懼，乃是從末日而來的反響，迴蕩在過往歷史的每一個時刻。—這真是我看過最嚇人的推論了，似乎暗示著我們的種種沒道理的恐懼，說不定不是源自童年被嚇到的經驗，而是未來將會發生的恐怖事件的回音。也就是說，以後還有得怕呢，現在只是先預習而已。
我絕對不希望未來發生什麼跟蟑螂有關的大事件。即使如此，當牠們在夜間穿越巷弄，進行著不知為了什麼目的的遷徙時；當我在夜間的路面，看見那些小小暗影，而緊張地與牠們保持距離時，我想我在牠們眼裡可能也不過是另一物種的夜間活動者。攜帶著與牠們身上病菌量相當的煩惱或慾望，朝向不明的方向投奔而去。

照顧

我懷疑我的身體已經受到工作場所秩序的馴化，生病竟然極為準確地挑中禮拜六禮拜天。在星期六的下午開始發寒，溫度上升，昏睡，到星期天的下午開始退燒，下床活動。眼看接下來的星期一又可以正常上班，毫不影響。只是平白犧牲了週日在朋友家的一個聚會，前一天我還跟她去了遠企叫她要買我喜歡的那種起司呢。（這會不會也是一種被工作養出來的習慣？每次開會前都要先指定好，雙方該做好的準備工作，免得會開得沒效率又冗長，現在連去人家家吃個點心都…）

因此這個週末就陷於原因不明的微燒和昏倦之中。但我還是不甘願就此這樣浪費掉兩天不必接電話、公文不會在你離開座位時忽然一整疊地出現在桌上的時間。結果便是我在書桌和睡床之間不停地往返。坐在桌前讀了幾頁小說，開始覺得頭昏，就又回到床上去。躺了一陣，醒來，再回到書桌前，到實在坐不住了為止。睡不著也讀不了書的時候就躲在被裡，努力想把幾條混亂的思考路線整理在一起。這樣兩天下來也算是讀了一本半的小說。還讀了一點克莉絲緹娃和德勒茲——想試試平常讀不懂的書，頭腦發熱的時候會不會比較讀得懂。
和我居住在同一空間裡的我媽，似乎沒注意到這整個過程。我媽之不會照顧人也真是一絕了。有一次我早上一起床鬧胃疼，她劈頭訓我一頓，嫌我三餐不正常、肉吃得少了缺油脂。接下來竟然問：「早餐要吃什麼？泡麵好不好？」這件事讓我對自己生病時能從媽媽那裡得到怎樣的保健照顧，徹底死心。其實我媽並不是不關心。而是近年她對我變得比以前放心了，於是，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地，連帶好像一點都不覺得我生起病來會有什麼大不了。胃痛？小事！應該可以照樣吃泡麵吧。於是這個週末我從我媽那裡得到的最大照顧，就是她頻頻過來問我要不要離開床鋪，起來看綜藝節目。
其實這麼點小病，休息兩天也就好了。自己也還是可以起床倒水，量耳溫什麼的。這種時候「照顧」並不是具體真實的需求，而是一種心理的作用。在生病的時候，你並不真的想那麼懂事地配合上班時間，而比較想讓別人來配合你。這就是麻煩所在。因為這個世界並沒有附這樣的保證書。就人類所知，應該是沒有人在出生前給你宣讀過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權利與義務，告訴你如果這個世界不如預期，你可以循怎樣的管道上訴吧。而且即使它沒有附帶這樣的保證跟宣告，你還是不得不、不知如何地就給生到這世界上來了。

星期天早上，我懷著「希望一起床就健康了」的念頭醒來，卻又昏昏地倒回床上。不知是幾點鐘，我媽進房間來把我叫醒，要我到客廳跟她的朋友打個招呼。然後我才想起剛剛在睡夢中斷斷續續地聽見，房門外頭媽媽跟阿姨們的說話聲，話題顯然環繞著我和我的姊妹們。阿姨們說著「女兒好能幹啊」，「好漂亮啊」這樣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讓我媽高興的話。即使不在場我也能想像，我媽正拿出照片，以及…（這是最恐怖的部分）我的書。那時我就該有預感了，我媽是不會讓我繼續蒙著頭睡，把那些讚美當成電視機裡的聲音的。果然不一會，我媽衝進房間，把我從床上拉起來，要我出去打招呼，無視於我睜不開的眼睛，但是沒有忘記叫我「搽點口紅」。我像一個拗不過任性孩子的老人那樣嘆著氣說：「哎，妳真不懂事。」
她離開房間、回去招呼她的朋友時，我換上T恤，坐在床邊，看著自己即將走出去的房門。那時我感覺門外的世界像是個樣品屋，展示理想美好家庭生活與人際關係。不到五分鐘我就會走進那個樣品屋，她們會對我很好，溫情地對我說上許多讚美的話，我媽也會很開心。但此刻為什麼我看著房門，覺得走出去那麼艱難。
終於我還是出去了。在我健康一點，心情也還可以的時候，這些事我雖然不喜歡，但做起來會輕而易舉些。也許太輕而易舉了，以致於幾乎忘了，那裡面牽涉到多麼複雜的心理機轉。那樣的場景，流動著我媽的期望，人生價值的標舉，滿足與被滿足。她們走了之後，我便累極了。中午想吃義大利麵簡單拌點罐頭的番茄羅勒醬。媽替我把麵下了鍋，我回到床上，又怕她把麵煮過頭了，或是忘了過冷水，還是自己回廚房去動手。那時我忽然意識到，對媽媽而言我其實是個多麼不好照顧的人。為什麼生病的中午非得想吃一碗義大利麵呢？如果是稀飯，我媽不是可以很好地打理嗎？想被照顧的困難，難在到要讓照顧以你希望的形式，發生在剛好的點上。可這是個希望紛雜多元的世界，你已經不能什麼都不做地等著被照顧了。你還得付出點努力，給線索，引導那個照顧你的人，教他怎麼做，才能讓你希望的照顧發生。跟準備開會一樣。
下午，耳溫退到三十七度四時，我打開了電腦。
連上MSN，在線上遇到我的朋友阿涼，告訴她生病了的事。不久她給我送來鼎泰豐的炒飯。
於是這個生病的週末，我終於還是好好地被照顧了一次。

堂皇迷戀

時間甜蜜而詭詐，在迷戀中你就比較甘願地對它繳械了。把自己變成一個，不那麼像自己的人。或者那從來便是我，只是若不藉由對另一個人的迷戀，就無從現身。

我以為愛情當中最為精采的，乃是迷戀乍現的時刻。

存在著各種的關係。有的你只能靜靜坐在他身邊看一場電影。有的只宜在夜間的酒館裡相遇。有的必須是長距離，久久收到一封簡訊。有的是壓抑的，在e-mail裡用表情符號曲折表徵不可指稱的情緒。有的你總是在挫折的時候想起他但絕不能在那時候打電話給他。有的你可以隨時安全地見面但永遠不會絕望地想念。有的理解但不靠近。有的靠近，但別想理解。這許多的關係都是部分的。但部份也就代表了全體。

我們總是容易忘記，愛情乃是一種命名。於是它就跟所有的命名一樣，既構成意義蛛網裡不可少的一個端點，也遺漏著更多的空白。克莉絲緹娃：「由於想要命名所有的東西，他便碰上了……不可名者。」用愛情去命名一種關係的危險是，永遠會有更多的無以名之。那時你是為維護愛情這符號的有效性，而轉過頭去視而不見呢？還是束手無策坐視符號系統的崩潰？

所以，我恐怕沒有辦法好好地談論愛情。尤其當它老是跟幸福，婚姻，人生的出路之類過大的題目連結對舉。許多的戀愛發生了。許多的依賴，不安，與憤慨被偽裝成愛。但是如果把那些關係，還原到最小的單元，往往只是肇始於迷戀的時刻，那突如其來的，很可能是恍惚的一現。這樣乍現的迷戀值得我們更誠實的對待。它應該更堂而皇之。如果它是短暫的那麼它的短暫應該被尊重，不該被人類對付時間的種種策略所扭曲，不該被生活的布局，對易逝事物的焦慮恐懼，甚至不該被性，所延展。愛情是一種命名，迷戀是命名還來不及發生的時刻。

迷戀近似一次出發旅行。一種忽然掉進你生活裡的動機。一個向量。為一次迷戀而開始的一些新嘗試，比如說衣服，忽然開始換一種方式打扮自己了。今年春天我狂熱地愛著一條極細身牛仔褲，一件平領寬袖的黑色絨上衣，白色麻質圍巾。於是對一個人的迷戀也重疊了這些自我的裝飾，也等同身體與這些織品之間的關係。甚至後者要比前者更為直接而感官。每天你把自己放進這些織品裡，成了那個形狀，穿著這個新的自己出門，與從前微妙地不同著。向來不買也不戴戒指手環的我，從抽屜翻出之前親族送的一條銀手鏈來，開始天天戴了。（是因為他稱讚我手腕好看嗎？）那是手感沉重得十分舒服的一條手鏈，掛著一個可以打開的墜子，裡頭是個錶。中午吃飯時小芝注意到了，詭祕地，以為墜子裡嵌著相片而笑著問了：「是哪個honey呀？」我打開給她看：「是時間啊。」

避免將迷戀的事端擴大

時間甜蜜而詭詐，在迷戀中你就比較甘願地對它繳械了。把自己變成一個，不那麼像自己的人。或者那從來便是我，只是若不藉由對另一個人的迷戀，就無從現身。自我如何容納、及回應，對一個人的想念，每一次都不同，每一次也都重新構造，定義自身的性別。那是迷戀遊戲最精華的部分。彷彿目睹自己的化身，在眼前輪迴轉世。因緣俱足之時，便帶出潛藏在內裡，連自己都不熟悉的那些質素。既是我，又不是我。像尼采說的那樣，「透過與我們自身相異的他人和靈魂去生活。」

但無論如何，避免過多的命名。避免將迷戀的事端擴大，朝向愛情、以及愛情那強大的解釋系統威脅要吞併涵括的一切。恐怕迷戀這令人戰慄的快感，成立的條件是：認識到所有關係，本質上都是荒涼的。絕對要避免讓「他喜歡我嗎？」的疑問句變成一種貪婪。避免想要從荒涼之地採收什麼的愚昧想法。看清了那荒涼，卻還置身其中。繞著囚禁虛無之獸的圍籬行走，聽牠的呼吸。一種與絕望隔鄰的歡快。

所以迷戀的人不會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眼裡沒有荒涼。她是朝向最飽滿，華美，炫目的愛情想像而獻身的。也不會是白流蘇，她算計得太多了。可能是，對的，很可能是川端康成《舞姬》裡的矢木波子。

二○○四年夏天我會忽然愛上一個跟我活在不同時間裡的人。並且持續到二○○二年。（迷戀的時間不是線性的。它是像下黑白棋那樣，一發生就把前面的時間翻盤，整局皆白。之前你認識他的每一天遂都變成是迷戀著的。）可是他會是非常地遙遠。在我覺得應該會收到訊息的時候，e-mail信箱裡只有廣告信。然後在完全不期待的時候，忽然來了不知是什麼意思的簡訊。這就使得關係的現實部分脫離了迷戀的時間軸。這就使得他的存在彷彿只是幻影。我彷彿只是面對一堵潔白的牆，很容易可以打上心裡的影子戲。

神祕又可畏的自由

話說回來，一切關係都有做為幻影的部分，以及從現實傳來的回聲。關係一開始大多是你對一個人的想像，之後適度地以他的回應為支架。你本來以為他是那種對細節極挑剔講究的人，卻發現他竟全然不介意一杯沒出味道的茶；本來以為她安靜甜美，卻發現她在某些時刻變得暴怒煩躁。想像與現實相互校對，一種關係於是逐漸地成形了，最終得到了命名。可是在某些長距離的關係裡，回應沒有接上來，在預期的節點上失蹤。命名於是無法成立了。想像的部分吃掉了現實，漸漸地它也不再需要現實的支架了。它成了一趟朝向幻影的旅程。「我就是為幻想而活著的，以幻想為目標而行動，也因為幻想而受到了懲罰。」《奔馬》裡的少年勳是這樣說的：「我希望有，不是幻影的東西。」我多麼仰慕勳這個角色啊。他本是個迷戀著幻影的人，最後在幻影裡創造了真實。他打開了一條不存在的通路，看見一輪不存在的旭日。

有一天我想我應該開始一趟旅程。我開始想我該到哪裡找到他。應該是不顧一切的，帶著一點對日常責任的背信。然後我意識到那簡直是不可忍受的惡形惡狀，試圖將現實往幻影裡收納的粗暴手法。正相反，或許我應該踏上的是一趟背反的旅程。即是盡一切可能迴避撞見幻想在現實裡借用的投影。不是靠近而是遠離，像相斥的磁極那樣保持距離，一趟一趟地走開。這是一場安靜的流亡。

也是不顧一切的。

但那並不妨礙。每天我繼續在日常的軌道上行走，發生的每一則念頭都乘以迷戀的向量。那迷戀正悄悄改造著我。我接受著改變。把自己看穿，一再一再地。如同看清關係的荒涼本質般，看穿迷戀之中的自己也是荒涼的。那被迷戀的念頭搖動，吸收，在其中暈眩的我，並沒有一種不變的相狀。於是在我與我自己之間形成了一種陌生感，我看著自己怎樣一天天被豐饒的可能性吸引，開始穿上一個新的形狀，其後那個我又如何悄沒聲息地剝落了。迷戀起始自對一個人突然乍現的愛慕，最終卻成了與自己的關係。

那關係是敞開的。洞開著許多扇的門。

門外似乎就是，神祕又可怖畏的自由。


from 中時副刊 人間20040603

夢小鎮

每當在地理雜誌上讀到那些，位在遙遠世界某處的小鎮，只有一兩百人、甚至更少的聚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從地圖上消失，被全球化或是世界糧倉、世界工廠之類捉摸不清的辭彙給抹去了生存的命脈。還有些地方其實是城市，卻不知為何有種鄉鎮的感覺。破落的斑駁的舊建築，從某個遠去的繁華年分留下來的，帶著殖民時代金粉王朝的色彩。殖民者遠去了。城市經歷一段篤信進步的時期，卻再沒蓋出更好的房子來。

那樣的地方。我大概是受了那樣的地方的迷惑。使我在開會時老是從那些「帶動地方發展」之類的辭彙前漂離開來，而想起一個在雜誌上讀到的小鎮。比如說美國堪薩斯州的古巴鎮。據說那個地方主要居住著捷克移民的後裔，之所以有個名字叫做「古巴鎮」，是因為很久很久以前曾經有個到過古巴的人路過當地，對鎮民們講述了古巴人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故事。漂洋過海的傳奇，激起了鎮民的熱情。
那必定是個，仍然十分柔軟的世界。一個路過的人，與他的故事，還能在上頭留下持久的印記。小鎮的名字就這樣，在一個路人的故事裡產生了。
而幾乎可以想像，那必定也是一個非凡的，聆聽故事的經驗。一個路人如何激動了全鎮的人，使他們感覺那一輩子沒到過的加勒比海島嶼，成了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是在這樣的經驗之中，才可能產生命名，創造出名字來。去年在紐約經過一所叫做九十幾號的中學時我想：「他們甚至懶得幫學校取個名字呢。」或者應該說，他們缺乏能夠命名的共同記憶？因為在城市裡，產生不了像小鎮那種，全鎮的人一起被一個故事激勵的經驗？也因為可以拿來命名的偉人都已經過時，新的偉人遲遲無法誕生。然後才想到，哎，我自己念的那所高中女校，還不是叫做一個數字。

住在遠方城市的朋友，告訴我他做的一個夢。關於他去了一個小城鎮。「好像是越南。」雖然他實際上從來沒到過，夢裡也沒有清楚的特徵足以辨識那是越南。總之是個單純美好的地方。有些老人家過來，跟他說了各種的掌故與緣由。我也在那裡聽著。我說：「我喜歡這個夢。」
會不會我們心裡都有那麼一個小鎮的原型。一個不太大的世界。老人家會來跟你說話，而你也還能看懂他們的智慧。現實生活裡我們住在不同的城市，偶爾用e-mail交換生活的策略。所希望與追求的既那麼相似，又是完全地不同。所以我們就只好在夢裡的小鎮見面了。共同聽著一個故事的經驗，在那裡發生，就像用MSN平台聊天一般。
Tim Burton的電影《大智若魚》（Big Fish）裡也有個小鎮。它初登場時有如天堂。但不久就人口外移，成了一個老化又破落的地方。是因為遷走了一條鐵路嗎？還是大家都改成開車或搭起飛機來了？什麼原因使得小鎮就此失去存在的正當性。外頭看不見的世界的、看不見的力量，吸走了它的生命力，留下一鎮的老人，拒絕離開的年輕人則在青春之時便開始枯槁。直到伊旺麥魁格飾演的男主角出現，像小心翼翼地敘述一個夢境那樣，維護了那個鎮。說來有趣，他讓那個鎮起死回生的方法，是為它找到投資人——找到那些作夢的人，以夢養夢。許多人為夢想跑到大城市。其實小鎮更適合作為一個被城市人放在心裡的夢。也許不是真實的小鎮，是在地理雜誌照片裡的那種。是在我讀了雜誌之後，就進入我心裡的那種。

上個禮拜我也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在整理著好幾個書架的書，包括一架精裝的二十四史。我還記得我是怎樣把《史記》一本一本地拿下來，按照冊數的順序排好，裝進箱子裡，最後在箱子上貼標籤，寫下裡頭裝的是哪些書。這樣整理了一會，我父親出現了。他幫我把那個很沉的箱子抬了出去，帶著一點得意的口氣說：「我不在妳們怎麼辦。」
那是父親過世後，我第一次清楚地夢見他。
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女孩對我說，她覺得我變得世故了，「妳像別人一樣都在寫父親。」
我無法告訴她，大概是因為，不知不覺間，我開始在家裡補上父親留下來的空缺，無可抵賴地必須代替他處理一些現實的事。才終於發現，原來多年來他為我們做了那麼多事。那些我理所當然地以為，自然有人會處理好的事，那個「有人」不是別人，就是我爸。當他不在了那個人也就必須是我。於是我覺得自己跟他越來越像，也像他那樣在一定的時候失去耐性，露出嫌麻煩的表情。當我寫父親，也許是在寫自己。跟他一樣得在這個有限的世界裡住下來的我自己。
或者其實與那些無關。我應該對她說，大概是因為，從小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忽然意識到，父親心中必定也有一個小鎮。必定也有希望著寧靜的片刻。他年輕時從小鎮來到了大城，在這裡度過他三分之二的人生。但他心裡也必定還有一個，不可替代的小鎮。在他過世後我感到自己第一次走進那個小鎮，在那裡遇見了他。這些也許都是虛誕的幻想。但我們往往是在虛誕中才真實地溝通了，一個遙遠的人。

十五分鐘保母

我的朋友當中有小孩的不多。少數有孩子的，每次帶孩子出來，就受到我們這些單身叔叔阿姨們對小孩的高度注意，好像孩子是大家的公有財產似的。雖說這些單身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挺關心孩子的，不能說是沒有愛心，不過畢竟沒有經歷過小孩對父母的長期馴養，大概只能玩票性質地當個十五分鐘的保母。十五分鐘保母是有特徵的。你在一群圍著小孩逗的人當中可以很快辨識出這種十五分鐘保母。她們對小孩可沒什麼深思熟慮的教育理念，在小孩面前自己都還很像小孩，忍不住要淘氣。這淘氣又因為他們與小孩之間實際的年齡級距，而產生各種大人VS.小孩的趣味點。對剛開始學講話的小孩，教他們兒童不宜的詞語（我的一個男性朋友不知為何堅持要教別人的兩歲兒子說「爽歪歪」）。或（既是嚴肅又是好玩地）對小孩說起大道理。最近韻如的五歲兒子就受到某位阿姨這樣的教育：「大人有很多種。有一種是外表長成了大人，內心還是小孩子。所以你不用煩惱，即使長大還是可以保持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這樣的緣故，我開始覺得我們的下一代是不是有點令人擔心啊。他們在這些十五分鐘保母的圍繞下長大，大概不是絕頂聰明（提早看穿了我們這些大人）；就是完全混淆吧（搞不清楚大人到底說真的還是說假的啊）。這都是因為十五分鐘保母們的教育方針所賜。（我懷疑我那些有孩子的朋友們，會不會一回家就急著給孩子反洗腦啊。「千萬不要聽那個寫小說的阿姨的話喔！她是寫小說的嘛！」）說不定我們是向小孩子說著各種，希望能從比我們更大的大人那裡聽到的話。
我從朋友口中聽說了這麼件真人實事，美國某個主題樂園發生過的案例。一個負責裝成米老鼠還是唐老鴨之類卡通角色的員工，因為累了，躲到角落把頭套拿下來休息一會。不巧被一個小孩子看到。這小孩當場竟被嚇哭了。案子上了法院，主題樂園被判賠償高額的金錢，彌補小孩及其家長的精神損失。
這案子聽來有點匪夷所思。那個小孩子到底受了什麼損失呢？他其實是發現了原來米老鼠不是米老鼠。米老鼠的頭可以拿下來，裡面是一個疲倦的，被頭套悶熱得直喘氣的成年人。那張笑嘻嘻的塑料臉是假的，像一層糖果紙那樣被剝開，裡頭是一個為工作而勞苦的人。是這樣的嗎？這就是他的損失嗎？發現了世界為了取悅他，而隱藏著些什麼（那他實在不該哭，而該好好把握時間。再長大一點，世界根本就也懶得取悅他了）。發現他不過是跟著米老鼠轉過一個角落，到了無人的地方，剛剛那個友善、溫馴的世界，就轉瞬瓦解消失，進行了無情的自我揭露。

我們這些十五分鐘保母比主題樂園誠實得多，不怕在小孩子面前露出「其實我們也搞不清楚」的表情。或者說我們的大人塑料臉從來就製作得不夠精良，以致於裝也裝不來。我們其實滿想跟小孩一起拆穿些什麼，這個世界的包裝紙、不實際的謊言。有時候會碰到那種很有學問的小孩，指出老師教他認的的植物，或是書上的科學小知識，我們也會聽得很認真：原來是這樣啊…原來楊桃樹會開粉紅色的花，我還以為楊桃是長在地上的咧…。
孩子的爸媽們則是，自從有了孩子就進化到另一個層次了。我朋友拿出他兒子喜歡的糖，卻不直接給他，而是遞給我：「妳給他吃，他會跟妳好。」他在教我怎樣跟他的兒子玩呢。我忽然覺得我也成了他的小孩。他教育他的兒子，也順便教育著我。我對著他兒子遞出那顆糖果，像是被爸媽哄騙著拿一根草去餵山羊。而且老實說我還真喜歡他兒子期待地靠過來，看著我（手中的糖），伸出小手（我碰到了呢！暖呼呼的），害羞而友善地看了我一眼（我可能也是以同樣的表情看著他吧），然後，緩慢而試探地，乃至終於像是與我達成了某種默契似地，將那顆糖接了過去。
換句話說，朋友升級變成爸媽，並不表示同輩的我們就跟著他們一起長大。而是我們更加地變成小孩子了。我們看著他們的孩子，彷彿這個我們不大理解的世界裡的另一件不大理解的事。我們開始試探這件不理解的事，想要跟它玩。不小心把小孩弄哭時就緊張地把他塞回給爸媽。我們注意地看著他說出或做出種種極其天真，卻也具有意想不到的智慧的事。我們其實還滿感謝這些帶小孩出來的朋友。讓小孩充當幾個小時的公共財。為我們進行一次機會教育。讓我們看清自己其實還多麼長不大。
他們讓自己充分地成了爸媽，好讓我們還繼續地像個小孩。

你不相信的事

據說豐臣秀吉開玩笑地對千利休說，你也死吧，千利休便切腹了。那樣輕易便探測了死亡的底限，像是一眼辨清茶湯的顏色。留下豐臣秀吉於無助的境地。活著，大權在握，一語定生死。但是無助。
還沒跨過界線的人，站立在安全的位置，權力的頂端，被護衛著的，總是最後的弱者。在他和死亡之間是無數的仇敵，敗軍之將，百姓，犯行者，只要他開口就只好去死的人。於是他們一個個先他而去了，去了那個他還不敢想的地方。他的權柄越大，就越無助。

小說《月光之東》裡，宮本輝創造了一個魔性之女的形象。名叫塔屋米花，美麗而聰明的女子，她的名字與許多男人牽扯在一起，其中似乎暗示著可疑的關係與金錢利益。有兩個人在調查塔屋米花的事。一個是女性，她的丈夫加古慎太郎在海外上吊自殺，那以後她才發現，丈夫一直有著外遇，對象即是塔屋米花。另一個是她童年時的友伴，曾經（像當時全校的男孩子一樣）愛慕過她的杉井。杉井在報上看到老同學加古自殺的消息，發現這整件事暗地裡與塔屋米花有關，觸動他想去了解，這麼多年來塔屋米花究竟成了什麼樣的女人。
在兩個人各自的調查之下，我們漸漸看清了，屬於塔屋米花的魔女的條件。一開始，她像是個可以隨心所欲的女人，擁有驚人的美艷，能讓男人為她做任何事。十八歲就迷惑了中年的富商，使富商贊助她大學和出國留學的學費。她似乎清楚美麗的價值，明白怎樣以青春換取欲求的一切。這樣的魔女塔屋米花，卻會對她的愛人們說出夢幻謎樣的話語：「到月光之東來找我」。
「到月光之東來找我」。這句話的重點既在「月光之東」——那是她為自己創造出來的美好幻象之境，一個純淨無有染污的地方；也在「來找我」——她是想被找到的。換句話說，這個魔女，內心有著他人無法碰觸的憧憬。她渴望去到一個純淨的地方，以致於為自己創造了月光之東這樣飄渺的想像，彷彿那是她在險惡人世中前進的動力。但在想像之前，她也是無助的，因此要一再對男人說，「來找我」。人們以為她是具有眩惑魔力的女子，以為她做的一切都經過精細的算計。其實她不過是在捉迷藏遊戲中，孤單地等待著被找到的，最後一個走失的孩子。
本來她像是可以輕易玩弄，操縱男人的女子。在她給已婚情人的信裡，不是透露著譏嘲嗎？那是洞悉了男人的弱點之後才寫出的信。因此直指要害，招招致命。但是，為什麼對愛人要有這樣的譏嘲呢？仔細想想，那些姿態其實是彆扭的。挑釁，惡意，帶刺的詞語，更多透露的是絕望與無助。為了保護自己而時時刺傷著愛人。將對方矮化，假裝對方除了性之外毫無可取，假裝自己隨時可以不屑一顧轉身離去。這一切都是過於笨拙的，愛情的姿態。為了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魔女必須付出孤寂的代價。

米花碰到了那個能到月光之東找她的人嗎？我想沒有。那樣的人是碰不到的。在幻影中創造的期盼，絕對不可能在現實中得到滿足。也許她人生最接近那夢境的時刻，是在她六、七歲的時候，一個陌生男人來帶了她走，在鄉下的小屋度過一個晚上。這事件被小鎮的耳語談論成一樁醜聞，盛傳米花受到陌生男子的玷汙。其實那男子是米花的生身父親，循線找來，想見自己的女兒一面。他與米花在小屋共度一夜，遠不是人們想像的瑕穢。但那卻是不可說的。純潔是不能向人解釋的。
那只能是存在於夢境與記憶之間。在鄉間的小屋裡，一個無法對人解釋的夜晚。也許那就是「月光之東」幻想的原形？那樣虛無飄渺的幻境，竟源自現實裡一所儲放農具用的小屋？那些男人們無法進入（且因此深感挫折）的世界，其實也就是那麼一間曾經存在，但永遠無法再現的小屋罷了。
真理是無路之國。我記得是克里希納穆提這樣說過吧。進入另一個人的世界，也是沒有路的。不知不覺我們將面對世界的策略，拿來對付自己珍視的人。不自覺地使用社會化的漂亮修辭，刺探對方的底線，躲藏在夜間酒館看不清表情的暗影裡。掩飾，保護，偽裝。那些其實是徒然，是沒有路的。走進一個人的世界，就像試圖達到全面的真理，任何取徑最終都成了一種遮蔽。卻在放棄這一切的時候，才忽然地靠近。
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忽然想再對你說一次，那些你不相信的事。你仍然不會相信。但我會再說一次。

疲憊與希望

車票被吸進地鐵站收票機時，會發出嗖的聲音吧。自動門開啟的時候呢？早上醒來聽見的第一個聲響（是來自腦中的，還是外界的），坐在咖啡店裡時從隔壁桌傳來、穿著鱷魚牌polo衫中年人的談話內容呢？許許多多，不停下來注視或傾聽，就在下一秒鐘怎麼也回想不起的，那些瑣碎的感官訊號。日常生活不正是由這些微末的聲音，影像，資訊所構成的嗎？許多人從身邊走過了，你並不記得他們的臉。只要稍微換個角度想，就知道自己也是，那樣全然不被看見地從他人身邊走過。
一個下午我在捷運站裡看見一個女孩對著手機氣憤地吼叫，暴露外顯的情緒使她從漠然走過的人流裡被排除開來。她真是完全控制不住啊。沉默之河裡一座不斷發出噪音的孤島。她好像是在尖叫。但稍微走遠幾步，她的聲音就被這捷運站裡更多更恆定無機質的音響（電車進站前的警示音，電扶梯運轉的聲音…）給掩蓋了。

村上龍新的短篇小說集《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在的我》裡，描述一段在餐館裡錄下來的聲音。從談話的聲音可以判斷有幾個人，從筷子或湯匙碰觸盤碟的聲音可以判斷菜餚的數量…。那是一辨認與還原的過程，需要細膩地解讀，然後重建為發生的場所。單靠聲音線索重建現場聽起來很複雜，因為吃飯這我們每天進行的行為，其實本身就是複雜的（夾菜，咀嚼，交換眼神，說適當得體的話，或說不適當得體的話然後挨白眼…），我們每天毫不思考地進行著這麼複雜的機轉，不以為意。反而是一旦做不到，就像是小說中參加婚宴的怜，「覺得自己很奇怪，為什麼會不善於應付這種場合呢？」落單了似的，自我清算著哪裡做錯了。文明社會的場所可以具有這麼專制的力量，使融不進節拍的人，在光潔的秩序裡自慚形穢。
所以大家才在不知不覺間都累了吧。一種巨大的疲憊，充斥在村上龍這本短篇小說集裡。類似那種無機的背景聲音，掩蓋了任何在背景前發出點什麼聲響的企圖。既是社會集體的疲憊，也是小說家自己的疲憊。當溝通變得艱難，人們失去再嘗試一次的力氣，疲憊遂變成所有人唯一共有的經驗。已經無話可說的戀人們、父親與兒子、歐吉桑與女高校生、應召女郎與客人，他們之間共同的情感就是疲憊。在其中疏離的人們終於弔軌地有了共同點。
我想這本小說裡寫的，就是這許多被疲憊包裹的人。他們被切分，隔離在各種瑣碎的場所裡。由於浸泡在共同的疲憊之中，才有了一點點互相了解的機會。
伊比鳩魯認為人之所以有許多焦慮與不安，「疾病的根源是在容器本身」，也就是人自己身上。但是場所作為裝載人的容器，卻也加劇著疾病的症狀。村上龍筆下的角色們，都有他們被社會賦予的場所，卻懷抱著不被場所容器接納的夢想。即將結婚的女孩為自己想畫畫，想去梵谷居住過的城市旅行而不安。三十三歲離了婚從事特種行業的女性，覺得自己不適合想去為被地雷炸傷的人們製作義肢。上班族女子本該和公司同事或朋友一起歡度耶誕夜，卻想念著有婦之夫情人而去了陌生人的派對。

當夢想（好昂貴的字眼啊！）扞格著被指派的角色，個人怎樣才有足夠的勇氣，挺身抗拒場所呢？當前台燈光、都已經就位，演員要怎樣才能走到舞台中央，無視於那些等著他接下一句台詞的同台者，面向一屋子驚愕的觀眾說：「不，今天要演的戲不是這樣，我要重來。」還是，我們感覺自己在配合場所的扮演裡，耗盡了力量，以致於選擇繼續、無盡地，將這台不知由誰導演的戲演下去了。
書中的一個角色，對一向施加著規範的父母親，不無憐憫地這樣評價道：「由於一直待在家裡待在百貨公司待在學校，才會完全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那些規範我們的人，他們自身也是場所專制力量的受害者。他們並不比我們更了解世界的構成，並不比我們有更多的希望，更少的絕望。他們試圖教導我們的真理，其實只是他們在自己被制約的、狹隘窄迫的場所裡嘗到的那麼一點點，世界的滋味。但那並不表示我們贏了，只是大家（包括我們自己）都在場所面前一敗塗地地輸了。認識到場所的專制，想要超越場所（哪怕只是一小步），是這些平凡的角色，幾乎要變得不平凡的一刻。
村上龍在後記裡說道：他想將希望寫進小說裡。我想原來，當這位小說家摹寫森冷的世界時，他其實是期待著療癒的。他其實是位疲憊的小說家了。只是他並不放棄希望。
一晚我在電話裡與久未見面的朋友長談。談他即將進入的，婚姻與家庭，現實與責任。種種他曾經恐懼，如今準備好承接的一切。他即將進入一個新的場所，在那裡他將遭遇更多的規範限制，卻也有浮出水面，突破疲憊表面張力的希望。最後他出於善意地告誡我：「妳並沒有完整真實地活著。」
那時我想，今後我要為自己決定什麼是真實了。

二人一役

不久前，我到國家戲劇院看了日本Ku Na'uka劇團的「天守物語」。美麗的天守城宮主富姬，從觀眾席的後方出現，如夢似幻地緩步走到舞台正中央，一開口，卻是低沉的男人聲音。這是Ku Na'uka劇團特殊的「二人一役」演出方式，所有角色都被拆解成一名表演者與一名敘述者。一位演員表演動作表情，另一位說出他的台詞。

這樣的演出方式，造成了一種荒謬感。女宮主富姬是男人的聲音，男武士圖書之助卻是女人的聲音。負責動作的表演者，身著華麗衣飾誇張地演出著；負責說話的敘述者，卻端坐在舞台四角的定點上，如如不動；角色分裂出一種近似傀儡戲的效果，彷彿那些衣著華麗的演員，都受著言語線繩看不見的拉扯而動作。性別也在聲音與表演的分離中錯開了——當富姬為圖書之助點燃手中的燭台，對他一見鍾情而說「不想放你回去了」，本該是一幕浪漫愛情戲，卻因為富姬那低沉蒼老的男人聲音而顯得滑稽。再加上最後的芭樂流行歌，整齣戲背離淒美的原著，成了一齣充滿諷刺意味的喜劇。
走出劇場時我和同去看戲的朋友都覺得很有意思。可是接下來的幾天，我每在單獨的時刻一再想起。有什麼令我感到不安，看戲的當時沒有意識到的，這時在心裡蠢蠢欲動著，要冒出芽來。
本來，就故事的本身而言，「天守物語」絕不至是齣喜劇。天守城中住著美麗的妖精富姬，天守城外卻是姬路城主播磨守統轄的人類領地。城內的妖精，與城外的人類，構成二元並存的秩序。只不過，妖精在城裡清楚地看見人類的活動，人類卻對妖精的世界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兩個世界因一隻獵鷹而發生了交集。
富姬因看不慣播磨守作威作福的模樣，頑皮地將一把破傘變幻為鶴，引誘播磨守放出他鍾愛的獵鷹來追。待獵鷹飛入天守閣，富姬便把它抓來送給妹妹當禮物。但播磨守卻為失鷹而惱恨，下令看守獵鷹的武士圖書之助切腹自殺，或是冒險進入傳說有妖怪居住的天守閣，把獵鷹找回來。
換句話說，這是一則現代世界成形的寓言。在人類的擴張之下，世界顯得窄迫了。自然的事物一旦進入人類眼中，就要被標示所有權。劇中的播磨守，就象徵這樣一種人類的典型，想把他在人類社會中的權力，擴張到自然，甚至妖精的領地。他不僅視老鷹為己有，看到了鶴，同樣也想把鶴變成自己的。劇中富姬便曾這樣回答圖書之助：老鷹也有自己的世界，妄想擁有老鷹，不過是人類的傲慢自大罷了。

然而即使是千年妖精富姬，也無法阻擋播磨守的慾望。天守閣作為妖精的世界，即將被人類入侵了。第一個闖入天守閣的人類是圖書之助，富姬因愛上了他，放他回去。卻引來更多的人類，為追捕圖書之助而闖入天守閣。天守閣已經不再具有阻絕外力的力量，如果它象徵著人類最後的禁地，現在這禁地的山門已經洞開。這故事預示著一個除魅時代的到臨，妖怪，鬼魂，幻影，都將在人類火炬的光亮中消失。
也許我的疑惑，便是這樣一個帶有對現代性深思反省意味的故事，如何便在劇團的演出中荒謬地轉化了。「天守物語」演出的說明摺頁裡，收錄了劇團總監宮城聰的一段話，他反省當代社會情境中的人類：「我們幾乎感受不到自己是一個能夠大聲說：『這就是我！』的單獨個體。我們是對人類失去信心的受害者，對自我的價值產生質疑，對自己也充滿了無力感，缺乏『憑一己之力，也能影響眾人』的信念。」人被貶值到只是組織系統的一部分，像個零件般隨時可以被拆裝或組合。蒼白地扮演著自己在工作或家庭、學校中被指派的角色。
這樣說著的宮城聰，卻創造出「二人一役」的表演形式，將角色更進一步地拆解成表演者和敘述者。一個角色分化為兩個零件，齒輪般地互相卡榫，一起轉動，為什麼呢？難道是，演員「憑一己之力，影響眾人」，只能發生在自己被編派的任務之中，從極片面（只有動作、或只有台詞）的立足點開始，去放大能量，影響舞台上的全局？像是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只能從承認自身的零件性，從這個位置出發去說：「這就是我？」難道是，我們無可避免地是必須在這一切分裂與細碎之中，去拼湊故事整體的含意嗎？

小說家過世之後的某一天，我去了朋友家的聚會。當時有人對作家自殺做出這樣的發言：「你們根本就不想被救助嘛。如果想被救助，自己就可以救助自己啊。」
許多事情，我總是迷失當下的時機。卻在好一陣子之後，在一個完全不相關的場合，才想了起來。一個星期六，我在浴室裡放著熱水時，忽然想起那段對話，就在一屋子的蒸氣裡氣憤地哭了。
如今我對那說話的人並沒有惡感，卻卡住似的一再想，為什麼那時什麼話都說不出呢。我想我當時應該這樣回答：「對啊，就像你這種人，根本就不想多花一點腦筋，去認識這世界上還存在著跟你不同的人嘛。如果想了解，自己就會了解啊。」我一邊掉眼淚一邊想，那時為什麼沒有這樣回答呢。既然當時沒有回答，為什麼現在才覺得氣憤悲傷呢。彷彿有什麼人為我說出了當時遺漏的台詞，某個端坐在我腦子裡的敘述者。她說了，我就這樣，控制不住地哭了起來。

骨牌

「腳趾又長又乾癟，有點像猿猴哩。你知道…每次看到這醜陋的腳趾，我總是毛骨悚然。妳那隻白嫩的手連那兒都按摩到了。給我脫襪子的時候，妳沒嚇一跳嗎？」

川端康成的小說《湖》的主角，是這麼一個生著難看腳趾的男人桃井銀平。越是在意自己的腳趾難看，卻越停不下來地去想它、用語言符號去言說它。連對初次見面的澡堂按摩女郎，都要這樣一再地詢問：妳看到我的腳，沒嚇一跳嗎？那腳趾似乎象徵著一種恥辱與不潔，平日隱藏在鞋襪裡，不為外人所悉，但主人自己卻是心知肚明。一種無法逃避的存在，自我身體卑賤的場所，像個黑洞般，不斷貪婪地吸納著符號與言說。
或許我們每個人也都有那樣一種隱藏的恥辱與不潔。只是在這個百分之五十對五十的社會裡，恥辱是向外投射的。藍與綠互將對方視為自己的暗影，象徵了一切人生的不如意，不可控制的變因，掌握不住的處境，說不通的道理。
在喧噪的政治新聞裡，竟傳來了袁哲生自殺的消息。我和哲生在一家報社短暫地同事過，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從沒有發展出同事之外的友誼。因此我這時想起他與其說是出於懷念或悲傷，不如說是基於更自私些的理由。那個週末，他的死突然連結起其他我不明白、不理解的事。霎時令我感到，這個世界果然是既空落又窄迫的，而他們（包括那些以開玩笑的口氣說起「你們這些寫作的人是怎麼搞的」的人，那些在電視上侃侃而談的人，那些從來不曾懷疑過人生的人），他們果然就是不會懂的。他的死亡像一面凸透鏡放大著我對這個世界的懷疑，結晶為許許多多的「果然」。那被放大的邊緣歪曲的影像籠罩在我所見的一切事物之上。最核心的內裡，是一種模糊的恥辱感。提醒著，其實我並不是那麼準確地嵌合到這個，說著漂亮笑話的世界。
但那之後，我畢竟還是規律地上班去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搭朋友的車下山。她隨手接了一通手機，於是我們就被警察攔下了。忙亂中她找不到保險證與行照，於是警察開始念出各條的罰則，所有的句子都以「依法我有權…」開頭，並表示要扣她的車牌。「這是妳的車嗎？」「當然是啊。」警察瞪著她：「不是這樣回答！」那一刻我真的以為他就要控告我們侮辱警察了。

其實那是很一般的情況。違規了，被罰，也沒什麼。但對話當中卻有某種暴力的關係。警察的處置是合法的，但他很不友善，言必援引法條，將自己保護在正義合理的位置。在那位置之上，有什麼正扭曲著。他口中的法律不是用來告知你犯了什麼錯，而是作為一種壓迫的姿態拋出的，一種攻擊性的防衛。不知怎麼這樣的暴力就成立了。我看著我的朋友慌亂地翻著置物箱，打電話回家問東西放在哪，被迫到了一處看不見的牆角。警察一刻也不停地繼續說著，妳要扣駕照呢還是扣大牌，扣大牌我依法有權給妳四十分鐘讓妳開回家，如果妳去別的地方那後果自負，扣駕照妳就最好不要被抓到。好像我們一定會繼續違規，無照駕駛似的。
我的朋友試圖發出一點抗議：我是個規矩人哪，你實在沒有必要這樣。「不是這麼說。」警察說。「你們這裡有人，長得也是斯斯文文的，開口就幹譙我，連我媽他都玩，我媽可以讓他玩嗎？我就讓他知道，什麼叫做尊重警察！」
不久我們就繼續上路了。我卻仍止不住地感到沮喪。仔細想來，這其實沒什麼，我們做了一件違規的事，便該被處罰。何況警察最後（在發洩了他與他母親受到的侮辱後）並沒有扣下朋友的駕照或大牌，所以我應該沒什麼好抱怨的。但沮喪感卻壓制不住地，隱隱有擴散的態勢，威脅著要和其他不愉快的事情連結在一起。這種雙方都不是壞人，卻不知為何就成立了的暴力關係，總令我感到難過。警察受了之前某個我們不認識的人的氣，鏈鎖效應地，他把氣出在我們身上了，合理的執法因此添上了粗暴憤怒的因子。而那個幹譙他的人又發生過什麼事呢？誰在遠處推倒了一張骨牌，它帶著前一張骨牌的推力向我們倒來了，壓過我們往看不見的地方繼續倒去。
那時我忽然想起某個遠方的友人。如夜間行過靜巷，遭逢一陣突如掩至的香氣般地，想念起他來。這真是毫無道理。像是在心理醫生面前洩漏了一則沒有表面邏輯可循的自由聯想。克制不住地，我拿起手機傳了一則簡訊。螢幕上閃著：簡訊送出。而我想那或許又是，另一張骨牌倒地。

旅行的意義

我的旅程在夜間三點開始。少見地失眠了，爬起床寫了下幾個句子，又倒回床上去。一些念頭在心裡反反覆覆地來去，我像看一部陳舊的電影般冷眼看著它們。起來上了三次廁所，倒了兩杯水。下定決心天亮以後要做一件什麼事，卻在清晨掀開被子時感到，再也無所謂了。
這樣的一個幻影幢幢的夜晚，覺得自己走了那麼遠，好留在原來的地方，好在白天穿上天光，像個正常人般地出門上班。一夜長途跋涉，我的腿都痠了起來。

陳綺貞的新單曲發行了，歌名叫做（旅行的意義）。這其實是她以獨立發行的方式出版的第二張單曲，不見於主流唱片行，只在特定的一些咖啡館能買到。在網路上的一段錄音裡，陳綺貞說明了這樣獨立發行單曲（而不是等到寫足了數量的歌後才發專輯）的原因：「有時候做完一張唱片，說了很多東西，反而把每一首歌單純想說的東西沖淡了。」單曲的形式，可以「把每一首歌先說完，單純是那首歌的想像力、當它被放在專輯裡時可能顯現不出的魅力。」從創作者的角度，這當中牽涉到創作節奏的自由；從聽者的角度，則一首歌就只是一首歌，而不是專輯中的第三首或第四首。全長四分零五秒的這首歌結束後，你又在週遭的寂靜裡了。就在那裡停了下來，而不是被下首歌搶拍出現的前奏趕著跑。於是你和那首歌遂有一種唯一的關係，耍賴般地停留在它為你創造出來的單獨時間，並且也，單獨地承受它結束之後的抽空。
於是我在那樣單獨的、與一首歌的關係裡，想起我的一些旅程了。那些被我週期性發作的想離開、想跑到個什麼地方去的劣根性所教唆的旅程。（那不就是（旅行的意義）這首歌的主題嗎？）在愛丁堡有一年我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去了紐約。在台北的某個秋天我飛一趟倫敦只為了聽Coldplay演唱會。當然還有更多沒有成行的旅程。那年無論如何都要去日本，卻被各種紛至杳來而來的事件解消了決心。還有明明早說好了，我們的新加坡朋友麗萍結婚時大家都到那兒集合，我卻臨時卡在什麼情緒裡，覺得自己哪裡也去不了，甚至連邀請函都沒回。
那些旅程竟然都過去了呢。我是怎麼到了紐西蘭的基督城的，在河邊的咖啡館裡寫著長長的信。另一次，明明是狂熱地談著戀愛的時候卻忽然把自己抽走，到西雅圖住了幾個月。（後來果然就回不去了。）還有離開愛丁堡的那一年，不管旁人怎麼說，都一定要回台灣。帶著最後的行李坐上往機場的計程車時，住了三年多的城市在窗外變得那麼不真實。

在博物館遇見來自俄羅斯的歐嘉。她說起有一次從北京搭火車，穿越西伯利亞大草原，一共花了六天，抵達莫斯科。「好棒啊！」不用照鏡子我都感覺自己眼睛在發亮了。「好棒？」歐嘉的眼睛不但沒有發亮而且還往上翻：「第一天、第二天很棒，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真—想—死—。」
想想也是。在狹窄的車廂裡關上六天，每天在鐵軌上鏗啷鏗啷地移動。恐怕有好幾天窗外是一成不變的風景吧？但不知為何我們總對那樣長程的移動有種迷戀的想像。為什麼那移動的意象，帶有一種力量的感覺，彷彿是自由的。也許就像陳綺貞的新歌說的，離開就是旅行的意義。截斷連貫的生活，把自己從時間的河流裡打撈出來。即使混身濕淋淋還滴著日常的習慣，卻希望著孤身前往個什麼地方，讓陌生的太陽把自己曬乾。曬到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張開，曬到乾渴地想望一條河流為止。
如果，這個失眠的晚上就只是一個晚上，並不連結到第二天該做什麼，怎麼做，把自己從一張專輯還原到一支單曲。我在心裡默默為自己許著旅行的願望。一趟無形的旅程。並不真的去什麼地方，不是那麼外在地逃離。只是醒來以後，不想再懷著現在的這些念頭了。然後我忽然意識到其實我已經擁有那麼多的旋轉門。一個下午到別人家去溺愛他的貓。以MSN拯救這一秒的無聊。躲進一本小說。從一個劇場出來。跟著朋友走進她的研究室去借用那窗邊的位置。長久以來我都是，一趟又一趟地從自己走開。

浮躁

最近空氣裡可能有某種病菌，搞得大家都非常的浮躁。我打開電腦寫不了兩行字就開始上網，每分鐘檢查一次MSN看有誰掛在上面。最後乾脆放棄地跑去打電話給我的朋友，在念博士班的小銘。他也正覺得定不下心來念書，這陣子不時有朋友打電話跟他聊政治，情節嚴重些的還要約吃飯繼續講。小銘一天要接好幾通這種兩人組全民開講的電話。我想這種時候博士班學生真是最可憐的人了，大家都覺得你反正不在上班，沒別的事做，聊天隨傳隨到，一悶就打電話來串門子。剛這樣表達完同情，忽然想起我自己也是打電話來串門子的，趕快草草收尾速掛電話。

在這樣浮躁的氣氛裡，畢竟還是好好地看了場影展電影。真是沒什麼好說嘴的。台北電影節開始前就對著片單想，要看這個，要看那個…。等到影展開始了卻忙東忙西地只看了這麼一部。這幾乎已經是我看影展片的固定模式了。原來各大影展除了放電影，還有這麼一種功能，一再提醒你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免費加映，自由入場。
總之，看了一場法國電影，中文片名叫做《我是男我是女》，原文呢，是希臘神話中雌雄同體的Tiresia。一個男子，懷著某種詩意的偏執，夜間驅車進入一位在樹林邊，有許多阻街女郎招客的地帶。我們從他在車子裡的視角，看見那些身體的展示。她們傾身朝向車窗，說哈囉，打開外套衣氅，裸露出乳房。幾乎是不可能看清楚臉的。車燈光照的範圍很不均勻，只有淡色的頭髮與色彩鮮豔誇張的衣飾才能足夠地反光，得到顯影的機會。便使得那些身體與靈魂彷彿只是零件，你看著黑暗中浮出一件紅色馬甲，亮片短褲，廉價的塑膠皮馬靴，白金色假髮…，其他的部分，繼續隱藏在黑暗之中。
在這樣破碎的視覺感裡，那男子卻看見了其中的一名女郎。她一個人，可能暫時遠離招客的行列去上個廁所什麼的，在樹林裡小聲哼唱著歌。一首他聽不懂的葡萄牙文歌。他帶她回家。
那阻街女郎就是泰瑞莎。她還沒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從此走向她從沒想過的方向。男子把她帶回家，並不與她做性交易，只是把她鎖在房間裡，說：妳要和我一起生活。
經過一段時間的撞門，咒罵，哭泣，泰瑞莎畢竟也安靜下來了。他們甚至可以像尋常的同居人那樣，坐下來吃一頓飯了。可是，她開始長出鬍子。她原來是個變性人，長期注射賀爾蒙以維持纖細的女性外表。

如果那囚禁的房屋，是男子為自己創造出來的理想空間（在路上找一個人，移植盆栽般地把她移到他的空間裡，要她留在那裡跟他一起生活，這樣人工地創造出來的理想空間），那麼這個空間正在崩潰中。一點一點地，每一天，沒有賀爾蒙，泰瑞莎變得越來越像個男人了。她正在跨越性別的邊界，而那是無法被阻斷的時間之流。事實無望地展開，男子的理想空間從一開始就是個幻境。
也許是無法面對這個空間的崩潰。男子竟刺瞎了泰瑞莎的雙眼，將她丟棄在荒野。那不正是同一部車嗎？不久前帶泰瑞莎來，囚禁她，創造他的理想空間。這時又用來棄置。泰瑞莎來的時候坐在駕駛座旁的位置，去的時候被關在後行李箱裡，像個不合用的零件那樣地被拋棄。他要的其實是個天堂，停在絕對的一秒，容納不下時間的毀污。
瞎了的泰瑞莎被小女孩救起。看不見自己的外表，也不再在乎自己是男是女了。在對自己與外界完全目盲的同時，他竟有了靈視的能力，美麗的句子與意象自動發生在腦中，預言著村人們的未來，禍福吉凶。
這是一個關於神聖的故事。令我想起馬奎斯的一篇短篇小說。死了一個小女孩，她的屍體很奇妙地竟不腐壞，如同沉睡一般。她的父親相信那是因為女兒已經成了聖徒，於是寫信給教廷，希望得到教宗的正式認定。然而聖徒申請案件很多，教宗不會特別去注意這件小事。於是父親帶著盛裝有女兒小小不壞屍身的棺木來到梵蒂岡，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在那裡等待，向過往路人說明，展示屍體給願意看的人。教廷的聖徒認證遲遲無望。但那父親將一輩子投入了這個他堅信不疑的信念，使他自己成為了聖徒。
時間，我總是為它的力量而迷惑。或許時間原來是神聖的途徑。電影中那男子發現自己又一次地殺死了泰瑞莎，成為完成泰瑞莎神聖轉化的工具。一開始我們彷彿以為泰瑞莎是弱者，受擺布的，被男子任意地強迫放置進他的理想空間裡，又被丟棄。後來我們卻發現男子更像是個零件，他的存在只是促使這一切的發生。耶穌會的創立人羅耀拉這樣寫過：「任何人都不應該使用任何東西，好像這東西是他私人擁有的一樣。」男子原來並不擁有自己的使用權。最終每個角色都如容器般地盛裝著時間帶來的一切。無論主動，或是被動。如同我們此時也都共同盛裝著，這四月的浮躁。

春雨

這個季節，連夜飄雨的話，早晨出門時我就有點期待了。到了我工作的那位在山邊的博物館時，會看見怎樣的山色。會讓霧氣給罩住了嗎，遠遠，遠遠地在飽含濕度的空氣中透出形影來。顏色與輪廓在進入眼睛之前，被空間中的水分子重重疊疊地掩蓋了，遂顯得近在眼前卻不可穿透。好像你一直甜蜜地誤解著的一個人。

這樣春雨的季節，總覺得有些什麼解釋不清的。曖昧地存在著，等你去看懂，卻也不推搡，不逼迫你的理解。就只是以它模糊的形貌與你並存在那兒。或許不過是心裡的一些影子罷了。要說小說的話，這時節適合讀口一葉。
口一葉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小說家。從她二十歲發表第一篇小說〈闇櫻〉，到二十四歲那年病逝，只有四年的創作時間。但家境貧困，居住生活於東京庶民城區的口，生活在販夫走卒之間，肯定是通透地注視著過眼的現實吧。
我特別喜歡她寫藝妓的兩篇作品〈比肩〉與〈濁江〉。〈比肩〉寫一處繁華的街町，不但大人們做著各種的營生，孩子們也受了家境貧富，父母職業高低，住所位置的影響，而形成各種的小群體。當中有家裡是寺廟的信如，大街殷實的商戶田中屋的孩子正太郎，想跟正太郎競爭領導權、無奈卻因出身後街而矮人一截的長吉。這些孩子在由大人規範的世界裡，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出一種權力競爭的緊張關係，半像遊戲，卻也半帶有粗暴的認真。
在孩子們當中，似乎在茫然懵懂間逐步被推向大人世界的，是少女美登利。美登利的姐姐是街町上當紅的藝妓，因此寄住在藝妓屋的美登利也備受寵愛。
零用錢多，又常拿到姐姐的恩客們送的各種新奇小禮物，美登利過得就像尋常富裕人家的小女兒似的，絲毫不意識到那是姐姐以青春換來的酬報，而且自己遲早也是要像姐姐一樣步入風塵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段看來平淡的描述。經過一夜歡愛宴飲，這比其他地方晚起的街道，總也有人開始打掃了。這時，來自異地的藝人，打鼓唱歌的，演傀儡戲的，也紛紛地來了。也許是為了接下來的夜晚，或是為那些藝妓們消磨白日時光吧。在街町像卸去濃妝般褪掉了黑夜的保護色，素顏暴露於日光之下時，經過此地的藝人們，不知從哪裡來，還要往哪裡去。街市的人們站在商店門口，好奇地指點觀看。美登利聽見文具店老闆娘讚嘆那經過的太夫，便說：

「…『伯母，我去叫那太夫過來。』便叭苔叭苔跑過去，拉著那人的袖口，也不知道她到底放了甚麼東西進去，笑而不言。沒想竟讓那女太夫唱了一曲〈明烏夢泡雪〉的歌。唱罷嬌聲道謝：『承蒙照顧。』這可不是隨隨便便點唱得來的哦。『喲，那是小孩辦得到的事嗎！』眾人不禁目瞪口呆，不看那唱歌的太夫，反倒盯住美登利的臉哩。『真想把走過這兒的藝人們攔住，三弦琴，笛子，皮鼓，叫他們唱歌、跳舞，熱鬧熱鬧，教大家開開眼界！』」
這是十三歲，還是個孩子的美登利，一次不知輕重的展示。在她眼前是藝人們穿梭流動，走馬燈般的世界，她以孩子的天真，大人的手法，使其中一名太夫為她而停留了幾分鐘，唱了一支曲。她哪裡知道這當中的交易關係，很快也會是她即將操持的行業法則。她跑上前抓住太夫的衣袖，輕淺地介入了眼前世界流轉的腳步，卻終也要加入構成那流轉的一部分。孩子們的競爭遊戲漸漸散了，有的要再去學校修習，有的開始幫助家裡的生意。有一天美登利忽然就被梳了成人的髮型，隱約感覺到自己即將脫離孩子的行列了。我們這才意識到原來口一葉寫的原來是時間。這時間是在街町的日與夜之間，一點一點，不被覺察地推移。孩子們是最不意識到時間變化的人，在玩耍與競爭中不知不覺便給帶到大人世界的門口。開始面對一些模糊的情愫，模糊到還說不出那是愛情或是別的甚麼。（也許本來所有的情愫都是模糊的。要不是我們都被電視劇帶大，以致於習慣了那幾種粗糙的感情分類，急著像辨認昆蟲標本那樣去分別：這是愛情、這是親情，那人只能做朋友啦…！）
這個〈比肩〉，我覺得，就是一個發生在像這幾天這樣春雨季節裡的故事。所以清早起床聽到雨聲時便又想起，從書架上抽出來翻看，再一次地進入那個綿細輕緩，卻不可挽回的時間裡。故事在美登利在收到一朵紙製的水仙花後結束。那匿名的送花人，悄沒影蹤的信息，全都模糊地，消散在早春的雨氣裡。

時間之窯

有些事情已經過去，但還沒完全變成回憶。還沒完全變成回憶，你就總以為還能對它做些什麼，還該對它做些什麼。想到也許應該要打一通電話，發一則簡訊，或是坐下來寫一封信。可是再想一想，實際是什麼也不能做的。該說與該做的都已經錯過了時機。於是整件事在可以成為回憶前就只是懸著。甚至也還不到能對人說的時候，說出的話總是遺漏多於捕捉。這樣的事一下一下在心口上磨，直到，（也不知道被打磨了的是自己還是事情）有一天形狀漸漸清楚了。想起它的時候就只是想起，而不會想到還得做什麼。於是它就不再那麼懸在心口上了。彷彿放棄的同時也被接納，那一瞬間，它被送進了回憶裡。

德勒茲論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失去的時間不只是過去，也是浪費掉了的時間，無跡可循的時間。記憶中的事情，在某種意義而言，總是被耽誤了的，錯過了的。無論是自己放棄了改變事情，還是別的外力將它從你手中拿走。在你與事件之前不再存在著清晰的路徑，你不能站起來便去介入它、改變它。
於是，只剩下追憶作為唯一的介入方式。去整理，去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時候，看見書店裡有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想著等回程時再買。四天後，在同一個地方轉機，走進同一間書店，卻只有經作者補充修改，牛津大學出版社印行的《最後的貴族》了。雖說基本上是同一本書，且作者在自序中說，這更換了書名的繁體字版更加完整，沒有刪節。但因為四天前曾經站在同一個地點，拿起過那冊《往事並不如煙》，卻又放下。這時總覺得若有所負，彷彿對四天前的那本書失了約似的。
上飛機後我開始閱讀，就此停不下來。真好，寫得真好——除了這樣的讚嘆，更多時候是說不清的巨大觸動。本來，懸在我心裡的那些事，上飛機前困擾著我的個人記憶，現在彷彿被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一個我不曾經歷的時代裡的另一些回憶給撫順了，納進了一條更大的河流裡。它們安靜下來，傾聽著自遙遠處傳來的聲音。
章詒和是「民盟」領袖章伯鈞的次女。一九四一年，在二次大戰尚未結束，國共隱然對峙的態勢之下，國共兩大陣營之外的一些政黨，於一九四一年結盟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參與創建民盟的靈魂人物，許多是曾留學國外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段歷史台灣的讀者普遍並不熟悉。我們幾乎不曾知道，二十世紀的中國有過這麼一群知識分子，致力於在非國即共的零和陷阱之外，發出另一種聲音，建立制衡的第三黨。
這些國共之間的第三勢力，這群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在政權不穩時或許還是統治者爭取支持的對象，政權穩固之後卻也是第一受到壓制的人。五○年代的反右運動，民盟幾名重要領袖紛紛被打成右派，其中就包括了從此被戴上頭號大右派帽子的章伯鈞。章詒和從小在父親往來的「右派」叔叔伯伯阿姨當中長大，《最後的貴族》裡她回憶了幾位敬重的長輩，寫他們每個人不同的性情，淡泊或熱烈的友誼，被出賣時的憤怒，被孤立時的寂寞，最最熱望又最不可及的自由。他們當中有作家，有政治人物，也有什麼都不是，只想按著自己的方式過日子的人。但外在環境並不容許他們總是自由，他們幾乎一無例外地被檢驗，被要求交代，在日形逼仄的天地裡調整著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把這本書讀成一種政治的控訴，傷痕的文學，或是什麼名門之後的回憶錄。《最後的貴族》之所以令我感動，原因全不在此，是因為它那樣彰顯了「人」這個主題。控訴很容易與它所控訴的對象一樣，淪為一時，但對人的體會與凝視卻可以超越這限制。《最後的貴族》裡談到的人，他們的境遇是令人扼腕的。從部長而右派，從作家而囚犯，從名門公子而幾乎下放農村。他們是現代中國最有才情學識的一群人，遭遇卻也最為可歎。但因為作者對他們的認識不是一時的，我們也隨著她的回憶見到了，在時間中舒張開來的這一個個人完整的面貌。這些提醒了我們，人不只是時機、際遇的組合，還有作為一個人的質地。一個質地堅韌的人，在逆境之中，不是只受到磨損，而可能釋出另一種光澤。
不久前，我與一位法國陶藝家談話。那天他剛去一私人收藏家處參觀了一些陶瓷器皿。上車後他放鬆而開心地說，見到了許多美麗的，與有趣的東西。然後，彷彿擔心我錯過了這簡單的英語句子裡所涵藏的訊息，他補充地說：最美麗的，並不一定就是最有趣的。
「什麼意思？」我問。
他說，勉力用他不流利的英語解釋著，有些東西並不真的美麗，但從那些奇妙的釉色變化，他看出了在窯裡發生的事。一件器皿像是一本打開的書，解開的祕密，你朝它望進去，看見曾經發生在它身上，在那高溫的窯裡，火焰與化學元素的對話。
車子衝上高架橋。天氣極好。我轉向前去面對大片的天空，心裡竟說不出地激動。
人作為一種技藝，它的內涵是那樣深邃。即使天地逼仄，時不我予，最終，當你在記憶裡回望，去完整地認識一個人，猶如辨認一件瓷器在窯中經歷的種種。那過程並不全然令人欣喜，人世間的醜惡總是比美麗更多。但人的某些最美好質地，竟然是在最醜惡的環境下顯現，如同瓷器燒出罕見的釉色。沒有人願意見到悲劇重演，但悲劇竟也使我們睜開眼，看出了那些其實，或許，一直都在的人的質地。
時間是一巨大的窯爐。鍛燒著每個人經歷的種種，一些循環往復的主題。分離。想念。困頓。得意。遺忘。以及回憶。

長生殿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傳為唐玄宗的書法〈鶺鴒賦〉。江兆申先生《雙溪讀畫隨筆》形容其筆勢「使、轉、頓、挫之間，精力瀰漫，圭稜如削」，考證其完成的年歲，推斷必為玄宗四十歲以前的作品，所以「一意矜持，務在求勝」。
這「一意矜持，務在求勝」八字，我惦念了好久。上週末，連看了三天全本的崑曲《長生殿》。從第一天唐玄宗與楊貴妃於月下星前飲酒，立誓相守，愛情是在榮華寵幸的頂點，連嫉妒都是甜美的。帝國是在繁盛的雲端，傾天下的人力物力供養宮中的歌舞昇平。卻在楊國忠，安祿山這些角色的身上，暗示著墮落腐敗的根芽。第二天，忽忽安史之亂起，貴妃縊死在馬嵬坡。鉅變生於不測之中，從雲端摔落谷底。於是這天的最後一折，唐玄宗騎馬入蜀，望眼平川，一段獨白戲，便頗有前路迢迢，不知所依之感。到了第三天，唐玄宗一出場已經白了鬍子。（這天演員出了點狀況，唐玄宗連著幾天唱下來，嗓子已經啞了。我這第一次看崑曲的大外行最初還以為，是故意這麼唱著來表現年老悲傷的哩。）這一天的主題似乎便是悔恨。楊貴妃的鬼魂悔生前罪孽，老病的唐玄宗悔不能力救貴妃於馬嵬坡。人鬼相隔，各自懸念那失去了的，錯過了的。直到大團圓結局硬是讓他們又在天上碰面了。

這樣連著三天看下來，便覺得，在舞台的虛幻空間裡，時間感一折一折地伸展開來了。第三天的高力士與唐玄宗，與第一天看起來真是不同。走路的身段姿態，分明就是一對老主僕，經歷滄桑變化，只剩兩人相互為伴。如此看來，整齣戲與其說是關於愛情，還不如說是關於人生的懊悔。關於人有限的視界，在繁華中未能洞燭傾覆的先機，青春的時候看不到老年，歡樂的時候看不見悲傷。楊貴妃被在君王寵幸安全地包覆之時，看不見被進送荔枝的快馬踏殺的人命，為取悅她所而肆行的破壞。在當時，死亡和她是沒有關係的，殊不知，幾折戲之間，便猝然臨之。
唐玄宗李隆基何許人也？他是睿宗之子，排行第三，按太子立長的慣例，是輪不到他當皇帝的。但是李隆基平韋氏之亂有大功，他父親等於是靠著他才穩坐皇帝位。不但長兄宋王李成器謙讓太子位，父親睿宗也覺得該讓他當皇帝才對。因此當李隆基二十八歲那年，父親把皇帝位禪讓給他，龐大的唐帝國到了這年輕的天子統領之下，那可不是按著世襲的慣例，而是他憑實力與功績把天下鞏固下來。意氣昂揚之時，可不真有點「一意矜持，務在求勝」嗎。但也是在他這一朝，唐代由盛轉衰，大起隨著便是大落。
我看《長生殿》後兩天都掉了眼淚，在那些常要在電影院裡借我面紙的朋友眼中，這又成了我的一樁好笑事。真是有所不知，這戲看下來真是會哭的。戲劇濾掉了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簡化為一則故事的同時，也貼近了人類生命共同的母題。生離與死別，擁有與失去，得意與痛悔，這些人生基本的程式設定，我們平凡小老百姓也會經歷的。只不過故事發生在權力及財富頂點的帝王后妃身上，更顯得無可奈何。如此長生殿這劇名，及其英譯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彷彿指涉著現實與想望之間的落差。生不久長，青春無法永恆，然而當其盛時，又有多少人能反省到短暫的本質？長生不可能，但總被誤信為真。

自從明人洪昇寫就《長生殿》，這齣戲曲一次一次地在戲台上演習著不變的生命母題。而無數演員對這些母題不同的體驗闡釋，則一再地豐富著戲曲。彷彿世上原是沒有新鮮事，生死已經發生太多次，但每一次都還是有不足為外人道的甜美與苦痛。我所欣賞的這次演出，也在幾幕戲的安排上與原著有微妙的差別。其中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改編，是在〈得信〉一折。
那是當老病的唐玄宗夢見楊貴妃沒死，驚醒後命高力士尋訪通靈人士來為楊貴妃招魂。某道士高人果然在蓬萊仙山找到成了仙的楊貴妃。楊貴妃託道士傳信「只願此心堅似始，終還有相見時」，並透露即將到來的八月十五中秋夜，便是玄宗「飛昇」之時，請道士指引玄宗的魂魄到月宮相見。
接下來〈得信〉一折，演的就是玄宗得到信息的一幕。在洪昇的原作，以及顧篤璜的改編中，這折戲都只有唐玄宗與高力士兩個角色。由高力士向唐玄宗稟報道士尋訪的結果。但在這次演出裡，則增加為三個角色，即：皇帝、道士，和高力士。本來由高力士代為向玄宗稟報的話，改由道士自己親自說明。
這改動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劇中角色從稟報者與聽稟者的雙向對話，變成稟報者、聽稟者，外加一個旁觀者的三角關係。原來的稟報者高力士，一變成為了旁觀者。
於是當道士向玄宗報告貴妃已經成仙，兩人很快可以相見，我們看見高力士側過臉來，搖了搖頭。我們看到他臉上不忍心的表情，似乎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卻又不忍心戳破，因為道士的滿口荒唐言，乃是眼前這悔恨的老人唯一能有的安慰。當玄宗聽說八月十五即可與貴妃重逢，高力士回答：「如今七月將盡，中秋之期只有半月了。請萬歲爺將息龍體。」這老宦官不忍違忤糊塗了的太上皇，演了一場戲中戲，像哄小孩吃藥睡覺。
從兩角戲到三角戲，舞台上不過多了一張表情，一個知情的旁觀者的表情，便使整件事更顯悽愴——又有誰比這個一直在場的老宦官高力士，更適合擔任這個不忍心的旁觀者？
因此，當最後的圓滿大結局上演，玄宗皇帝升天到月府與貴妃重聚，仙子們跳起霓裳羽衣舞，我感覺自己作為觀眾，襲用了前折戲裡高力士的眼光。直覺得這些月宮中的歌舞，不過是前一折那個活在懊悔中的老人，為自己的死亡虛構出來的美好幻象。當扮成仙子們的年輕演員，跳著很難當上「霓裳羽衣」四個字的舞蹈，我看到的彷彿是另一場戲，一場沒演出來的戲。舞台上是病重將死的老太上皇，發著夢囈，終於見到他苦思多年的貴妃，眼前是廣寒宮闕、旋舞的天仙。這些，圍繞在他病榻邊的宦官與宮娥，沒有一個人看得見。
不知怎麼我想起張作驥《美麗時光》裡，那對被世界逼得走投無路的好朋友小偉與阿傑，在黑道仇家的追殺之下，跳進家門口的大水溝。在藍色的水底世界，他們的傷口與病痛竟然都好了。身邊滿是鮮豔美麗的熱帶魚，彷彿進入了小偉姐姐與她沒有結果的戀人，天各一方凝望著的水族箱。那樣一個幻境的存在，修補了現實的殘酷。

根據正史記載，唐玄宗死時，高力士不在身旁。當時這七十幾歲的老宦官給流放到巫州去了。再度回到宮中，見到玄宗遺詔，老宦官為沒能扶柩而慟哭，不久也死了。倒是，一位也是因罪被流放的史官柳芳，曾經在途中遇見了高力士。柳芳趁機詢問開元天寶宮廷史事，高力士也為之一一述說。一個曾經榮寵之極，官拜驃騎大將軍的內侍，在遠離權力的地方，為自己曾經眼見的繁華做出最後一次敘述。然而他所說的一切，又有多少能讓這名叫柳芳的史官瞭解？
或許，他的敘說從沒人能真正聽見。一如玄宗夢中的霓裳羽衣曲。

哈吉穆拉特

「當納札羅夫整個身體同那匹駿馬合成一體，在平坦的大路上追逐哈吉穆拉特之際，天空那麼明朗，空氣那麼新鮮，生命那麼歡愉地在他心裡躍動，以致於他根本沒想到會發生什麼不祥的、悲傷的，或者可怕的事。他感到高興的是，每一躍進都使他更加接近哈吉穆拉特。哈吉穆拉特從逼近他的哥薩克駿馬的蹄聲上聽出，他快被哥薩克趕上了。他右手拿出手槍，左手輕勒胯下那匹熱得發躁且聽見後面蹄聲的白馬。」

這是托爾斯泰。他寫哥薩克士兵納札羅夫追趕出亡的韃靼人哈吉穆拉特，一開始就像晴天裡的一次出遊似的。清晨時分的霧已經散了，草地與樹木飽含水氣，細碎的陽光在上頭跳。他就策馬衝進那樣的曠野裡，大口呼吸。追趕的目標就在眼前，每一步都更接近一些。他渾然無知於逼近中的危險，那好像不是看守者在追趕一名出亡的游擊英雄，而是在郊遊中發生了點意外驚奇。天空明朗，空氣新鮮，幾乎使人覺得這追趕的片刻，真是這哥薩克士兵生命的高點了。
接下來就是槍響了。納札羅夫在馬鞍上傾倒。他的同伴一個個地死於韃靼人刀下。一個晴朗的早晨霎時血腥滿地。
這篇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被哈洛．卜倫喻為「全世界最好看的故事」。全世界的故事我沒讀過的太多了，不敢像卜倫那麼自信地使用「最」這個字。但這確實是一篇讓我久久懸念的小說。星期四的晚上我讀完這個故事，闔上書，什麼都不想地坐著。我不想它好在哪裡，不肯用分析糟蹋剛讀完一篇好小說既空虛又飽滿的時刻，不願在托爾斯泰的文字之外再加上什麼文字。但說是什麼都不想，恐怕也不盡然。黯淡的房間裡，來自故事的片段，時隱時現，像伏擊的山民。那個走投無路的韃靼英雄哈吉穆拉特，就在我雜亂的書堆裡出沒。

現在已經是讀完這篇小說後的第二天了。我還是想談談它。這是像我這種讀者的一點可憐的樂趣。剛與好作品遭遇時那種空虛又飽滿的，無可言說的狀態，不可能永久持續。過了一天我就又回到語言裡，去搜尋線索，去解釋，去比較，給自己一個理由：「我為什麼喜歡這篇小說」，或「它為什麼好」。其實它為什麼好，理由就在剛讀完時那說不出口的時刻裡。現在我又來多話，也許只是想藉語言的力量，循線回到那已經不再了的狀態吧。這實在是多餘的。可是一直以來我就做著這多餘的事。並且在放線、收線的過程裡，更喜歡、或者有時也會疏遠了、倒戈背棄了一篇作品。
那像是關於一個無憂世界的覆亡，或者說，關於童年的結束。哈吉穆拉特年少的時候，與當地的汗王們情同兄弟，生活過得無憂無慮。有一天，來了一群人號召穆斯林們參加聖戰，威脅著將不參加聖戰的村子夷為平地。也就是說，在哈吉穆拉特的村子之外，某些力量正促使伊斯蘭教徒在聖戰的旗幟下集結。新誕生的伊斯蘭領袖，控制了跨村落部族的力量。所有人都必須選邊站—參加伊斯蘭聖戰，或是繼續臣服於俄國人，以從後者得到不可靠的保護。
哈吉穆拉特算是地方上的領袖，與沙米里有仇，但沙米里用得上他的驍勇善戰。而哈吉穆拉特也因別的仇家挑撥了他與俄人的關係，而不得不加入沙米里陣營，擔任副帥。之後，猜疑的沙米里想除掉他，哈吉穆拉特又回頭投奔俄國人。他具有勇敢、真摯、虔誠，這些前現代的美好品行，但這些品行不足以讓他在越來越逼仄的世間找到安居之地。在俄人與沙米里之間，他不屬於任何一方，卻被迫做選擇。雙方都不信任他，都想利用他，他在形塑現代世界的兩股推力間無路可走。

哈吉穆拉特的悲劇是，他的命運掌握在那些他最輕蔑、最無法溝通的人手中。他是俄人眼中的「山民」，友誼與仇恨都極直接。卻落到了一群自以為是的俄國將軍、迂腐官僚當中。讀到他在投奔俄人之後，被接待去看義大利歌劇和參加舞會，你真為他感到悲傷。那些穿著禮服與珠寶，配戴著肩章和穗帶的俄人，他們在燈火輝煌的大廳裡旋舞，食物與酒瓶堆積如山。纏頭巾的哈吉穆拉特站在人群裡，冷冷地環顧週遭。是怎樣的遭際，才使他遠離家鄉來到這群和他沒有任何共同點的人當中，成為一個異邦人，甚至還必須為這些人們而戰？
另一段敘述，是在沙米里的駐地。沙米里剛與俄國人打仗回來，把敗戰說成了勝利，慶祝著凱旋。入了夜，他想到他最寵愛的妻子阿米涅特那裡去過夜。可是阿米涅特不在（她正跟他賭氣，因為沒給她帶回來綢緞），沙米里就在她房間門口等著。阿米涅特故意不回去，遠遠看見他的身影踱進踱出的，忍不住笑出了聲。
這段故事，就像是尋常戀愛中的男女。如果這個哈米里不是才剛剛下令挖掉哈吉穆拉特兒子的眼睛，如果不去想哈吉穆拉特最喜歡的山歌，其中的無畏與殘酷：「子彈哪，你渾身發燙，帶來死亡，但你難道不是我忠實的奴隸？黑土啊，你將我埋葬，但我的馬蹄不是正踩在你身上？死神哪，你渾身冰涼，但我是你的主人。土地將容納我的軀體，天堂會接受我的靈魂。」

武士之貳

兩個禮拜前我在這個專欄裡提到井上雄彥的漫畫《浪人劍客》，想再多寫一點。
本來，這部以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為主角的漫畫，雖說畫的是歷史上真有所本的人物，卻不令我們感受到有明確的歷史座標感。故事的主軸是宮本武藏的旅程，一趟想要變強、尋求磨練之旅—那似乎是相當個人的旅程，雖然是藉由與外界短兵相接一步一步走下來的。對於與武藏同時的歷史事件，作者提到的不多。但在剛出版的第十八集，井上雄彥忽然向我們揭露了一個時空的參考點，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走進了「關原之役」的戰場。關原之役，那正是豐臣秀吉死後，豐臣舊部石田三成率領西軍與德川家康的東軍正面對戰的一場決定性戰役。這場戰役確立了德川的新霸主地位，為戰國時代畫下句點。接著德川幕府統治日本三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王政復古」，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將大政奉還於明治天皇為止。

換句話說，《浪人劍客》第十八集，宮本武藏如同依本能而生的野獸般闖入的，是具有時代轉折意義的戰場。然而他對眼前正在發生的歷史渾然不覺。他是在尋找著與人對戰磨練的機會時，才不意闖進了這個歷史的現場。在東軍與西軍兩股互相推擠的力量之間，他既不屬於東軍，也不屬於西軍，只屬於自己。此外的所有人，都是對手，如同磨刀石之於劍。
兩種時間在這裡會合了。大歷史的時間，與宮本武藏自我鍛鍊的時間。前者屬於人群集體公約數的時間，後者是個人生命史的進程。井上雄彥筆下的武藏顯然專注於後者，他不看見身邊無名的屍首，不曾懷疑自己是否正站在時代傾斜之前最後的平衡點上。使得「關原之役」這赫赫有名的歷史事件，對他而言只有提供敵人、鍛練劍法的意義，幫助他理解自己究竟有多強，或多微不足道。他所立足之地，可以是關原，可以是任何一個戰場。
兩種時間，雙向的匿名作用。歷史使無數的人匿名，無名無姓地消失在戰場上。而武藏這個角色對鍛鍊的專注，也使得「關原之役」在他眼裡顯得毫無重要性—在強大的自我時間之前，歷史，匿名了。
但即使，渾然不覺於歷史的作用力，戰爭仍是摧毀性的。井上雄彥描繪，關原之戰主戰役結束的那個晚上，是另一場殘酷狩獵的開始。正面的歷史時間之下，才是無數小人物求生存的時刻。《聖經．傳道書》：「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戰有時、和有時。」時間公平地給予這一切事件顯現的機會，無論善惡，無論正邪。夜晚來臨了，獵殺的時刻也隨之而來。
又一次，大歷史的時間拆解為個人求生的時間。戰敗的西軍武士們，藉著暗夜與山林的蔭庇躲藏起來，丟棄之前砍殺的人頭，潦草地綑紮傷口，在恐懼與絕望，及同黑夜一般濃稠的死亡威脅下互相勉勵要活著回到大阪。他們也和武藏一樣不知此時歷史已然推進到什麼地方了，下一個時代是誰的天下，自己正處在歷史的順流還是逆流。擺在眼前的是更切身的生存競爭，想要活著離開，必須躲過敵軍的大規模搜山，此外還有在戰爭中失去一切的村民，孤注一擲地加入搶奪及獵殺落單武士的行列。那是一幅人間地獄的圖像，生存所應用的是野獸的規則。

日落之後的戰場，對於自己正置身其中的歷史的目盲。也許正是那目盲使一切更顯殘酷。我忽然意識到這莫非就是井上雄彥的企圖？他幾乎不對歷史事件做任何後見之明的說明，使他的角色全都只是專注地在自己的時間裡走。而我認為這是井上雄彥的漫畫勝過原著小說的地方。原著小說吉川英治一開始就忍不住來上一段，讓武藏發表對東軍內應金吾中納言秀秋的不滿。相形之下井上雄彥的武藏對歷史更無知（他大概根本搞不清楚金吾中納言秀秋是誰，或西軍為何戰敗吧），或者更不關心。其他許許多多的角色也像他一樣無知，一無所知地在歷史的現場裡死去。
在入夜後緊繃肅殺的山林之中，井上竟然安排了這樣一段場景。一名敗戰的西軍武士，看著遠處的火光聚集到一個地點時，脫口而出說：「好美啊！」
是什麼使得火把聚集呢？逃亡的敗軍武士不可能明目張膽地點著火把，因此火把只可能是勝利一方的搜山隊伍。勝利者帶著屬於他們份內的光明在入夜後的山林裡尋找殘餘的敵軍，尤其是被高價懸賞的主將。火光聚集，表示有敗軍被發現了，勝利者聚攏起來，圍捕張惶的困獸。殺戮，正發生在火光最熾盛的地點。
兩名西軍武士遙遙望著遠處聚集的火光，明白那光亮象徵著可怖的厄運。這兩個無名的小角色，在那時彷彿突然拉出自己的時間，窺見了自身命運之外的什麼。他們無力救援什麼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走出這片山。但從一段距離外望見的火光，竟是那樣美。